未来主义: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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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2-11-21
作者简介:徐刚(1975-),男,内蒙古通辽人,文学博士,内蒙古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文学理论研
究;胡铁生(1953-),男,吉林抚松人,法学博士,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教授、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世界文学和政治学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美国华裔科幻小说中的‘华裔未来主义’研究”(项目编号:22XWW001);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美国文
学研究”(项目编号:CSC97822032)。
①本文所指的美国华裔科幻作家不同于先前常用的美国华裔作家,而是指包括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和在中国出生、后来加入美国国籍的华人在内的一代青年科幻文学作家。
第56卷 第2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年3月 Vol.56 No.2
JOURNALOFZHENGZHOUUNIVERSITY
Mar.2023
未来主义: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新趋势
徐 刚1 胡铁生2
(1.内蒙古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内蒙古通辽028000;2.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 要:近年来,美国华裔文学中的科幻作品因兼具科学性、文学性与人文关怀精神而屡获雨果奖和星云奖等国际科幻文学大奖,并成为美国华裔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支新兴力量。
该领域的科幻小说以其独特的华裔文化价值观视角,表达出美国华裔科幻作家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关注及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思考与忧虑,因而具有鲜明的未来主义倾向。
该类型小说的科幻叙事实质上也是华裔作家在科幻文学这一话语场中对自身诉求及其文化价值观的表达。
美国华裔作家在该领域构建的话语空间所表达的政治和文化诉求以及后族裔人文关怀,因具有不同文化群体直面现实困境、重新定义自我身份、消解“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憧憬未来和谐社会而成为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关键词:未来主义;科幻小说;政治与文化诉求;东方哲思;后族裔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23)02-0090-06
作为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个文学艺术流派,未来主义思潮探讨科学技术和社会未来发展的前景以及人类走向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走向以及对人类未来生存、生活的情感和态度方面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英美等西方国家科幻小说中的未来主义通常体现出西方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较少关注处于社会边缘境地的少数族裔群体的生存现状以及他们对未来发展的愿景。
当代美国华裔科幻小说则突破了华裔文学中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身份书写等叙事传统,其作品中体现出的未来主义思想以其具有东方哲思的华裔价值观视角,通过科幻作品的虚拟空间表达出美国华裔科幻作家①对当代西方社会存在的种族主义、文化冲突、伦理困境等问题的关注,同时也表达出他们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反思和忧虑,形成了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未来主义新趋势。
一、华裔科幻小说中未来主义叙事的空间政治诗学
科幻小说是在科学元素、逻辑自洽、人文思考三要素的统一控制下,并在尊重科学结论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想象的一种小说类型。
在一定程度上,科幻小说采
取异质时空的叙事策略,可以折射出不同政治文化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话语诉求。
