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校雠学理论著作编辑探微

◎杨翔宇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民国时期校雠学理论著作编辑探微
校雠学，“研究中国古代整理文献的方法的学科”，[1]既包括现代的编辑学[2]，也包括现代的文献学[3]和图书馆学。

[4]作为传统的学术门类，校雠学在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刘向、刘歆父子首次总结了校雠规程，开启了校雠学的发展历程。

[5](2)南宋郑樵在总结前人校雠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升华，其撰著的《校雠略》为中国校雠学专著之滥觞。

[6]清代章学诚《校雠通义》更是将校雠学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理论、方法、内容上颇多创新。

民国时期，校雠学理论不断发展，涌现出诸多以校雠学命名的著作，如胡朴安、胡道静的《校雠学》（1934年，商务印书馆）、向宗鲁的《校雠学》（1944年，商务印书馆）、刘咸炘的《校雠述林》和《续校雠通义》、蒋伯潜《校雠目录学纂要》（1944年，重庆正中书局）、蒋元卿的《校雠学史》（1930年，商务印书馆）、程千帆的《校雠广义》（观点和体系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张舜徽《广校雠略》（成书于1945年）等。

在中国传统社会，“编辑”一词意指“搜集资料，整理成书”。

[7](119)作为一种成书的手段和方式，与现在“编辑”内涵相比，其最大区别即是“编著合一，即编者和著者是同一个人”。

[8](119)章学诚认为，史家有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著作之史，宋人以还，绝不多见。

而纂辑之史，则以博雅为事，以一字必有按据为归，错综排比，整炼而有剪裁，斯为美也”。

[9]民国校雠学著作广征博引，考证精密，以此论之，当为“纂辑”之作。

本文拟对其编辑的历史背景、内容体系、思想理念进行系统的研究，以期对现代学术著作的编纂有所启迪。

一、编辑背景及缘起
1.传统校雠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校雠”是以“书本”为对象的，即所谓的“治书之学”。

[10]在我国，书籍的历史源远流长,《尚书多士》曰：“唯殷先人，有册有典。

”这里的“册”和
民国时期校雠学理论著作的编辑出版，是中国古代校雠学理论与实践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与这一时期西方学科理论的影响密不可分。

此外，民国学人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恪守，也是校雠学著作出版的重要原因。

民国校雠学理论著作广征博引、考证严密且重视校雠学史的编纂，同时还有回归刘向校雠学本意的倾向。

这些校雠学著作的编辑出版对现代编辑学、文献学、图书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国　校雠学　理论　著作　编辑
G239　Ａ　1003-6687（2015）08-102-07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发展研究（1911—2011）”（11&ZD109）；河南师范大学2014年度教育科学基金项目（2014J27）
杨翔宇（1975—），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图书馆事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
方向：民国文献学。

DOI:10.13786/14-1066/g2.2015.08.024
“典”即用来记录文字的书籍。

由此可知，至少在商周时期，就已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书籍。

[11]在图书流通和使用的过程中，由于各种主观与客观的原因，书籍的破损、残佚在所难免，这样就必然要求对其进行整理和修复，于是校雠之事应运而生。

据《国语鲁语》载：周宣王时，宋国大夫正考父校商之颂十二篇于周太师，最终确立了以《那》篇为首，此为中国校雠事业之肇始。

此后，正考父七世孙孔子整理六经正是“以校雠为编纂的基础的”。

[12]六经编纂，为“中国古代编辑事业的辉煌成就”。

[13](98)
尽管先秦时期已有校雠之“事”，却无校雠之“名”，更无校雠之“学”。

校雠之“名”大约起源于西汉之世，刘向《别录》曰：“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曰‘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故曰‘雠’也。

