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民众图书馆建设述评

[文章编号] 1004-325X(2014)05-0077-06
民国时期民众图书馆建设述评
Review on the Popular Library Construc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张书美（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江西南昌 330027）
[摘要]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兴起了一股民众图书馆建设的热潮，这与民国各级政府的大力倡行
及
中华图书馆协会等社会团体的积极推动有关。

民众图书馆建设期间，不仅民众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颇有建树，
民众图书馆实体建设也是蓬勃开展。

以“全民共享、开化民智、民众参与”为目标的民众图书馆，对于当今
的公共图书馆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民众图书馆建设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9.29 [文献标识码]B
[Abstract] China started the upsurge of the popular library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20-30s of the 20th
century, it was related to advocating by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vigorously
and promoting by Chinese Library Association and other social groups actively. During the popular library
construction, not only researches of the popular library science theory have gained many achievements,
but also the entity construction of the popular library was booming. The popular library that makes "na-
tional sharing, enlightening people, public participation" as the goal could give the important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to today's public library construction.
[Key words] Popular library construction;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Public library
民众图书馆在中国始称通俗图书馆，起源于 1915 年，兴盛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

它以“全民共享、开化民智、民众参与”为目标，在民国时期的社会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1 年公布的《全国公私立图书馆一览表》显示：1930 年，我国各类图书馆共有2935 所，其中民众图书馆有575 所[1]。

如果加上与民众图书馆性质相似的社教机关附设的图书馆 331 所，民众图书馆总数高达906 所，超过普通图书馆的数量（903 所）而跃居首位。

今天，虽然民众图书馆建设已离我们远去，“民众图书馆”也早已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但民众图书馆建设所折射出的广大民众希望共享、公正、公平地使用图书馆服务的理想，对于我们当今的公共图书馆建设仍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育，乃可谓教育普及。

”[2]他把清末学部的五司改为三司，于普通、专门两司外，还增设了社会教育司，将社会教育提
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社会教育既然如此重要，那么究竟该如何实施与推广便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只有知识得到全面普及，才能达到社会教育的真正目的。

图书馆因为是知识的集聚和发散地而被视为社会教育的第一大机关，受到倡导社会教育者的高度重视。

但纵观民国初期各处图书馆，大多储藏高深古书，以供文人学士参考，普通民众却不能获取。

这种重藏轻用、贵族式的图书馆显然与社会教育事业要求不相符，从而受到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

例如，谢春满批之曰：“中国的图书馆一向只是一所书库，只是一所油墨纸张的堆栈。

它没有一些社会的活动，它的实际内容和一所修道院一般，只是那些少数的清闲阶级在里面修身养性，享受一些清福。

”[3]这种图书馆如“贮水池，是一种死物，发生不出效力”[4]，对社会教育事业毫无益处。

相反，只有那种能“把所搜集的图书循环活用，流动不止”[4]的“喷泉式”图书馆，才能适应社会教育的需求。

有着社会教育“活的中心”美称的民众图书馆，就是这种“喷泉式”图书馆，近代著名教育家俞庆
1 民众图书馆建设兴起的原因
1.1 社会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社会教育是以全民为对象，以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
并与学校教育共同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全民素质的提高
为目标的。

民国成立后，社会教育事业日益受到当局重视。

蔡元培认为，“必有极广之社会教育，而后无人不可以受教
·77·
棠先生力主建立之。

俞庆棠先生说：“吾人应重言以申述者，即民众图书馆 亦如民众教育馆，并不是办机关，而是着重在民众知识的 供给。

因此，民众图书馆并不是专藏几本书便能济事，它 要真能做到知识的流通机关，则须使馆内有生气，注重联 络与活动，注重设法增加民教事业之效果，注重如何使民 众可以获得受教育之机会。

”[5]
俞庆棠先生认为，要使民众图 书馆成为社会教育“活的中心”，图书馆不应当仅设置图书 的借阅处，更应当组织、设置多种社会教育活动及场所，如 识字班、读书会、研究会、通俗讲座、娱乐室、职业咨询 处等
[5]。

