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考制度导致的教育模式

中国高考制度导致的教育模式

我们正处于一个货真价实的应试教育时代，我们的孩子、老师、学校和家长，包括我们的国家，我们整个社会，时刻

都能感受到应试教育所带来的切肤之痛。那末。究竟应试教

育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什么本来应该是人的幸福生活

奠基工程的教育过程，却成为了人的幸福生活的现实障碍或者潜在障碍？为什么本来应该是人材成长摇篮的基础教育，反而

对创造型人材的成长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呢？笔者判断，

根本原因在于统一高考制度对基础教育的错误引导。

国内外教育实践，特殊是我国高考制度恢复后30年的

教育实践证明，高等教育升学考试对于基础教育具有决定性

的导向和引领作用，不仅引领着基础教育的价值观、人材观

和质量观，而且引领着基础教育的具体操作过程。正如俗话

所说，高考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

何谓“统一高考制度”？就是全国统一的高等学校招生

考试制度，其特点是：统一招生计划、统一考试内容、统一

考试过程、统一招生录取。自从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

就向来实行全国大一统的高考招生制度。虽然后来实行省级

命题，但是招考模式基本未变。国家实行统一高考制度的目的，是要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实

现公平与效率并重，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材。那末，

这个目的实现了吗？

回首来路可见，无论是在“文革”刚刚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时期，统一高考制度对于振兴教育、选拔人材、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对于改变千千万万人的命运，都发挥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时至今日，统一高考制度在继续发挥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对人材成长，对个体生存和发展，对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带来了巨大的、深刻的负面影响。其具体表现是：统一高考制度的长期实施，导致教育价值偏离，并由此引起教育观念对国家教育方针的背离；统一高考制度对教育市场的非理性垄断，使升学竞争成为基础教育的主旋律；高考指挥棒对基础教育实践的非正确引导，导致应试教育成为基础教育的主要特征。统一高考制度就像一只失灵的罗盘，牵引着基础教育这艘失控的大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横冲直撞。

统一高考制度所造成的教育价值偏离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

一是知识本位。因为高考录取的基本依据是学生的考试分数，所以教育过程把向学生传授知识视作基本目标甚至最高目标。在实际教育过程中，学校和教师“将本来宽泛的教育概念狭隘化,把知识传授等同于教育本身,”教育活动以知识传授为中心，偏重于向学生介绍和分析学科知识体系，而忽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为了使学

生集中精力获取知识，大量存在着“去人文化”现象，即知识传授过程忽略、回避，甚至故意远离对人文精神的阐释和挖掘，知识传授予人文精神的培养互相分离，从而使知识学习者成为简单知识的容器。

二是功利主义。在现行高考制度下，升学是家庭和学生的最高利益目标，提高升学率是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的最高利益目标，利益驱动成为整个教育过程的原始动力和根本动力。利益分配的基本模式是：家庭或者家长——孩子考上好学校，将来有出息；光宗耀祖，家长脸上光采；学校——学校被评为先进单位，老师获得荣誉并得到更多的奖金，校长职务得到提升；教育管理部门——得到党政领导的重视，部门负责人职务得到提升。利益驱动的结果，导致家庭和学生对升学的狂热追求，导致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甚至全社会对升学率的近乎迷信的追捧。其实，在追求升学和追捧升学率的过程中，人们对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的考量超过了对国家利益的考量，对眼前利益的迷信遮蔽了对长远利益的思量，对现实利益的掠夺动摇了未来利益的基础。所以说，片面追求升学率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

与此相联系，如果家庭、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抛却对升学率的追求，那末，他们自身的利益就要受到严重伤害。也就说，如果孩子不能升学或者不能上好学校，那末，家庭可能就要多花钱，家长也会感到脸上无光；如果升学率上不去，

那末，学校的声誉就会大受影响，老师的经济待遇就会降低，校长就有可能被撤职或者调离，政府对教育管理部门的评价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人们对教育功利的追

求实属被“逼上梁山”。

三是工具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就是在实践过程中

充分发挥工具（手段）的作用，追求过程的最大功效，为实

现某种功利目标服务。在工具理性的引导下，行动只由追求

功利的动机所驱使，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思量问题，行

动者强调手段和工具的合理性，力图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

的预期目的，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以及生命的价值。现阶

段我国教育实践中的“工具理性”表现为：家长、学校和教

育管理部门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诉求，刻意追求实现孩子升

学和提高升学率的目标，为此，他们漠视甚至无视孩子的情

感和精神以及生命的价值，违背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规律，片面强调过度教育和过度学习的合理性，并在教育实践中强

力推行过度教育和过度学习。在此过程中，考试由手段变成

了目的，对考试分数的追求成为了支配、控制教师和学生的决定性力量。正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说，工具理性走向

了极端化，手段成为了目的，成为了套在人们身上的铁的牢笼。

统一高考制度对教育市场的非理性垄断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

第一，无限强化高等教育升学考试的选拔功能，使升学

成为受教育者的主要或者惟一奋斗目标，使升学竞争成为教育过程的主旋律。高考总分成为了高中学生能否升学的决定性因素，考出最高总分成为所有学生的终极追求，参加高考，获

得高考胜利成为所有普通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以

及众多校外教育机构工作的终极目标。对升学目标的追求，挑动了以学科教学为基本手段、以掌握学科知识为主要目的

的片面教育竞争，挑动了全社会，包括党政部门、教育管理

部门、学校、家庭和学生全面参预教育竞争，导致教育竞争

社会化、团体化。几乎所有高级中学都在显眼位置设有一个“升学光荣榜”，介绍本校历年的高考成绩，包括上线率、升学人数、升学学生名单及其入学走向、升学率、升入重点大学的比率，等等。对于学生而言，这种“升学光荣榜”是

一种诱惑、激励，更是一种压力。特殊是对于学习艰难或者学习落后的学生来说，每当从光荣榜前走过，就会感受到一种

精神的折磨。

第二，使高考升学率成为全社会评价学校工作的最重要、甚至惟一的依据。对于高中而言，高考升学率以及与其相伴而生的名次与排位成为全社会，包括政府部门、社会舆论和家长衡量学校教育质量和校长工作绩效最重要，甚至是惟一的依据。而对于重点高中来说，评价学校教育质量，还

要看“重点率”，即学生升入重点大学的比率。笔者曾经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