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村治模式的关键词_贺雪峰

t田野笔记
关中村治模式的关键词¹
¿贺雪峰
内容提要本文对影响关中村治的主要变量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关中村治的理想模式,并比较了关中村治模式与全国其他农村地区村治模式的异同。

关键词村治模式乡村治理乡村社会性质
1中图分类号2C9121821文献标识码2A1文章编号20447-662X(2005)01-0139-08
在以前的研究中,我们曾从村庄社会关联度高低的角度,讨论了不同类型村庄村治面貌相差甚巨的原因¹,其中,我们以存在强有力宗族组织的村庄为高关联度的村庄,而以村民原子化状态的村庄为低关联度的村庄。

村庄关联度的高低,构成了村庄秩序的基础,在村庄秩序与村庄关联度之间,具有一系列有趣的对应。

存在强有力宗族组织村庄及与之对应的村治状况,就构成了一种村治的模式,可以叫做宗族型村治模式。

因为学术界对宗族组织比较熟悉,且宗族组织的存在较为普遍,宗族型村治模式似乎没有必要列出地域典型,并因此形成地域性的模式。

据我们观察,江西、福建等省的村治模式,与宗族型村治模式相当接近。

农民传统的各种联系大多解体,现代联系又没有建立,农民呈原子化状况的村庄,及与之相对应的村治状况,构成了另一种类型的村治模式,可以叫做家户型村治模式。

据我们在湖北荆门的长期调查,荆门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呈现出原子化的趋势,我们将这种原子化状况的原因归结为村庄内/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0»,这种家户型村治模式,可以叫做荆门村治模式。

据我们观察,东三省的村治模式与荆门的情况相当接近,并且因为市场经济的渗透和现代传媒的侵蚀,正有越来越多的村治模式变得接近荆门模式。

除以上宗族型村治模式和荆门村治模式以外,我们还在河南和安徽北部的阜阳观察到诸多以小亲族群体作为村治中主要活动力量的村治模式,具体地说,这种村治模式中,以兄弟、堂兄弟等强有力
关系为主体的小亲族群体,往往在村治中发挥着相
当重要的作用,由此形成了相当独特的小亲族型村
治模式,这种村治模式也可以叫做阜阳村治模式。

据我们的观察,这种模式可能会占黄淮海大平原的
大多数地区。

以户族作为基本的红白事单位,且户族事实上
参与了户族内及户族外各种事务的关中农村,其村
治模式与宗族型村治、家户型村治模式和小亲族型
村治模式,都有相当的不同,可以称为户族型村治模
式。

因为我们首先在关中农村发现这种村治模式,
且这种村治模式在关中具有特别典型的表现,我们
可以称为关中村治模式。

不仅是关中,而且甘肃省
东部(陇东地区)的村治模式也与之相近。

以下以我
们在关中武功县的调查为基础,来讨论关中村治模
式的一些特征。

一、户族
关中地区户族普遍存在,户族在村治过程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中村治模式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户族的
¹
»参见贺雪峰:5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权力结构6,
5社会学研究62001年第2期。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我国农村与农民问题0研究
成果的一部分。

º参见贺雪峰、仝志辉:5论村庄社会关联6,5中国社会科
学6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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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存在,及其在村庄事务以及村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所谓户族,就是血缘关系较近的同宗家庭的联合体,类似宗族下面的房,具有相同的父系祖先,比如曾祖父。

但户族与房又有很大的差异,宗族的房是隐伏在宗族下面的,其差异完全由血缘来定,比如,同一宗族之下若干房,这些不同的房均由本族一个祖先的若干儿子成家传代而成,因为不同房生育状况有很大差异,若干代以后,同一宗族不同房的规模就可能(而且往往确实是)有很大的差异,有的房的规模很大,达到数百户上千户之多,而有的房却只有几户十几户的规模。

户族则不同,一般来讲,关中户族的规模在10-20户,规模过大,则会分支,因为不同分支繁衍能力的不同,其分裂新的户族的数量就相当地不同,结果,同一祖先分裂出来十数个或数十个户族,从血缘关系上,不同户族之间的血缘远近差异很大,但是,这些血缘远近对于户族并无多少意义,因为户族本身才是重要的行动单位,户族凸显成为村民行动的单位,同姓但不同户族的关系,恰如不同宗族之间的关系,而非不同宗族内部房与房之间的关系(因为房与房之间,就要讲究血缘关系的远近)。

