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方城”城邑、缯关地望考

春秋“方城”城邑、缯关地望考
贺金峰
春秋时期，楚文王二年北渡汉水，扩展疆土，申缯故国遂被纳入楚国势力范围，为实现“争霸中国，控霸南土”政治抱负，巩固既有成果，曾在北部的古缯国境内缯关基础上依山构险，建制城邑，修筑长城，《吕氏春秋》称其为“方城”，与“黾阨、井陉（xing）、崤”等并为天下“九塞”。

依据战国时期遗物《鄂君启金节》，“方城”同时又是城邑，似无异议。

由于“方城”城邑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占据有重要地位，近年来关于春秋时期故“方城”城邑地望研究，已经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且已形成一些研究成果，但至今仍众说纷纭。

笔者试依据古代文献以及北魏时期成书、国内外史家一直认可的历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地理学著作《水经注》，对这一问题作以考证，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叶县霸王城说”与《水经注》所载之水流向不合
此说以《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古迹》“又一古城，俗称霸王城，在县东南六十里，干江保。

世传项羽所筑，据《水经》‘苦菜于东之间有小城名方城’，在潕水之西，今观此城盖故之方城也”记载为依据（【1】），所主“方城”城邑位于今叶县保安镇东北前古城，此遗址正扼“夏路”古道，有位于《水经注》所载“苦菜”“于东”两山之间，北有河水通过，确为楚国春秋时期申缯古国北部东西走向楚长城防御线上一
重要隘城。

但细考此地河流方位，却与《水经注》所在地望不合。

1、从地志学家张嘉谋的考证看，叶县霸王城非“方城”。

民国三十年代，已故河南历史地理学者张嘉谋在注《明嘉靖南阳府志·古迹》时就对此载提出质疑云：“《水经·潕水注》潕水东北迳于东山西。

潕水之左即黄城山，东北径方城。

郭仲产曰：‘苦菜于东之间有小城名方城，东临溪水。

寻此城致号之由，当因山以表名也。

苦菜即黄城也，及于东，通为方城矣。

’案此谓方城山附近之小城，非方城县。

”（【1】第三册四六）张嘉谋先生在经过引经据典慎重考证后认为，此城可能是“西舞南舞之一”。

2、从《水经注》记载看，北经霸王城之水流向不合。

《水经注》中对“黄城山”地望、范围以及“东北经方城”之水均有记载，而且方位、流向详实，古今地理变异不大，认真对比实地考察结果可以看出，北经霸王城之水与《水经注》记载不相吻合。

第一、《水经·潕水注》“郭仲产曰：苦菜、于东之间有小城，名方城……苦菜即黄城也”，“潕水东北迳于东山西，西流入潕。

潕水之左即黄城山也，”（【2】P）可知其所载“苦菜”“于东”皆山名，在“潕水”之东者名“于东”，“潕水”之西者名“苦菜”，“苦菜”即“黄城”，同为一山。

其地望如据《通典》“方城山一名黄城山。

”《元和志》“方城山在方城县东北五十里，即沮溺耦耕处。

”《寰宇记》“黄城山即方城山也。

”《九域志》“方城县有方城山。

”《康熙府志》“方城山裕州东北四十五里。

”可知“苦菜”在北魏时期亦名黄城山，即后世地志所载“黄石山”，亦称“方城山”，俗名“小武当山”、“小顶山”，其主峰位于方城县境内。

第二、《水经·澧水注》有“醴水又东，与叶西陂水会。

县南有方城山，屈完所谓楚国方城以为城者也。

山有涌泉，北流，畜之以为陂，陂塘方二里。

陂水散流，又东，迳叶城南，而东北，注醴水”，“醴水又迳其城东，与烧车水合，水西出苦菜山，东流侧叶城南，而下注醴水”，（【2】P161-162）可知在郦道元时期，方城山在苦菜之东，而苦菜在方城之西，两山虽连绵却非一名。