”此为“雠校”（或曰“校雠”）作为合成词出现的最早记录和解释。

因此，刘向也是“历史上第一个确立‘校雠’概念并对其作出清晰界定之人”。

[14]刘向之后，刘歆继承父业，继续整理皇家藏书，“终汉之世，君臣上下，莫不以校雠为重”。

[15](9)此后，中国图书整理事业从未中断，校雠事业也逐渐走向成熟。

南宋时期，郑樵著《校雠略》对历代校雠实践进行了归纳总结和理论升华，校雠学迈出了理论研究的重要一步。

清代是校雠事业发展的又一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朝廷大兴文教，先后校雠编辑《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官家校雠，既已空前，私家之勤，则亦绝后”。

[16](11)顾炎武、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父子考证古音经传文字，“以树校雠之基”。

[17](11)此时更有章学诚著《校雠通义》三卷，纠补郑樵《校雠略》等理论著作之阙失。

“自此已往，朝野翕然，无不以校雠为能事”，这种校雠考证之风，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仍未泯息。

更为重要的是，清人校雠书籍，不仅能订正“板本缣帛之误”，还能更正“古人立说之误”，故能“远订千载以上相承之谬惑”。

[18](12)
任何学科的产生都要经历一个由实践到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由“术”到“学”，是“多数学科形成的必由之路”。

[19]校雠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理论的支撑，而校雠实践的发展，又为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中国古代长期形成的校雠书籍的优良作风及其积累的丰富校雠实践和理论经验，为民国时期校雠学理论研究的勃兴和著作的大量编辑，提供了前提条件。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校雠学理论著作的出现，是传统校雠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2.西方学科理论的影响
民国之前，关于校雠学的理论研究已有起色，如出现了郑樵《校雠略》和章学诚《校雠通义》等校雠学理论著作。

但相对于校雠实践来说，校雠学的理论研究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这一方面是由于校雠学本身是一门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学问，其更多地注重形下践履之“用”，而非形上哲思之“学”。

同时，正是校雠的“实学”特性，使得校雠学家忽视乃至鄙视理论的归纳和总结。

另一方面，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长于“实际”和“致用”、短于“抽象”与“思辨”有关，正如王国维所言：“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 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

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

”[20]晚清以降，西学东渐，欧美学科分类的理念及方法随之传入中国。

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学术开始发生裂变，逐渐向近现代学术转型，传统知识系统开始逐渐纳入现代学科体系之中。

20世纪初，初步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

[21]作为中国传统学术重要门类，且有着悠久历史的校雠学同样面临着挑战。

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传统校雠学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成为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最终他们确定了“以西方新理新法治旧学”，[22]即用西方学科理念重新整理中国固有学术。

在他们看来，依据西方近代学术观念及知识体系，对中国传统知识之内涵进行整理，创建近代意义上之中国新学科体系，是与西方学术接轨之必然趋势。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其运用西方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校雠学进行“肢解”“剪裁”“嫁接”，以西学学科体系来框定中国传统校雠学，才使得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多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校雠学理论著作。

坚守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的本位思想，也是这一时期校雠学理论著作大量出现的又一原因。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科学救国”的思想深入人心。

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传统的学术和民族文化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主要因素，也是中国在近代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只有学习西方的“科学”，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正如钱穆所说：“中国知识界里颇有一辈人主张把中国传统全部文化机构都彻底放弃了，如此始好使中国切实学得像西方。

”[3]2
文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冷落。

为此，一些有识之士忧心忡忡，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国有珍闻，家有瑰宝，叩之学者，举之不知，而惟震眩于殊方绝国鉅人硕学之浩博，即沾溉于殊方绝国者，亦不外教科讲义之常识，甚且掇拾剽末稗贩糟粕，并教科讲义之常识而不全，则吾国遂以无学闻于世”。

