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247677_历史与人的交感互生：稽古尊贤诗作的博文气脉

历史与人的交感互生：稽古尊贤诗作的博文气脉

吴玉杰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136）

摘

要：李仲元创作200多首稽古尊贤旧体诗。古为时间指向，贤为人物品格认证，他以勃勃

的雄心、博文的气脉书写一部中华文明史，照亮历史的天空。诗人并不是简单地激活凝固的历史，而是在激活的历史中观照现世的实存。他与历史人物真切、亲切、深切的对望与对话构成一幅历史与现实共融同构的图景。稽古尊贤诗作，聚焦历史与人的交感互生，流韵中华文明史的博文气脉，含蕴其间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为当下某些文化的软化、虚化与物化注入风骨强剂。

关键词：稽古尊贤；历史人物；交感互生；诗史；博文气脉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617（2023）02-0001-07

收稿日期：2022-11-30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LJC202023）；辽宁省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培养项目（LNSGYP20062）作者简介：吴玉杰（1969-），女（满族），辽宁瓦房店人，教授，博士，辽宁省作家协会特聘评论家，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与文艺

美学研究。

DOI ：10.13888/ki.jsie （ss ）.2023.02.001

人创造历史，历史创造人，历史与人的交感互生并存于李仲元的稽古尊贤诗作之中，蕴含着作者通古、写史的博文气脉。李仲元的《缘斋吟稿·续集》与《缘斋吟稿》一脉相承的是对历史人物的关注。《缘斋吟稿》由“辽海行吟”“胜迹游踪”“题咏赠答”三部分组成。如果说历史人物在《缘斋吟稿》那里是散在的地域空间式呈现，那么，在《缘斋吟稿·续集》中，则是集中的全域历时性表现。《缘斋吟稿·续集》206首稽古尊贤诗作，以女娲——中国创世神、华夏民族之人文始祖开篇，以清末革命家、鉴湖女侠秋瑾终篇，是诗史的存在，诗人以满满的激情、勃勃的雄心、博文的气脉书写一部中华文明史，照亮历史的天空。正如他在《轩辕》一诗写道：“文明肇造蜕荒蛮，九域归宗共祭天。数典华人谁忘祖？

神州一脉五千年。”

一、以诗写史的博文气脉

在《缘斋吟稿·续集》中我们看到的206首稽古尊贤诗创作时间为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我们可能无从知晓，究竟诗人是从哪一天立下宏志以诗的形式书写一部中华文明史，但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诗人一定为书写这部文明史做出了丰富的时间准备、知识储备及身心贮备。可以猜想的是，这种想法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源于诗人几十年文史研究、诗书创作、生命体验的丰富积淀，其实一直有一种或隐或显的情结在心中，即以诗的形式书写中华文明史。

以诗的形式书写中华文明史的心结，可以追溯

第19卷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到由书法开启的历史之缘。李仲元是书法家、文物鉴赏专家。他自幼喜欢书法，勤勉向学，持之以恒。他的书法独具特色，批评家认为：“似孟頫，若其昌，近徵明，像伯虎，仔细看看，又都不像，他就是仲元先生独一无二的书法。”［1］赵孟頫、董其昌、文徴明、唐伯虎，这些书法家对李仲元都产生重要影响，他们在书法家李仲元的心目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点在稽古尊贤诗作中有所体现。在诗人李仲元的笔下，赵孟頫“精书宝绘传千古”，唐伯虎“画里诗书最擅场”，董其昌“曾踞骚坛称大雅”。李仲元以诗的形式致敬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不仅致敬书法艺术，致敬书品人格，也致敬自己的书艺人生。这种致敬是他人生经验与生命体验的丰富积淀涌动而出的诗意的自然化成。通过书法，李仲元敲开了解中华文明之门。从书法、文学艺术到古典文化再到中华文明，视域愈加宽广，情思愈加喷涌，承载文明的历史人物愈加跃出。“历史上无数的英雄豪杰、文人墨客，以至才子佳人、方外高人等，皆早已留存在他的心中，只待他笔下召唤，使情成体地付诸言辞而显现于诗卷之中。”［2］历史人物由此成为李仲元诗作的重要表现对象。

2011年出版的《缘斋吟稿》很多关涉历史人物的诗作，其散在“辽海行吟”“胜迹游踪”“题咏赠答”之中。确切地说，它的直接描写对象并不是历史人物，而是和历史人物相关的物化了的空间存在——陵、墓、祠、庙，比如《秦始皇陵》《杜甫墓》《岳飞庙》《陶渊明祠》等，当然诗的最终指向是历史人物。诗人在“行吟”“游踪”的动态中在具体的空间中与历史人物对话。诗往往先是对空间环境的描写，然后转向对历史人物的观照。这里的历史人物并不是以自我历时性的顺序存在，而是以诗人游踪的时序存在。也就是说，诗人在《缘斋吟稿》中并没有书写文明史的显性目标，他更多思考的是，如何通过物化的空间存在——陵、墓、祠、庙和历史人物思考有和无之间的关系。“当我们以‘生’和‘有’的个体，面对这些特殊的古迹、特殊的文化、特殊的空间时，是

面对‘有’，也是面对‘死’和‘无’。万物实存为‘有’，逝之为‘无’。《缘斋吟稿》中，‘有’和‘无’不是单纯的‘有’和单纯的‘无’，而是‘有’中有‘无’，‘无’中有‘有’。面对历史文本诗人以审美之维在‘有’和‘无’的思辨中，达成诗、思、史的艺术创化，形成自我的诗学辩证法。”［3］

《缘斋吟稿》聚焦外部空间与历史人物进行“有”和“无”的艺术思辩，之后诗人在此基础上转向对“有”——历史人物所承载的民族的精神、文明的历史的集中性关注，《缘斋吟稿·续集》由此诞生。在这部诗集中，稽古尊贤是分量最重的部分。以诗的形式书写文明史在《缘斋吟稿》中是隐性目标，而到《缘斋吟稿·续集》中则成为显性目标。

通常来说，写史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从体式上说，有纪传体、编年体、断代体、国别体等；从题材上说，有哲学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外交史、军事史、教育史、医学史、史学史等。李仲元按照时间的顺序，以诗的形式写史，有编年之实，206首，关涉上下五千年，但并不以历史事件贯穿；聚焦历史人物，似有纪传之名，但并不以生平所事细而述之。它追求的不是面面俱到，而是以点带面，以人穿史、以人串史、以人传史。虽不是题材类别史，但每一位历史人物都指向某一领域，又涵盖各种题材。因而在《缘斋吟稿·续集》中透过206位历史人物的负载，我们看到中华文明史，其中包括上述所说的哲学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外交史、军事史、教育史、医学史、史学史，如果细化的话，每一类历史又都有较细的分支，比如文学史、艺术史，乃至于更细的诗词史、绘画史等。所以，有限的206个历史人物，他们身上所负载的含蕴却非常丰厚。因为历史人物所涉领域比较复杂，还可以看到各类历史的交叉与融合。

人创造历史，书写人，则是书写历史。马克思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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