《叶县志》（同治）：“黄城山在县西南四十八里与裕洲方城山昆连。

杜预注在叶县西南四十八里即此山也。

”清时叶县治即汉代昆阳，而汉晋时叶县县治在今叶邑（今叶县旧县），距清叶县县治昆阳三十华里，叶邑西南西南十八里，即今方叶交界之高楼、将军帽等诸山。

说明“苦菜”（黄城）之山的北部也包括今叶县西南高楼山以西诸山。

第三、依据《水经·澧水注》“水西出苦菜山，东流侧叶城南，而下注醴水”（【2】P161-162）上述记载可知此水虽发源于黄城山北麓，然为向东北方向流淌入澧水之“烧车水”；而叶邑之南有山号为“方城”者，并非烧车水所出之“苦菜”山，今考叶邑西南诸山，虽亦名“苦菜”、“黄城山”，但其水发源之后即流向东北，与叶邑西、东注入澧水，显然与《水经·潕水注》中“水出黄城山，东北经方城”之“水”流向相反，而叶邑之南闯王寨山附近诸山发源之河水，《水经注》中不见记载，且发源后均向东流，尤其在前后古城之间出现时向正东方向流淌，这同样与《水经注》所载“东北经方城”之水特征不相吻合。

3、从省文物局经过考故调查结果看，霸王城应为春秋时期“卷城”，不是“方城”。

依据赵宏、赵文军、王宏伟、朱树奎等先生《河南叶县古城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报告：“通过发掘，基本明确了叶县古城遗址应为东周时期的一座古城址。

根据文献记载，叶县夏属豫州地，商、周为应侯国。

这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处于楚国与中原各国进行战争时首当其冲的位置。

位于叶县西南的古城遗址，南边紧邻楚国长城，可能就是东周时期楚国的一座边城，是楚国与北方各国对峙的桥头堡。

古城遗址与《左传》所载的卷城位置大致相当。

”可知此古城遗址处自夏代就已经有人在这里居住生活。

春秋时期成为楚国长城外线重要防御体系中的关城卷城。

此处若果为“卷城”，依据《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前518）“季然郭卷。

”（【3】P1465）可知此城当郭于鲁昭公二十五年，即公元前518年。

尽管也在春秋时期，但与楚文王时期所筑的“方城”的时间不合。

至于将其他地方的疑似古道或故城遗址定位为“夏路”或者“方城”者，在无提供可信依据的情况下，是不具备说服力的。

二、“裕州龙泉店说”之“龙泉”在历史上出现较晚，不临“夏路”，与春秋无涉
此说依据2007年8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南阳百科辞典》记载：“方城道（亦称夏路）是南阳通向北方的一条最重要的通道。

春秋时为楚国北通中原诸国的著名陆路交通干线。

方城道自保安入境，经北方城（今方城县独树镇）”。

此说在方城、南阳文化界颇具影响力，但此说在推出结论是并无提供可信依据。

第一、明嘉靖《南阳府志》成书较晚，论证春秋古道乏力。

《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所载“裕州：总铺在州大门外西。

沙淤铺、招抚冈铺、扳倒井铺、龙泉铺、新店铺、砚山铺俱在州东北，通舞、叶二县；东廓封铺、西廓封铺、赵河店铺、罗渠铺俱在州西南，通南阳府。

”（【1】第二册六八）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仅以此论证春秋时期古道缺乏信服力。

第二、“裕州龙泉说”之“龙泉”创建时间较晚，与春秋无涉。

《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镇店》：“招抚冈店、扳倒井店、龙泉店、砚山铺店俱在州北。

”（【1】第二册六十三至六十四）《明嘉靖裕州志校注铺舍》“东北路急递铺六，通舞、叶县。

沙淤铺，一十里。

招抚岗铺，二十里。

扳倒井铺，三十里。

龙泉铺，四十里。

新店铺，五十里。

砚山铺，六十里”，（【4】P49=50）可知其中明代龙泉店（龙泉铺）地望即今方城县独树镇治所，此地地名“龙泉”，必因“龙泉”，而《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与《明嘉靖裕州志校注》均载有“龙泉寺”，《明嘉靖裕州志校注》云：“龙泉寺。

三。

一在龙泉店北，一在城南五十里，俱元至正初建，有记。

一在柳林川，宋熙宁时建”，（【4】P142=143）可证“龙泉店”的创建时间当在元至正初期（1341）左右，而“龙泉”店创建时间必晚于此寺。

第三、《南阳百科辞典》所云“夏路”遗迹与春秋无涉
《南阳百科辞典》所云“方城道”之“夏路”，即自今方城县梅林铺入境，经博望、灵龟铺、罗渠铺、赵河、廓封、西十里铺、县治故城、东十里铺、招抚岗、扳倒井、独树、唐店、砚山铺北出进入叶县保安、魏岗铺直达叶县旧县镇之古驿道。

