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的历史与现状_赵蓉晖

社会语言学的历史与现状
赵蓉晖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语言文化研究所,河南洛阳471003)
摘要:社会语言学从诞生至今已近四十年,社会历史的需要、物质条件的改善和语言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促使它产生的三个重要原因。

目前,社会语言学研究正在全面展开,其内部可以区分出五个主要的分支:社会方言学、语言社会学、交际民族志学、语言社会心理学和互动社会语言学。

这些方向各有其侧重,最终合成为当今社会语言学的基本研究内容。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历史发展;分支学科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7242(2003)01-0013-07
/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多方面关系的学科,它从不同的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地理学、历史学等)的角度去考察语言。

0(5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6, 1988:336)它最基本的出发点就在于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主张把语言放到其得以产生和运用的人类社会的广大背景中去研究和考察。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从确立至今只有不到40年的历史,但却因其独特的学科性质和极强的发展能力而备受关注。

目前,社会语言学已经和句法学、音系学、语义学等一起,成为许多大学语言学系的核心课程。

此外,它也已经由最初的巩固自我地位的初始阶段走向了与其他学科结合形成新的交叉学科的高级阶段了。

11社会语言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般认为,社会语言学的确立以1964年在美国召开的第9届国际语言学大会为标志。

但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它的出现也是长期的学术积累和历史发展的结果。

考察语言问题需结合社会因素的思想在中西学术史中早已有之,但直到18、19世纪,语言的社会性质才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有关语言和社会关系的论述开始出现在一些著名学者的文章、著作中。

德国学者洪堡特(H umboldt)关于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论述对社会语言学家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他在5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6中指出:/实际上,语言总是只在社会中发展。

0(1997:245)波兰学者博杜恩#德#库尔德内(Baudouin de Courtenay)在5对语言学和语言的几点总的看法6中不仅说明了人类言语活动的社会性质,而且提出了有关语言社会功能多样化的见解,认为应当把一切社会等级的口头语言(言语)和不同年龄(儿童、成人、老人等)和各种身份的人的语言都列入语言学研究范畴。

瑞士著名学者索绪尔(Saussure)则指出,语言是一套建立在社会约定基础上的符号系统,而/建立符号系统是为了集体,正如建造航船是为了大海。

0 (赵蓉晖2000)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房德里耶斯(Vendryes)在5语言)))历史的语言学引论6中明确提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结合社会最强有力的纽带,它的发展依赖于社会集团的存在。

此外,房德里耶斯还分析了语言间的关系、共通语言的形成以及它和宗教语言、隐语等/特殊语言0的关系。

丹麦学者叶斯帕森(Jespersen)在其名著5语言的本质、起源和发展6中研究了语言的社会性质、语言发展的社会原因、语言的传习过程、语言的相互影响(包括皮钦语和克里奥语问题)、女性的语言等问题(戚雨村1997:170-171)。

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的语言建设工作促使语言学家们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语言学0(由波利万诺夫( À½º³±¿À³)提出),这门学科的任务在于描写作为社会历史事实的语言,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和语言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制定语言政策(较偏重于宏观方面的内容)。

后来由马尔(Mapp)提出的/语言新学说0在阐明语言社会性的同时,认为语言属于上层建筑,具有阶级性。

这种观点虽然荒谬,但却把语言和社会这两者的紧
2003年第1期总第77期
外语研究
Foreign L anguag es R esearch
2003,l1
Serial l77
密联系特别地突出出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对社会语言学的建立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英、美两国,语言学家和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方面的专家一起,对亚、非、拉美等地的语言状况和本国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实地的调查和研究,结果发现了一系列社会与语言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现象,联系社会因素考察语言问题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语言学家甘柏兹(Gum perz)系统论述了社会分层与语言差异的关系,并在5言语共同体6一文中首次用/语库0 (repertoire)这一概念来表示一个言语共同体使用的多种语言变体(variety)。

