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文学

·略述中国小说的发展与史传文学的关系
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有文言和白话两大系统，二者和史传文学都有很紧密的关系。

最早用“小说家”这个名词去收录古代书籍的《汉书艺文志》是把它视作为子部的，称为《诸子略》，但所收书籍的性质，照鲁迅的说法，则介乎子部、史部之间，即《史略》所谓的“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

其后史家及目录学家将小说家的范围不断扩大，把很多原属史部的作品转入小说家，也有一些原属小说的作品归到史部去，例如同样是杂史杂传的东西，《燕丹子》多入“小说”类，而《吴越春秋》则入于“史部”。

此外，文言笔记小说的创作，有一些在内容上也标榜是正史所不载，由作者加以整理收集，如葛洪的《西京杂记》和殷芸的《小说》等，所以文言系统的小说和史书关系千丝万缕，是很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白话系统的小说，或者是接近现代意义的传奇小说和史传文学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趋势，是如何由纪实的史传著作，逐渐过渡到以虚构为基础的小说创作，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文体的发展，也看到史传对小说创作的巨大影响力。

首先，史传和小说的共通点是叙事。

当然二者发展到后来的性质有不同，历史讲求真实，而小说则容许而且必须虚构。

董乃斌的《中国小说的文体独立》一书中认为文学和“事”的关系有“含事、咏事、述事和演事”四个阶段，大概历史只是述事，小说戏剧则可以称之为“演事”。

第二，中国历史著作中的主体“正史”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两大系统，史书的这种结构，对后来的小说创作有很多影响。

尤其是史书主流的纪传体，它以人物为中心的写法，对后来小说至少有两点影响，一是合乎现代小说以写人为主，小说必须创作出令人难忘人物形象的要求，例如唐传奇很多便类似个人的传记。

二是在结构上，很多长篇小说的总体结构是一个个人物的遭遇的联结，人物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似乎是分别给人物写传一样，最有代表性的是《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等。

这种结构方式，有自由灵活的优点，也有松散零碎的缺点。

第三，是史传的叙事方式，多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观点的方法，这一点也为中国古典小说所继承。

所谓全知的观点，简单说就是作者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对于人物内心和绝不可能为外人所知的隐秘，他可能—一告诉读者。

著名的例子是《左传》宣公二年鉏麑不忍下手刺杀忠臣赵盾，回来后自杀前的一段心理活动，这种自言自语或心理描写，从写历史的角度看当然是不必要的，但它却有“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惴以摩，庶几入情合理”（钱锺书《管锥编》语）的好处，而这种写法，正是后世小说戏剧所仿效的地方。

第四，是写作精神方面，中国历史上的几部巨著对后世小说有极大的影响。

例如《春秋》的微言大义，意思就是把自己观点隐藏起来，让事实自己来说话，对事件和人物的褒贬由读者自己去体会。

中国古典小说中当然不乏有作者跑出台前，向读者指指点点，对事件人物直接评论的地方，但好的作品，作者隐退在情节背后，让小说中的人物的言行来启示读者。

《红楼梦》主题的论争，读者对小说中人物的爱憎不同，可以说，都是得力于这种隐藏个人观点的手法结果。

又如《史记》的创作，司马迁一再表示自己是“发愤”著书，自己是“心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写出这种巨著的，后来的金圣叹把《水浒》这些小说也看作是发愤之下的创作，可见《史记》对后世文学家在精神上的感召力量有多大！
明清两朝小说评论家最爱把小说和历史著作比附，金圣叹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

”毛宗岗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

”张竹坡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而戚蓼生评《红楼梦》的写法，认为：“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可见史传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深远影响。

我国先秦两汉产生的史传著作，主要有《国语》、《战国策》、《春秋》、《左传》、《史记》和《汉书》等，它们上承神话，下启小说，是我国叙事文学的艺术宝库。

其中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更是中国叙事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从神话到史传再到小说，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一条独特的发展路线。

史传积累了丰富的叙事经验，孕育了小说的产生，尤其是在唐代小说作为叙事文学自成一体后，在它漫长的成长途程中仍然师从史传，从史传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必然要顾及其与史传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史传对古代小说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史传本身存在着极其丰富的小说因素，本文着重从结构方式、叙事方式和修辞传统三个方面来论析史传对中国古代小说所产生的内在而深刻的影响。