徐旭先生亦认为，民众图书馆无时间性和阶级性的
限制，其经济化和科学化的工作方法，可以在顾及读者不 同需求的同时，在陶冶民众德性、提高民众知识、增进民 众技能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6]10。

总之，这种以“不在培养 一二学者，而在教育千万国民；不在考究精深学理，而在 普及国民教育”[7]
为目的的民众图书馆，显然是发展社会教 育事业的理想机关，应当得到大力发展。

1.2 民国各级政府的大力倡行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开始实施以“唤起民 众，训练民众”为目的的民众教育，作为民众教育事业主 要组成部分的民众图书馆更为教育当局所重视。

除了 1915 年《通俗图书馆规程》等中华民国教育部令外，各省教育 厅对于民众图书馆的发展更是有各项切实详尽的办法颁布， 如上海、吉林、江苏、广西等地，都曾先后颁布民众图书 馆规程，有力地助推了当地及全国民众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1928 年，上海市教育局就民众图书馆的建设颁布了三 个规程，即《上海特别市市立民众图书馆暂行条例》（共计 6 条）、《上海特别市市立民众图书馆办事通则》（共计10条）、
《上海特别市市立民众图书馆阅览规约》（共计 11 条）[8]。

上
海市颁布的三项民众图书馆规程，虽然内容还不尽完善， 但因其时间最早，所以具有开拓及引领意义。

1930 年，吉林省教育厅颁布了《吉林省民众图书馆办法 大纲》（共计 10 条）（以下简称《大纲》）。

《大纲》第 1 条点
明设立民众图书馆是为“宣扬党化教育，灌输民众常识”[9]
，
第 2、3、4 条分别对各地设立民众图书馆做出了明确要求，
各“市县及区乡镇均须筹设民众图书馆”[9]。

此外，《大纲》 对民众图书馆的阅览推广工作很重视，不仅提倡开架阅览，
还规定民众图书馆负有推广之责，须“兼办巡回文库，并
得另设指导员一人输送图书及指导阅览”[9]。

吉林省在颁布
《大纲》后，地方县、市兴起了创办民众图书馆的热潮，如
1930 年吉林省延吉县、汪清县相继建立了民众图书馆。

吉 林省的《大纲》内容详尽、可操作性强，对全国民众图书 馆运动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1932 年，南京市政府公布的《南京市立民众图书馆组 织规则》（共计 11 条）对南京市立民众图书馆的归属及组 织机构、工作内容等都有详细说明。

南京市立民众图书馆 在此规则指导下，机构完善、运行良好，规模日渐扩大[10]。

抗战时期，位于西南边陲的广西省政府为配合广西国民基 础教育运动尤其是成人教育年的推行，也于 1940 年 5 月颁 布了《广西省普设民众图书馆计划》。

该计划要求每个乡、镇 的中心国民基础学校及有条件的村、街国民基础学校设置民 众图书馆，为民众提供读物[11]。

这些民众图书馆在普及和提 高民众文化知识、激发抗战热情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3 中华图书馆协会等社会团体的积极推动
民国时期，除国民政府大力倡行民众图书馆外，社会 团体对于民众图书馆事业的提倡也是不遗余力，他们利用 自身影响，在多种场合发出倡议，如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 次年会、中华民国大学院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等都提出了 有关民众图书馆的议案。

如表 1 所示。

在众多提倡民众图书馆的社会团体中，影响力最大、 宣传最广泛的当数中华图书馆协会。

1933 年 8 月，中华图 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在清华大学召开。

此时中国内忧外患
的形势加剧，“神州大陆几有沦胥之叹”[12]1。

社会各界出于
保国保种的目的，积极开展本位救国思考。

中华图书馆协 会作为民国图书馆界最大的行业组织，指出图书馆界同仁
作为“执掌近代知识之宝库，典守先民之遗藏者”[12]1，应当
肩负“以知识之明灯，出有众于幽 ”[12]1 的历史使命；号
召图书馆界要把工作要点放在改变大多数国民的愚昧现状，
下大力气发展民众图书馆。

