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早期文人叙事诗的发展

试论早期文人叙事诗的发展
梁文娟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科学系，河南濮阳457000)
摘要：中国的叙事诗形成于先秦，繁荣发展于两汉．建安时从内容到形式得以全面成熟。

尤其是建安时期文人叙事诗遮出，标志着早期文人叙事诗渐趋成熟。

早期文人叙事诗从内容、形式到语言上继承和发扬不断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的传统：关注社会民生．反映现实；叙事与抒情相结合；赋、比、兴手法综合运用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早期文人叙事诗汉魏发展
叙事诗自先秦导其源、汉魏备其制、两晋南北朝扩其流、而至唐代擅其美、宋元明清沿其传。

早已发展成了一条与抒情诗并行的创作潮流．形成了诗歌史上一道别具风貌的人文景观．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但是当叙事诗在汉魏民歌中兴盛发展之时．文人叙事诗的发展并未与民间叙事诗同步，而是相对落后于民间叙事诗的发展，现存的汉魏文人叙事诗极其有限．但文人在乐府民歌叙事传统的影响下．不断提高叙事技巧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文人叙事诗渐趋成熟的时期。

现存最早的文人叙事诗是东汉班同的《咏史》，内容是咏西汉时缇萦救父的故事。

全诗采用民歌中业已成熟的五言形式，共写了16句，将史事作了简要的叙述．虽在艺术上“质木无文”，但对事件发生的时间、经过、人物与结局均有清晰的描写，已具备了五言叙事诗的基本框架。

在东汉文人的乐府诗中。

辛延年的《羽林郎》与宋子侯的《董娇娆》是两篇出色的五言叙事诗。

辛诗叙述汉代羽林郎冯子都调笑酒家胡姬，遭到胡姬坚决反抗的事实，此诗从内容到语言明显摹仿了《陌上桑》；而宋诗则以浪漫的笔墨，沿用乐府民歌中常见的对话方式．描写出花与人对话的情节．揭示出青春难以永驻的主题。

明胡应麟曾在《诗薮》中赞叹说：“汉名士若王逸、孔融、高彪、赵壹辈。

诗存者皆不工，而不知名若辛、宋乐府，妙绝千古，信诗有别才也。

”
“建安时期”文人叙事诗的创作也进入了全面成熟的时期。

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在其创作的内容与形式上都受到了汉乐府民歌很大的影响。

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传统，创作了一批反映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的叙事诗．也表现在他们的大部分诗作袭用了汉乐府旧题．并且采用了乐府民歌中早已成熟的五言诗形式。

形成了诗坛“五言腾踊”的局面。

可以说．正是由于民间文学的滋养，才使文人叙事诗在经过秦汉长期沉寂之后，在建安时期掀起了一个新的创作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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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安文人叙事诗的主要内容
较之汉乐府．建安文人叙事诗视野更为开阔，题材更为广泛，叙事技巧更为圆熟，并以其充实深刻的内容、慷慨刚健的语言风格在诗歌史上树起了“建安风骨”的光辉旗帜．而这一切正是文人叙事诗全面成熟的标志。

建安叙事诗在创作题材上的广泛性与开拓性可从下述五个方面的内容中得到印证：
第一类是悯时悼乱、反映社会现实之作，如曹操的《薤霹行》、《蒿里行》，王粲的《七哀诗》、曹植的《送应氏》等，描写了董卓之乱造成的巨大社会动荡及丧乱景象。

第二类主要抒写个人在现实中的经历与感受。

如蔡琰的《悲愤诗》、曹植的《赠白马王彪》等。

第三类是记叙征战生活与日常交游之作．如曹操的《苦寒行》记述建安十一年北征高干途中的艰辛与所见所闻；王粲的《从军行》则采用五首连章的形式记叙曹操率大军西征张鲁，以美其事。

王粲又有《赠士文始》一诗。

追述董卓之乱中二人自京师赴荆州之经历；刘桢则有《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回忆曹丕与文士宴饮娱乐及相互交往之友情。

此外．尚有曹丕、曹植、应等人的《公宴》、《斗鸡》之作，或述恩荣、或叙酣宴，记事而已。

第四类是描写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与事件。

曹植之《白马篇》描写一个武艺高强、为国尽忠的游侠儿；其《美女篇》、《种葛篇》，一写盛年独处之美女，一写弃妇；这几篇虽都是另有寄托．然亦不失叙事之体。

塑造出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

另有阮璃所作《驾出郭北门行》，描写了一个受后母虐待的孤儿．在题材上与汉乐府之《孤儿行》相似。

第五类是咏史诗，建安诗人王粲《咏史诗》一首、阮《咏史诗》二首、曹植《三良诗》一首，内容均为咏秦穆公时以三良殉葬之事，当为一时之作，然大都捕述简单、缺乏情节。

唯陈琳《饮马长城窟行》一首，咏秦代筑长城之事，讽当世徭役之苦，诗中通过长城吏与役夫、役夫与妻子的两组对话展开情节，真实可信、触目惊心。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建安文人叙事诗不仅继承了民间叙事诗密切联系现实、叙事完整、情节曲折、富有传奇性、故事性的基本特征，而且其叙事范围更为广泛．内容更为丰富。