一
我国古代小说大多采用史传的叙事结构方式。

史传结构方式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类型。

《春秋》、《左传》是编年体，按时间顺序记叙历史大事，优点是对历史宏观变化可以作连贯的记叙，但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或事件却不能作连贯的完整的记叙。

而《史记》所确立的纪传体，则对于历史人物的生平以及以人物为中心的事件可以作连贯而又完整的记叙，可以对某些重大的历史场面进行从容不迫的绘声绘色的描写，因而能够局部地再现历
史场景。

纪传体对于后世小说的影响尤为深刻。

唐代传奇小说和清代的《聊斋志异》等文言短篇小说在结构方式上，就明显地受到了纪传体的影响。

《史记》中的作品，大多是以人物的名字作题目，故事亦围绕该人物的生平事迹展开，前文叙述故事，后面再直接发表一段议论。

对比一下唐代传奇小说的传类作品，几乎也都是这个路数，开篇即介绍主人公姓名、籍贯、家世、时代等，篇末则交代主人公的结局，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主要人物都有交代。

如《霍小玉传》、《柳毅传》、《谢小娥传》、《任氏传》、《李娃传》等，都是围绕着题名人物的生平经历展开，历叙其一生的起落、命运归宿，甚至包括后嗣情况，宛如纪传体。

这是《史记》中《刺客列传》、《田单列传》等那种比较典型的小说结构的发展。

陈磊在《略谈〈史记〉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认为：“在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的《紫玉》、《三王墓》、《李雪》、《干将莫邪》已显‘纪传体’的端倪，到了唐代传奇，纪传体特征就非常明显了，虽然每篇的格式不尽完全一样，但大体如此，几乎成了传奇的固定格套：开始简单地交代人物的姓氏、家庭状况，次叙故事本末，而故事也只是这个人物一生中有代表性的活动内容，结尾是交代人物的结局或者评赞。

有的反复强调材料的来源，以示其真实可靠。

这同《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的写法，在形式上雷同。

……从传奇、笔记小说的体制上看，与纪传体是一脉相承的，历经几个朝代都不衰竭，到了清代还出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形成了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又一高峰，显示了它的生命力。

这些事实说明，《史记》中的传记，在体制上它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出现作了充分准备，奠定了基础。

直言之，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形式是发端于纪传体的《史记》。

”（转引自《史传文学与古典小说关系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93年第5期）史传的编年体和纪传体结构方式，也为明清长篇小说结构类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总体结构上采用编年体的小说如《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等，这些小说严格按时间顺序结构。

《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且不论，即以写世情人情的《金瓶梅》和《红楼梦》而论，他们的情节可以排列出一张大事年表，现今已有“金瓶梅系年”、“红楼梦年表”之类的研究专著发表。

但是小说并不完全搬用编年体，他们在总体编年的框架中，又吸收了纪传体结构的优点，局部采用列传的写法。

例如《三国演义》写关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作者为了使情节一气贯通，叙事的焦点始终汇聚在关羽身上，在关羽过五关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情都按下不表，等到关羽过了五关，故事告一段落后再来倒叙那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情。

在这局部章回中，作者采用了纪传体结构方式。

在总体结构上采用纪传体的小说《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等等。

《水浒传》的前七十回基本上是纪传体结构，作者似乎是分别给人物写传，其排列顺序是：鲁智深——林冲——杨志——晁盖——宋江——武松——等等，梁山聚义、三打祝家庄以后按编年体，但局部仍采用纪传体结构。

《水浒传》这部小说，尤其是前大部分，理不出一张大事年表来。

《儒林外史》可以看作是一部
儒林列传，列传顺序是：周进——范进——严监生严贡生——蘧公孙——匡超人——杜少卿等等，其结构比《水浒传》更松散，以上各个人物之间或者根本没有关系，或者只有极其薄弱的联系，我们也无法给《儒林外史》编年。

古代小说结构方式继承史传而又有发展创造这一方面，明清小说评论家们早有认识。

清毛宗岗在评论《三国演义》时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

《史记》各国分出、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

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总成一篇。

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

……后人合《左传》、《国语》而为《列国志》，因国事多烦，其段落处，到底不能贯串。

今《三国演义》，自首至尾读之无一处可断其出，又在《列国志》之上。

”（《读三国志法》）
二
小说的叙事模式是叙事者与故事之间关系的类型。

史传创制的叙事方式为古代小说提供了基本的叙事模式。

史传的叙事，唐代刘知几曾将它分为四体：“有直记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史通》卷六《叙事》）。

