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论有机知识分子

《狱中札记》189-204
《狱中札记》一书写于1929年至1936年之间，它无疑是葛兰西最主要的理论成就。

然而众所周知，基于种种原因，这些札记非常令人费解。

首先，札记并非为发表而写，因而跳跃、从简和不甚连贯之处颇多；其次，葛兰西往往采用克罗齐和马基雅维里的语言来阐发新概念；还有，由于是狱中之作，札记往往故意写得很隐晦，甚至多用暗示的手法，以此来逃避检查；结果是，人们对这些札记的解释一直众说纷纭，以至于给意大利共产党当时“历史性妥协”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提供了弹药。

该札记涉及的主题包括赋予知识分子更多的使命、突出领导权概念的重要性，以及为东西方革命提供各自不同的策略。

知识分子189-194
葛兰西一直被称为上层建筑的理论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到20世纪，从经济基础方面来说，资本主义早已经达到灭亡的水平，它没有灭亡，主要是由于上层建筑方面的原因），而最能清楚地说明他受如此看待的原因，莫过于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他思想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

马克思依据的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分，在更为狭隘的传统意义上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术语，与此相反，葛兰西则是以宽泛得多的方式来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

在葛兰西看来，以往对智力活动标准所作的定义过于狭隘了：
“在我看来，方法上最普遍的错误是，从智力活动的内在本质去寻求这种区分的标准，而不从这些智力活动（以及人格化地体现这些活动的知识分子集团）在社会关系总复合体中占有其地位的整个关系体系中去寻求这种区分。

”（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历史的标准，即只是从它在当下社会中的从属地位来加以界定）。

（190）他继续写道：“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或者不如说，所有的人都有智力活动）……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上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

由此，葛兰西得出结论说：
“最终，每一个人在他的职业之外，还从事某种方式的智力活动，就是说，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艺术家、一个有鉴赏力的人，他对世界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有自觉的道德行为准则，从而对维护或改造某种世界观、即为造就某种新的思想方式作出贡献。

”（单纯从“智力活动”的角度界定知识分子）。

依葛兰西的看法，每一个社会阶级都是这样：
“都有组织地亲自参与创造一个或几个知识分子阶层，其中每个阶层都具有同质性，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和政治领域都对自身的职能有一种自觉。

”
（从“自觉性”的角度界定知识分子）。

葛兰西把“传统的”和“有机的”知识分子区分开来。

传统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错误地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之外，他们看似体现了某种超越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连续性。

这类知识分子大都是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特别是牧师。

虽然造就他们的生产方式已经消亡，但他们一直存活着、世代相传。

他们与历史上垂死的阶级有联系，却又自称具有某种独立性，这一事实就包含了一种思
想意识形态（通常具有某种唯心主义倾向）的产生，借以掩饰他们实际上已落后于时代。

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的概念主要是一个历史（过去）的概念，那么，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则具有更多的社会学（现在和未来）含义。

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有机程度如何，是以他所在的组织与该组织所代表的阶级的联系紧密度来确定的。

有机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明确表达出他们那个阶级的集体意识，同时他们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191）“知识分子同生产界的关系没有像同主要社会集团的关系那般直接，但这种关系在不同程度上是以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复合体作为‘中介’的。

在其中，准确地说，知识分子只是上层建筑复合体内的‘工作人员’。

应该能够衡量不同知识分子阶层的‘有机性’以及他们同主要社会集团联系的程度；应该能够为他们的职能和自下而上的上层建筑确定出一套等级秩序来。

”
通过一系列的历史研究，葛兰西阐明了他关于传统的和有机的知识分子的思想。

例如，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最终在反对教士和贵族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尽管在英国，这主要只限于经济方面）。

在意大利，来自世界各地的、传统的教会知识分子则竭力压迫或同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果资产阶级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却造就了自己“有机的”知识分子。

相比之下，美国“相当缺少传统的知识分子”，因而：“它比古老的欧洲发展速度要快得多。

欧洲存在着一系列的牵制（道德上的、精神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牵制，这些牵制来自居民中特定的一部分人，他们是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旧政权的残渣余孽），以致成为快速发展的绊脚石，把每一种首创精神磨平到庸庸碌碌的平均水平上，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泯没了它们。

”
当前，工人阶级面临的问题是，造就本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

有时，葛兰西把这一点说成是任何革命运动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无产阶级需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之为自己的事业服务，但这还不够：
“任何真正走向统治地位的集团，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从‘意识形态上’竭力同化并征服传统的知识分子。