“我国以农业立国，国家之根本 在于农村，然而近数年来，农村濒于破产，三万万以上之
国民，几乎为国家所
表1 民国时期社会团体倡议民众图书馆建设一览表[6]49-51
遗忘 今后救国方
策，自以开辟此一片 荒土，拯救大多数国 民之蒙昧与困苦为先 务
至于蒙昧之启
发，则民众图书馆之
责也”[12]2。

为了启发 民众，中华图书馆协 会第二次年会特设 “民众教育组”，积极 讨论民众图书馆问
条， ·78·
年 份
团体名称及会议 主要倡议内容
1929 年
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
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县广设民众图书馆案，呈请教育部
将庙宇改设为通俗图书馆案等。

1930 年
中华民国大学院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 改进全国教育方案第七章中的社会教育计划，规定民众图书馆 为实施社会教育的一种机关。

1931 年 安徽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宣传部
提议利用节余党费，在安徽省各县筹设民众图书馆。

1933 年
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
特设“民众教育组”，讨论民众图书馆问题。

提案共计 10 决议通过 6 条。

1933 年
中华社会教育社第二次年会
于设施类之议案中，亦通过：金陵利用普通民教游息场所， 设立民众巡回阅览处，以增进民众阅读书报之机会案。

题。

此次大会上有关民众图书馆的提案共计10 条，决议通过的有6 条，即为推广民众教育，拟请组织民众图书馆研
究组案；呈请教育部通过各省、市、县在乡、村、区从速广设民众图书馆案；县市图书馆与民众教育馆应并行设立，分工合作案；请本会通令全国各图书馆，注重民教事业案；编制通俗图书目录案；建议中央，通令各省于各宗祠内附设民众图书馆案[12]33。

民国时期民众图书馆运动的兴起，并不是中国历史进
程中的一种偶然，而是启发民智、改良社会历史潮流中的
一种必然。

民众图书馆作为以图书为出发、为进行、为归宿的教育途径，它的出现恰逢其时，适应了社会教育发展的需要。

馆学研究。

1928 年夏，徐旭任江苏省立民众教育学院图书馆主任、劳农学院图书馆主任兼教员，两院合并为江苏省
立教育学院后，应聘为该院图书馆主任兼教员，讲授“民众图书馆学”等课程[15]。

在此后的几年里，他结合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的实践，先后发表过《民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1932 年）、《民众图书馆学》（1935 年）、《民众图书馆实际问题研究》（1935 年）、《图书馆与民众教育》(1941 年)等著作，将民众图书馆学研究推向高潮。

徐旭先生也因对民众图书馆事业的杰出贡献，而被后人称为“图书馆20世纪重要人物”[16]和“著名的民众教育者”[17]。

徐旭先生对民众图书馆学的贡献主要有四点：一是对“民众图书馆”一词进行了科学阐释；二是全面剖析了民众图书馆的教育功能；三是对民众图书馆业务建设提出了创新见解；四是倡导学校图书馆（含大、中、小学图书馆）对民众公开以壮大民众图书馆队伍。

总之，徐旭先生的民众图书馆学理论系统而全面，对于民国时期民众图书馆事业的宣传和推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著名教育家庄泽宣盛赞徐旭先生的理论“确是值得办图书馆的同人们参考研究实验的”[18]庄序。

当时国内大多数民众图书馆，都是采用徐旭先生的《民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便是很好的佐证。

除李小缘、徐旭两位先生致力于民众图书馆学的研究外，杜定友等学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民众图书馆问题有所阐述。

杜定友先生认为“民众图书馆是民众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这些从事民众图书馆事业的人所应当注意的”[19]。