1960年,弗格森(Fer-guson)和甘柏兹共同编写的5南亚语言差异:区域、社会与功能变异调查6一书对当时的一些语言学家只凭语言结构的相似和互相的可理解性来划分/语言0的做法表示了异议,认为一种语言是由多种变体组成的,语言的划分/必须符合某些社会条件(如使用标准语、说话者对该言语共同体具有从属感)以及某些必要条件(如语言内部的变体结构相似,与语言外部的变体结构相异)。

0(祝畹瑾1985)在英国,社会学家兼心理学家伯恩斯坦(Bernstein)提出了涉及社会阶层与语言使用关系的假说。

他将不同阶级成员所使用的语言区分为有限代码(restricted code)和复杂代码(elaborated code),并指出,不同的代码与说话者不同的心理、社会经验、家庭环境和阶级地位有关。

伯恩斯坦的理论后来被曲解为缺陷论(deficit hypothesis),和当时流行甚广的不足论(different hypothesis)一起引发了大规模的语言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与讨论,从而激发了人们关注/语言与社会0问题的热情,从客观上成为促使社会语言学诞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学者杨永林认为,20世纪20年代欧美出现的伦敦功能学派和北美人类语言学派对社会语言学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杨永林2001)。

前者以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 sky)和弗斯(Firth)为代表,在语境学说的建立方面功不可没;后者以博厄斯(Boas)与萨丕尔(Sapir)为代表,在把人类学、民族学和文化学的观点引入语言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就是由北美人类学派提出的。

许国璋先生也认为,作为功能主义语言学重要人物之一的韩礼德(H alliday)为社会语言学的建立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祝畹瑾1985:10-15)。

综合地看,社会语言学的诞生是由3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的:
首先,是社会历史的需要激发了语言与社会问题的研究,为社会语言学的建立奠定了社会基础。

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社会变革频繁,政治形势多变,社会关系复杂化。

在当时,新兴国家的建立、人口的迁移、民族的融合和教育的实施等实际问题的解决大多涉及到具体的语言政策问题。

作为民族构成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的语言,因此受到了来自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关注,它的社会性、文化性、民族性等以往被忽视的特性因而得以逐步显现并越来越受到语言学家的重视。

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语言研究的物质条件大大改观,社会科学普遍采用的调查法和统计法使人们更易于通过事物总体的数量关系来揭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美国学者拉波夫(Labov)正是使用了在当时颇为先进的录音设备,同时借助于调查法成功地发现了社会变量和语言变量之间的共变关系(co-variation),从而开创了对语言变异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传统。

因此,可以说,新的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为社会语言学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最后,语言学自身的发展也呼唤着变革的出现,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语言学一统天下的局面终于被社会语言学打破了。

众所周知,自从索绪尔提出了语言和言语的对立之后,大部分的语言学家就在他所强调的领域进行着为语言而语言的结构主义研究,内部语言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跟语言主体(指/人0)的社会、心理、实际运用等有关的因素几乎被完全排斥在语言学之外,到了乔姆斯基(Chomsky)时代,语言的使用者和使用环境已经完全被理想化了。

这种语言观的局限性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逐渐暴露了出来,并且终于导致了一些针对性理论的产生和迅速发展,社会语言学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吕叔湘先生给社会语言学以高度评价,把它与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并列,称之为/语言学的第三次解放0(吕叔湘1980)。

在各种条件均已成熟的前提下,社会语言学的建立水到渠成。

1964年,在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召开了第一次社会语言学会议,明确讨论了该学科的性质、任务和研究领域等问题。

同年,在印地安那州立大学召开了另一次社会语言学方面的讨论会。

因此,人们通常把1964年作为社会语言学的诞生之年。

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从此步入了正轨,不仅出版发行了两本专业学术杂志(由费什曼(Fishman)主编的5国际社会语言学杂志6(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由海姆斯(H ymes)主编的5社会中的语言6(Language in Society)),而且成为许多大学语言学系的专业课程,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承认。

