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西汉墓陪葬陶俑述论

徐州西汉墓陪葬陶俑述论
刘尊志（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
【摘要】摘要：徐州作为两汉重要的诸侯王封国所在地，有较多西汉墓陪葬有陶俑。

从总体上看，徐州西汉墓陪葬陶俑经历了萌芽、繁荣和衰落的全面发展过程，每一阶段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并与社会的发展及葬制、葬俗的演进等密切相关。

徐州西汉墓陪葬陶俑还与本地区东汉墓葬及周边地区西汉墓葬的陪葬陶俑存在一些相同和不同之处，综合反映出相关丧葬内容、物质文化等的时代特点及地域特征。

【期刊名称】南方文物
【年(卷),期】2012(000)001
【总页数】7
【关键词】徐州，西汉，墓葬，陶俑
【文献来源】https:///academic-journal-cn_cultural-relics-southern-china_thesis/0201228054081.html
徐州作为两汉诸侯王封国所在地，在当时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这一地区已发现、发掘较多用俑陪葬的西汉墓葬。

地域上，相关墓葬基本集中于古彭城（今徐州市）及附近，其他地区相对较少；时代上，东、西两汉墓葬均有发现，但东汉墓葬并不多，俑的数量及种类亦较少；质地上，基本为陶质。

因此，关于徐州地区汉代陪葬俑的相关研究基本都是围绕今徐州市及附近地区西汉墓葬陪葬陶俑展开的①。

限于篇幅及资料，本文亦以西汉陶俑为主要研究对象，就与其相关的一些问题作浅显论述，不正之处，以求指正。

一、徐州西汉墓陪葬陶俑的出土概况
截止目前，徐州地区已发现、发掘陪葬陶俑的西汉墓葬40余座，多数位于徐州市区及附近（附表）。

比较而言，出土陶俑的西汉墓葬占徐州地区已发现、发掘的西汉墓葬比例并不大，但俑的数量多，种类丰富，为研究当时的葬制葬俗、物质文化及相关社会内容等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实物资料。

20世纪80年代之前，徐州地区出土的西汉陶俑零星稀少，这与发现发掘的西汉墓葬较少有关。

此后，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西汉墓陪葬陶俑的出土数量激增。

大型墓葬如狮子山楚王墓②、驮篮山楚王及夫人墓③、北洞山楚王墓④、小龟山楚王及夫人墓⑤等，出土陶俑数量大，形制及组合多样。

其中狮子山楚王墓的墓内出土一些陶俑，墓外东北及北侧发现较多陪葬俑坑，内置陶俑几十至几百不等，在墓葬西南还有一处规模较大的兵马俑陪葬坑，计6条，藏俑量高达4000余件。

中小型墓葬中，顾山M1⑥等在墓外有陪葬俑坑，墓内也有一定数量的陶俑陪葬；宛朐侯刘埶墓⑦等的墓外有陪葬俑坑，内置陶俑较多；多数墓葬则是将陶俑置于墓内，数量不等，形制与组合也不尽相同，体现出陪葬陶俑的多样性。

需要说明的是，不是每个时间段或各类等级的徐州西汉墓都有陶俑陪葬，而是存在时代特点和等级差别。

二、徐州西汉墓陪葬陶俑的发展过程
从现有资料看，徐州西汉墓葬陪葬陶俑兴于西汉早期，至中期消失不见，这一过程与汉代社会的发展及葬制葬俗的演进等关系密切，同时又与徐州西汉墓葬的发展有着较多的一致性，体现出自身的发展特点和地域特征。