在他看来，民众图书馆要生活化、消遣化、家庭化，才能吸引民众前来借阅。

赵福来在其《民众图书馆与巡回文库应备书目初稿》一书中，对民众图书馆与巡回文库的意义及书籍选择原则与标准做出了阐释[20]。

朱金青、彭湘分别在《办民众图书馆者该怎样鼓励人民乐于来馆阅读》[21] 、《民众图书馆如何吸引读者》[22]两篇文章中，对民众图书馆如何吸引读者做了深入的探讨。

富济于 1934 年发表了《民众图书馆的理论和实施》一文，该文共分 5 个部分，即绪论、民众图书馆史的研究、民众图书馆之经营、民众图书馆的事务、民众图书馆的推广事业[23]。

富济的民众图书馆学思想较为系统，且理论化程度较高，在民国时期的民众图书馆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孔繁根和李靖宇则在乡村民众图书馆的建设上具有深度思考。

孔繁根于 1936 年发表了《乡村民众图书馆设施之研究》一文，对乡村民众图书馆的概念、建筑和设备、组织和馆员、图书的选购、分类与编目、设施等问题进行了分类阐述[24]。

纵观民国时期的民众图书馆学研究可谓是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体系宏大的民众图书馆学理论即便在世界范围内亦堪称领先。

这些理论不仅很好地指导了当时中国民众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且也给后世留下了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

2.2 民众图书馆实体建设蓬勃开展
20 世纪20 年代，我国的社会教育的主要形式已由通俗教育、平民教育发展至民众教育，其学习形式也由简易识
2 民众图书馆建设的成果概述
2.1 民众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成果丰硕
民国时期，基于图书馆是进行社会教育的重要机关的
信念，最大限度地将图书馆民众化成为图书馆界孜孜以求
的目标[13]。

围绕这一目标，一批民众图书馆学著作应运而
生，这些著作就民众图书馆的概念界定、社会功用、业务
建设、行政管理、分类编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共同
构建起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史上具有特色的、与实践相结合
的民众图书馆学理论体系。

在当时民众图书馆学的“百花
园”中，“耕耘者”众多，包括李小缘、徐旭、杜定友、赵
福来、朱金青、彭湘、富济、孔繁根、李靖宇等，都曾对
民众图书馆问题有所涉猎。

在众多研究者中，李小缘、徐
旭两位先生对民众图书馆学的发展影响最大。

李小缘（1897 —1959 年），江苏南京人，1921 年赴美
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获
学士和硕士学位，1925 年学成归国，自此献身于中国图书
馆事业。

李小缘先生是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也是最早研究民众图书馆的学者，他的《民众图书馆大纲》
（1927 年）、《民众图书馆讲义》（1928 年）揭开了中国民众
图书馆学研究的序幕。

李小缘先生对民众图书馆学的贡献，
主要在于他对民众图书馆特征的传神概括，他认为真正的
民众图书馆应该是“民享、民智和民助”[14]的。

“民享”意
为全民共享，“无论士农工商、男女老少、贫贱富贵的人，
都很欢迎去看书，没有阶级的区别”[14] ；“民智”就是开化
民智，李小缘先生认为“图书馆的根本观念在辅佐教育之
不及，并且使未受教育的民众得到受教育的机会”[14]。

而要
使教育机会均等，唯有广设公共和民众图书馆。

“民助”就
是民众参与和帮助图书馆的建设和管理，“民助”不仅可以
消弭民众与图书馆的隔阂，而且可以推进民众图书馆事业
的发展。

李小缘先生倡导的“民享、民智、民助”型的民
众图书馆，超越了时代，对我国现代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具
有启迪和借鉴作用。

徐旭（1903 —？），浙江嘉兴人，1922 年夏毕业于嘉
兴秀州中学，后被派至前国立东南大学暑期学校进行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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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露天学校、平民学校等过渡到民众学校。

