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爱牡丹，宋人却爱梅花？解读宋诗的精神气质

唐人爱牡丹，宋人却爱梅花？解读宋诗的精神气质

唐宋两代，是中国历史上两座高峰，尤其是在文化上。

但就像人们总会问哪一座山是世界第一高峰一样，后世也常常会争论究竟是唐文化更盛还是宋文化更好。这两个相去不到百年（指唐朝907年灭亡，宋朝960年建立）王朝，演绎出了迥然有别的风采，以至于形成了两种文化类型：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

这种差别体现在方方面面，大到社会风俗、士大夫的风气，小到妆容、服饰，甚至对花的审美都不一样——“唐人爱牡丹，宋人爱梅花”。这可不是乱说的。

唐人对牡丹的喜爱或许可以用惊动朝野、举世疯狂来形容。当时宫廷寺观、富豪庭院，甚至百姓民宅种植牡丹都蔚然成风，牡丹“变易千种，红白斗色” ，春赏牡丹已然成为唐人的一大时尚。白居易《牡丹芳》就描绘了这种盛大场面：“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庳车软舆贵公主,香衫细马豪家郎”。唐人的牡丹诗数不胜数，其中玄宗朝中书舍人李正封一句“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使得牡丹成为“国色天香”的代名词，而刘禹锡“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更是让牡丹坐稳了“花中之王”的宝座，也渲染出唐朝人对牡丹“车马若狂”的偏爱。牡丹的色泽艳丽、雍容华贵正符合唐朝大开大合、昂扬自信的审美品格。

然而到了宋代，淡雅的梅花“横空出世”，让秾丽的牡丹退居其后。宋人对梅花的喜爱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他们种梅、赏梅、画梅，甚至以梅作为自己的字、号，如梅亭、梅津、梅屋、梅溪、梅谷、梅崖等等。相比起唐人，宋人似乎更注重花的内在，梅花不仅是最爱，同时还是至尊，梅花“比德”，强调的是傲于霜雪的坚忍与高洁。梅花不仅是赏玩的对象，更是幻化成为宋代士大夫理想人格的代表。宋人也为梅花做了很多诗，如陆游的《梅花绝句》，朱熹的《墨梅》，林逋的《山园小梅》更是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永远飘香后世。

由此，似乎又引出了关于唐宋文化的另一个问题。传统上一直有

“唐诗宋词”的说法，宋词可与唐诗比肩，但宋诗却往往被认为逊于唐诗。鲁迅先生就曾言：“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经做完”。钱钟书先生也曾感慨：“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

但宋诗是否真的次于唐诗，还是它们各有专长，各有特色呢？张伯伟教授的《中国诗词曲史略》描述了两千五百年诗歌词曲的复杂而曲折的变迁史，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今天我们不谈大家已经颇为熟悉的唐诗，而是走近似乎被宋词掩盖了光芒的宋诗，看一看它的别样魅力。

01

宋诗产生的文化背景

宋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这大致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俸禄厚。其二，休假多。其三，退休待遇高。

优厚的生活待遇正是当时士大夫游乐的物质基础，所以宋人的文艺生活亦颇为丰富。在宋人的诗集中，也常常能够看到对这类生活的描写。而士大夫退休之后，每每结为会社，赋诗作文，北宋时期就有著名的“同甲会”“五老会”“耆英会”“真率会”等。

此外，自中唐韩愈以来，以帝王或藩王为中心形成的文学集团，逐渐被友朋之间的彼此唱和或者以门弟子为骨干所形成的文人集团所取代。这种类型的集团到了宋代也变得更为突出，如北宋洛阳的西都文人集团和苏门“四学士”或“六君子”等。这些文人集团的大量出现，对于宋诗特色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为一个重文的时代，宋人的文艺生活不限于文人士大夫。上之而帝王君主，下之而平民百姓，朝野上下，普遍尚文，并互为影响。北宋的太宗、真宗、仁宗、徽宗都爱好读书赋诗。朝廷既屡有赓歌，民间亦颇结诗社。

民间诗社的成员，或为“屠儿”，或“货角梳”，或业“质库”，或营“酒肆”，均为普通百姓。南宋的民间诗人就更多，如宋末的江湖诗人，大多数是平民身份。这样浓厚的文艺气息，就促进了宋人的创作和评论热情的高涨。即使以厉鹗的《宋诗纪事》为范围，已收录