从西汉建国至榆荚半两发行前后，徐州地区无刘姓楚王下葬，已发现、发掘属于这一时间段内等级相对较高的中型墓葬有徐州市凤凰山M1⑧、后楼山
M8⑨、拖龙山M1⑩等。

凤凰山M1竖穴下开凿一棺室和一侧室，后楼山M8竖穴下开凿前后相连的两洞室，象征前堂后室，两墓规模及多洞室形制在徐州地区的中型汉墓中并不多见。

凤凰山M1墓内出土有秦半两钱币等数件文物，但无汉初使用的榆荚半两钱币出土，初步断定其下葬年代在榆荚半两发行之前，后楼山M8的时代与之较为接近。

拖龙山M1为竖穴石坑墓，时代为西汉初期，出土有玉面罩等敛葬玉器，墓主为刘姓高级贵族。

时代接近但等级较上述三墓低的奎山西汉M1[11]亦为石坑竖穴墓，一侧有石砌边箱，未经盗扰，出土陶器及原始瓷器数件，另有一些玉敛葬器和配饰。

四墓均无陶俑出土，这说明较早阶段的徐州西汉墓葬还没有使用陶俑陪葬。

西汉初年，战乱频繁，社会经济极为萧条。

史称：“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谨。

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其后，“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12]不仅经济有待恢复，各项社会制度也不健全，丧葬制度亦不例外，这应是墓葬内没有陶俑陪葬的最直接因素。

因此，从西汉建国至榆荚半两发行前后应是徐州西汉墓葬陪葬陶俑的空白期。

榆荚半两发行之后至八铢半两发行（公元前186年）之前，即高祖末至高后初期，社会经济趋于平稳发展，各项规章制度包括丧葬制度在内逐步趋于健全，陶俑也开始出现于徐州西汉墓葬之中。

典型墓葬如徐州市凤凰山M2～M4，其中M2出土的蟠螭纹镜、带钩等均具早期特征，M4内出土有榆荚半两1组2枚，但未见其它半两，说明M4的下葬年代在发行八铢（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之前，而M2～M4皆为M1的陪葬墓，距离较近，结构相同，出土物相似，时代不会相差太远，大致都在八铢半两发行之前，榆荚半两发行之后。

八铢半两发行后至四铢半两发行前（公元前175年）的期间内，“海内得离战
国之苦”，“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13]”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复苏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葬制葬俗的发展，陪葬陶俑也随之得到相应发展。

其中，琵琶山M3[14]为石坑竖穴洞室墓，出土陶俑的形制与徐州市凤凰山M2～M4内出土的同类陶俑相似。

墓内发现有荚钱而无其它币种，而从钱币形制看，更加接近于吕后时期颁行的榆荚钱，因此其时代在公元前186年之后，公元前175年之前。

另外还有李窝汉墓[15]，该墓出土陶俑形体较大，皆为泥质灰陶，造型原始，捏制粗糙，人体比例极不协调，面部也较为模糊，体现出陪葬陶俑的早期特征。

综合相关墓葬资料，高帝末至文帝初的时间段内，一些身份地位不高者可以用俑陪葬，上文所举徐州市凤凰山M3、M4还陪葬有相对成套的车马出行陶俑（图一），但封国的最高统治者楚王的墓葬并不一定有陶俑陪葬，如楚元王刘交墓，相关工作已开展较多，但目前尚无陪葬陶俑的资料公布[16]。

大致看来，这一时期陪葬陶俑的置放方式较为单一[17]，俑的种类较少，且制作相对原始，综合体现出陶俑陪葬的早期特征，故这一阶段段可视为徐州西汉墓葬陪葬陶俑的萌芽期或初期发展阶段。

徐州西汉墓葬的陪葬陶俑绝大多数出土于四铢半两发行之后至五铢钱币发行（公元前118年）之前的墓葬内，具体表现为墓葬及出土陶俑的数量大，种类繁杂，组合及置放方式多样，因此这一阶段应是徐州西汉墓葬陪葬陶俑的发展繁荣期。

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文景时期，社会经济得到全面恢复，“百姓无内外之繇（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

[18]”武帝初期，“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19]”楚国在西汉早期有着较为特殊和重要的政治地位，虽参与“七国之乱”，但能得以续封。

