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言说方式现代转型原因初探

中国诗学言说方式现代转型原因初探
李思涯
【摘要】传统中国诗学的言说方式,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现代眼光整理传统诗学的著作并非从整体上受了翻译诗学专著的影响,而是广泛地受到翻译论文和普通文学理论的影响.现代大学体制的教学要求与文学史写作的诱导,使诗学著作有例可依.而现代诗歌的发展与挫折,从根本上刺激了中国诗学作出反应.【期刊名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3(000)003
【总页数】5页(P119-123)
【关键词】中国诗学;言说方式;现代转型
【作者】李思涯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广东广州 51027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052
清代以前，中国诗学著作从体制上看系统性不明显，如宋代严羽《沧浪诗话》是诗辩、诗体、诗法、诗评、考证等几部分合在一起而成;元代范德机《木天禁语》只是大致分为内篇、六关;明代胡应麟《诗薮》内编六卷以体为序，外编六卷以时代为序，杂编六卷为上两编的补遗，续编二卷论当代诗歌，条理虽清晰，但仅是一种内在的关联。

有清一代的诗学著作，综合性和体例的逻辑性比以前的都强。

如王楷
苏《骚坛八略》先讲述源流、体裁，接着讲述法律、家数、学殖，再讲练习、领悟、款式，前后脉络清晰。

很多著作体例开始变得详细，像钟秀《观我生斋诗话》分诗原、诗体、诗派、诗声四部分，“诗原”阐述诗学基本范畴，“诗体”概述体裁，“诗派”通论诗史及作家，“诗声”为古今诗歌声律学。

越来越多的传统中国诗学著作开始接近诗学概论的性质，综合性和体例性加强。

新文化运动后，中国传统诗学的言说并未终止，但新体制的著作中，著者跳出了诗学本身，把诗学作为一种客观观照对象，采取了新的言说方式。

这样的诗学著作大体可分为五种:全新的诗学(完全现代的诗学)、新纂诗学(以现代眼光系统整理的诗学)、旧的诗学(传统诗学)、以旧融新的诗学(试图借助传统资源解释新诗的诗学)和以新纳旧的诗学(现代视野下的传统研究)。

比较著名的有《诗学》(黄节，1919)、《诗学讲义》(马小进，年代不详)、《中国诗学通评》(胡怀琛，1923)、《诗论》(潘大道，1924)、《诗学常识》(徐敬修，1925)、《诗学纲要》(陈去病，1927)、《中国诗学大纲》(杨鸿烈，1928)、《中国诗学大纲》(江恒源，1928)、《诗史》(李维，1928)、《中国诗学研究》(田明凡，1934)、《诗学发凡》(圣旦，1935)、《中诗外形律详说》(刘大白，1943)、《诗》(蒋伯潜、蒋祖怡，1948)等。

这些
诗学著作有着传统诗学所不具备的现代因素，将以诗话、诗法为主的诗学言说方式变成了以现代著述体例为主的诗学著作。

为何出现这样的变化呢?可作如下探索。

“整理国故”成为诗学转变的背景。

以现代眼光整理的传统诗学著作与新文学事件相互比照，就会发现，1923年后，新纂的诗学著作大量增加，这正对应着胡适《国学季刊》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

1919年成立的国故社出版《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

1922年创刊的《学衡》杂志也标榜“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在《国故》的逼促下，新潮社的《新潮》正式提出了整理国故。

1卷4号上，傅斯年在编后语中明确提出“整理国故”的概念。

［1］胡适为整理国故提出一系列的思路与方法，他的《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用
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

”［2］(P551)1923年他
在《国学季刊》提出“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比较的研究”。

［2］(P5－17)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思路影响很大，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整理国故更
大程度上代表着学术思路的转变。

陈平原就说:“在新文化人把工作重点从文化批
判转为学术研究这一自我调整过程中，胡适的‘整理国故’主张起了很大作用。

”［3］(P254)
用现代眼光整理的诗学著作，遵照了胡适提出的“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比较的研究”三大原则，体现在进化论的历史观念、章节体的使用、借用西方诗学术语与自觉的中西比较意识。

诗学的现代整理，本身就是整理国故的一部分。

黄节的《诗学》在开篇之前，就表明了自己的担心与期望:“呜呼，诗教寖微，国故
垂绝，愿与邦人诸友，商榷乎斯旨，倘亦有不可废者与!”［4］(P1)。

1935年，
柳亚子在《诗学发凡》的序里也提到:“先生能以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中国的旧诗，
那一种工作在现在是很需要的吧。

”［5］其它如黄药眠《论诗》谈及中国诗史也说:“这一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很想赅博的把中国诗史加以论列，而是想站在接
受中国旧诗遗产的立场，来回顾一下中国诗演变的过程，它的特点”。