[24]
二、编辑体系及内容
胡朴安、胡道静《校雠学》分为三卷，即“上卷叙论，中卷校雠学史，下卷校雠学方法”。

胡氏认为，该书虽较为浅陋，然“初学得此，亦可得校雠学之大概，而为读书之工具矣”。

[25](序1)在上卷“校雠学叙论”两篇中，胡氏分别论述了校雠学之“定义”与“类别”。

对于中卷“校雠学史”，胡氏按照朝代发展的顺序，分7篇论述了周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代校雠学的发展状况。

下卷“校雠方法”是胡氏论述的重点所在，[26](13)分为6篇，依次为逸书搜辑、真伪辨别、底本互勘、群籍钩稽、篇第审定、目录论次。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校雠学》一书的结构具有明显的现代学术著作的“烙印”和痕迹。

因以理论、历史和方法构建学科体系，恰是西学影响下的现代学科构成所必备的基本要素。

正是在胡氏等人的努力下，校雠学逐渐摆脱了传统学术史的羁绊，在西学东渐的学术背景下得以转型，从而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

蒋元卿《校雠学史》为章节体，分为六章。

该书以时间为序，按朝代“用提纲挈要之方法，将许多有名之校雠学家，特别叙出”。

[27](13)全书由“绪论”和“校雠学史”两部分组成，第一章“绪论”依次为总论校雠学、校雠学史及写作动机。

第二章至第六章为“校雠学史”部分，他将校雠学的发展历史分为发轫、建立、衰落、复兴、鼎盛五个阶段。

蒋氏对其中每一阶段的发展状况进行的科学归纳和总结，使人们对中国2000余年校雠学的发展有了较为准确地把握。

因此，相对于胡朴安、胡道静《校雠学》中校雠学史的论述来说，蒋氏《校雠学史》的分析更为科学和理性。

虽然该书重在叙“史”，但蒋氏在校雠学发展的每一阶段对其方法的介绍也不惜笔墨。

如将刘向父子校雠方法分为6个步骤，分析具体形象。

由此可见，该书也是一本兼具理论、历史、方法的校雠学理论学术著作。

向宗鲁《校雠学》一书的体系和结构，向氏曾自定其目为十二篇，[]但实际完成者仅六篇多，即为今印行者《正名》《原始》《宗郑》《明颜》《申陆》《择本上》，而《择本中》篇未成者犹1/3，其余5篇未曾着笔，是一篇未竟之作。

《校雠学》的《议孔》篇的相关内容，在向氏《〈周易疏〉校后记》一文中有所体现。

该书采用传统史书编辑体例，其更多是对校雠学史的编纂，但校雠学的理论与方法也融入其中。

蒋伯潜《校雠目录学纂要》分上下两编，各九章，共十八章。

另有绪论三篇，附论一篇。

绪论讲述校雠目录学意义及书籍略史；上编叙述了校雠编目学的历史，其中又分为官书校录、私家校录、史志目录、专门目录、宗教目录、其他特殊目录，每种目录均以时间为序，按朝代依次进行说明；下编论述校雠目录学的内容，其中包括征求书本、校正文字、厘定篇章、撰述叙录、伪书鉴别、搜辑佚文、分类编目；附论探讨目录与学术史的关系。

蒋氏《校雠目录学纂要》分类清晰、内容系统而有条理，对中国传统校雠目录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清理。

张舜徽《广校雠略》共五卷，十九论，一百篇。

卷一包括“校雠学名义及封域论”二篇、“著述体例论”十篇、“著述标题论”八篇；卷二包括“作者姓字标题论”五篇、“补题作者姓字论”四篇、“援引古书标题论”八篇；卷三包括“序书体例论”五篇、“注书流别论”二篇、“书籍传布论”二篇、“书籍散亡论”二篇、“簿录体例论”四篇、“部类分合论”七篇；卷四包括“书籍必须校勘论”二篇、“校书非易事论”四篇、“校书方法论”六篇、“清代校勘家得失论”三篇、“审定伪书论”三篇、“搜辑佚书论”五篇；卷五“汉唐宋清学术论”十八篇。