笔者在2002年对此古道进行考察
过程中，发现其遗迹与《明嘉靖南阳府志》记载完全一致，沿线至今仍有颇具规模的明显古道遗迹存在，“五里一堡、十里一铺、四十里一店、六十里一驿”，驿站和烽火台等设施相关规整，可知历史上确为一条中原与西南地区南北交通的重要陆路交通干道。

但据《辞源》“驿：①传递官文、书的马、车。

《汉书昭帝纪元凤元年诏》：‘左将军安阳侯（上官）桀……与燕王（旦）置驿往来相约结。

’②驿站。

汉制三十里置驿。

唐制凡三十里有驿，驿有长，四方所连，共有驿一千六百三十九。

地方险阻无水草镇戍之处，於要隙置官马。

宋陆游《渭南文集四九卜算子咏梅》词：‘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参阅《后汉书舆服志》、《新唐书百官志一兵部》。

”【5】联系《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中张嘉谋所注云：“案，金泰和中置提控急递铺官，自南京达於邓州。

元世祖立急递铺，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里设一铺，置铺兵五人。

见《金史·图克坦传》《元史·兵志》”（【1】P64），可知此古道所设急递铺堡店驿，当在元代以后，即使我国最早的驿路就出现在方城境内，也早不过汉代，时间上显然与春秋时代不合。

另外，此说对方城境内其他“阳丘”、“阳城”、“方城”等故地名的认定，并无提供可信依据，倘若仅仅只依据明清时期遗存的驿站、店铺以及烽火台之类等后世遗物，来证明春秋史实，显然令人难以置信，如果只用一句“时代相因”来解释，结论自然难以成立。

第四、“龙泉店”地望特征与《水经注》所载“方城”不合。

今独树镇治古名“龙泉店”，其地在黄城山（今名黄石山、小顶山）正南，贾河之西岸，依据《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干江河即潕水，据
《水经》出潕阴县西北扶予山，《山海经》曰：朝歌之山，潕水出焉，东流于荥。

”（【1】第一册八四至八五）今考方城县境内东北干江河，在合口处上游主流来水，其源头主要有三：一为桂河，源发于小史店南之峡口，名为桂河，先东北向至小史店后折北，与舞钢东南五峰山发源后西向之王店河会合后折而西向，至治平后北向入荥水；二为黄泥河，即《水经注》之“荥水”，上承堵水，源发于今方城杨集乡之羊头山，先南向至今二郎庙乡水磨河折而东流，至治平西北与过河汇合后折东曲北载西向至合口处入贾河；三为贾河，源发于今独树镇之牛心山南侧；发源后东南流至今独树北侧南向，至独树东南侧再东南向至贾河马折东，至杨楼东北合口处与黄泥河、桂河会合。

古今地理形势变异不大，细审《水经注》“朝歌之山，潕水出焉，东南流注于荥”，方城境内东北诸河流与潕水此特征完全符合者，唯有今独树镇境内发源的贾河。

而此说所谓之“方城”今独树镇治在潕水之右，显然与《水经·潕水注》所载“潕水之左及黄城山也”方位不合，更与“方城西有黄城山”方位不合，故而可知，今独树镇治与春秋时期“方城”故址无涉。

第五、“方城道”所经标志性城邑、铺舍地望与史载春秋“方城”时代、方位不合。

今“宛”之地望，依据唐李泰《括地志》“故申城在南阳县北三十里”，并非春秋时期的申国都邑，春秋之申当距战国时期宛北有三十里之遥；故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所云“自宛道途”之“宛”当为战国之“宛”，而春秋时期的“夏路”古道当经春秋之“申”即今南阳市北三十里处。

今“博望”地望，依据《汉书·大宛列传》为西汉武帝时张骞封邑，
始封时间为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23），此前“博望”并无史载，可知博望故城早在春秋时期并不存在。

汉代“堵阳”地望，最早为战国时期楚国所封“阳城”，其地当与《汉书·地理志》“堵阳，莽曰阳城”近同，依据《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堵阳城在州东六里，汉县，属南阳郡，晋因之。