这四体用现代的话来表示，就是：一、描述才行，二、记叙事迹，三、记录言语，四、作者议论。

刘知几所归纳的这四体，包含着描写、叙述、人物对话和作者议论等小说叙事成分。

按西方小说理论分析，我国古代史传的叙事方式基本上多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客观叙述。

所谓全知视角，简而言之就是作者充当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式的角色，对于故事中人物的绝不可能为外人所知的隐秘也了如指掌。

对于史传的这一叙事特点，钱钟书先生有一评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金且麂自杀前之慨叹，都是“生无旁证、死无对证”的场面，外人不得知晓，左氏如果不是悬想虚拟，所据何来？（《管锥编》第一册《左传正义•一、杜预序》）这样采取全知视角进行叙述的例子在史传中屡见不鲜，钱钟书先生指出后世小说家代述角色的隐衷即习用此法，揭示了小说在叙事方式上与史传的某种关联：“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

’即亡。

”按《田儋列传》：“高帝闻之，乃大惊：‘以田横之客皆贤，吾闻其余向五百人在海中。

’使使召之。

”一忖度，一惊思，迳以“吾”、“我”字述意中事。

《萧相国世家》：“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尝繇咸阳，‘何送我独赢，奉钱二也’”亦如闻其心口自语。

……后世小说家代述角色之隐衷，即传角色之心声，习用此法，蔚为巨观。

如《水浒传》第四三回：“李逵见了这块大银，心中忖道：‘铁牛留下银子，背娘去那里藏身了？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来。

我若赶去，倒使他坏了性命’”；《红楼梦》第三回：“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所以才问我的。

’”《西游记》谓之“自家计较，以心问心”，“以心问心，自家商量”，“心问口，口问心”
（第三二、三七、四0回）。

以视《史记》诸例，似江海之于潢污，然草创之功，不可不录焉。

（《管锥编》第一册：《史记会注考证•淮阴侯列传》）史传叙事方式的全知视角，为中国古代小说积淀了特有的时空意识，形成了它独有的中国气派。

所谓的客观叙述，就是作者在叙事时把自己隐蔽起来，不让读者感到有一个叙事者横亘在他与故事之间。

然而作者又不愿把自己的观点隐蔽得读者无从知晓，于是在遣词造句上颇费斟酌，常常在微言中寓藏大义。

客观叙述是史传的传统笔法。

我国古代学者认为孔子修《春秋》，以一字为褒贬，含有微言大义，因此后代称文章用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写作手法为“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的本质特征是客观叙述，它强调“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作者在叙事中不直接出来进行评论。

春秋笔法对后世小说的叙述方式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例如《三国演义》写关羽温酒斩华雄这一段就是纯粹的客观叙述。

若按话本的叙事方式，关羽的外貌必定由叙事者直接描述，但这里却借用了众诸侯的眼睛来写关羽“身长九尺五寸，髯长一尺八寸，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似巨钟”。

袁绍、袁术贵族偏见，以出身和官职论人，有眼无珠；曹操门阀观念较淡，以本事才能论人，一眼看出关羽非同凡响；公孙瓒虽有荐贤之心，但没有气魄和胆量，这一切也均是由人物的言行来自行揭示。

关羽仅有一句话“酒且斟下，某去便来”，他如何藐视袁绍一班尸位素餐的大人物，作者没有直接揭示，这一切内心活动和各个人物品格的高下，作者未置一词，读者通过呈现在眼前的这个场景却不难得出结论。

这种客观叙述方式在史传文学中是最普遍采用的，仅此即可看出《三国演义》与史传叙事传统的承袭关系。

古代长篇小说《红楼梦》是采用客观叙述的作品之最上乘者。

刘铨福评论说：“《红楼梦》虽小说，然曲而达，微而显，颇得史家法。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跋》）小说讲究寓意，多采用白描手法，作品还用微言大义，这都与史传的春秋笔法有着深刻的联系。

三
“借古鉴今”宗旨是中国史传写作中的一个重要法则。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一文中详尽地论述了借古鉴今的著书宗旨。

他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借古鉴今，终极目的不在精确地记述历史事实，而在通过历史的记述来褒贬是非，阐扬治理天下的道理。

司马迁谈《春秋》，实际上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写作《史记》的动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有所为而作。