诗人三千八百多家，数量远远超过《全唐诗》的二千二百多家。

宋代文化彻底荡涤了唐代的富贵气，具有更为突出的平民风貌。如果说，唐代还多少保存了一些六朝以来贵族的华赡与浪漫，那么宋代士人所具有的是平民的朴素平淡气质。宋诗推进了晚唐五代以来诗歌语言上的通俗化倾向，也是平民气质所凝成的时代精神在文学中的反映。

经过五代的乱离，宋人努力从文化上加以反省，希望重新建立人生的价值观。因此，理性色彩便成为宋代文化的特色之一。这种文化精神发而为诗，就表现为以意为主，多议论化。同时，宋代文化也是融合了儒道释的一代新文化。特别是禅宗自晚唐五代以来，在社会上流传甚广，遂进一步影响到诗歌创作和评论。

此外，印刷业的进步也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古人的或同时代人的诗集，都可以迅速地印刷出来，广泛地为人所阅读。在这样的文化空气中，诗歌也理所当然地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02

宋诗面貌的形成：梅尧臣“平淡”之体

宋初诗歌是上承晚唐五代的，其体有三：一是白居易体。二是晚唐体。三是西昆体。而宋诗面貌的初步形成，实以梅尧臣为代表。其《寄滁州欧阳永叔》诗云：“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唯存先王法，好丑无使疑。安求一时誉，当期千载知。”如果说，“儿女书”和“风月诗”可以分别代表西昆体和晚唐派的话，那么，他说的“安求一时誉，当期千载知”，就显然是要与流行诗风背道而驰了。

无论是西昆体还是晚唐派，他们都是重律诗而轻古体的，梅尧臣则是以古体诗作为其代表。他诗集中的《希深惠书与师鲁、永叔、子聪、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长达五百言，是“宛陵体”形成的标志。谢绛在《又答梅圣俞书》中说：“忽得五百言诗……语重韵险，亡有一字近浮靡而涉缪异。”（《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五）陆游《剑南诗稿》中八处自称“学宛陵先生体”或“效宛陵先生体”，也都是指其古体诗而言的。而从他开始，宋诗也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唐诗的道路。

刘克庄《后山诗话》前集卷二指出：“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

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哇淫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阳修）、尹（洙）下。”对于宋代文学来说，欧、尹之功勋在文，而梅尧臣的贡献在诗。作为有意形成宋代文学新貌的人来说，他们是想在元和文学“体变新”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新变。所以当时人的心目中多以元和文学为榜样，并进而想加以突破。

陆游认为梅尧臣之能够成为一代宗师，也就在于他“突过元和作，巍然独主盟”（《剑南诗稿》卷五十四）。梅尧臣是和欧阳修、尹洙一起发动诗文革新运动的，北宋诗人中如欧阳修、王安石、刘敞、苏轼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影响。作为宋诗的“开山祖师”，梅诗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创造了以“平淡”为主的宛陵体。

《四库全书》收梅尧臣《宛陵集》。

梅尧臣在《读邵不疑学士诗卷……》中指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他评论林和靖的诗，则曰“平淡邃美”（《林和靖先生诗集序》），说自己的诗“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古淡”（《依韵和晏相公》）。欧阳修评论梅尧臣的诗“以闲远古淡为意”（《六一诗话》），又说“子言古淡有真味，太羹岂须调以虀”（《再和圣俞见答》，《居士集》卷五），这些皆足以说明“平淡”是梅尧臣的审美理想和创作追求。

元人龚啸云：“去浮靡之习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于诸大家未起之先，此所以为梅都官诗也。”（《宋诗钞·宛陵诗钞序》引）平淡是宋诗的特色之一，它是出于锻炼、组丽而又与雕琢、华靡相反的。但没有锻炼的平淡往往流于轻率平易，未经组丽的平淡往往枯槁杳冥。

梅诗不是这样，他自己说“我于诗言岂徒尔，因事激风成小篇。辞虽浅陋颇剋苦，未到《二雅》未忍捐”（《答裴送序意》）。方回评曰：“宋人当以梅圣俞为第一，平淡而丰腴。”（《瀛奎律髓》卷一）所以朱自清指出：“韩诗云'艰宕怪变得，往往造平淡’，梅平淡是此种。”（《宋五家诗钞》）这一点，也是宋人的通识。如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指出：“大抵欲造平澹，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澹之境……今之人多作拙易诗而自以为平澹，识者未尝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