美国华裔科幻小说中的未来主义叙事空间由于突破了传统的物理空间认知,将叙事的空间置于政治文化语境中,进而使其超越了单纯作为人物活动场所属性的空间范畴,并突破了将现实空间作为文化和精神隐喻的传统书写模式。
从总体上来看,西方科幻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世界观往往具有很强的对抗性,尤其是以机器人、外星物种、科学怪物等为代表的“他者”与以超级英雄为代表的人类“自我”之间的碰撞。
但在美国华裔科幻小说中,作家由于采取了解构西方主流文学的人际关系叙事传统,因而其人际关系书写向读者展示出一种全新的、超越了西方传统的自我与他者的叙事模式。
科幻小说为华裔科幻作家提供了在一种独特的政治诗学空间内参与颠覆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叙事方式,即“通过构建疏离性的空间对熟悉的自我未来的设定和对异己性的各种形式的隐喻编码———异己的环境、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产生对种族、文化、性别和其他形式差异的新理解”[1](P3)。
如果说传统的美国华裔文
学关注的主要是以往现实中存在的美国社会、政治以及族裔关系的话,那么当今的华裔科幻小说则更加关注未来的人类社会、政治以及人际关系的再想象,因为该叙事空间的形成是社会组织形式的一种艺术转换和人类经验的产物,它不仅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干预的产物,而且是反过来影响、控制和指导人类行动的一种认知方式和行动的力量。
美国华裔科幻文学所建构的文化空间生产主要基于华裔价值观视角,运用象征、想象、意指、隐喻等手段,在该空间内进行文化编码建构,并形成了社会历史意义的表征性空间。
华裔科幻文学所参与的这种表征性空间的建构作为文化表征空间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语言文字符号为媒介,在科幻文学这一表征空间内体现出独特的空间政治诗学,反映出话语权之争在本质上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世俗权力之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华裔作家在科幻文学话语场内的理想与诉求表达方式。
美国华裔科幻小说的未来主义叙事多采用时空置换的叙事策略,从族裔、性别、文化、记忆等多维度去挖掘该空间内所蕴含的社会发展推动力,表达他们对社会的构想及政治文化诉求,进而形成了美国华裔科幻作家对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殖民主义心态的批判精神。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在其专著《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中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2](P2),因为人类总是以自身当下的思维方式和立场来解读历史。
然而,空间又是人类主体意识、欲望、身份的投射,因此,华裔科幻小说中构建的诗学空间所反映的内容可被视为是“时间政治”性质的。
华裔未来主义所致力于从事的创作要么是想象未来,要么是改写过去来重塑现在,进而在华裔科幻小说中形成了诗学空间的一种独特的“对抗性记忆”。
在刘宇坤的短篇科幻小说《终结历史之人》里,作家将故事的地理空间设定在美国,但主人公美籍日裔物理学家桐野明美运用量子纠缠理论发现的“桐野粒子”可将人们带回到过去的某个时空里去。
桐野明美的丈夫、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魏博士借助桐野的科学发现来重现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中国东北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因为对于魏博士而言,“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无知是一种罪孽,他不能允许无辜者的血泪被遗忘,更不允许施暴者的罪责被豁免”[3](P212)。
在该小说中,作者利用“桐野粒子”这一虚构的科幻元素,以打破时间的单一向度和时空连续性的传统文学叙事模式,让731部队的细菌受害者后代与731部队军医的后代通过“桐野粒子”实验来共同见证731部队令人发指的暴行。
虽然小说中的魏博士最终因来自日本及西方社会官方、学术界、民间个人等多方面的非难、诽谤、死亡恐吓而抑郁自杀,但是该小说却以其独特的时间政治诗学重现了那些被遮蔽、扭曲、遗忘的历史真相,抨击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掩盖历史的行径,揭示出西方民主与自由假面具掩盖下的真实本质。
华裔科幻小说所建构的诗学空间不仅具有“对抗性记忆”的历史观,而且还具有对现实及未来社会发展的理想憧憬。
美国华裔科幻小说中的反乌托邦理想在其科幻叙事中,通过对未来空间虚构加幻想的书写方式,将社会生活中的可怕情景呈现出来,进而成为对人类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方式进行反思的小说类型。
其作品面对当代高科技的现实生活,“以逆向思维的模式”对“集权主义和科技发展导致的社会弊端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4](P90)。