因此，史家通常把史传所述故事当作某种意义的载体，从而形成史传的修辞传统。

史传的这种运用“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叙事之中”来记述历史，以不见痕迹地表达作者思想的修辞传统，对于后世的小说创作有着积极的意义。

史传遵循“借古鉴今”这一写作传统，每篇文章除了反映它既定的历史事实外，还大多有一个作者要借以表达的题旨。

这一特点，前人早就指出过，明代陈仁锡说：“子长作传，必有一主宰”。

高步瀛更具体地举例说：“史公之文，每篇各有主旨，如《吴太伯世家》以‘让’、‘争’二字为主，《鲁周公世家》以相臣执政为主，《陈丞相世家》以阴谋为主，《魏其武安侯列传》以权势相倾为主，《大宛列传》以通使兴兵为主，前半叙通使，以张骞为线索；后半叙兴兵，以宛马为线索，最为谋篇之奇者。

”（转引自《史记通论》）史传篇章的题旨，有的是在客观述历史事实的过程中自然流露的，有的显然是额外加进去的，有的甚至是作者在按照自己的某种思想、观念来选择组织、加工改造历史材料，因此，史传作者为了表现主旨往往讲究谋篇布局。

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只有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个故事，而后便销声匿迹了。

这三个故事很生动，突出了蔺相如智勇双全、能屈能伸的英雄形象，但却不足以表明蔺相如作为一个宰相的政治才能。

而且完璧归赵、渑池会这两个矛盾冲突激烈、戏剧性强的情节，完全不见于先秦古籍，其中肯定有不少作者演义虚构的成分。

这显然不像完整的历史人物传记，倒像后世小说。

古代史传的很多章节片段很像小说，有故事，有人物，有主题，有概述和场景，除开记实这一原则外，他们差不多就是小说。

如《左传》中的“金且刺赵盾”、“崔杼弑齐庄公”，《战国策》中的“冯谖客孟尝君”、“荆轲刺秦王”，《史记》中的“鸿门宴”、“周亚夫军细柳”等章节，以及整篇的如《吕后本纪》、《魏其武安侯列传》等等，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古代小说在史传这样厚实的传统修辞经验上，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古代小说家受史传文学所积淀的传统修辞经验影响，作小说要发扬《春秋》之义，“挥昔而照今”（李翱《卓异记序》），表现和抒发作者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和追求，因此，特别注重作品题旨的确立以及它对情节的铸造，把故事情节放到结构的中心位置，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借故事以表达主题思想，作者决不横亘在读者与故事之间。

如唐张彦远的《购兰亭序》，描述唐太宗骗取辨才《兰亭序》的生动故事，严格按故事的发展顺序来谋篇布局，几乎通篇只对情节作客观的叙述和形象的描绘，绝不作主观的议论和补充性的说明，但在情节开展的每个阶段，却处处自然地流露一个“骗”字。

可以说，《购兰亭序》实为“骗兰亭序”。

透过这种“骗”的描写，作品的倾向性在情节的生动展开中得到了自然的流露，从中读者感受到了作者的思想倾向。

我国明清小说家更是把小说作为一种观念的载体，如冯梦龙、凌濛初就试图通过编撰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故事来达到警醒民心、廓清民风的社会效果。

与短篇小说相比，明清长篇小说更讲求题旨。

因为长篇小说以史传为楷模，追求内容的宏富，篇幅浩长，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必须有一个主题思想统率全篇。

西湖钓叟在《续金瓶梅集序》中论及明代三部长篇小说时说：“今天下小说如林，独推三大奇书曰《水浒》、《西游》、《金瓶梅》者，何以称夫？《西游》阐心而证道于魔，《水浒》戒侠而崇义于盗，《金瓶梅》惩淫而
炫情于色，此皆显言之，夸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则在以隐，以刺，以止之间。

”旨在以隐、以刺、以止看作是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是小说艺术的精髓，这充分说明了小说的道德劝惩的社会功用。

可以说，史传的这种修辞传统，也就是后世小说处理作者与作品、故事与主题、作品与读者等几种关系的原则。

关于小说修辞方式与史传的联系，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时曾指出：“《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

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

……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

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

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读第五才子书法》）金圣叹认为在艺术方法上，也就是在修辞方法上《水浒传》与《史记》如出一辙，它们的区别仅在于以文运事，即实录，而《水浒传》是因文生事，即想象虚构。

史传与小说的联系和差别，说得十分清楚。

总而言之，史传所蕴含的小说因素，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现成的经验。

换句话说，史传对中国古代小说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是内在而深刻的，小说来源于史传。

