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人性的合鸣张翎“生命力”三部曲解读

第39卷第2期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2021年4月Journal of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Vol.39No.2
Apr.2021
doi：10.3969/j.issn.1673-0887.2021.02.006
生命与人性的合鸣:张翎“生命力”三部曲解读
张海玉
（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山东威海264209）
摘要：作为北美华文文坛常青树的张翎，从早期专注故乡温州书写的“江南”三部曲，到近年来长篇巨作《阵痛》《流年物语》《劳燕》，其文学创作广受关注与赞赏。

新近整合出版的“生命力”三部曲，尤其彰显了张翎在小说主题与艺术探索上的不懈努力。

叙事主题上从绝境体验与灾难叙事入手，展现人在艰难生存状态下直面重压、救赎自我的生命历程，体现她对生命的多重思考与深切关怀；情感结构上关注人物关系彼此碰撞、冲突的情感纽结，书写纽结解开的过程，以展现跨越时空、种族、文化等方面的人类共性;叙事策略上专注于叙述声音的多焦点叙述，营造众说纷纭的声音效果，并不断锤炼叙述语言，化典雅浓重为平实自然，符合小说人性意旨呈现。

关键词：“生命力”三部曲；绝境体验；纽结书写；叙述策略;人性面相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
引言
被陈瑞琳赞誉为“北美地区新移民文学的扛鼎作家”茁的张翎，正式步入文坛开始小说创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①。

她陆续发表的“江南”三部曲②、记录百年华人移民史的《金山》、近年来掘向人性深处的长篇巨著《阵痛》《流年物语》《劳燕》，尤其是新近整合出版的“生命力”三部曲③系列作品，彰显了张翎作为北美华人作家的出色创作实力，她也因此获得了海内外文坛的持续关注。

回望并书写故国与乡土，是离散作家的文化自觉,海外新移民作家普遍的文学议题就是移民题材与故土书写。

自称是“在异乡书写故乡的故事”⑵，并致力于塑造中国人物的张翎，创作之初就把叙事目光聚焦于宏大的移民历史记录与移民命运思考,正如学者刘桂茹所说，张翎“自觉地从家国之外的空间出发，在历史与当下、中国与北美之间书写离散移民群体的情感历程与身份认同,开创独具特色的“中国想象”[3]o
中篇小说《向北方》④表现出张翎寻求创作转向与美学突破的努力，也成为张翎文学创作的转
文章编号：1673-0887（2021）02-0029-07
捩点。

新世纪前后接连创作的“江南”三部曲系列作品，近乎相似的场景与人物、重复的移民主题与叙事模式,尽管在创作之初带给国内文坛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却使敏感的作家遭受强烈的写作厌倦感与审美疲乏感。

作家现实生活处境的稳定、个人移民体验的深化、对中西文化本质的透视，都使得张翎开始有意识打破固化的创作标签,寻求全新的创作趋向与美学表现力。

在由经典中短篇整合而成的“生命力”三部曲中，张翎在叙事主题、情感结构、叙事策略等方面不断耕耘与突破。

整体来看，“生命力”三部曲中，张翎开始掘向文化与人性的深层，以包容性的双重文化视野看待当下实际的移民生活与情感历程,有意打破此岸与彼岸、东方与西方、传统与当下的文化界限与种族界限，正如张翎所说,“人类的所谓差异和冲突其实是很皮毛的，更深层一些的东西里却蕴藏着无限的共通性”，“我的作品中更多的是去关注超越种族文化肤色地域等概念的人类共性”⑷。

张翎还尝试将叙事眼光放在当下，着意对当下的现实问题提出看法，透过对当下生活的观察、记录与思考展现生命与人性的复杂
收稿日期：20210116
作者简介:张海玉（1996—儿女，山东青州人，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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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相与本质内涵,譬如：《余震》关注地震心理创伤问题，《空巢》表现留守老人问题，《死着》通过车祸善后问题折射社会乱象,等等。

除此之外,叙事主题上，张翎透过切实冷静的生存状态展现与苦难人生本质的发掘，表现故事人物面对生命绝境与灾难重创而能决然自我救赎的勇气与韧劲,以此展现人类本质上顽韧而能自愈的共有特征。