后废，徙今治”（【1】第三册上四二）。

《明嘉靖裕州志校注》则云“堵阳城在州东南五里，堵水之阳。

西汉时建，为堵阳县。

梁于此置为堵阳郡。

今有遗址。

方城即今之城处，东西尚有遗址。

据史，方城建自西魏，历随、唐、宋、金、元或因之。

然西魏之襄邑郡，东魏之建城郡及建城县，唐之北澧州及鲁州，宋、金、元及我朝之裕州，改革虽不同，所以为城皆此地也。

”（【4】P133）近代史家多云汉代堵阳城邑故址在明裕州城邑东六里，所据皆为明清地志类史籍，其依据均来源于《明嘉靖南阳府志》，而《明嘉靖南阳府志》又是以明嘉靖《裕州志》为依据编撰而成，两者所载“堵阳城”除方向、里数互有差异外，其故址均不在明裕州州治（一云州东六里，一云州东南五里）。

《明嘉靖裕州志》乃明嘉靖时期南阳府通判知裕州事杨应奎所撰，与府志比较，州志对堵阳城记载更为翔实，且明言“今有遗迹”，其可信度要大得多。

因此，笔者认为《裕州志》所载的“州东南五里”可以采信。

因为，此载与《水经·淯水注》“堵水于县，堨以为陂，东西夹岗，水相去五六里，古今断冈两舌，都水潭涨，南北一十馀里，水决南溃，下注为湾。

湾分为二，西为赭水，东为荥源。

堵水参差，流结两湖，故有东陂、西陂之名”(【2】P239-241)记载相互印证，根据至今仍然遗存的汉代“堵阳东陂”遗址，
可知汉代以前的“阳城”（堵阳）故址必在“堵阳东陂”以西、堵阳西陂以东，“堵阳东陂”与“堵阳西陂”之间“东西夹岗，水相去五六里”，可知“堵阳西陂”必在今潘河，而不在裕州州治以西的三里河，如在今三里河一带，之间相距当在十华里左右，可见，依据郦道元《水经·淯水注》所载，汉代堵阳城故址必在今潘河以东与古杨庄河以西的地带（堵阳东陂所拦河水为古杨庄河河水，这里才是汉代以前的堵水主河道，今黄泥河主河道乃堵阳东陂东水门所出溢洪道水长期冲刷而形成的新河道），所以，无论以裕州州城为参照物，还是以堵阳东西两陂为参照物，都可以确定汉代的堵阳故城遗址必在明代裕州州城东南五里（今券桥乡大刘庄周围）一带。

而今裕州故城乃南齐萧道成所建、后代相因的“方城”和裕州治所遗址。

而自明代裕州州城北出之古道当与春秋时期的“夏路”古道无缘。

三、春秋时期“缯关”、“方城”，北魏时期“北方城”故址在今方城独树镇杨武岗一带
第一、从历史文献记载看，方城境内的“夏路”当为夏禹时期所筑九条“夏路”古道之一。

依据《周礼·仪礼》记载：“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6】P59-61）春秋时期，方城北部境内的伏牛、桐柏两山之间有川，必有古道沟通南北，将中原地区与西南地区连接起来。

“夏路”一词，最早见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夏路以左不足以
备秦。

”[“刘氏云‘楚适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为左，故云夏路以左，’其意为得也。

”]（【7】P1748-1750）然而，这还不是最早对“夏路”的记载。

关于“夏路”的含义，虽然今人认为的“夏路”乃春秋时期楚国北通诸夏的古道，然依据《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负尾。

”（【8】P52）和《史记·夏本纪》“通九道，……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负尾”（【7】P67）等记载，联系《索隐》所注，“夏路”当为夏禹时期所始筑的中原通向四夷的“夏路”古道之一，而方城境内的“夏路”（即《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所载“夏路”），当为《尚书·禹贡》所载九条“夏路”古道之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期的“夏路”则是夏禹所筑“夏路”的延续与发展。

第二、从紧扼古道的春秋城邑布局看，自叶邑南向经方城垭口，春秋时期有“夏路”古道。

战国成书主要记载春秋时期史实的《左传》、《国语》等古代文献记载中，有数处古代城邑正是紧扼“夏路”而建。

主要有：叶。

《左传·宣公三年》“朝于楚，楚人鸩（zhen）之，及叶而死”的叶（【3】P604-605），后为楚叶公邑。

阳丘。

《左传·文公十六年》“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

又发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

”杜预注“大林、阳丘、訾枝皆楚邑。

”（【3】P565）可知“阳丘”乃春秋时期楚国北通诸夏古道上一重要城邑。

联系《鄂君启金节》“庚阳丘，庚方城，庚象禾”等记载，知“阳丘”当地处“方城垭口”南端，且距春秋“方城”、战国“象禾”不远，其地望当为西周缯丘、战国与秦之阳城，两汉之堵阳。