这种同化和征服的工作做得越快、越有成效，则该集团在精心造就自己有机的知识分子的工作中就越成功。

”
（192）这些有机知识分子的任务（葛兰西尤其依据他在《新秩序报》的经验），（因为在那个时期葛兰西本人就充当了那样的知识分子），是把工人阶级活动中所固有的潜在斗志和潜力挖掘出来，并使之协调一致。

由此，有机知识分子同他们的阶级的关系成为这样一种辩证关系：他们从工人阶级的经验中汲取养料，同时又向工人阶级灌输理论意识。

（毛泽东：从群众来到，到群众中去）。

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的形成，较之资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的形成要困难得多，因为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的夹缝中已经享有自己的生活和文化。

有时，葛兰西以至于说，无产阶级只有在夺取政权以后，才能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

葛兰西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回答，那就是政党：
“对某些社会集团来说，政党只不过是直接在政治和哲学领域内、而不只是在生产技术领域内造就它们自己那类有机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殊方法。

基于这个集团的一般性质及其形成、生活和发展的条件，这就注定这些知识分子不能通过别的途径，而只能通过这一途径来造就。

”
党是能同本阶级最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的组织。

（这里特指葛兰西心
目中的那种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不是传统体制内的“政党”）。

党是“集体的知识分子”——这一提法是陶里亚蒂首创的（葛兰西在谈到马基雅维里时，把党称为一“现代君王”）：
“党只能是一个有机体，是社会的一种复合成分，在其中，集体的意志得到了公认，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行动，因而它开始有了具体的形式。

历史已经提供了这样一个有机体，它就是政党——集体意志聚合于其中的第一个细胞，集体意志的胚芽将发展成为普遍的、全社会的意志。

”
第二国际之所以在政治上出现了背离（有人也许要说，这并不是第二国际的背离，而是列宁主义某种形式的偏差），乃源于对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必然的有机联系的否定。

葛兰西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使他较之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准确地表述
了历史唯物主义。

他喜欢援引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且相信黑格尔的遗产尚未完全被那种倾向于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粗暴地对立（193）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所接纳下来。

葛兰西写道：
“这种社会学一直企图按照预先制定的哲学体系模式，去创造历史科学和政治科学的方法，也就是进化论者的实证主义方法……它成了非哲学家（这里的非哲学家是指不懂哲学的哲学家，或缺乏哲学史素养的哲学家）的哲学，即企图用自然科学模式制定的标准，来对历史事实和政治事实作图解式的描述和分类。

（不是按照历史科学模式，不是对现实进行改变式的解释）。

因此，它企图用‘预言’橡树长自橡树籽的方法，‘凭经验地’界定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

庸俗进化论植根于社会学，而社会学却不了解进化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原理。

”
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发展，而且是这样的：“已从任何片面的、狂热的意识形态成分中解放出来（或自身正试图解放出来）的一种哲学。

它是充满着矛盾的意识，在这些矛盾中，哲学家本人既被理解为个人，又被理解为一个社会集团的整体，他不仅了解这些矛盾，而且把自己树为矛盾的一个要素，并把这个要素提高到认识的原则，从而也提高到行动的原则。

”
在这些论述中，葛兰西指出，把恩格斯的思想和马克思的思想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他抛弃了普列汉诺夫的“庸俗唯物主义”，（也就是列宁和斯大林所提倡的“辩证唯物主义”），而倡导回到马克思原初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统一上去。

他尤为详尽地批判了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指责该书宣扬哲学唯物主义和把马克思主义主义描绘为一种进化论的实证主义社会学。

可见，葛兰西的主要兴趣不在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更在于无产阶级能用以了解
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手段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需的政治手段。

同柯尔施一样，他摈弃他称之为“经济主义”和“意识形态主义”的这两种倾向。

（试与考茨基的教条主义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作比较，就可以看出这种思想的重要性）。

他声称：
（194）“人们忘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应该强调的是第一个术语‘历史’，而不是第二个词（唯物主义）。

对‘唯物主义’的过分强调只会是形而上学的根源。

实践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是绝对的思想世俗化和尘世化，是绝对的历史人道主义。

”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下，葛兰西一再强调“意志”在政治行动中的重要性，（实践不是知识论概念，而是意志论概念），勾画（虽然很简略）了类似于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所论述的那种人道主义，并断言：在共产主义社会，自由必将支配必然。

一般地说，葛兰西倾向于通过上层建筑来分析基础，并对在间接的意义上来解
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是深有体会的。

他是最富有辩证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他（特别在《狱中札记》中）对自由和必然的关系的分析、对上层建筑的分析、对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关系的分析等，始终都是用辩证方法来阐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