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及其民本思想讲稿

孟子及其民本思想
一、孟子民本思想的性质与主要内容
在殷商时期，人们似乎对自身作为一个独立的“类的存在”还缺乏自觉。

他们认为神是一切的主宰，神以君主为化身来实现治民意志，民则完全是神的从属物，正如《礼记·表记》所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然而到了西周，人们的观念就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周人看来，周取商是“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皋陶谟》）的体现，“民”被摆在了“天”之上：“天聪明，自我民聪明。

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并告诫君主：“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

”（《尚书·酒诰》）。

可见，周人不仅意识到民不再是神君合一的从属物，而且天神与君主都反过来要顺从或受制于民了。

虽然这仍然主要是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的表现，但民本思想已露端倪。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思想、学术大发展的时代，民本思想也得到极大的发展与充实，最显著的标志是其间的天神观念被剔除，民被明确地阐释为君主的立国之本，从而由主要是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演变为现实意识形态。

尽管诸子各家对其他事物各有己见，但在以民为立国之本这点上却是一致的。

在这当中，又以孟子的见解最具代表性，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但其目的决不是否定君主，而在于强调“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

显而易见，孟子的民本思想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通俗一点说，就是一种“统治术”，它有别于文化信念意义上的民本思想，后者主要体现在中国的文学家和他们的作品当中。

事实上，诸子各家已经把以民为立国之本的思想融贯在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向统治者提出的治国方略之中，使之有了具体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这又以孟子的解说最为具体：孟子心目中的仁政则包括君主“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梁惠王》上），“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公孙丑》上）；他指出施仁政的关键是要使民有固定的田产：“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滕文公》上）；倘若“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死亡”（《梁惠王》上），并且“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就必定会“不保四海”，“不保社稷”，乃至“不保宗庙”（《离娄》上）；他以肯定的口吻告诫君主：“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仁者无敌，王请勿疑！”（《梁惠王》上）儒家的经典之一《大学》正是延此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认为德治的标准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二、孟子民本思想的影响
以后，各个朝代各个时期的思想家们几乎都承续了先秦诸子的想法和做法。

在两汉，如体现着刘安思想的《淮南子》写道：“为治之本，务在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诠言训》）。

董仲舒说：“且天之生民，而天立王，以为民也。

故其德足以安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尧舜》）如果“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

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

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对策三》）王充在《答佞》中认为“损下益上，愁民说主”是奸佞所为，忠臣应做的是“损上益下”。

王符在《爱日》里则说“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

魏晋的杨泉指出：“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

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物理论》）唐代的柳宗元甚至提出官吏只应作为民“出其十一”雇佣来的仆役，并建议以“民自利”达到富民的目的。

刘禹锡以更为鲜明的对比阐述道：“夫民足则怀安，安则自重而长法。

乏则思滥，滥则迫利而轻禁。

故文景之民厚其生，为吏者率以仁恕显；武宣之民亟于役，为吏者率以武健称。

”（《答饶州元使君书》）宋代虽然是封建纲常思想趋于完备的时期，但其理论代表人物程颐、程灏仍有言：“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顺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遗书》二十五）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元代，许衡劝谏忽必烈说：“古今立国规律，虽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无他，爱与公而已矣。

爱则民心顺，公则民心服。

既顺且服，于为治也何有？”（《立国规模》）明代的刘基是个君主集权的鼓吹者，但他也看到君主对于民不能“夺其所好，遗之以其所不好，绝其所欲，强之以其所不欲”（《郁离子·枸》）；君主如果“逆人之性，则天怒而亡”（《拟连珠》）。

王廷相在《慎言·御民》中谈道：“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天下兴行在民趋于正。

上节俭，则寡取于民而富矣；上简易，则动于民者而乐矣；上稽道于圣，则民不惑于术而趋于正矣。

”
尤其值得指明的是，在唐代，这种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民本思想还曾成为最高统治者议政、施政的基本准则。

由唐人吴兢叙纂的《贞观政要》洋洋10卷，从君道、政体、任贤、求谏纳谏、君臣鉴戒等方方面面，记载了太宗李世民与群臣围绕着跳出“兴亡周期率”所谈的治国认识与方略，其核心内容就是民为立国之本。

其中一些言语像“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论君道第一），“君，舟也；人，水也。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论政体第二）等，可谓既形象又深刻，遂成为传世警言。

吴兢于开元年间将此书进献玄宗后，此书“倍受励精图治的统治者推崇赏识，他们或将其悬挂于祖室之内屏障之上，日以记诵默念，或特设教讲研习，弘阐义理大做”。

可以说，以民为立国之本的思想在唐代发展到了它的顶端。

唐太宗和《贞观政要》还被以后的一些帝王视为楷模或“座右铭”。

如明宪宗在为该书所做的序中谈道：“朕惟三代而后，治功莫盛于唐。

而唐三百年间，尤莫若贞观之盛”；“太宗在唐为一代英明之君，其济世康民，伟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