1929 年，国 民政府颁布了《民众学校办法大纲》 ；1932 年，中华民国 教育部颁布了《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

这些法规的相继颁 布，将民众教育推向了发展的高潮。

由于民众教育事业的 蓬勃兴起，形成了一种在社会教育中将许多设施冠以“民 众”的风气，如在教育界将“通俗教育馆”改为“民众教 育馆”，“平民学校”改为“民众学校”等[25]。

图书馆界也 顺应历史潮流，将“通俗图书馆”等称谓转变为“民众图 书馆”之称谓，兴起了民众图书馆建设的热潮。

民众图书馆学家徐旭曾根据沈祖荣先生 1922 年 8 月的 《中华全国图书馆调查表》及 1925 年 10 月、1928 年 10 月、 1929 年 12 月、1931 年 10 月的四次全国图书馆调查统计报 告①，编制出《民国时期民众图书馆建设逐年进度表》。

我 们透过此表，可以对 1922 — 1931 年间我国民众图书馆建
设的发展概貌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如表 2 所示。

表 2 透露出三个方面的信息：一是 1922 — 1931 年间， 我国民众图书馆数量增加迅速。

1922 年，全国仅有 17 所民 众图书馆，而到 1931 年时，已增至 895 所。

二是民众图书 馆地域分布渐广。

1922 年，只有江苏、浙江、江西、湖北、 四川、河北、河南、辽宁、吉林 9 省设有民众图书馆，到 1929 年时，民众图书馆已扩展至全国 31 省（市），可谓遍 地开花。

三是民众图书馆地区间发展差异明显。

有些省市， 数年间一直保持着快速递增势头，如河南、江苏、浙江、山 东省等地。

其中，又以河南省发展最快，其 1922 年只有 1 所民众图书馆；1929 年民众图书馆数量实现了大飞跃，达 到 143 所，居全国首位；直至 1931 年继续保持领先，达到 145 所。

与河南、江苏省等发展较快的地区相对的是一些长 期缓增长甚至零增长的地区，如云南、西康、绥远省等，这
些偏远地区到 1929 年时才拥有 1 所民众图书馆。

民 众图书馆地区间发展差异如此之大，实在令人惊叹！ 当然表 2 只统计到 1931 年，对此后民众图书馆 的发展情形并不能有效反映。

事实上，1931 年后我国 各
地民众图书馆发展情况变化很大。

有些在此前发展 比较迟缓的地区，却后来者居上，一跃成为全国民众 图书馆建设的标兵。

例如，广西省 1931 年时只有 7 所 民众图书馆，在全国位列倒数，但这种落后的状况到 1940 年时得到根本改变。

1940 年 5 月，广西省政府 为配合广西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尤其是成人教育年的推 行，颁布了《广西省普设民众图书馆计划》。

该计划 要求1940年度“于每中心国民基础学校设置民众图书
馆1所，计全省应设置 2 302所”[11]。

该计划在广西省
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得到很好的实施。

截至1941 年12 月，广西省共设置各类型民众图书馆 6 000所左右，远 超其他省份，陡然成为全国民众图书馆建设的翘楚。

上述所论种种，揭示了民国时期的民众图书馆建 设并不仅仅局限在沿海经济、教育发达地区，内陆及 边疆落后地区也都有所发展。

民国时期民众图书馆的 实体建设可谓遍地开花。

表2 民国时期民众图书馆建设逐年进度表[6]56-57
3 民众图书馆建设的历史作用
3.1 有效配合及助推当时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
民众图书馆覆盖面广，对于普及和提高民众的文 化知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杜定友先生对民众图书馆在 社会教育中的地位曾予以充分的肯定：“除了一般学 校图书馆及公立图书馆外，对于社会教育有直接贡献 的就是民众图书馆
民众图书馆以图书为中心，以
辅导式教学为途径。

