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道战:从“地下长城”到“地下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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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道战,地道战,埋
伏下神兵千百万……”抗
战时期,华北平原的地道
战,曾经让日寇闻风丧
胆,这一凝聚人民智慧,
克敌制胜的创举,在中国
抗战史和在世界战争史
上,书写了人民战争的
“神话”
地道战:
从“地下长城”到“地下火线”因陈瑶
千年古槐、铮铮大钟,见证着冉庄人民的抗战功绩
河北省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展厅里,三位烈士塑像并肩而立,他们是冉庄农民张森林、李连瑞和李九德。
塑像的古铜色,正是冀中平原庄稼汉皮肤的颜色。
5月10日,87岁的老民兵李恒彪长久伫立在塑像前。
张森林、李连瑞是他的战友,而李九德是他的父亲。
离纪念馆不到两公里,五尺黄土之下,一条条地道向四方曼延,顺着南北的纵横窄巷,连接着冉庄村每一户灰墙小院,最长的一条通到村外的河堤。
70年前,无数个夜里,李恒彪和乡亲们火把照明,铁锹挖掘,提篮藏土,挖出全长16公里的“地下战壕”,抵御日军对冉庄的70多次进攻,消灭日伪军1000多人。
躲从单口洞到多口洞
1938年10月,秋收过后,田里只剩下光秃秃的麦茬。
广阔的冀中平原,几公里外就能看见人影,没处藏躲。
不到10岁的李恒彪带领抗日儿童团,每天在村头高房上站岗放哨,他们知道,此时大人们正在家里挖地道。
1937年9月占领保定后,日军在冀中平原各村县横行,抢夺粮食,抓鸡捆羊,哪个村反抗就用武力制造惨案。
因怀疑蠡县村民破坏公路,日军把附近村的青壮年关在一起,投放瓦斯,两次共毒死80多人。
蠡县惨案发生后,附近各村村民开始四处躲避日军。
冉庄村民挖地道就是因此而起的。
“有次鬼子进村,一位老大娘来不及跑就下到白薯窖躲起来。
后来,村民们发现藏地洞比上山还保险,于是家家晚上偷偷挖洞。
”冉庄村民李欣婷常听父亲讲冉庄挖地道的由来。
但由于汉奸告密,村民挖洞的事很快被日本人发现。
藏在野外洞里的党员干部很多被抓,藏在自家地洞里的村民,也被日军拉出来毒打。
“单口洞没有出口,一旦被发现了就像被拎的小鸡,都没法扑腾。
”李欣婷说。
单口洞行不通,村里相熟的两家尝试把自家的地洞连起来,形成双口洞,这样即使敌人发现一个洞口,还可以从地道的另一头跑掉。
后来参与的村民越来越多,双口洞演变为多口洞。
“从单口洞到双口洞,再到多口洞,是敌人逼出来的人民智慧。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室主任丁晓山研究冀中抗战20年,他认为地道由简单到复杂是人民与日军反复较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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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庄抗日村公所
这是冉庄地道战遗址一处修复后对游客开放的地道
1939年年初,中共蠡县县委书记王夫指示,选群众基础好的村,在偏僻院落挖多条秘密地道,且院院相通、家家相连,敌人来时便于躲避。
村民们在挖掘过程中也不断改进,有的村发明了连环洞,即洞下有洞、洞中有洞、有真洞、有假洞;敌人逼问时领敌人去假洞,藏在真洞里的党员干部趁机转移。
兴冀中全区推广地道战
1940年5月,冀中大地到处是一片片金色的麦浪。
夏收在即,但冉村村民们却高兴不起来。
“每天听到的消息都是哪个村被占领了,哪个村遭到屠杀,家家都忧心忡忡。
”李恒彪回忆。
此时,日军在冀中已占绝对优势,近三分之二的根据地变为敌占区,日军集中兵力进行“大扫荡”,在冀中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李恒彪的父亲也在“大扫荡”中被杀害。
“当时老百姓人心惶惶。
”但倔强的母亲将李恒彪送到民兵连,成了村里最小的民兵。
在日军的高压下,游击队和民兵坚持斗争。
1941年春,蠡县辛桥据点30多名日伪军出动“扫荡”,刚进辛桥村口,埋伏的游击队一阵排子枪和手榴弹打倒了七八个敌人;待敌人拉开架势
准备反击时,游击队已钻入地道无影无踪。
当敌人撤退时,游击队又从野外的地道钻出,
从背后一阵猛打,将这股敌人击退。
不久,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派工作组到蠡县考察,随后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司令员吕正操把蠡县地道战向时任政治局委员、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作了汇报。
刘少奇对地道战大加赞赏,指示要从当地实际出发,把地道战战术发扬光大。
1942年3月,冀中军区发布《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
,在冀中全区推广地道战。
盛男女老少齐挖掘
“1942年之前地道挖掘主要是群众自发,
而之后的地道挖掘高潮更多源于党员动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道炫介绍。
《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发布后,冀中各区开展群众动员,掀起了挖掘地道的高潮。
至1943年年底,冀中5个分区70个村庄打洞164个,其中24个村共挖掘29条地道,总长约4400米。
李恒彪记得,当时县委干部就在冉庄临街的高房上召开“指划会”,指导村民按画好的地道走势图挖。
“地道既能藏身,还能打鬼子!”