情感结构上,张翎致力于表现人物身陷复杂情感关系网中的碰撞、冲突，挖掘人物关系背后的情感纽结,而纽结的产生与释怀得益于小说对人类内在共通性与人性本质的发掘与揭示。

叙事策略上，张翎依据小说主题灵活调整叙事手段，早期作品时空交错的叙事策略与华丽细腻的叙述语言向文本内部叙事声音的多焦点叙述以及叙述语言的平实化发展。

究其根本，张翎小说的叙事本质就是对处于各种境遇下的人这一生命本体的探寻与思考，对人性的关怀与理解。

“生命力”三部曲能够别出一格、赫然成为张翎作品中无法不提及的创作代表，源于享有国内外双重经验的张翎透视了发展中的文化共通性以及本质上人性的趋同。

而如何书写人性也就成为张翎在“生命力”三部曲中的根本旨归。

一、主题意蕴:绝境体验与灾难叙事
绝境体验与灾难叙事是“生命力”三部曲系列作品的鲜明特征,也是张翎寄寓对生命与人性思索的有效承载手段。

自然天灾、暴力战争、历史灾难等不可抗拒的大事件在发生之时带给人的身体痛觉与濒危处境将人逼退到生死边缘,人物艰难的求生状态与应对苦难的人性表现成为张翎小说的表现内容。

灾难事件造成的持久生命困境与创伤遗留必然延伸及情感破裂、精神重创等更为持久的伤痛，生命的真相、人性的抉择在绝境与死亡面前皆表露无疑。

张翎说过，“我始终不认为我真正在写死亡，事实上我在写人,死亡只是一个工具。

在我的小说中，死更是一种绝境的象征……绝境当然与死亡有一定联系，我认为,人要被逼到那样的地步,才能够爆发出来一种东西,让自己吃惊，让周围的人吃惊……我实际是对这个过程感兴趣”[5]60。

张翎设置笔下的故事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身陷绝境与苦痛之中,让她们在死亡的边缘线上挣扎，并使他们躯体的痛觉感受上升到情感层面的精神创伤与难以忘怀的惨痛记忆。

故事人物面对生命困境与死亡体验的过程也是他们直面自我内心，直面社会现实重压,不断救赎自我的生命历程。

在这一过程中，人性的复杂面相、生命的意义归属都在人物的步步选择中发现了其本质。

《余震》是一部关于“疼痛和隐忍”的小说。

“天灾把生存推入了极限,在这样的极限中一个7岁的孩子过早地看见了人生的破绽，她再也没有能力去正常地拥有世上一切正常的感情。

”⑤人物王小灯情感障碍的形成因素是复杂的，来自她的3个家庭:原生家庭中亲生母亲在生死关头舍弃女儿性命造成了她身体和心灵的双重伤害;收养家庭中养母的突然离世带走了她对母亲的情感寄托,养父的性侵行为打破了其重新开始的生活希望;组建的婚姻家庭中，丈夫、女儿与小灯之间亲情冷漠，她对家庭失去理性的疯狂操纵造成众叛亲离的结局。

王小灯至此陷入孤绝无望的境地，才再一次割腕自杀,被送到多伦多圣麦克医院接受心理治疗。

王小灯受到的情感伤害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慢慢叠加，不断强化的，最终销蚀了她的内心—
—她对周围所有的人产生敏感防备的心态，怀疑且憎恨人性的复杂与丑陋。

所有事情发生的源头其实是一场不可控的大地震，在这种无法防备、意外发生的自然灾害中，生命的脆弱与人性的单薄无法掩饰,处于生命困境中的人必然遭受持久的、可怖的肉体与精神双重创伤。

天灾因其难以预料与意外来临或许并不可怕，可怖的是地震之后远远没有消失的精神“余震”：地震过后的人们，不只王小灯，李元妮、万小达等苟活下来的人们都在以或多或少的创伤症候影响着余生。

有学者将“创伤”定义为：“对意想不到或难以承受的暴力事件所作的响应，这些暴力事件在发生当时无法完全掌握,但后来以重复的倒叙、梦魇和其他重复的现象返回。

”[6]大地震引发的失忆症和被害妄想症,将王小灯头脑中的地震记忆割裂为碎片，穿插进她后来的整个人生中。

她不得不面对持续性的头痛———这种疼痛就像是在用一把建筑工人或者铁匠使用的长柄方脸的大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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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砸,以至于她无法胜任任何一件需要持续地与人打交道的职业。

不仅如此，断续的地震记忆、持续多年的梦魇、情绪精神上的崩溃无时无刻不在复现与爆发。

故事中王小灯一直在梦魇中望见一层层盖满了尘土的灰色窗户，她所有的努力就是一扇一扇推开它们，却始终有一扇窗户紧闭。

“窗户”如同王小灯受伤的心灵，隔开了母亲李元妮、弟弟万小达、养父母，包括小灯的丈夫与女儿。

她自始至终无法推开窗户，因为心灵之窗早已封闭，她无法坦然面对过去的创伤。

因而自地震后她就失去了情感宣泄的渠道，自7岁开始不会流泪，始终以冷漠决然的面貌示人。

张翎叙事的妙处即在此,避开直接叙写王小灯对往事的逃避，而是以理解的心态与怜悯的眼光将王小灯的精神苦痛封压在她日复一日的梦魇中，她因为伤得太重无法跨过心灵的鸿沟，这才是人性的本真面目。