就连当初把社会语言学研究比喻为采集蝴蝶标本的工作,认为其重要性无法同理论语言学相提并论的乔姆斯基,最后也改变了看法,声称从不怀疑社会语言学研究在语言科学中的合法地位(许国璋1991:179;杨永林2001)。

当代社会语言学的应用研究在法律、广告、诊断、教育等领域内广泛开展,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21社会语言学的主要流派
在开展社会语言学研究和应用的各国,文化和学术背景不同,各自所面临的社会现象和语言问题也不尽相同。

因此,除了进行一些共同理论问题的探讨之外,各国都致力于解决它们本身的一些特殊问题。

例如,在前苏联,社会语言学在苏维埃政权确立之后急需解决的是语言宏观政策的制定问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创制、标准语的确立、语言规范的确立等都是摆在语言学家面前的实际问题,因此,前苏联的社会语言学一直较偏重于宏观社会语言学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

两德统一前,东德的语言学家主要研究语言在社会中的功能与语言交际的各种功能在语言中的反映这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西德则致力于研究外来移民的语言问题及方言、标准语在教育中的作用。

在新加坡和菲律宾等民族构成复杂的国家,如何利用语言政策为巩固政权、促进民族交流服务成为中心议题,标准语的确定、语言态度调查、语际交流遂成为社会语言学关注的焦点。

日本的社会语言学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以社会调查和语境研究为中心,70年代以后增加了言语交际模式、语言与文化、敬语、语言对比、女性语等课题的研究。

欧洲共同体国家为改善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而开展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结果促进了外语教学方法的改进,提高了外语教学的质量。

其他国家也分别有各自需要解决的语言问题。

在社会语言学研究开展得比较系统和深入的英美语言学界,可以区分出这样几个主要的分支学科:
211社会方言学
以拉波夫、特鲁吉尔(Trudgill)为代表的社会方言学(Social Dialectics)(或称语言学派、变异学派)主要考察语言变异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因阶级、职业、年龄和性别等社会因素而形成的社会方言是他们研究的中心问题。

特鲁吉尔把这种研究称作/纯社会语言学0(sociolinguistics proper)。

这一部分的研究现已成为社会语言学的经典内容,它还被称作/狭义社会语言学0、/经典社会语言学0。

由于这一派的学者坚持认为自己的研究纯粹是为了充实和完善语言学,有关研究因此也被称为/语言学的社会语言学0。

语言的变异(variation)已经成为社会语言学的核心问题。

变异研究的出发点在于把语言看作是异质有序的客体。

/异质是说我们所能观察到的语言是有差异的,有序是指语言成分的分布是有规则可循的。

0(祝畹瑾1992:8-9)异质和有序、变异和系统,这两对在传统语言学看来是相互矛盾的特征在社会方言学家的眼里却是相互贯通的,而且/从异质的语言事实中去探求语言的有序结构,这就是以拉波夫、特鲁吉尔为代表的变异研究者(variationist)的旨趣所在。

0(同上)在此基础上,他们把音位学中常用的/变体0概念应用于此,用以具体说明语言的变异规律。

变体(variant)这一概念在语言学领域的应用极其广泛,它既可指称语言、方言或语体,也可指称单个的语音、语法或词汇项目。

它现在已经成为社会语言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是分析社会中的语言现象时所采用的基本单位。

英国社会语言学家赫德森(Hudson)把它定义为/社会分布相似的一套语项0,而/使一种语言变体不同于另一种的东西就是语言变体所包含的语项0(Hud-son1989:36),即表明它是/由具备相同社会特征的人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所普遍使用的某种语言
表现形式0(祝畹瑾1992:19)。