一切以民众为主，并不限于某一 种读者。

无论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得到满意
的服务和享受”[26]。

分布于城、乡、村、街的民众图
书馆，虽然规模不大，但它使广大民众就近获取读物 更加便利，激发了广大民众读书、习字的兴趣。

例如，
·80·
省份
年份 1922年/所 1925年/所 1928年/所 1929年/所 1931年/所 江苏省 7 28 27 74 74 浙江省 2 23 27 89 94 安徽省 0 2 4 32 48 江西省 1 2 18 19 21 湖北省 1 2 4 22 38 湖南省 0 3 9 9 9 四川省 1 3 11 29 36 河北省 2 8 11 59 60 山东省 0 23 47 58 59 河南省 1 3 9 143 145 山西省 0 6 14 16 16 陕西省 0 0 22 51 55 甘肃省 0 1 4 43 44 宁夏省 0 0 0 2 5 青海省 0 0 0 5 5 福建省 0 1 7 32 37 广东省 0 7 14 22 26 广西省 0 0 7 7 7 云南省 0 0 0 1 1 贵州省 0 0 1 19 19 辽宁省 1 8 13 37 27 吉林省 1 0 8 14 17 黑龙江省 0 0 8 6 9 热河省 0 0 0 2 4 察哈尔省 0 0 0 2 4 绥远省 0 0 0 1 2 西康省 0 0 0 1 1 南京市 0 0 1 4 4 上海市 0 0 6 6 12 北平市 0 0 3 3 9 天津市 0 0 1 6 7 总计
17
120
276
814
895
乡村民众图书馆使“一般以农业生产为职业的人们，自由
立民众图书馆一所，广购各种书报，以供阅览。

广西省各 民众图书馆为配合抗战的需要，也在战时注意编写战事消 息壁报，编辑各种应付战争的防护救生知识，搜集各种有 关战事的书籍、图表、器物等，以向民众宣传抗日，提高 他们抗日救国的意识[11]。

总之，全国各地民众图书馆以抗 战救国为中心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在精神上有利于增强民 众的民族意识，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3.3 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文献支持
李靖宇曾将民众图书馆概括为“在一个区域内，以本 区域内之全体民众为对象，使此区域内的民众利用此图书 馆，使民众在知识上有所增高，在生活上的问题能够得到
解决，在思想上有所改造”[30]。

李靖宇给民众图书馆下的定
义，虽然明确了民众图书馆的两大功能——教育和宣传，但 忽视了民众图书馆在地方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事实上，有 众多民众图书馆不仅藏书种类繁多，而且积极开展文献参 考服务，努力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文献支持。

例如，重庆北碚区实验民众图书馆，始建于 1928 年， 原名峡区图书馆；1933 年 5 月，因业务扩大而并入中国西 部科学院办理，性质渐趋专门；1934 年，为使其更接近民 众，普及并深入社会，又由中国西部科学院交由实验区署 管理。

重庆北碚区实验民众图书馆在其存续期间，不仅致 力于普及文化知识，更是开全国民众图书馆风气之先，设 置参考室，努力服务于当地经济建设。

张惠生在《一年来 的民众图书馆》一文中作如是说：“三峡既为乡村建设实验 区域，工作人员对于乡建工作、当然有研究参考之必要。

而 一般民众对于乡村建设的意义也需有彻底的明了或加以研 究。

本馆乃适应环境的要求，特设一个同时可容 8 ～12 人 之‘乡村建设参考室’一间，凡关于乡村的图书报纸汇罗 极为丰富，经常开放，任人观览。

乡建工作人员整天在内
握笔挥毫，怡然自得。

”[31]
此外，1936 年秋冬之季，因重庆北碚地区旱魔为虐，民 众饥肠辘辘，一时人心恐慌，已达极度。

而北碚实验区署 对于防旱救荒工作，几乎全体动员，重庆北碚区实验民众 图书馆又临时紧急筹备旱灾问题参考室一间，“于杂志刊物 报纸中尽量汇集关于救济旱灾问题的参考资料，以备民众 浏览研究，举凡理化、地质、农业、矿业、卫生、教育，乃 至家畜、保育等，经常所需之参考资料，无不分门别类，逐 日汇集，编成索引，按日个别通知，以促进各事业机关工
作之效率”[31]。