对于全书内容及体例，张氏亦曾有言，他说，该书“首正校雠之名，次辨著述之体……乃效郑氏《通志校雠略》之体，稍加铨次，都为百篇”。

[29](序2)由此可见，《广校雠略》一书体例仿效郑樵《通志校雠略》，内容涉及著述的体例，古书的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和注疏，古书的传布与散亡，古文献学史等多方面内容。

《校雠广义》的体系和基本观点，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最初由程千帆撰写。

该书分为四编，分别为版本、校勘、目录、典藏。

对于四编的先后顺序，程氏说明：“若乃文字肇端，书契即著；金石可镂，竹素代兴，则版本之学宜首及者一也。

流布既广，异本滋多，不正脱讹，何由籀读？则校勘之学宜次及者二也。

篇目旨意，既条既撮，爰定部类，以见源流，则目录之学宜
28
蔽，则典藏之学宜再次者四也。

”[30]程氏认为，由版本而校勘，由校勘而目录，由目录而典藏，条理清晰，珠联璧合，为自刘向、刘歆以来治书之通例，因此足以成为现代学者研讨治书之学的准绳。

程氏对校雠学体系的构建，厘清了历史上的“校雠”与“校勘”之争、“校雠”与“目录”之争，“是一个总结和超越”。

[31]
三、编辑理念及思想
1.回归刘向校雠学本意的编辑理念
（1）中国古代校雠学理论的嬗变。

通过刘向《别录》对“校雠”一词的解释，不难发现，“校”是通过同一书上下文的不同记载及内在矛盾，从而发现讹误并予以改正；“雠”则是通过不同抄本或稿本的比照以发现错误和问题。

如果说“校”为陈垣“校勘四法”中的“本校”和“理校”的渊源，那么，“雠”则为“对校”和“他校”的前身。

也就是说，刘向所言“校雠”本意相当于现在我们常说的“校勘”和“校对”。

[32]但刘向的校雠学实践则远不止如此，近代学者孙德谦《刘向校雠学纂微》将刘向校雠学的内容分为“备众本”“订脱误”“撰序录”等23条。

来新夏将刘向、刘歆父子校雠编辑图书的程序分为五个步骤。

[33](98)不管是23条还是5个步骤，实际上都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前提部分”“操作部分”“善后部分”。

[34]也即在校雠之前要广储众本，校雠之后还要编写序录。

“合众本以校一书，撮指意而为叙录，寻流派而别部居，乃校雠不易之步次”。

[35]“向校书时，广储副本，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有所谓臣某书，博求诸本，用以雠正一书，盖即后世致详板本之意”。

“向每校一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

后又集众录，谓之《别录》，盖即后世目录解题之始”。

[36](1-2)于是版本、校勘、目录之学应运而生。

如果说操作部分对应的是校勘之学，那么前提部分和善后部分则更多涉及版本和目录之学。

由此可知，版本、校勘、目录之学系由校雠学分化衍生而成，而这三方面的内容实际上也是“校雠学的具体组成部分”。

[37]“所谓校雠学者，乃我国固有的治书之学，尤必须合校勘、目录、版本三者，始可称为完全之学术。

”[38](12)
校雠学虽发轫于西汉，专门论述校雠学的校雠之书则迟至南宋才出现，郑樵《校雠略》为校雠学理论著述的滥觞之作。

该书中，郑樵有感于“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3]于是取历代著录，“略其鱼鲁豕亥之细，而特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而为校雠”。

[40]诚如章氏所言，郑樵在《校雠略》中更多论述了书籍的散佚、搜求、分类及编目，校勘则甚少涉及。

[41]也就是说，该书对校雠“前提部分”和“善后部分”的分析和论述较多，而真正涉及校雠“操作部分”的内容较少。

相对于刘向校雠之规程，显然对其中重要一环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清代章学诚《校雠通义》继承并发展了郑樵《校雠略》中的目录学思想，章氏以“条别学术异同”为宗旨，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旨趣，更多探讨了互著、别裁、辨嫌名等图书分类的体例和方法。