这期间有四位刘姓楚王去世，已知墓葬三处，
均有大量陶俑陪葬。

陶俑还更为普遍地陪葬于等级相对较高的中型墓葬之中，即使谋反列侯的墓葬如宛朐侯刘埶墓及未成年小孩的墓葬如东甸子M3[20]等都有较多陶俑陪葬。

这一时期，陪葬陶俑的墓葬等级普遍较高，说明相关制度更为严格和明确化；置放方式与俑种的组合多种多样，而且制作精致，彩绘华丽，均体现出繁荣发展的特征。

具体而言，狮子山楚王墓虽有较大规模的兵马俑坑及众多小型陪葬俑坑，但俑的组合略少，兵马俑等的制作还显原始，体现出萌芽期向繁荣发展期过渡的特征。

至驮篮山及北洞山两处楚王墓墓主在位期间，用俑陪葬达到高峰（图二）。

但在早期偏晚的末段，一些墓葬如米山M1、M4[21]的陪葬陶俑形制开始呈现出一定的变化，如脸部近椭圆形，衣服下摆较宽，形似喇叭口（图三），与西汉中期的陶俑较为接近；一些等级高的墓葬不见陶俑陪葬，如陶家楼西汉M1，出土有玉璧、玉环、玉饰件、玉珩及较多陶、铜器等，墓主身份较高[22]，而翠屏山西汉墓的墓主可以确认为刘姓高级贵族刘治[23]。

以上这些都应是陪葬陶俑开始显现衰落的特征体现。

公元前118至公元前113年之后不久，即西汉中期偏早阶段，徐州西汉墓葬陪葬陶俑进入其发展过程中的衰落期。

目前已发现发掘这一时期的墓葬多座，但陪葬陶俑的墓葬仅有小龟山楚王及夫人墓（图四）、李屯汉墓[24]等少量几座。

考虑到这一时期社会经济比之以前更为发达，中央政策及其他一些政治因素当对此有较大影响。

汉武帝即位后，在文景二帝削藩政策的基础上，又加大了削夺诸侯国权力的政策力度，而在公元前118年之后，相关措施得到进一步加强。

就楚国而言，也应因中央政策的变化而使得许多人的下葬规格有所下降，陶俑开始从繁荣期的很多人可以陪葬转向只有少量极高级贵族才能使用。

如陶楼西汉M1，时代与小龟山楚王（后）墓较为接近，墓主刘颀位至列侯，却无陶俑
陪葬[25]。

小龟山楚王墓内出土“刘注”龟钮银印一方，墓主为第六代刘姓楚王刘注，死于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

王后墓内出土有“三官五铢”钱币，而无其它钱币。

“三官五铢”发行于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说明王后较刘注去世晚。

楚王及王后墓北不远有一座规格极高的贵族墓葬（小龟山M1[26]），其内出土有“三官五铢”及“郡国五铢”两种钱币。

汉武帝发行“三官五铢”时“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

钱既多，非三官不得行。

”[27]表明M1的下葬时间正是“三官五铢”发行之后与“郡国五铢”的交替时期，其时代当早于刘注夫人墓而晚于刘注下葬之年[28]。

因此可以说，刘注夫人墓为目前徐州市区及附近可以确定时代最晚陪葬陶俑的西汉墓。

王后的下葬时间虽在“三官五铢”钱币发行之后，但考虑到王与王后的关系，且王后墓内相关出土物与刘注墓相似，时代当相差不远，即在“三官五铢”钱币发行之后不久。

距山10128[29]有明显晚于小龟山楚王及王后墓出土舞俑的特征，但无明确出土墓葬，而从其姿势、形体并结合该处距离楚国都城有一定距离等因素分析，出土该俑墓葬的时代当与小龟山王后墓较为接近。

总的看来，这一阶段陪葬陶俑的墓葬少，置放方式简单，组合及种类均不多，数量也体现出递减趋势，是衰落期的具体表现。

但陶俑的形制和制作方法更为精致，达到了相应的高潮，体现出徐州地区西汉陶俑的另一发展脉络。

公元前113年之后不久至西汉灭亡，中央政府对诸侯国的削夺政策使得诸侯国衰落的特征日渐明显，诸侯王及贵族权力更趋衰微，加之西汉晚期整体社会发展的衰落和中央政府相关政策的颁布[30]，象征墓主身份地位的陶俑基本从徐州西汉墓葬中消失，因而这一阶段可称为其消失期。