由于该类型小说采用了幻想、夸张、变形、荒诞、黑色幽默等手法,使小说文本形成字面叙事之外的深层寓意,从而达到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社会弊端进行揭露与批判的目的。
科幻作家鲍嘉璐的小说《鸽子飞升》中所构建的空间就是这种现实社会关系的映射,也是对现实生活中处于边缘境地的弱势群体生存现状的描写和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与抨击。
该小说描写了主人公白鸽从一个温柔的女孩到一个具有强烈反叛意识的“女勇士”的转变经历。
在该小说的未来世界中,作家呈现给读者的是月球时代的高科技文明,与之相对的则是政客的丑陋行径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对立。
该小说中月球殖民地的黑暗与混乱现象是作家对现实世界中西方列强殖民第三世界国家的戏仿:人物被划分为“有用”和“无用”两大类,身体强壮的或有科学研究能力的人可以自动晋升为统治阶级,而其他人则像体内无用的食物残渣一样被遗弃。
此外,读者在该小说中还可以看到地球人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而人类的心理结构也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扭曲。
于是,月球人生活的很多细节描写也就成为了现实生活中地球人的缩影。
在该小说中,手屏是一款嵌在手背上、不需要充电的智能手机,这给生活在月球上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然而,月球人不仅过度依赖手屏,而且月球兵团利用这项技术还可以在24小时内随时监听月球人之间的交流,这显然既侵犯了人的隐私权,又使人们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美国“棱镜门”事件。
因此,美国华裔科幻小说采用时空置换的叙事策略,将由科幻叙事建构而成的异质空间打造成为表达其政治及文化诉求的话语场,并在该话语场内揭示出西方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殖民主义者的真实心态。
二、华裔未来主义科幻叙事的东方哲思
未来主义原本是20世纪初期在西方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非理性哲学影响下,该社会思潮在文学界又演进为一种文学流派。
然而,西方文学中的未来主义,不论是体现西方正向价值思维模式的乌托邦小说,还是逆向思维模式的反乌托邦小说,其深层内涵均体现出西方所崇尚的个人主义工
具理性思维[4](P84)。
而在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下,美国当代华裔作家所持的未来主义则致力于实现人类价值的共同诉求和多元族裔文化的共存与共荣。
具有中国文化智慧的东方哲思对世界的认识更加强调整体的和谐与自洽。
在其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文化深受“儒”“释”“道”三家哲学思想的影响而形成了“以和为本”的文化价值观。
无论是儒家的“大同”、佛家的“慈悲”,还是道家的“清心”,其思想核心都是“和为贵”。
在家庭层面上,“和”主要表现为亲情伦理。
在社会层面上,“和”则表现为“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为此,儒家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教之以义方”,推崇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使人人都能各自相亲,从而最终达到全人类和谐友爱的理想目标。
美国华裔科幻小说中的“未来主义”将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价值观、伦理隐喻与现代科技知识有机融合起来,其超越族裔局限性的文学叙事体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东方哲思,折射出美国华裔科幻作家对当今社会问题的文学反思和对世界未来发展的关注。
曾多次荣获雨果奖、星云奖和世界奇幻奖(含提名奖)的华裔科幻作家伍家球在其短篇小说《祭祀》中,描写了未来人类移民到半重力状态下的赫克托星球之后,虽然人们可以享受现代科技所带来的舒适生活,但是他们却更加关注自身的利益,而人际伦理和亲情关系则日渐疏离。
小说主人公汤姆·雷的父亲到月球出差时因航天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
在父亲的葬礼上,汤姆·雷发现教堂里一点儿肃穆的气氛也没有:“在这家教堂举行的每一次葬礼一定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对死者压根儿没有任何情感的投入。
”[5](P20)参加葬礼的人们也只是来到教堂走个过场,敷衍一下,之后就脸上带着微笑,拿他父亲生前的一些事作为谈资,聚到一起开始随意地聊天。
汤姆·雷的外公阿尔文为了缓解家中悲伤的气氛,想起了从前在唐人街的时候华人祭祀祖先的仪式,于是,阿尔文凭其模糊的记忆列出中国祭祖所需的用品。
小汤姆·雷在电脑上查阅资料,在学校的化学实验室里制作了祭祀用的鞭炮。
赫克托星球上的肉、鱼大都是用营养液的无性繁殖纤维做成的,米酒却需要进口,价格也很昂贵。
汤姆·雷的妈妈艾伦就亲自动手,精心地准备了祭祀用的鸡、鱼、猪肉、米饭和米酒。