在党员干部的动员下,冉庄“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挖地道,连吃饭都顾不得,墙边地头放着贴饼子、窝窝头,累了吃一口继续挖。
少年李恒彪已是挖地道的主力,他总结挖地道的方法:先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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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地道战》
一个斜坡,右脚往前一步挖土,后退一步出土。
地道挖出后,两肘向两边伸平,低头能在里面跑,
就算合格了。
地道经常两边同时开挖,
“最高兴就是快打通时,能听到对面镐头咚咚响。
”这时候两边都铆足劲抡圆镐头,都想自己一镐凿出个窟窿来。
窟窿凿出来后,两边的人争着探头,
乐得哈哈笑。
冉庄的地道越挖越多,
主干线连接所有的高房工事,支线延伸到村里的胡同小路,所有村户都能就近钻入地道。
地道内的卡口、翻板、地堡、暗室等工事按地形和距离定位,锅台、炕面、水井等都是伪装的出入口。
“有了战斗地道,老百姓心里有底了。
”李恒彪说,部队回来了,工厂、医院、报社、电台也搬进了地道。
1942年夏天,原冀中24团作战参谋刘居仁与日军“扫荡”部队在中闾一村子狭路相逢,他匆忙躲进地道。
日军骑兵从地道上方驰过,“嗒嗒的马蹄声如雷”,“真担心战马把地道的顶盖给踩漏了。
”
战暗处奇袭以少胜多
从1943年开始,地道战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冀中和冀南一些地方,逐渐形成了房连房、街连街、村连村的地道网,不仅能藏能躲,还实现了地道与地道、地道与村落、
村落与村落的联防作战。
当时,24团分散在各村地道中,战斗时集中,打完又散开,让日军摸不着行踪。
刘居仁说,一次要向团长汇报,“换了三次接头地点,最后在一个水井地道里找到他。
”日军在当时的报告中称:“部队在行动中经常受到来自住房窗口、墙上、丘陵
树林中的突然射击。
偶尔发现敌人,紧追过去,却无影无踪……总像是在和鼹鼠作战,旷费时日,真想举手服输。
”
日军采用放火、
放水、放毒等办法对付地道战。
1942年在定南县北疃村,日军向地道入口充放窒息瓦斯,隐藏在地道的800多村民全部遇害。
抗日军民总结“血的教训”,在洞口修筑陷阱、埋设地雷、插上尖刀;还在洞内设有卡口、翻板和防毒、防水门,敌人放水时将水引入地下井,敌人放毒时直接将通道堵死,从另外出口逃生。
这样,地道便成了进可攻、防可守、退可走的地下堡垒。
1943年起,在游击队的配合下,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战遍地开花,正定、北侯、饶阳等地均出现以少胜多的战例。
李恒彪经过这几年战斗的磨练,也成长为一名村民兵连骨干。
他脑子快、身手灵,经常“猫”在暗处等敌人进入射击范围,一打一个准。
1945年春,日伪军调集2000兵力进犯冉庄。
日伪军进村后,见四处空无一人,便东冲西撞,盲目射击。
此时,
李恒彪与战友正躲在学校东门的工事里,从射击孔观察敌情。
见敌人到了,李恒彪突然猛拉地雷绳索,“轰”的巨响后,李恒彪和战友们迅速分头绕到敌后的枪眼射击。
经过6个小时激战,
冉庄民兵以轻伤1人的代价毙伤日伪军33人。
胜“痛快的”最后一仗
1945年,日军在中国和太平洋战场节节溃败。
当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冉庄附近的据点几乎都被“拿下”,只有聚集在张登据点的日军还在负隅顽抗。
县武装队得到任务:拔掉张登据点,为解放保定扫平道路。