这是一个所指范围很广的概念,可以涵盖众多由各种因素(民族、社会阶层、年龄、性别、职业、社团、地域、语域等)所导致的语言差异现象。

后来有人提出用更为客观和中性化的/语码0(code)代替/变体0。

这两个术语目前都有人使用。

从沃德哈弗(Wardhaugh)在5社会语言学通览6(2001)一书中的篇章布局来看,/变异0概念可以看作是整个社会语言学体系的核心和枢纽)))如果将/变异0概念在共时的维度上加以扩展,那么语体(口语体、书面语体)、语域(指某一行业或领域所使用的语言)、不同变体的选择和混合(双言、双语、语码转换、洋泾浜与克里奥语等)均可进入变异研究的视野;如果从历时的角度将/变异0概念加以延伸,那么便可将语言的演变、语言的消亡也纳入变异研究的范围,而语言演变和消亡的过程又和语言接触密不可分。

社会语言学的微观和宏观领域因此便得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可见,/变异0作为社会语言学的核心概念是当之无愧的。

美国语言学家拉波夫于20世纪60年代对纽约市社会方言所做的调查开创了社会方言研究的传统,他于1966年出版的5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分层6一书成为这一领域的代表作。

拉波夫突破了传统方言学的研究模式,首先运用社会学的量化研究方法揭示了语言变项和社会变项之间的相关关系(correlation)。

为了采集到合适的语料,拉波夫想了不少办法。

这些收集语料和量化分析的方法合成了著名的/拉波夫法0,为以后的许多社会语言学家所采用,成效十分显著。

语言变异研究不仅从语音扩展至语法、词汇、语体等诸多方面,研究的课题也包括了语言与性别、职业、年龄等许多内容。

此外,拉波夫还提出了言语社团(speech community)的问题,他强调划分言语社团的标准不仅在于其成员是否具有同样的言语特征,而且在于他们对某一语言变体是否具有同样的评价和认同。

米尔罗伊(Milroy)的网络研究构成了变异研究的另一个层面。

她在1975)1977年间对贝尔法斯特市的工人区进行了调查和研究,结果发现:以说话人的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为分析单位较之按照社会阶层划定调查范围的做法能够更合理地解释语言差异形成的原因。

社会网络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结构,它有可见的形式化结构参数(密度、复合度、聚合圈)。

个人在网络中的地位也可以用网络强度尺度(NSS)来确定,交换原理(ex change theory)是网络中各种关系的建立基础。

网络研究综合了拉波夫社会方言学和甘柏兹人类语言学的特点,在研究程序、调查方法和统计检验等方面均有所发展,被看作是一种承前启后式的研究。

语言演变的规律是语言学家们一直都很关心的问题,语言内外的因素都可对语言的变化造成影响。

社会语言学家特别关注的是社会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而变异理论为语言演变机制的揭示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迄今为止,拉波夫在进行中的变化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他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大学(U-PENN)语言学系已经成为闻名世界的/语言演变0研究中心。

拉波夫在考察美国马萨斯葡萄园岛上的一个语音变化时,发现了限制语言变化的强制规则(obligatory rule)和可择规则(optional rule)。

在此之后,法索尔德(Fasold)、盖尔(Gal)、比克顿(Bickerton)等人也在探索语言变化的规律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目前认为,促使语言变化的社会动机主要在于人们对社会地位和认同感的追求,变化的过程既可以是自下而上的(change from below),也可能是自上而下的(chang e from above),变化的方向取决于驱动力来自哪个方面。

变异研究作为社会语言学的主体,至今仍在不断发展。

对于它所面临的问题,按照沃尔夫拉姆(Wolfram)的观点,是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

由于群体内部存在的语言差异往往被统计所使用的平均值掩盖,个人语言变异的表现和原因往往被忽视,这样可能会影响到对群体语言特征的客观描写。

212语言社会学
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主要研究带有整体性和全局性的社会语言学问题,其出发点在于把语言问题看作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

具体课题包括双语或多语现象、双言现象、语库、语码转换、语言忠诚、语言接触和语言规划等,主要属于宏观社会语言学领域。

语言社会学派又称/社会学派0或/社会学的
社会语言学0,是由美国学者费什曼(Fishman)开创的。

他在1969年发表的5语言社会学6一文中提出,语言社会学要集中研究语言行为的社会结构,不仅包括语言用法本身,而且还包括语言和语言使用者的态度(Gig lioli1972:45-46)。