书中虽设有《校雠条理》篇，但章氏认为校雠是为学术分类服务的。

显然，这里的“校雠”专指“校订字句”之校勘。

正是章氏的这种“重在渊源流别，而轻视校订字句”[42](2)的编辑理念，使得《校雠通义》略当于今日之“学术史”，[43]其被后人称为目录学理论著作，亦在情理之中。

郑、章之后，校雠学由版本、校勘、目录之学逐渐转向目录学的单一发展轨道，甚至大有以“目录学”取代“校雠学”之势。

如果说“校雠学”重在“校订字句”，则目录学重在“考镜源流”。

章氏之著以“校雠”名之，显然有违刘向校雠学本意，这也是导致后来“校雠学”“目录学”概念混淆的重要原因。

（2）民国校雠学著作理论体系的构建。

民国时期，校雠学的理论著作出现了回归刘向校雠学本意的倾向。

胡朴安、胡道静在《校雠学》中认为，中国校雠学的三个鼎盛时期为汉宋清，而以清代为最，“清代则专以治书之学胜，故言校雠者，必归于清”。

因为清代学者校勘书籍，不仅“能正版本缣素之误，抑能正古人立说之误”。

[44](40)在总结清代学者校读古书所言“十事”时，胡氏认为此十事“限于校勘学”，“可用之以分理群籍，而合理群籍之法不预也”。

[45](序3)由此可知，胡氏心目中的校勘学为校雠学的一部分。

对于孙德谦所撰《刘向校雠学纂微》一书中所列刘向校理古书所用的23种方法，胡氏予以认可，“大抵校雠方法备于此矣”。

[46](序3)在此基础上，其进行了理论升华和总结，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将校雠学方法归纳为六方面，即逸书搜辑、真伪辨别、底本互勘、群籍钩稽、篇第审定、目录论次。

他认为，逸书搜辑为第一步功夫，真伪辨别、底本互勘、群籍钩稽、篇第审定为第二步功夫，而目录论次为第三步功夫。

蒋元卿在《校雠学史》中指出：“校雠之事，常人每以为能两本堪比，记其异同，便自诩为能事，其实不
9
勘篇籍文字同异而求其正。

自广义言之，则搜辑图书，辨别真伪，考订误谬，厘次部居，以及于装潢保藏等，举凡治书事业，均在校雠范围之内。

”[47](2)他赞同范希曾《校雠学杂述》中所言：“细辨夫一字之微，广极夫古今外内载籍之浩瀚，其事以校勘始，以分类终。

明其体用，得其鳃理，斯称校雠学。

”[48]综上所述，蒋氏所言校雠学是包括校勘、目录、版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一门学科。

三者紧密相连，共同构建起校雠学的学科体系。

向宗鲁在《校雠学》一书中，对于“校雠”之含义亦给予了充分论述：“昔刘向司籍，校理秘文，谓勘其上下为校，持本相对为雠。

是则昔人校雠之名，本以是正文字为主。

而郑樵、章学诚之流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特为甲乙簿录语其宗极，而冒尸校雠之名，翩其反矣。

彼徒见向、歆之业，著于《录》《略》，而不知簿录之始，必于校雠之终。

事或相资，而名不可冒。

辨章学术者，校雠之余事，是正文字者，校雠之本务也。

”[49]“彼踵武郑、章者，乃欲以蹈虚之业，易征实之功，显与《别录》之言相背。

”[50]在这里，向氏指出了“校雠”的本意，同时还分析了“辨章学术”（目录）、“是正文字”（校勘）与“校雠”之间的关系。

对此，王叔珉也有类似说法：“是校（校雠）为一事，录（目录）为一事。

章氏仅留意到刘向所谓‘录’而忽略刘向所谓之‘校’。

校雠之学，有助于目录之学。

‘校订字句’，有助于讨论学术之‘渊源流别’。

舍校雠而言目录，其弊将流于华而不实。

以校雠为目录，其失在疏于名义。

”[51](3)这里的“校雠”显然是就其狭义（或说本义）而言的。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王叔珉反复强调“校雠”与“目录”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不可分离，应统一于整个校书实践中，这足以表明其对“校雠”的理解偏于广义之说。