但是“史贵于文”的观念也造成了小说对史传的长期依恋，阻滞了小说和小说观念的发展，直到明代中叶，我国古代小说才克服了“史统”的强大阻力走上了康庄大道。

研究章回小说文体的渊源，我们无法回避史传传统对小说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产生与发展跟悠久的史传传统密切相关。

先秦时期的史学著述中已孕育着古代小说的文体要素，章太炎以为“周秦西汉之小说，似与近世不同，如《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一与近世杂史相类”。

[1]《周考》“考周事也”，《青史子》“古史官记事也”，都属于史学著述，班固归之于“小说家”类，其“小说”认定虽“与近世不同”[2]，但也可以见出其中的小说文体因素。

1.叙事与虚构
虚构与叙事是史传文学与小说文体共同的特征，从此出发，史传文学变成了明清章回小说理想的模仿对象，史传文学在选取并组织材料方面，在刻画人物形象、编织故事情节等方面均能给章回小说非常贴近的启发。

讲究实录是良史之才的首要条件，历代史家均以撰写信史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汉代班固认为《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3]从叙事的角度来说，《春秋》、《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优秀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杰出的叙事文学。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史家对叙事艺术的极度强调及其在史传作品中的完美表现足以成为小说家们师法的楷
模。

数千年史传编撰的成功经验以及官修史书所树立的祟高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小说家们以“集撰”、“编次”稗官野史为己任，追步史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传统。

元末明初以来，章回小说文体初兴，托史以演义成了早期章回小说创作方式的最佳选择，夏志清指出:“在长篇小说的形成阶段，演义体的事实叙述显然占有优势，而其他类型的小说至少也托名为历史。

因此，仅次于说书人，历史家们为中国小说的创造提供了最重要的文学背景，小说家在小说的艺术尚未十分圆熟之前，就依靠各代的历史所提供的取用不竭的人物与故事，这些人物与故事的真实性，即便是在极少艺术性的枯燥叙述里也会呈现出来。

”夏志清较好地解释了明代章回小说尤其是历史演义的题材来源，这是明清章回小说与史传文学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间
2.《史记》与章回小说
前人评价章回小说，总要与《史记》扯上关系。

天都外臣以为雅士之赏《水浒传》“甚以为太史公演义”，唁顺之等人谓“(水浒》，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金圣叹认为“《水浒》胜似《史记》”，张竹坡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

除了评点家有攀附《史记》以抬高小说身价的主观愿望以外，这几部成熟的章回小说在艺术成就上可以追步《史记》也是一个客观事实。

司马迁诚为“良史之才”，但《史记》确非“信史”，如此论说并不矛盾，也丝毫没有贬低《史传》之史学价值与地位的意思。

王若虚称司马迁“采披异闻小说，习陋传疑，无所不有”。

龚自珍认为“太史公之学，在乎网罗六国放失旧闻。

若夫五帝、三王事实，大都钞袭杂书百家传说，又往往排比失伦”。

有意思的是，史评家紧紧揪住司马迁选材的纸漏不放，对《史记》的历史真实性颇有微辞，而文评家却大加赞赏司马迁的叙事才华，对《史记》的艺术成就深感折服。

茅坤论《史记》说:“读前段，便可识后段结按处，读后段，便可追前段起按处。

于中欲损益一句一字处，便如于匹练中抽一缕，自难下手”。

史家笔法的影响对章回小说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个体表现和特征描述相结合的形象刻划和以形写神的笔且奠定了小说人物艺术的基础。

寓讥贬于叙事的“春秋笔法”成为讽刺艺术的源头。

历史散文《左传》和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历史《史记》多有这样的范例。

如《左传》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重耳复国的过程，很好的表现了这个人物的形象特征。

他既是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又是个时有安逸思想抬头的活生生的人，这两重性格通过一系列事件表现出来。

《史记》中这样的例子更多，史家这个笔法对后来的著名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都有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后来小说的人物塑造是师承史传著作的。

寓讽刺于叙事的春秋笔法对后来小说也影响很深，象《聊斋志异》中的史篇《司文郎》、《贾奉难》等就都是用叙事方式讽刺、揭露了许多科举制度的弊端，而起到了发聋振聩的作用的。

我国另一部堪称讽刺文学的高峰一代《儒林外史》更是全面承继了“春秋笔法”，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讽刺文学的群丑图，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深深毒害。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