之所以户族不同于宗族之下的房,其原因就是,户族是一个办理红白事的基本单位。

在关中农村,红白事尤其是丧事,并不只是某一户的私事,同时也是户族的公事。

办理红白事时,其主持人由户族族长(总管)主持,由户族有威望的人来共同商议是大办还是小办,邀请什么人来参与及具体如何办。

办红白事的过程,全体户族成员都要过来帮忙,并且至少要吃两顿正餐。

办丧事时,全体户族成员都要戴孝送丧。

作为办理红白事的单位,户族的规模就不能太小,因为太小,就难以办理需要较多人力的红白事,尤其是丧事。

有些刚分支出来的小户族,因为人户太少,不能独立承办红白事,就只好从隔得近的户族中请人帮忙。

据我们的调查,当前关中农村,有些小户族在办理需要较多人力的丧事时,甚至首先请大户族一个有威望的总管过来,由这个有威望的主管召集本户族成员开会讨论如何办理丧事,和进一步请那一些人来帮忙。

但是,户族人太多也有问题,一是人多口杂,每次办理红白事,都可能留下不快乃至矛盾。

人数太多,吃饭的人多,办事时却人人推御责任。

二是户族太大,每次办红白事的经济花费也太大,一个大的户族,可能会有200口人,200口人吃两顿,这个支出也不是一般农户可以承受得了的。

因此,作为办理红白事的单位的户族,正如我们在武功县新庄村调查中所看到的,其规模一般保持在10)20户,超过30户的户族就不稳定。

在建国前,户族的功能可能远不止是办理红白事。

在农村,总有一些事情需要进行合作,如何进行合作或合作的单位是什么,不同地区因为地理特点、文化传统的不同,而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关中农村一向缺少较大规模的宗族,也没有听说有什么象样的宗祠和族谱(此处要查县志),倒是神庙众多。

在宗族组织不发达的情况下,农民合作的单位便由庙会及户族这样的组织所替代,(或者因为庙会组织的广泛存在及其在农村发挥了社会性的功能,而使关中农村的宗族以户族形式存在下来,这方面的因果关系尚待考察。

)据我们的调查,在建国前,户族族长的权威远比现在要高,且户族的作用及户族内部的认同感也远比现在要高。

秦晖等人已经成功地证明,关中农村自明清以来,在土地占有上的分化很小¹,由土地占有相差不多的农户组成的户族,应该是相对平等的关系,这时的族长要有威望,就必须依靠办事公正来获得其他农户的拥戴。

同时,因为存在户族之间的竞争(包括面子的竞争)。

户族内部也需要尽快完成整合,从而会有意识地赋予族长在户族内的一些特权。

户族在今天的关中农村,仍然对内起着调解纠纷,完成动员,塑造价值,形成认同等功能,也在对外事务中起到一些作用,新庄村支书说,村民小组长只要可以说服不同户族的代表人物,这个村民小组的公共事物就容易办理了。

支书的话生动地表达出户族在村治中的作用。

理解户族在构造村庄社会性质中的基础性作用,及户族在村治中发挥的作用(即户族是如何影响并制成当前关中农村某些政治社会现象的机制与过程),是我们理解关中村治模式的一个关键。

户族本身也因此构成了关中村治模式的第一个特征。

二、面子
关中农村广泛的面子竞争,使村庄生活的意义凸显出来。

关中农村广泛存在的面子竞争,构成关中农村十分重要的特征。

村庄竞争主要表现在建房与办理
¹参见秦晖、苏文:5田原诗与狂想曲6,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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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白事尤其是丧事上面。

据我们在武功县的调查,武功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应该是不高的,上报数据为年人均纯收入1000元,这个数据较为可信,因为武功县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而全县农民人均耕地仅1亩左右,平均亩产粮食(一季小麦、一季玉米)在1400斤左右,此外的主要收入是外出务工,和较少的外出经商的收入。

与较少收入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武功县农民在建房上的巨大投入及因此普遍建成的外观漂亮,面积巨大的住房。

举例来说,在我们调查的武功县新庄村,80%以上的农户建有十分宽敞漂亮的砖瓦房,就建筑面积来讲,宅基地为9米宽25米深,往往是前面一排房,后面一排房,中间一个小天井,实际建筑面积在200平方米左右。

计厨房在内,一般有10间左右。

关中农民住房不仅面积大,房间多,而且特别高大,在前后两排住房之间的围墙,有的竟然高达8米,给人以深宅大院的深刻印象¹。

关中农民讲究建高大宽敞的住房,并拼命竞争,这种竞争超出了农民实际经济承受的能力。

一般建一栋过得去的砖瓦房,至少需要3万元现金,在农民人均收入仅1000元的条件下,3万元现金就是一笔特别大的开支。

我们调查的新庄村,已经有约1/3的农户建起了楼房。

楼房要的钱就更多了。

在新庄村调查,住在村文书家,村文书家是新建的楼房,其房子更多,仅仅客房就有七间。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文书家的吃可不讲究,每顿馒头就咸菜,仅仅因为我们住在文书家,文书家买过一次约一斤肉,以改善我们的生活。