”清乾隆帝亦在序中称言：
“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典！”后又多次以诗文记题读该书的体会与感慨。

自明代中后期起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中国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民本思想与民主意识进入了彼此消长的时期，这当然主要是就一些思想家的言论和思考而言。

李贽的以“至人之治”取代“君子之治”已表现出对君权的否定。

到了清代，黄宗羲对君权、“家天下”做了更为彻底的否定。

他说：“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其私也，人各得其利也”（《原君》）；申言：“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原臣》）唐甄则痛斥道：“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

顾炎武指出：“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就不但要允许“庶人”议政，还要允许“为匹夫匹妇复仇”的“汤武革命”（《日知录》）。

王夫之宣称：“人无易天地，易父母，而有可易之君”；对于不仁不义的君主，推翻他是“应乎天，顺乎人“（《尚书引义》）。

如果说至此中国的民主意识还主要表现为对君权的否定，那么再到戊戌维新时期，民主意识则有了正面的行为显示与理论建树。

不管戊戌维新的志士们有多大的局限，他们一直赞同并付诸行动的君主立宪和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所包含的民主意识，却是中国有史以来任何人们的言行实践都难以比肩的；而像谭嗣同提出的“民权”思想和“顺三世”说所认定的君主立宪还应再向民主共和演进，最终则进入世界大同社会等，更是此前任何民主话语所无法企及。

作为统治意识的民本思想的终结，是在孙中山那里。

“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

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的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在历史观方面，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人同兽争，不是用权，是用气力。

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是用神权。

第三个时期，是人同人争，国同国争，这个民族同那个民族争，是用君权。

到了现在的第四个时期，国内相争，人民同君主相争。

在这个时代之中，可以说是善人同恶人争，公理同强权争。

到这个时代，民权渐渐发达，所以叫做民权时代。

”（《民权主义》）那么，“民权时代”的实质是什么呢？这就是“一国之趋势，为万众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则断非一二因利乘势之人之智力所可以转移也”（《孙文学说》）；这就是“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的，“改革国家，并不是要把所有的江山都要改变”，而“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

”（《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
三、民本思想的历史意义
民本思想无疑属于封建精神观念，它只能在中国这样的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历史的国度，得到不断充实和发展的条件。

同时，它也是君主专制制度下必然形成的一种具有调节性
功能的意识形态力量。

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朝代延续中确实存在着一个“兴亡周期率”，这兴亡周期率兴许恰恰体现了民本思想的调节性功能：一个王朝到了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的地步势必要被推翻，由一个新的王朝所取代，这个新的王朝要兴起发达，就要奉行以民为本的统治策略；到了这个王朝的统治者抛弃了以民为本的统治策略，这个王朝的末日也为期不远了。

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的不断更迭。

至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民本思想不仅关系到一个王朝兴衰长短，也关系到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延续；也就是说，中国的封建帝王制度之所以能够维持两千多年，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民本思想还与小农经济密不可分。

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人们的生存自保能力十分有限，因小农经济过多依赖自然气候、环境的优劣变化，一有旱涝风雹等灾害发生，人们就会面临着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这种情况促使统治者势必间或要去关注民生，放粮赈灾，以继续保持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

这也许是民本思想为什么不可能在早于中国几百年步入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形成其完备体系的原因之一。

从精神具有反作用这一意义上说，民本思想也阻隔和缓滞了中国步入高一级的经济形态和走向工业化的步伐。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以民为立国之本的统治思想，显然是同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血腥盘剥有区别乃至相对立的思想。

历史已经证明，哪个阶段、时期──哪怕就在某个具体区域，民本思想得到发展或被统治者接受和重视，从而在统治者的统治意识中占据较大的比重，这个阶段、时期和这个区域的生产力水平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经济就较发达，民生就较富足，政治、社会也就相对稳定；反之，则生产力遭到破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尖锐，政治、社会也动荡不安。

就统治者个人来说，具有民本思想的君主，往往能够励精图治，有所作为，成为一代贤明之君；具有民本思想的官员则多为“清官”，他们能以国家社稷为重，勤于职守，把有利于国计民生作为施政标准，乃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些君主依此区别于荒淫无耻不理朝政或穷兵黩武的“昏君”“暴君”，这些官员也依此有别于在其位不谋其政，只会玩弄权术唯求自保权位的“庸官”，更与那些鱼肉百姓徇私妄法的“贪官”有天渊之别。

所以，在封建社会这既有的前提下，民本思想的进步性与有利于人民，又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