如果与向氏“辨章学术者，校雠之余事，是正文字者，校雠之本务”之说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二者对“校雠”含义的理解是一致的，即“广义”的校雠，包含“目录”“版本”“校勘”;“狭义”的校雠仅仅指“是正文字”的“校勘”。

通过向氏对刘向校书之术的分析，可大致勾勒出其心目中的校雠学体系。

如果说“聚本”属于“版本学”的研究范畴，“去复、正讹、补脱、异文、别义”则可归入“校勘学”，而“编次”则是传统“目录学”的应有之义。

综上所述，向氏在继承先贤学术成就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以“是正文字”为“本务”“辨章学术”为“余事”的校雠学体系。

蒋伯潜《校雠目录学纂要》一书指出，刘向、刘歆父子为校雠目录学的不祧之祖，其校理秘书工作，约有“十端”，也就是最初校雠目录工作所包含的十个方面：校勘脱简脱字及文字之异、校正误字、厘定编次、订定书名、鉴别伪书、介绍作者、解释书名、评述内容、叙述源流、分类编目。

[52](16-18)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将自己的校雠目录学工作分作三步八项：第一步为准备工作，即征求书籍；第二步属于“校勘”的本身工作及引申工作，如校正文字、厘定书篇、撰述叙录、搜辑佚书、鉴别伪书；第三步属于“编目”的本身工作，包括“书籍的分类”和“学术的论次”，但学术的论次已涉及学术史的范围。

[53](82-83)由此可见，蒋氏所说的校雠学仍包括版本、校勘和目录在内的广义校雠学体系，与刘向校雠学体系一脉相承。

张舜徽在《广校雠略》中指出，校雠学为治书之学，即他所说的“审定书籍”。

张氏认为，目录、版本、校勘是治书事业紧密相连的三项工作，理应相辅相成。

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最大功用。

他还强调，自刘向校书，目录、版本、校勘就已出现并且相互融合，因此没有必要将三者分离，完全可以校雠学统领之，正如张氏所言，“目录、板本、校勘皆校雠家事也”。

[54](2)
程千帆著《校雠广义》仍坚持校雠学为治书之学的观点。

治书之学如何命名，程氏主张以“校雠”名之为佳，因“校雠”二字源远流长，历时最久。

为区别校雠的本义“是正文字”，程氏主张以“校勘”之学代之。

其余版本、目录、典藏之学，“各从其职”，均为校雠学的分支学科。

程氏认为，以版本、校勘、目录、典藏来构建校雠学的学科体系，既能“追溯而明家数”，“尚友古人”，又能“免迷罔失鉴衡”“启牖来学”。

对于校雠学四目各自独立、鲜有贯通之状况，程氏明确表示反对：“其极至主版本者，或忘其校勘之大用，而陷于横通；主校勘者，或详其底本之异同，而遗其义理；主目录者，或侈谈其辨章考镜，而言多肤廓；主典藏者，或矜秘其一廛十驾，而义乏流通。

盖甚矣，通识之难也。

”[55]
2.重视校雠学史的编辑特色
民国时期的校雠学理论著作中，重视校雠学史的编纂是其一大特色和亮点。

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载校雠学史的专书[56](13)——蒋元卿的《校雠学史》，且在其他校雠学著作中，相对于校雠理论和方法，校雠学史明显占有较大的比重和分量。

胡朴安、胡道静的著《校雠学》三卷共十五篇，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