但在此之前的50年代,他就在宾州大学社会学系开设了/语言的社会学0课程。

他的一系列论著代表了语言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方向。

1959年,弗格森(Ferguson)所著的5双言6 (Diglossia)一书成为语言社会学的一个里程碑。

弗格森首先发现了在许多社会中都普遍存在的不同语言变体并存的现象,并将代表社会权威的语言变体称作高级变体(简称H),将其他变体称作低级变体(简称L)。

双言是一种持续稳定的语言状态,它的存在是由诸多社会因素所共同决定的。

双语(biling ualism)或多语(multilingualism)指某一语言社团或个人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交际的现象。

/双语0往往包含了/多语0的所指。

人口的迁移、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联合、教育和文化都可能导致这一现象的产生。

(祝畹瑾1992)在社会语言学家看来,双语是一种社会现象,可以从民族学、政治学、文化学等角度来研究。

由于对语言和方言之间的差别有时难以给出明确的界定,因此亦有学者把/双言0也归入双语的范围。

假如使用/语码0(code)这一概念来统一表示不同的语言或同一语言的不同变体,双语和双言之间的差别就更加不明显了。

双语/双言现象直接涉及到政治、文化、心理等问题,因此一直是社会语言学家格外关注的研究课题。

除了针对上述现象的理论探讨之外,双语/双言社会中的语码转换、语言规划、语言教育、语言接触等领域内的研究无不呈现出一派方兴未艾之势。

因此,可以看出,双语/双言现象是语言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是宏观社会语言学领域内的典型课题,其本质是对社会语言状况的一种人为调节,它是社会语言学参与社会工程建设最直接的体现。

具体的语言规划活动从古印度时就已开始,在其他许多国家也早有类似的经历。

20世纪30年代布拉格学派关于语言标准化的观点对现代的语言规划活动有着较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但对语言规划所进行的正式的理论研究却是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内开展的。

1966年,在美国召开的语言问题大会(Conference on Lan-guage Problems)上专门讨论了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跟语言规划相关的社会语言学问题。

/语言规划过程0(Languag e Planning Processes)项目的实施,则对世界范围内的语言规划研究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课题组1969年的夏威夷会议和1973年出版的文集5语言可以规划吗?6(Can Language Be Planned?)在国际社会语言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语言规划目前已经成为社会语言学领域内一个十分成熟的分支。

许多国家都设置了专门从事语言规划研究和实施的机构,这对语言规划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都是十分有益的。

213交际民族志学
交际民族志学(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又被译成/交际人种志学0,这个术语是美国人类学家海姆斯(Hymes)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使用的。

因其渊源和人类学有着不解之缘,这一方面的研究又被称为社会语言学研究中的/人类学派0或/人类学的社会语言学0。

交际民族志学/从语言和文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语言使用的规律。

这个学派侧重于用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来描述语言的运用,尤其注重研究在不同的社团、组织、社区以及社会中因文化习俗的不同给语言运用所带来的限制特征。

0(徐大明等1997:36-37)交际民族志学者以描写交际事件为己任。

他们特别关注交际情景,认为只有在对言语环境进行透彻分析的基础上才可能弄清人们在特定环境中所做出的言语行为的原因,因此交际情景的结构分析在这一学派内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海姆斯非常看重定性分析,他把具体情景中的典型言语事件及其组成因素当作主要的分析对象。

在5语言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影响及其模式6(1972)一文中,他将交际情景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归结为SPEAKING(S)))环境和场合、P)))参与者、E)))目标与效果、A)))信息内容与形式、K)))传递信息的方式、I)))交际工具、N)))交流中的行为规范、G)))言语体裁),基本上囊括了跟言语活动有关的各方面因素。

当然,这种结构分析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交际民族志学要探索的是人们在具体的言语环境中如何根据这些因素进行选择言语表达手段的活动。

海姆斯于1962年发表的论文5话语民族学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