而在心理医生亨利的帮助下,小灯选择重新经历一遍来路。

最后那扇窗户的打开，是王小灯感动于母亲李元妮32年的温情守候而放下怨恨，更是她选择面对自己,以理解与宽恕应对来路,得到救赎的证明。

张翎关于灾难叙事的作品不仅限于“生命力”三部曲，在她的长篇小说《劳燕》（2016年）与《阵痛》（2014年）中，同样涉及了不同灾难给予人的绝境体验与生命反思。

《劳燕》中阿燕的绝境始于抗日战争中遭遇的强暴事件，她后来又遭受村人异样的眼光与瘌痢头的挑逗欺侮、爱人刘兆虎的厌恶嫌弃,这些伤害把一个从未经历过风浪的十几岁女孩完全推入战争迫害、封建习俗、人性丑陋的深渊当中。

阿燕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心灵重创,变得麻木呆滞，丧失生活的兴趣，毫无羞耻感,甚至毫不在意自己的存在。

在牧师比利、美军教官伊恩的帮助下，阿燕从完全丧失自我到重建自我经历了漫长的恢复过程，即便无法改变外在世界以及施害者的心性，但是阿燕最终学会了与历史、他人包括自己和解。

即使后来帮助她的比利、伊恩、刘兆虎先后离她而去,她仍能凭借自己的医术在乱世中寻得宁静。

《阵痛》同样是写三代女性如何在动荡的社会历史缝隙间寻得栖身之地而又独自一人面对生育难题的险境。

张翎关乎绝境书写与灾难叙事的创作，其现实来源于她作为听力康复师收集到的真实素材,她接触了大量从战场上归来的退役军人以及从战乱地区逃到北美的难民，这些人的所见所闻，他们的灾难经历以及绝境感受,给予了张翎关于苦难的别样认识。

因而在“生命力”三部曲中，人物绝境与灾难体验的叙事成为重要的小说主题，以此表现张翎对苦难人生的本质认识与理解。

在张翎看来,绝境体验与灾难重创给予故事人物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伤害，也让她们在与苦难人生的对抗与搏击中实现肉体与心灵的涅槃,生命真相寓于灾难背后的人性抉择与意义寻找之中，她们迎难而上、决然自救的勇气与韧劲展现了生命的本真、坚毅以及人性的向善、自强。

正如张翎所言，“残缺和疼痛是生活的常态,我不用执意追求,它就在我的身旁”叫
二、情感结构：复杂关系网中的
纽结书写
情感的表达与抒发是文学创作的原始诉求,受中国古典文学熏陶已久的张翎，始终致力于“情”的书写。

张翎笔下，小说人物往往深陷复杂交错的情感关系网中,在庞大的故事架构中，成为一块块叙事碎片，“碎片只有依附整体才各自具有意义，光拥有碎片的人生是零散漂浮杂乱无章的”⑷，只有捡拾起这些碎片才能拼凑出人物完整的生命。

跨越地域、时间、性别甚至阶级、城乡的不同人物因为各自的遭遇、选择与探寻，在人生的层层交错中彼此联系、冲突、融合，呈现出迥异的生活姿态与情感面貌。

交错的故事人物往往会有难以解开的纽结,而随着对彼此情感的追寻、释怀或者回归,纽结得以解开，解开纽结是一个发现自我与他人的过程。

张翎的叙事目的就在于展现两极人物解开纽结，达至交融和谐的一面,并以此表明人永远无法脱离复杂的社会关系与情感联系的生活本质,而人本性上的趋同性是化解纽结的根本要义。

《空巢》中在多伦多工作的女儿何田田与留守北京、生活低能的大学教授父亲何淳安,都在孤独的单身生活里遭遇了特别的“爱情”。

身处加拿大的何田田在离婚后被咖啡馆侍应生秦阳狂热追求,何淳安在妻子死后孤独封闭的内心被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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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藻溪乡下的保姆赵春枝温暖。

秦阳希望借助何田田在银行贷款的便利与加拿大公民身份的硬性条件开一家咖啡馆，保姆赵春枝向何淳安提出要与尚在读书的女儿搬到何淳安家同住，以便女儿到城市来读书的要求。

将父女的感情需求与秦阳、赵春枝的利益关切放于天平两侧，人与人在金钱、身份地位上的差距造成的不对等容易让人生出被“利用”的感觉，尤其是以“情”作为手段，情会瞬间变得黯淡无光。