二、建安文人叙事诗的叙事艺术特色
1．在反映现实上更具深刻性与概括性。

建安文人叙事诗与汉乐府的最大区别在于作家群体的身份不同。

乐府诗来自民间，而建安文人多为征伐天下的枭雄与谋士，他们的创作多从大处着眼．记叙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表现社会变动与民生丧乱的重
孑L子的诗论
由欣悦
(中国医科大学，辽宁沈阳110001)
摘要：本文从四个方面概括了孔子对《诗》这部诗歌总集的评价，分析了孔子对《诗》的思想内涵的领悟和审美尺度的把握以及对诗的伦理教化的作用的强调．并论述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说。

关键词：孔子《诗》诗论
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他的出生地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以礼、乐而著称的周公，将周室虞、夏、商、周四代的乐、舞保存得最完整。

《论语》中集中记载了孔子与学生。

儿子谈诗的内容，他就《诗经》这部诗歌总集的整体或个别篇章发表的意见和看法．有超越时代的权威性．成为儒家诗教的基础．成为影响几乎全部封建社会诗歌的重要言论。

孔子诗论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孔子对《诗经》的整体作了综合评价。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

”关于“思无邪”。

历来的学者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邪”即斜，“不正”或邪恶，“无邪”即纯正。

朱熹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惩创人之逸志。

其用归于得其性情之正而已。

”(《诗辨证》)第二种认为，“无邪”即“诚”。

程子说：“思无邪，诚也。

”何为“诚”?即“实”。

所谓“思无邪”，就是说《诗》三百篇都是表达真实思想感情的作品。

第二种观点显然更符合《诗经》的实际情况，诗中有“怨”、有“刺”。

有的表现非常缠绵的男女之情，特别是被后人目为“淫”的郑、卫之诗。

如《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写的是一个女子戏谑她的情人。

如果她的情人真心爱她，就撩起衣裳过河来，如果不想念她，难道她就不能找到别的人吗?表达感情大胆直白，毫无掩饰。

对这样的诗，若以后来儒家的理论教条来衡量，就不能说是“纯正”了。

朱熹甚至把《褰裳》解释为“淫女语其私
大主题。

曹操运用如椽之笔，写下反映汉末动乱的名篇《薤露行》、《蒿里行》，高度概括了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社会现实．而被钟惺赞为“汉末实录。

真诗史也”。

(《古诗归》)而号称“七子之冠冕”的王粲，作有《七哀诗》三首，其第一首在“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的时代背景下，集中描述了一个“饥妇弃子”的典型事例，活画m一幅惨痛的难民图，揭示了董卓匪徒李催、郭汜之乱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

较之汉乐府，建安叙事诗在反映现实上艺术概括力更强．更能反映社会的整体面貌，揭示社会问题的实质。

2．叙事与抒情相结合．使情节描写更具真实性与生动性。

建安文人采用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写法。

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其所见所闻与个人经历，同时也抒写自身在现实中的主观感受．从而使作品具有高度的真实性，产生极大的艺术震撼力。

在这方面，蔡琰的《悲愤诗》和曹植的《赠白马王彪》堪称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典范，代表了建安文人叙事诗的最高成就。

沈德潜在《古诗源》中称赞前诗“情真”、“情深”、“在东汉人中，力量最大。

”清代方东树评此诗云：“气体高峻雄深，直书见事，直书目前，直书胸臆，沈郁顿挫，淋漓悲壮。

”(《昭昧詹言》)
3．赋、比、兴手法的交融，使叙事诗深于寄托，富有讽谕性。

“建安之杰”的曹植深受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有志难展，怀才不遇，在极度苦闷中写下了一批有深刻寓意的叙事诗。

借以寄托怀抱、讽谕现实，这是《诗经》以来比兴手法在叙事诗中的进一步发展与应用。

例如《种葛篇》托词夫妇，从“与君新婚时，结发恩义深”写到“行年将晚暮．佳人怀异心”，借夫妻感情之变化隐喻自己与曹丕的关系，抒发“往古皆欢遇，我独困于今”的感慨。

《美女篇》塑造了一个容华绝代的美人形象，末尾以美人求偶独难、只能“盛年处房室”的悲叹，隐喻自己年华虚度，“抱利器而无所施”(《三国志陈思王传》)的悲剧命运。

曹植这些富有隐喻意义的叙事诗，将传统的赋(直陈其事)与比、兴的手法融合在一起，赋中有比，比中寓兴，深于寄托．讽谕现实，使诗意变得含蓄委婉、耐人寻味。

这充分说明叙事诗在建安诗人的手中，已脱离朴素直率的民歌之影响。

走向了文人化。

中国的叙事诗形成于先秦．繁荣发展于两汉，建安时从内容到形式得以全面成熟。

在此过程中，古代叙事诗关注社会民生、密切反映现实的传统；从内容、形式到语言上不断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的传统：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传统：赋、比、兴手法综合运用的传统等等。

正是这些优良的传统，哺育了后代的诗人，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并在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与自居易的笔下发扬光大。

使他们创作出了具有“诗史”价值的《三吏》、《三别》，富有深刻讽谕意义的《新乐府》，以及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现实与浪漫相交融的《长恨歌》等一系列著名的诗篇。

从而使叙事诗以其独特的视野与风格、富有魅力的情节与语言、鲜明的人物形象。

在古代诗歌的长廊中放出异彩，与目众多的抒情诗相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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