问关中农民为什么这么热衷于盖房,他们说这是人一生中第一要紧的事,当然要盖房。

有一位农民说,如果你的房子盖得不好,儿子都没有办法娶上媳妇。

在盖房与娶媳妇之间的确存在着有力的联系。

关中农村的婚姻圈一般在5-10公里范围,极少在本村人之间谈婚论嫁。

这就使中间人的介绍变得十分重要,而要在比较短的时间(不同于本村范围人与人之间长期交往而相互熟悉)决定婚嫁,有两个因素对于女方最终决定下来极其重要,一是可以看得见的盖的房子,二是男方在当地的声誉,换句话说,因为婚姻超出了熟人社会及半熟人社会的范围,就使得以个人条件为基础的自由恋爱变得困难,而以家庭条件及家庭声誉这种外在的、超个人的条件,作为女方判断男方好坏的最重大标准,条件越好的女方,越要嫁给家庭条件好且家庭声誉好的男方。

新庄一组是全村条件最差的村民小组,因此,这个村民小组目前有着全村最多的单身汉,新庄一组
人自己也说,即使嫁到一组来的女人,一般也要么人
长得矮且丑,要么离过婚,此话有几分道理。

与建房攀比相一致的是,关中农民在办丧事方
面的攀比,以至办丧事成为不少农民承担不起的负
担。

据张晓虹的研究,关中农村素有厚葬的传统,
/丧葬务求奢侈,竞相靡华的风俗特点,在唐代即已
有之0。

民国5续修陕西省通志稿6引5渭南志6记载,
至民国时期,甚至丧葬时其家/戏台华丽,火树辉煌,
忘哀取乐,悦人耳目0,类似的记载如民国5同官县
志6亦载:/富贵人家侈张戏乐,杂用俳优,亲朋相助,
以娱吊客0。

民国5华阴县续志6亦云:/至殡日,列鼓
吹,延僧道拥导,甚且演设优伶,尤为恶习0º。

到了今天的关中农村,这种厚葬的风气甚至更
盛。

办一个丧事,最少也得支出3000元,一般支出
6000-7000元,高则超过1万元。

办丧事时一般要
停丧七天,在前几天时,丧户每晚放电影,在出丧前
一天,丧户要请戏班子唱秦腔,同时请歌舞班子表演
现代歌舞,其状况与我们在苏北所见无异»。

秦腔
娱年龄大的老人,歌舞班子娱年轻人。

现代歌舞的
出现,在关中农村是最近四、五年的事情,而一旦出
现,便迅速普及。

这些节秦明快,内容喜庆的现代歌
舞,与丧事的气氛实在是相差得太大了些。

而之所
以厚葬及现代歌舞会如此快的普及,其根本原因就
是村庄内部以办丧事是否风光及能否吸引更多人
去观看秦腔和现代歌舞,来实现面子的竞争。

在我
们调查的新庄村的邻村,其村支书在10多年前制定
了一条规定,即办理红白事,一律不得超过四只喇
叭,否则就停水停电。

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有一些富
裕户希望大办红白事。

因为村庄面子的竞争,而使村庄生活的意义凸
显出来,反过来也可以说,因为在乎村庄生活的意
义,而强化了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

在关中农村,最
多的一种纠纷,竟然是邻家房子做得比自家高,因此
压了自家一半,相互不服气,闹出大矛盾。

无论面子
竞争与村庄生活意义之间的决定关系如何,村庄生
活本身具有价值,是值得追求的,这一点却没有疑¹
º
»参见贺雪峰:5新乡土中国,红白喜事篇6,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3年。

参见张晓虹:5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地理
文化研究6,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65-266页。

这与笔者2003年在河北省东光县农村见到的情况十分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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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正是因为村庄生活有意义,使村庄共同体意识就有望建立,也使户族本身有了展开表演的空间。