故事人物的生活遭遇、人生选择甚至精神需求的差异，必然会造成双方的碰撞与冲突,他们的纽结来自一种“差距”，这种差距是金钱、身份、地位不同造成的冲突与距离。

但张翎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何淳安选择以装糊涂的方式接受婚姻不幸且背负巨大经济负担的赵春枝对他的“不合理要求”，并打算与其结婚。

何田田在三天两夜的电梯事故中消除了与秦阳之间的隔阂,接受了屡次向她伸出援手的秦阳。

张翎是想借此表明，除开物质层面被社会规则所硬性划分的界限,人的本性是相通的。

他们所寻求的不过是一种在面对不同困难压力时的“同盟”，何淳安与赵春枝，何田田与秦阳，“他们结成的同盟或许比那种没有任何企图的所谓’纯真爱情’更为持久和巩固”⑼206。

如果说《空巢》中何淳安与何田田父女两人的纽结还只是世俗意义上双方不对等的“差距”，那么《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却是牵涉到更深层面、最黑暗甚至困扰故事人物一生的纽结。

一群来自全国各地、怀揣秘密的游客在“九日八夜东欧浪漫之旅”中由于一次停电事故，在黑暗中讲述了各自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

“世界上有许多故事，只适宜在黑暗中诉说,在昏暗中聆听。

心只有在昏暗中才敢恣意舒展开放，真相的最佳暴露方式原来并不是光亮。

”[10]192整篇故事讲述了一次东欧旅行，同时也借由每个人物之口复述了他们黑暗的人生旅程。

温哥华华文报社记者吴沁园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在于其小说创作斩获大奖但旁人的妒羡与围攻使得其心灵陷入晦暗与困顿;徐老师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在于政治运动中由于自己的错误行为导致丈夫在青海服劳役而死，在漫长的黑暗里抱着丈夫的头颅为其取暖;红衫女子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是她为丈夫倾其一生，却在两人启程去欧洲旅行之前遭到丈夫的背叛与遗弃……故事人物均在审视他人与回顾自我的过程中逐渐治愈了心理的伤痛，解开了由于历史、爱情、事业等等带来的创伤与纽结,“黑暗没有可比性。

没有一种黑暗，可以替代另外一种黑暗。

只是，什么样的黑暗都可以熬得过去一如果你想熬的话”[10]193，黑暗的夜晚也终将迎来光明。

房萍认为张翎故事中错综复杂的故事人物有着本质上的共通性，体现在“中西文化的交融，城乡文明的交融，男性与女性的交融，以及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些交融是张翎对人的本质一致性、心灵的相通性、人类的内在共通性的透悟……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一种淡定的气质,一种精神的皈依，一种包容的情怀”[11]。

张翎始终处在生活的观察者角度，以一颗包容的心和独特的眼光来呈现世俗人生的本真面相，关注人物的情感历程与归属,书写她对生命与人性的看法，在复杂多元的时代与现实生活中寻找人类的内在共通性。

三、叙事策略：多元叙述与平实语言
张翎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去我只是想讲一个好故事，现在我会想在讲一个好故事的同时，要如何讲。

讲法使得一个陈旧的故事变成了一个新的故事。

”[5]66自上世纪90年代创作至今,由“江南”三部曲中对移民生活与情感经历的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书写，到“生命力”三部曲中,故事题材的多元化成为小说的鲜明表现,尝试对当下实际的移民生活追求与社会现实问题发表看法的张翎，也不断调整小说的叙述语言与话语方式，“如何写”成为张翎在“生命力”三部曲创作过程中深入思考的问题。

张翎小说的故事架构一贯比较复杂，时间上纵深化的历史抒写与空间上地域的频繁转换构成了早期作品特色的时空叙事方式，她在“江南”三部曲之后的创作中有意避开，甚至克服完全依赖于时空交错来组织故事结构的叙事策略。

“生命力”三部曲尽管仍关涉多重时空的人物行为轨迹，但已经抛开频繁冗杂的时空转换叙事,变为一时多地的故事讲述，各色故事以并置方式展开，开放多元的平面空间也容纳了众多叙述话语场：叙述者、故事人物，甚至文本外的作者与读者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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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文本空间展开叙述。