在全家人的共同努力下,这场祭祀仪式才得以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下顺利进行下去。
该小说对逝去家人的祭祀,体现出“仁义慈孝”的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精神,而亲朋需要“庄严肃穆”地参加葬礼则体现出“贵和重理”的中国人际伦理观,这种伦理观正如小说开篇所言:“巴比伦、埃及,甚至印度古老的文明,或在岁月的长河中湮灭,或出现了断层,唯有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绵延不断。
传统的力量甚至表现在祭祀亡灵上,哪怕是在宇宙空间,中国人也要按中国的传统办事。
”[5](P20)外公阿尔文遥想昔日的芝加哥:“自己的祖先从万里迢迢的中国大陆把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带到了太平洋彼岸。
现在他又在孙儿、计算机和化学实验室的帮助下,把同样的仪式从地球带到更为遥远的另一个星球上来。
”[5](P24)他希望自己去世后,小汤姆会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后续传人。
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家庭伦理熏陶下,小汤姆没有让外公的愿望落空,当外公阿尔文去世后,小汤姆又为外公举办了同样的祭祀:“汤姆又在化学实验室制作了鞭炮。
然后,设灵堂,搭神龛,摆上母亲准备的祭品,又在墙上挂了两张遗像,一幅是父亲的,另一张是外祖父的……”[5](P24)
此外,当代美国华裔科幻作家还在他们的作品中采取了将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科技伦理问题与现实社会中的伦理问题相互折射的叙事方式,以其东方哲思来探讨科技发展与人类发展中出现的伦理困境,尝试建立起人类与科技和谐发展的科技伦理观。
曾获最具权威性的世界科幻大会最佳科幻新人奖的作家朱恒昱在其《道的新生》这部作品中通过讲述数十万年前因意外降临地球、名为跨生的外星种族寄生者与人类冲突的科幻故事,就现代科技所带来的工具理性对人类的情感和意识的漠视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该小说描述了外星人在地球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两个派别———和平派的代表人物普罗菲斯和主战派的代表人物真吉克斯以及他们在不同时代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以中国道家的和平、自然、随性的“无为”哲学观对纷争不断的人类世界的和谐发展形成了正向价值的启示性意义。
因此,华裔科幻作家的作品更多地反映出作家在东方哲学与当代西方社会价值观的碰撞下所做出的社会理想思考,而这也是华裔作家为探讨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进行的文化伦理反思。
华裔科幻作家通过借鉴母国传统文化,在其作品中倡导“仁爱和平”和“群体和谐”等传统伦理观,使其科幻小说跨越了族裔藩篱,以人类共有的价值观打破了中西二元对立的西方思维模式,而这又为世界文学、人类文化以及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诗意表达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
除上述论及的美国华裔科幻小说家的作品以外,东方哲思还体现在许多其他美籍华人科幻作家的作品里。
荣获雨果奖和星云奖的美国华人科幻作家刘宇昆在接受采访时就曾提及儒家思想尤其孔子的“中庸”思想对他看待世间事物所形成的影响:“我是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有一种非常深刻的妥协与和解的观念。
在许多西方关于冲突的观念中,都有一个必须选边站的问题……而在中国文化中,却倾向将两者结合或协调起来,而非只选一方而摈弃另一方。
”[6]
刘宇昆坚持在其科幻小说的创作中将世界文化的差异性和包容性作为主题,反对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霸权和殖民,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反对在重大问题上表明立场,但总体而言,中国文化更倾向于找到一种包容差异的方法,并以这种和谐共处的方式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
因此,刘宇昆的《结绳记事》《北斗》《蒲公英王朝》等作品也都具有东方元素的故事情节,以隐喻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天下大同”和“中庸之道”等中国哲学思想,并以中国哲思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在其作品中揭示出科技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而不只是沉浸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中。
科幻作家特德·姜的《巴比伦塔》和《赏心悦目》等科幻作品则聚焦于现代科技冲击下出现的人类中心主义、社会公正的缺失、人工智能体的伦理困境以及生命伦理危机等,体现出美国华科幻作家在东方哲学影响下的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考。