重庆北碚区实验民众图书馆设置的种种参考
室，针对性强、环境优雅、利用便利，在推动地方经济建 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获得农业常识及生活上所需要的知识 藉以提高农民知
识水平，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村社会，增加农业生产，使
一般农民广被教化，洗雪文盲的耻辱”[24]。

民众图书馆对
于社会教育事业的推动，我们可从江阴
巷实验民众图书馆及南京市立民众图书馆的实践中窥见一 斑。

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是一所依托江苏省立教育学院 图书馆、由徐旭兼任馆长的实验民众图书馆。

该馆以便利 民众为目标，推行开架式服务，为附近 827 户、近 7 000 余 人提供精神食粮。

此外，该馆还紧紧围绕办馆宗旨，开展 丰富多彩的阅览推广活动，如设立小学巡回文库、借书处、 巡回书车、航船旅行文库、定期壁报、巡回演讲等[27]。

江 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以自己的实践，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社 会教育事业的发展。

南京市立民众图书馆自 1932 年开办以来，蓬勃发展， 对于当地社会教育事业也多有促进。

据南京市立民众图书 馆阅览统计数据显示，在 1947 年 10 — 12 月间，到馆儿童 阅览人数达 5 760 人（高、中、低年级均有），成人阅览人 数则为 6 327 人（来自政、法、军、警、农、工、商、学、 医及其他职业），阅览图书类别高达13 918 种，总类、哲学、 宗教、社会科学、语文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艺术、文 学、史地等均有涉及②。

南京市立民众图书馆通过自己的服 务，很好地履行了它的教育使命，使得无论何种职业，何 种年龄的民众皆得到读书、习字的机会。

3.2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抗日救国的意识
1931 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 东北三省，中国自此开始进入抗日战争时期。

民众图书馆
作为“以图书为中心的民众教育机关”[18]5
，利用自身灵活性
大、分布广、与民众接近的教育优势，及时向广大民众普 及抗战知识，提高民众抗日救国意识，积极推动抗战事业 的发展。

例如，在 1931 年 10 月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第 7 卷第 2 期上，就刊登了一则关于“宜兴民众图书馆之救 国声”的消息。

该消息介绍了宜兴民众图书馆为激发宜兴 民众抗日救国，及时将有关中日问题的各种图表、书籍及 反日期刊，另行选出及罗致，开架陈列，以供民众阅览[29]。

“该馆阅报室中，因东北风云日益加紧，阅报人对于京（指 南京，国民政府当时首都）、沪、津、平（指北平，国民政 府定都南京后，将北京改名为北平，简称“平”）各处报纸， 莫不异常注意，冀得最近真相，因之阅报室中，自朝至暮， 座上常为之满，甚有在未开馆以前，鹄立户外静候者。

足 证爱
国热烈，人各具有同心也”[28]。

“九·一八”事变发生
在 1931 年 9 月，而宜兴民众图书馆开展抗战宣传的消息则 在同年 10 月就暴露了。

时间如此紧凑，一方面缘于《中华 图书馆协会会报》报道的及时，另一方面更是得益于宜兴 民众图书馆适应时势发展，积极主动筹划抗战宣传的结果。

再如，1933 年广东东莞县参议会鉴于“国难方殷，外
患日亟，自应切实唤醒民众，以求根本救亡之策”[29]
， 特设
4 民众图书馆建设的现代启示
“不收费的民众图书馆制度包含了一些促使民主政治发 展的基本原则
民众图书馆能提供无限的机会以实行这
些原则。

他不被任何权威者，所辖制占有。

他承认个人的
自由以求个人的幸运。

他不是离开民众独立的制度，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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