张登据点的防护极为严密,炮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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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洛阳民间称为“忌讳”,是劳动人民对神秘力量产生恐惧后采取的消极防范措施——
—居住禁忌是居住信仰的组成部分,其中有科学依据也有迷信成分,可以涉猎和了解,不可盲目相信。
在洛阳,居住禁忌颇多,有的禁忌涉及礼仪。
譬如忌坐门槛,就是对有些人不雅坐姿的约束。
坐门槛不但姿势难看,据说还会冒犯神灵。
不懂事的小孩子,有时会坐在门槛上,大人看见了会立即制止。
大人会告诉他:门槛不但不能坐,还不能踏,不能站在上边,更不能用脚踢、用刀砍,不能把门槛当作刀砧,在上边砍东西。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忌讳孕妇做饭时手抓食盐过门槛,认为此举会得罪门槛神,分娩时容易难产。
这类日常生活中的忌讳,实际上从大门口就开始了,而且慢慢延伸到床上。
譬如进门的动作对孕妇也有规定,忌讳她站在门口看人,忌讳她扒着门框张望,据说这样会使婴儿出生时出不来进不去——
—古人把门户和阴户相类比,把寝室和子宫相类比,这是最原始的形象思维。
有些禁忌颇有道理,忌讳孕妇跨牵牛绳,这其实是防她被绊倒;忌讳产妇满月前撤换炕席,这其实是保障产妇在产后要静养足月。
有些禁忌则毫无道理,比如忌讳孕妇在室内钉钉子,说可能把胎儿钉死;忌讳在家里动刀剪,恐伤了胎儿;忌讳肩披线绳,恐胎儿脐带绕颈;忌讳拆堵门窗,恐弄瞎胎儿眼睛,等等。
结婚前一天晚上,忌讳新房空着,必须有人来住,而且住人时,忌讳一人独睡,必须由一名男童陪着新郎“压床”。
新房内布置家具时,忌讳床与橱柜的尖角相对,忌讳寡妇、孕妇、属虎的人进入新房,更忌讳他们坐在新床上。
若有这三类人进来,主家必须将其及时撵走,否则认为对新娘不利。
新婚夫妇入住新房,新房便成了洞房,洞房自婚礼当天
洛阳居住禁忌风俗因孙钦良
周边的沟四米深,四米宽,高处还有敌人监视射击。
“没有重武器,攻打炮楼几乎不可能。
”李恒彪说。
县武装队经过研究,想出一个办法:挖地道到炮楼下,用炸药轰倒炮楼。
村里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轮流上阵,只花了两个昼夜就将地道挖到炮楼脚下。
地道挖好了,但谁去点火?如果人还没钻出来,炸药就起爆,人很可能会牺牲。
“最后我、张炳奎和刘大雨主动请战去。
”李恒彪说,他做好了牺牲的心理准备。
凌晨时分,进地道前,他们向乡亲战友们招招手,说:“如果我们出不来,一定要把我们挖出来送回冉庄。
”两公里的地道,漆黑一片。
三个人一人抱一桶炸药,深一脚浅一脚走着。
“我仨边走边聊,议论着战争胜利后干啥,一会就走到头了。
”
但准备点燃导线时,三个人都沉默了。
“导线看着挺长,但谁也说不好啥时候烧完。
”但三个人谁也不肯先走,他们决定一起撤。
“跑!”三人同时点燃了导线,然后使出浑身力气猫着腰猛跑。
三人刚刚钻出地面,一声闷响,大地震动,不远处的炮楼摇晃起来,将倒未倒。
炮楼内的伪军和鬼子大乱,纷纷外逃,区小队、县大队早在路上等着呢,打了一场痛快的伏击战。
“那是我们和日本人打的最后一仗”。
李恒彪说。
史料记载,反“扫荡”时期,地道战成效显著。
至1944年年底,冀中地道已达1万公里以上,以保定中东部为中心覆盖周围直径130公里。
由于地道战分散于冀中8000个村庄,主要配合小股游击队作战,杀敌总数未有明确统计。
但仅“地道战模范村”冉庄一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利用地道配合武工队、地方部队、野战军对敌作战157次,歼敌2100余名。
胜利了!迎着初升的太阳,李恒彪看到田边麦叶上,亮晶晶的露水闪烁着。
“真希望父亲能
看到这一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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