据
《明嘉靖裕州志》，当在今河南省方城县裕州故址东南五里。

申。

依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楚子居于申，使申叔去谷”。

[杨伯俊注云：“申在方城内，楚子由伐宋退居方城内，故曰入。

]（【9】P457-459）唐李泰《括地志》“故申城在南阳县北三十里。

”卷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前518）有“季然郭卷。

”（【3】P1465）知此城当郭于鲁昭公二十五年，即公元前518年。

第三，从笔者考察发现结果看，春秋时期“夏路”古道经过杨武岗一带。

2002年2月——2009年
12月之间，笔者曾多次徒步进
行实地踏勘考察，在春秋时期
许人所迁“叶”邑（今叶县旧县）
南出古道进入“方城垭口”北端
入口处的刘庄自然村南发现一
条规模较大的古道遗迹（右图为方城后三里河北入叶县胡庵的夏路古道遗迹），遂沿此古道南行约1华里，为今叶县保安镇后古城自然村，此古道遗迹南向过河又经今叶县前古城、陈岗、胡庵进入方城境内，再经后三里河、黄土洼、上曹屯、杨武岗、赵庄、棠树杨、孙洼、宋庄、金钱岭、傅庄、东西郭庄、路口、歇马店、东西黄泥河、枣园、齐庄后西向直达今券桥乡境内的古缯国都邑（即今方城八里桥夏商遗址）。

此古道途经几处古代文化遗址，从目前已经公布的发掘报告看，此古道当为夏代至春秋时期的古道“夏路”。

第四、从《水经·潕水注》记载看，春秋“缯关”、“方城”与北魏“北方城”地望均在杨武岗一带。

《水经·潕水注》记载：“东北迳于东山西，潕水之左即黄城山也，有溪水出黄城山，东北迳方城。

郭仲产曰，苦菜于东之间有小城名方城，东临溪水，苦菜即黄城也，及于东通为方城矣。

水东流，注于潕。

”（【2】P242）张嘉谋先生注《明嘉靖南阳府志》“又东北河水注之”云：“近刻河水作澧水，云水出雉衡山，东南迳建城东，建当为卷字，读误耳。

《郡国志》云叶县有卷城，其水又东流，注于潕。

案，《山海经》潕水东南流注于荥，郦注荥水东北流，左会潕水，西辽水东辽水入荥水，荥水又东北乃会潕水，此云又东北者，承上西辽水东辽水言，自是说荥水，此下乃言潕水，本志裕州山川贾河东流迳干江河即潕水，正指此河，盖此处惟贾河东南流也，作澧者，盖涉澧水而误也。

澧即醴，今之拐河也，见《水经·潕水注》，不入潕。

】”（【1】第一册八四至八五）有云“又迳方城山东”云“《水经·潕水注》东北迳于东山西，潕水之左即黄城山也，有溪水出黄城山东北，迳方城。

郭仲产曰，苦菜于东之间有小城名方城，东临溪水，苦菜即黄城也，及于东通为方城矣。

水东流，注于潕。

案，此似即方城县贾河东北之砚山铺水。

”（【1】第一册八四至八五）
今考潕水及今贾河，发源于拐河镇与独树镇交界处的牛心山南侧，东南流注入干江河，在其间，有发源于黄城山之砚河东南流注入，在今独树镇马库庄、杨武岗至杨楼乡在地张一带一直为东南流向，是潕水以西唯一一条与《水经注》所载流向一致的河流，因为只有河水
东南流，才可以“东北经方城”，故而可知，砚河正是《水经注》所载“东北经方城”之水，“方城”城邑就在砚河与贾河之间的黄城山以东地带，杨武岗地望正好与此载完全吻合。

今捡《魏书·地形志》“襄城郡：领县九。

方城有赭阳城、七石山……襄城郡：萧道成置，魏因之。

治赭阳城。

领县六。

方城，郏城，伏城，舞阴，翼阳，赭城……建城郡太和十八年置，景明末罢郡置戍，永熙二年复。

领县二：赭阳，北方城。

”【10】可知郦道元生活时代（466或472-527），曾有两个县级行政单位“方城”，一个是南齐萧道成于479年所置的“方城县”，因辖区内同时并有堵阳郡治“堵阳城”与“七石山”（今
七峰山），故而可知此
“方城”县治故址当距
汉代堵阳城不远，其地
望必在今方城县境内；
另一个是太和十八年
（494）北魏所置的“北
方城”县，因与“堵阳”县同属建城郡，可知此“北方城”县治亦当距堵阳不远，然此“方城”冠以“北”，必非南齐所置“方城”，且位置必位于南齐所置“方城”之北；（左图为方城城关镇八里沟村东的夏路古道遗迹）其地望当与《水经·潕水注》所载“有小城名方城”关系密切。