已发现、发掘的东洞山楚王及夫人墓[31]、南洞山楚王及夫人墓[32]、卧牛山楚王后墓[33]等横穴崖洞墓
及拖龙山M3[34]、碧螺山M5[35]、荆山汉墓[36]等等级较高的竖穴洞室墓中均未发现陶俑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三、徐州西汉墓陪葬陶俑的其他相关问题
徐州地区有一定数量的西汉墓葬陪葬陶俑，出土陶俑的种类及数量均较多，使用时间长且有连续性，所体现的时代及地域较为丰富，与本地区东汉墓及周边地区西汉墓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

下文仅就与其相关的问题略作简单论述。

（一）总体来看，徐州地区西汉墓葬陪葬陶俑的品种相对单一，多为人物俑，少量马俑，其他俑发现极少，如米山M3出土的陶猪（图五）。

这类陶俑的发现一方面增添了陪葬陶俑的种类，另一方面由于仅出土于一座墓葬中，不具普遍性，体现出徐州西汉墓葬以人俑陪葬为主的特点。

（二）徐州地区的东汉墓葬也有陶俑出土，如土山M1[37]、十里铺东汉墓[38]等。

与西汉墓葬相比较，相关墓葬的等级亦不低，但动物俑的数量和种类增多，人俑减少，整体数量亦不如西汉墓。

东汉墓葬中的动物俑以庄园或家庭饲养的家禽、家畜为原形，生活气息较浓。

而一些墓葬如十里铺东汉墓等亦出土有陶制男、女侍俑，均坐姿，女俑头戴巾，耳部饰珰，着宽袖长衣，与本地区西汉墓陪葬陶俑又较为相似。

总体考察，徐州东汉墓葬出土的陪葬陶俑与全国其他地区较为一致，体现出东汉时期丧葬制度的日趋统一。

（三）徐州西汉墓葬的陪葬陶俑与周边地区相比较，既有统一性，又有很多明显的地域特征，这与徐州作为西汉重要封国的封域地有较大关系。

数量上，较周边地区多，较接近的为西汉梁王墓地[39]，而与其他封国或郡县的墓葬则相差甚大。

时代上，使用时间较周边地区略早或接近，但衰落较早，为西汉中期
偏早阶段，周边较多地区如梁王墓地等则可能延续至中期偏晚阶段。

另外，附近的山东临沂、江苏连云港等地西汉中晚期的许多墓葬如临沂金雀山西汉中晚期的M33[40]，连云港尹湾西汉晚期墓葬[41]等中皆有木俑出土。

徐州地区虽存在相应的可能，但从清理发掘情况看，众多这一时期的墓葬内并未发现有相关痕迹存在，因而是否如此还存在有疑问。

造型上，与周边乃至西安地区出土的西汉陶俑均有较多的相似之处，但细部又有很多差别，反映的物质文化内容也不尽相同，如服饰、发饰及配饰等，既体现出徐州地区西汉时期的物质生活面貌，又成为区别于其他地区陶俑的显著特征。

综上，陶俑作为徐州地区西汉墓葬的重要陪葬品种类之一，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每一发展阶段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并与本地区东汉墓及周边地区西汉墓陪葬陶俑有着相同和不同之处，充分体现出其时代特点和地域特征。

注释：
①a.邱永生：《徐州汉兵马俑研究》，《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b.边策：《试论徐州地区出土的西汉陶俑》，《两汉文化研究》，徐州市两汉文化研究会编《两汉文化研究》（第一辑），第300~30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c.张玉、刘照建：《徐州地区西汉陶俑的发现与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02年第11期。

②a.徐州博物馆：《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第一次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12期；b.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c.邱永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园初步研究》，蒋赞初主编：《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第245~24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d.耿建军：《徐州市羊鬼山西汉墓陪葬坑》，中国考古学会
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5年》，第170~172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③邱永生、徐旭：《徐州驮篮山汉墓》，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年》，第173~174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墓外陪葬坑资料见李琳、甘晓妹：《驮篮山汉墓惊现神秘陪葬坑》，《彭城晚报》2004年4月9日第
2、3版。