三、华裔未来主义叙事的后族裔人文关怀
近年来,青年一代美国华裔(华人)科幻作家在创作中将科技元素与现实社会问题相结合,并借此揭示科技发展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矛盾和解决这种矛盾的途径,因此,美国华裔科幻作品在后族裔时代的未来主义叙事中呈现出科学、文学和人文关怀有机融合的新趋向,人工智能伦理、技术异化、边缘群体权益等问题也逐渐演进成为美国华裔科幻小说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因此,美国华裔科幻作家的关注点已超越了种族壁垒,表现出一种普遍关怀的人文思想,这对构建和谐的世界新秩序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尤其在西方叙事学的影响下,美国华裔作家借鉴中国当代叙事学创新发展的经验,“采取‘照着说’‘接着说’‘对着说’‘说自己’”的叙事模式[7](P80),以其未来主义的态度进行科幻文学叙事视角,形成了美国华裔作家对后族裔时代的人文关怀。
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一直是科幻文学关注的核心议题,因为随着以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当代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人脑的部分功能,而人工智能的最终目标是让机器像我们人类一样完成如认知、理解、推理和决策等一些复杂的任务。
但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普及应用,又会对传统社会伦理形成潜在的冲击与危害。
在科幻小说《软件体的生命周期》中,华裔作家特德·姜更加关注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困境问题。
在这部小说中,特德·姜描述了一种名为迪吉恩兹的蓝色伽马系列人工智能体,当其被发明出来后就马上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流行起来。
在以往的人工智能科幻小说中,人工智能体从被发明的那一刻起就被完美地设计出来,它们可以从事人类想让它们去做的任何事情。
然而,人工智能体不可能一出世就具备人类所希望的一切,也不可能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它们必须由人来决定它们所具有的知识和学习能力,因此,人与人工智能体之间必然存在一种不可分割的特殊伦理关系。
在《软件体的生命周期》中,人工智能体具备了不断学习和思考的能力,主人公安娜·奥瓦拉多和德里克·布鲁克斯等人承担起指导人工智能体的责任。
与人工智能体迪吉恩兹共同生活的经历给他们带来了快乐,但同时也带来了困惑。
迪吉恩兹是虚拟的宠物,其代码在网络上运行并生活在虚拟的环境中,刚生产出来时它们对世界并没有太多的认知,但有学习的能力。
开发商将其作为宠物卖给消费者,让消费者保养和教育它们,它们就逐渐具有了一些人类的特征。
然而,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迪吉恩兹过时了,被更加先进的人工智能数码体所代替。
面对科技的迅猛发展,迪吉恩兹如果继续运行就必然参与市场转型,否则就会被淘汰。
但是,不同的人对迪吉恩兹未来应用的方式大不相同,有些人将它们用来娱乐自己,而另一些人则把它们当作人类的奴仆。
一家名为“零-欲望”的充气娃娃公司希望把迪吉恩兹改造成人类顺从的性伴侣[8](P42),而生产家用机器人的“幂级器械”公司则宣传其每一款机器人都更接近消费者对人工智能体的梦想———从启动之时就绝对忠诚、绝对周到的管家[8](P49)。
显然,这两家公司试图提供的是人类的奴隶———这些机器人是有意识的,对主人是完全忠诚的,没有对主人的任何抱怨,也不希望从主人那里索取任何权利。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虽然现有的软件和机器人还不能达到像科幻小说里描述的那样,但以现代科技发展的水平及其速度观之,人类只要持续努力,终将会创造出与人类外形相似的人工智能体。
那么,人类创造这种人工智能体的欲望背后又暗示了什么呢?在一次采访中,特德·姜指出人工智能实际上是“奴隶制的隐喻”[9]。
在特德·姜看来,科幻小说中创造出来的与人类相似的人工智能体,只是为了满足某些人得到忠诚奴隶的欲望,因为科幻小说中所描述的机器人最吸引人之处是它们会成为奴隶,而它们的主人却不会在道德上为此而感到内疚。
西方科幻小说中描绘的类似人类的人工智能体,极易使人们产生拥有奴隶而并无罪恶感的幻象。
在华裔作家特德·姜看来,这种假设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因为如果人工智能体既具有意识,又像人类一样有能力,“你就会像奴役人类一样受到道德上的谴责”[9]。
特德·姜认为,世上不可能存在为人类服务却又没有道德义务的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他相信,一个有意识和有能力的机器人“只能通过20年的训练,由其他人保养,并在其一生中获得经验”[9]。
就像安娜和她的同事德雷克在《软件体的生命周期》中所做的那样,如果你拥有一个具有意识的人工智能体,那么它也需要在20年的时间里成长起来,因此你就会对它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