联系《水经·淯水注》“自宛道途，东出赭阳，而道方城”，《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张嘉谋注“水东流，注于潕。

案，此似即方城县贾河东北之砚山铺水。

”可知郦道元所云“方城”故址必在黄石山以东。

而自“宛”城到堵阳后东出而与“方城”今独树镇杨武岗一带发现的一处故城遗址的古道是相通的。

其位正与史籍所载吻合。

此处“方城”地望，地正处于伏牛、桐柏两山余脉之间，依据《左传·文公三年》（前624）“冬，晋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门于方城。

”（【9】P531）今人杨伯峻注云：“此方城当指方城山之垭口”（【9】P531），（下图为杨武岗村东铜线叶邑方向的夏路古道遗迹）联系《水经•淯水注》“自宛道途，东出赭阳，而道方城。

”（【11】P992）《水经·潕水注》引《圣贤冢墓记》曰：南阳叶邑方城西，有黄城山，是长沮、桀溺耦耕之所，有东流水，则子路问津处。

”“潕水之左即黄城山也，有溪水出黄城山，东北迳方城。

”“郭仲产曰：苦菜、于东之间有小城，名方城，东临溪水”（【11】P1003-1005）等记载，可知此古城正与“方城”地望相吻合，说明此处古城遗址当为春秋时期《左传·文公三年》记载的“反，及方城”之“方城”城邑，也是《鄂君启金节》中所载的“方城”城邑，同时也是夏人初设的“缯关”所在地。

第五、从古道文化遗存看，春秋时期“方城”城邑在杨武岗一带。

2003年5月，笔者在今独树镇杨武岗自然村东侧发现一故城遗址，近似方形，边长约350米，附近地面至今仍可散见周代至汉代陶片，还有少量新石器晚期红色陶片等遗物。

经村人指认在故城遗址北侧溪流旁还存有一口用汉代子母砖砌成的古井。

依据成一农先生《楚方城研究》记载：“今人王彦芬先生所作《楚方城考》，1983年发表在《楚文化研究论文集》
上，1984年出版的《楚文
化考古大事记》中也予以摘
录。

这是由河南省南阳地区
文物处和方城县文化馆共同完成的实地调查后写成的……他们在大关口向东沿伸与方城山相接的一条土岗进行了调查，这条土岗在不同的地段有不同的名称如扬五岗、七里岗等。

他们调查中，在土岗上发现了一些上自龙山文化，下至西汉的文化层，也有抗日战争时修的工事的遗址。

”（【12】）可知这里为确为一处新石器晚期至汉代遗址。

2010年4月国家长城专家成大林先生在此来这里考察时，笔者还在古道南边的台地上发现一红色陶片，经确认当为新石器晚期遗物。

证实这里确是一处夏代至汉代文化遗址。

（左上图为杨武岗残存的夏至汉代陶片）可知此古城正与“方城”地望相吻合，说明此处古城遗址当为春秋时期《左传·文公三年》记载的“反，及方城”之“方城”城邑，也是《鄂君启金节》中所载的“方城”城邑，是夏人初设“缯关”的地方。

依据李维明、柴中庆、乔保同先生“八里桥遗址位于河南省方城县西南近4公里的潘河西岸，遗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

1994年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南阳市文物研究所和方城县博物馆组成考古队对该址进行了发掘。

共发掘灰坑17座、沟1米。

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有鼎、盉（he）、爵、豆、罐、盆、大口尊、盅、簋（gui,古代盛食物的器具）、缸、瓮、甑、罍(lei,酒器)、鬲（li）、器盖等，陶器的纹饰以绳纹为主。

遗址文化特征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相符合，推断其遗存年代约相当于二里文化三期。

”（【13】百度）联系刘玉生先生采集的石钺。

以及《尚书·禹贡》“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8】P75）《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诸侯卑，守在四竟”（【3】P1437-1439），可知石钺在古代是部落酋长或首领权利的标志物，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