三、庙会
普遍存在的庙会组织及其在村治中发挥作用,是关中村治模式的一大特征。

关中农村庙会组织十分普遍,各村都建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庙宇。

在武功县的新庄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建有三座大庙。

既然有庙,就有庙会。

解放前的庙会,实际上也是一个大型集贸市场,现在庙会上虽然也卖东西,却只是针对香客的,并无集市贸易的特点。

与新庄村相邻的聂村,建有一座大庙,是周边七、八个行政村的中心庙会,每年六月十五日的庙会,有数万香客,热闹非凡,在庙会上,一般要有戏曲表演及锣鼓表演。

除每年一次的大型庙会以外,每月初一、十五,善男信女们都要到庙里烧香磕头,尤其是村中老年妇女,更是将到庙里烧香磕头当作最大的事情。

新庄村支书说,当前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十分单调,整天无事可做,到庙里烧一烧香,在庙会中与其他人聊一聊天,不仅生活的内容比较充实,而且心中有所寄托,可以净心。

当前不仅老年人参与庙会十分积极,而且因为计划生育,生养小孩较少,使中年妇女也无事可做,而积极参与到庙会活动中来。

庙会组织为农村中的老年人提供了精神依托,也拓展了老年人的社会交际空间。

主持庙会的庙管会成员,则因为主持庙会事务,而提高了在全村的知名度与权威,这些庙管会成员因此成为区域性的社会精英,他们可以借庙会事务,来处理区域性的公共事务。

可以推测,在关中这类缺乏大型宗族组织的地区,农民除了需要凭借户族组织来完成小范围内的公共事务以外,还需要借助一个更大的组织单位来完成村庄范围的合作。

新庄村的三个庙,虽然都是以自然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每个自然村包括数个村民小组,约200户的规模,远高于户族的规模),但其活动区域则超出了自然村,甚至超出了行政村。

与庙会相配套的,还有诸如锣鼓队及秧歌队,都是很大规模的组织,这些大规模的组织群体,为农民在更大规模地进行合作,提供了机会与渠道。

庙会组织作为户族的一种补充,在关中村治中所起作用,应该是十分基础的。

这方面还需要有更多历史与现实的考察。

四、退休干部
本村外出工作人员退休回村居住,并因此成为村庄治理中的一股力量。

关中村治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量外出工作人员退休后回村居住,并因此成为村庄治理中的重要力量。

据武功县人事局的统计,全县共有5000多位退休干部、教师和职工,其中的80%回到了村庄居住,平均每村有20位退休人员。

新庄村是一个大村,共有40多位回村居住的退休人员。

退休人员回村居住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主要原因,应该是觉得村庄生活有意义、方便,自己可以在农村发挥一些作用。

从村庄方面来讲,村庄本身具有一种正面的评价机制,即具有制造生活意义的能力。

从退休回村居住人员方面讲,他们虽然在外工作,却总是梦回这个有生活意义的村庄中来,他们是一群在外工作,却向往村庄生活的人。

如果村庄没有制造生活意义的能力,即使村庄生活方便,也不会有如此之多的退休人员会回到村庄居住。

关中农村这些退休工作人员回到村中居住,正好凭借户族来发挥作用。

据我们的调查,很有一些户族的总管(族长)是由这些退休人员尤其是退休干部担任的。

退休干部不仅见多识广,具有管理经验,而且往往有较高的退休金收入,有特别充足的闲暇时间,以及因此而在本户族具有较高的威望。

户族也因为有了这些半专业性的退休干部的操持,而可以在对内调解纠纷,处理一些大事如红白事方面,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有些户族甚至是过分地依赖于某个特定退休干部,如新庄村1组张姓最大的户族,有30多户,是一个容易产生矛盾的大户族,因为退休干部张益群出任总管,而可以将户族内部事情调理的平平妥妥,张益群本人也在户族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张益群不仅作为本户族的总管,在户族乃至在全村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他还联合村中另外一些有威望的老人(包括一些退休人员),集资一万多元,在村里修建了一座关帝庙。

到1995年张益群去世后,作为大户族的张姓户族,内部一时群龙无首,以至现在内部矛盾重重,户族内部的分支,看来是早晚的事了。

在关中农村,退休回村人员担任本户族总管的情况十分普遍,他们不仅借户族这个舞台来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往往热衷于全村性的公益活动。

除此之外,这些退休干部对村里的事情,/这也要管一管,那也要说一说0(新庄村支书的评论)。

他们还会因为对村组织干部行为的不满,而到镇上,到县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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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其中新庄村的一些退休干部就不仅多次公开批评村干部,而且多次到县政府上访。

相对而言,有了这些借户族和庙会(动力及平台)来发挥作用的退休回村老干部对村组干部的监督,村组干部就不可能无所顾忌地乱来,这就使关中农村的村治,具有了其它一些独特的特征。