④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⑤a.南京博物院、铜山县文化馆：《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b.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材料的再补充》，《考古》1997年第2期。

⑥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顾山西汉墓》，《考古》2005年第12期。

⑦徐州博物馆：《西汉宛胊侯刘埶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2期。

⑧徐州市凤凰山M1~M4资料见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凤凰山西汉墓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4期。

⑨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后楼山八号西汉墓》，《考古》2006年第4期。

⑩耿建军：《徐州市拖龙山西汉墓》，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年》，第136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

[11]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奎山汉墓》，《考古》1974年第2期。

[12]《汉书·食货志》，第1127页，中华书局，1962年。

[13]《汉书·高后纪》，第104页，中华书局，1962年。

[14]笔者发掘，详细资料暂未发表。

[15]李银德：《徐州汉墓的形制与分期》，徐州博物馆编：《徐州博物馆三十年纪
念文集》，第108~125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

[16]刘照建、梁勇：《徐州市铜山县楚王山汉墓群考古调查》，《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编：《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47~ 254页，齐鲁书社，2006年。

[17]关于徐州西汉墓葬陪葬陶俑的置放方式，笔者曾作相关论述。

参见刘尊志：《徐州西汉墓葬陪葬陶俑的置放方式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2期。

[18]《史记·律书》，第1242页，中华书局，1959年。

[19]《史记·平准书》，第1420页，中华书局，1959年。

《汉书·食货志》的文字内容与之略有差异。

[20]东甸子西汉M1、M3资料见徐州博物馆：《徐州东甸子西汉墓》，《文物》1999年第12期。

[21]米山M1~M4资料见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米山汉墓》，《考古》1996年第4期。

[22]盛储彬：《徐州市陶楼西汉墓》，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年》，第173~174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该墓位于陶家楼村西，由于之前有陶楼西汉墓的发掘简报公布（徐州博物馆：《徐州市东郊陶楼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93年第1期），故本为称其为陶家楼西汉M1。

[23]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翠屏山西汉刘治墓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9期。

[24]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李屯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95年第3期。

[25]徐州博物馆：《徐州市东郊陶楼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93年第1期。

[26]南京博物院：《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文物》1973年第4期。

[27]《史记·平准书》，第1434~1435页，中华书局，1959年。

[28]将若是：《徐州龟山楚王陵及其家族墓葬之年代、葬制与钱币类型》，徐州博物馆编：《徐州博物馆三十年纪念文集》，第81~86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

[29]仝泽荣：《江苏省睢宁距山、二龙山汉墓群调查》，《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

[30]汉成帝即位之初（公元前33年），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葬。

”被“奏可”。

这一政策限制了较多物品用以陪葬，如车马等等，但并未明确涉及陶俑，因此可视为陪葬陶俑减少或不被使用的一个佐证。

[31]徐州博物馆：《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文物》1984年第11期。

[32]周学鹰：《徐州汉墓建筑——中国汉代楚（彭城）国墓葬建筑考》，第126~134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33]周学鹰：《徐州汉墓建筑——中国汉代楚（彭城）国墓葬建筑考》，第134~139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34]徐州博物馆：《徐州拖龙山五座西汉墓的发掘》，《考古学报》2010年第1期。

[35]徐州博物馆：《徐州碧螺山五号西汉墓》，《文物》2005年第2期。

[36]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县荆山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2期。

[37]南京博物院：《徐州土山汉墓清理简报》，《文博通讯》15期第18~23页，1977年9月。

[38]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江苏徐州十里铺汉画像石墓》，《考
古》1966年第2期。

[39]a.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b.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永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阎根齐主编：《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

[40]a.临沂市博物馆：《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座汉代墓葬》，《文物》1989年第1期；b.临沂金雀山汉墓发掘组：《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1期。

[41]连云港市博物馆：《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8期。

【文献来源】https:///academic-journal-cn_cultural-relics-southern-china_thesis/02012280540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