不同叙述者又带来丰富的叙述视角与感知体验，因而多焦点叙述成为张翎小说的鲜明特色。

叙述语言的准确与服帖是讲好一个故事的前提,莫言曾经评价张翎的小说语言“细腻而准确”[12]。

受古典文学影响，张翎极为注重语言的叙述打磨与表现效果。

早期“江南”三部曲语言典雅、华美、细腻的风格展现,是借助大范围运用比喻、联想、通感等手法来实现的。

张翎是一个善用色彩的高手,视觉性的观感语言给读者阅读时带来强烈的视觉感受，起到直击读者心灵的效果。

而“生命力”三部曲中，张翎刻意减少大范围修辞方式的使用，使得叙述语言平实自然，叙述情感含蓄克制，更加贴近现实人生，符合小说意旨。

（一）多焦点叙述,营造众说纷纭的效果
叙述者的多元化、视角的频繁转换，将完整的故事面貌打破,线性的故事时间错乱,小说按照内部的情感节奏来叙事。

读者不得不根据小说叙事调整惯常的阅读逻辑，甚至参与进故事当中，成为故事的众多对话者之一。

《死着》开篇《我，抑或你》中,叙述者“我”是一个“不具体积，缺乏形状,没有重量”[10]3的游魂角色,确切说，是因车祸躺在病床上，依靠艾克膜维持脑存活的路思铨游走的魂灵。

因着魂灵无拘无束的特性，“我”可以以 任意的角度观察世界，“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看过世界，所以每一样撞进我视野的东西,都让我产生婴孩第一次睁开眼睛猝然看见万物时的那种好奇和惊讶”[10]3。

而第一部分又出现了第二人称“你”—
—躺在床上，插满仪器的病体路思铨,“我”与“你”的审视与对话，实则是路思铨灵魂与肉体的对话。

作者通过设置同一人物跨越生死界限的两个存在形态来实现文本间的对话，由开场充满悬念的“我”到“原来你就是我“的解谜，故事反而扩大了其疑问与思绪发散的空间。

后文中，由第三人称叙述者讲述，借由茶乡的茶妹、交警大队王队长、医生刘主任、妻子林元梅、茶厂领导廖总等不同人物的观察视角道出了他们与茶厂经理路思铨的联系,关于路思铨车祸的前因后果均是通过这些相关人物的对话来说明的。

第三人称的叙述者，借不同人物的视角，可以使得叙述者在小说中细致剖析人物的内心活动,将他们对路思铨车祸后如何善后的看法与各自利益相关进行表现。

后文中茶妹、司机两个人物叙述者关于车祸过程的直接讲述彻底解开了这场事件的谜团,叙述者茶妹、司机的讲述实则与受述者或者说读者展开了故事的交流,车祸的真相赤裸裸呈现在读者面前，丑陋的真相、不堪的谎言由读者承受,而始终在谋划路思铨“生死”的一众人却被蒙在了鼓里，至于路思铨出轨的真相以及古驰包的秘密也永远封存。

张翎曾说:“作者一个人的眼睛,很难同时充当正面、侧面和背面的观察者,必然存在盲点。

而’第三只眼’的存在，在叙事上有助于消灭盲点,挑明人物生存状态的多重性。

”⑴不同的叙述口吻、叙述视角的频繁转换,完整的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得以展现与还原。

多重焦点的叙述，作者、读者、叙述者与人物在文本中的叙述交流又能够形成一种众声喧哗、众说纷纭的对话效果。

张翎的另一部中篇《胭脂》同样显示出她在小说叙述声音与视角上营造多重对话效果的努力。

《胭脂》借一幅真伪难辨的古画从上海流落到巴黎的漫长旅程,来讲述三代女人在动荡年月里的生存和爱情故事。

上篇（穷画家和阔小姐的故事）分别是胭脂与黄仁宽以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身份来讲述两人相遇相爱的故事。

同一个故事，不同的眼光，势必带来感觉的偏差与情感的碰撞，文本层面的叙述声音达成协调一致。

中篇（女孩和外婆的故事）以第三人称叙述开篇，讲述女孩与外婆相依为命的生活，似乎与上篇毫无关联,但是紧接着外婆作为人物叙述者的直接叙述又表明了她的身份，即上篇中的胭脂，故事脉络完美承接了上篇的故事走向。

下篇（土豪与神推的故事）开始是第三人称的全知叙述，分别讲述了两人的名字来历与地位身份，以及因缘巧合之下的奇遇，又先后借助土豪、神推的人物叙述,交代了神推在偶遇土豪后,发现丢失已久的外婆遗物一外公所画的郎世宁的假画，并设计与土豪发生关系，致使其不得已作为补偿交出假画的人物行为动机与心理历程。

多焦点的叙述使文本内部的叙述声音杂出，既设置了层层悬念，又伴随人物的合理讲述与心理活动步步解谜，“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作家既可以直接谈论他的人物，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