小结起来说,因为村庄存在户族与庙会等组织所构建起来的生活的意义,这种生活的意义促使村庄竞争变得重要,村庄竞争本身又进一步强化了户族及庙会组织在构建生活意义中的作用,两方面结合起来,就吸引那些外出工作的退休人员回村居住,这些回村居住的退休人员利用户族及庙会,来实现自己继续/从政0(村支书语)的愿望,并与之形成互动,这种互动的结果,不仅强化了户族及庙会等组织的作用,而且使村组干部受到了强有力的组织力量的监督。

而在整个过程中,村庄舆论也因以上种种互动而变得重要起来,村庄舆论本身既是以上村治过程的原因,又是这个村治过程的结果。

五、讨论与比较
11个性权力的伸张。

以户族作为基本行动单位,个性权力也可以伸张,这样的村庄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与江西宗族型农村的情况不同,户族只是一个较小规模的以办理红白事为主要职能的行动单位,这个规模的行动单位,只能有限地解决村民之间的互助问题,难以制造出垄断性的权力和对个性压抑,从而使村民个性化的权力也有伸张的空间。

相对来说,宗族可能会有数百户甚至上千户的规模,这个规模的组织,可以将几乎全部的村庄生活包括进去,包括生产性的、生活的以及娱乐的,并有能力制造和主导村庄内的舆论和宗族间的竞争。

这个规模的组织,也为诸如修建宗祠,产生次一级的宗族权威,提供了条件。

因此,宗族就有能力制造出垄断性的权力,并使个性化的权力难以伸张。

在宗族势力比较大的村庄,公开非议宗族事务,对宗族公益进行抵制,是不可想象的,原因很简单,在宗族型村庄,宗族势力几乎是无缝隙地充填在村庄内的各处。

虽然当前市场经济的渗入和可以选择自由流动,而使村庄内部一些人越来越不满于宗族力量的钳制,但这种不满仅仅是私下表述,断难公开表达出来。

而在关中农村,虽然办理红白事时离不开户族,但户族远无宗族对村民的强制能力,这就使得户族内部公开违规的情况一再出现,且往往难以得到纠正,户族内部诸如婆媳之间出现矛盾乃至子女不孝的情况,户族
也难以出面予以制止。

当前关中农村矛盾发生最为
频繁的共宅墙的纠纷,恰恰大都发生在户族内部成
员之间。

在武功县新庄村,我们听到过很多兄弟不
和及户族内部闹出纠纷的事情。

当然,更多的矛盾
发生在多子不养老的方面。

简单地说,与江西宗族农村相比较,关中农村,
农民可以有更多地选择行事的能力,包括选择做村
庄人们认为是坏事的能力,以及不顾兄弟及户族内
其他成员感情的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的能力。

也因
此,关中农村姻亲占有较大的份量,女方在家庭中有
较高的地位,等等。

关中以户族为基础的结构,允许
农民个性化的选择与权力,与荆门农村的情况大有
相似之处,尤其在养老及兄弟闹矛盾等方面相似。

荆门农村与关中农村更细致的比较,我们将在下一
节展开。

关中以户族作为基本行动单位的村庄,与以小
亲族作为基本行动单位的村庄,也具有相当不同的
面貌。

小亲族的人户更少,血缘更近,堂兄弟在内,
一般不会超过10户。

在以小亲族作为基本行动单
位的村庄,兄弟堂兄弟多的人才能在村庄竞争中处
于优势,他们也才能当上村干部。

因为小亲族之间
的竞争十分激烈,而小亲族群体又很小,就使小亲族
内部的每一分子都变得重要,小亲族也因为规模较
小,各方面关系容易处理好,内部协调成本也比较
低,内在凝聚力因此比较强,这种情况下的兄弟关系
大都会相处较好,父母养育也不大会成为问题。

在
小亲族力量较盛的农村,农民的生育观仅次于宗族
农村,而强于关中农村,但这种生育观的核心支撑不
是宗族农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0的价值,而是对未
来村庄现实力量的考量。

在小亲族力量凸出来的农
村,兄弟关系远重于嫡亲关系,男性权力远高于女性
权力,这一点与宗族村庄相似,而与荆门这些原子化
的村庄和关中户族结构的村庄相反。

当小亲族之间形成了一个行动结构时,小亲族
尤其具有强有力对外的功能,即小亲族很容易组织
起来一致对外,这恐怕正是小亲族关系较盛的安徽
阜阳地区广泛存在村庄内一群人状告另一群人原
因。

在关中农村,户族虽然具有办理红白事的功能,
并可以调解处理户族内的大部分矛盾,但户族一般
缺乏对外的功能。

当户族中的一户与其邻居闹出纠
纷来时,本户族的其他成员一般不会公开站出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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