［6］(P11)还是整理国故的思想。

直到1948年蒋伯潜、蒋祖怡的《诗》自序里还在强
调:“第一，须知道本国文学底作法、流变底大概;第二，须知道本国学术思想底派别、变迁底大概”。

［7］总之，整理国故的概念贯穿了现代学术史的整个过程。

西方诗学的零散影响。

中国诗学开始现代转变当然也是受西方诗学的影响。

目前所见最早翻译的诗学专著是1923年11月初版的傅东华、金兆梓所译美国Bliss Perry的《诗之研究》。

后来又有了亚里斯多德的《诗学》。

1923年到1928年间，出现的以现代眼光来整理传统诗学的著作有胡怀琛的《中国诗学通评》和潘大道的《诗论》，但这两部著作没有明显的系统性。

稍显系统性的是徐敬修的《诗学常识》和陈去病的《诗学纲要》，却是用文言写成的。

1927年杨鸿烈的《中国诗
学大纲》才是用白话写成的具有成熟系统的著作。

此时期以旧诗学阐发新理论的著作有胡怀琛的《新诗概说》和《小诗研究》，讨论新诗的著作有王希和《诗学原理》和闻野鹤《白话诗研究》。

可见，诗学著作译介只影响了以旧诗学阐发新理论的著作和讨论新诗的著作。

比较Perry的《诗之研究》的目录和胡怀琛《新诗概说》的目录就会发现，前者第一章“诗之背景”讲到“艺术的冲动”，后者第一章讲“人为什么要作诗”;前者第二章讲“诗之范围”，为研究对象确定范围，后者第二章
讲“诗是什么”，也为研究对象确定范围;前者第三章“诗人的想像”与第四章“诗人之文字”涉及到“感情与想像”和“文字怎样传达感情”，后者第三章“新诗与旧诗的分别”指出“在表面上，新诗有时与古诗很相近，所不同的地方，完全在情感上”［8］(P12);前者第四、五、六章开始讲诗的外形上具体问题，后者第
四章讲“新诗怎样作法”也讲到外形上的东西。

再看王希和的《诗学原理》目录，因其是根据欧美诗人及评论家的言论来泛论诗的一般原理，所以更和《诗之研究》接近。

以现代眼光整理传统诗学的著作看不出受翻译诗学的整体影响，但不是不受西方诗学的影响。

西学东渐是历史事实，中国新出现的诗学著作用到的西方诗学的概念和术语多数不是从诗学翻译著作中来，而是从译介文章和翻译的“文学理论”中来。

如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盖耶勒司克特在他们合著的《文学批评的方法和材料》(Methods and Material of Literary)里就说，诗的定义要是不能明显出(一)
所铺陈的材料(二)发表的形式和(三)惨淡经营构思的历程，就不能算是完全恰当。

”［9］(P47)杨鸿烈借鉴此定义而作为给诗下定义的标准。

田明凡的《中国诗学研究》论诗时讲:“诗可以分为两方面来说，一是形Form，一是Matter。

”［10］(P2)这些诗学的概念多来自通常的文学理论翻译。

国外的文学理论家，对当时中国诗学和文学理论影响大的，估计要数Bliss Perry、Richards、Winchester等人。

Bliss Perry的《诗之研究》最早由傅东华、金兆梓
在1923年译出上部并出版，到1926年12月已出到第4版。

将近10年后，1932年12月穆女还译出下半部分，可见其吸引力不小。

Richards的《科学与诗》1929年由伊人译出，1937年曹葆华重新翻译，他的《诗中的四种意义》《实用
批评》也被译出。

Winchester的理论也不时被中国的诗学家、诗论家引用。

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中有:“文齐斯得(C．T．Winchester)在他所著得《文学批评
原理》(Some Principle of Literary Cristicsm)论诗歌的定义有几句话说得好:‘有一种定义专门颂扬诗歌的效果，有一种定义不过偶然觉得诗歌有什么有趣的性质，随便加以说明，倒不见得从什么必要上说的，又有一种不过从诗歌所自起的思想感情的习惯上说明诗人心里的状况。

’”［9］(P46)傅东华《诗歌原理 ABC》中也有:“温察斯脱(Winchester)在他的 Principles of criticism 里曾经举出五个标
准:(一)感情的合宜或适当;(二)感情的生动或有力;(三)感情的连续或持久;(四)感情的品级或性质。

”［11］(P42)俞念远《诗歌概论》中也有:“现在且引用温察斯脱(Winchester)在他的《文学批评之原理》(Principle of Literary Cristicsm)里举出五个标准。

感情的合宜或恰当，感情的生动或有力，感情的连续或持久，感情的广博或变化，感情的等级或性质。

”［12］(P36)Perry的《诗之研究》和Richards 的《科学与诗》、《诗中的四种意义》还算是“诗”学理论，但Richards的《实用批评》和Winchester《文学批评原理》是文学理论著作，而中国的“诗学”著作每每引到。

以上西方的理论虽产生广泛的影响，但相关著作被整体翻译的并不多。

曹葆华1937年4月辑译的《现代诗论》收有:《诗》(梵乐希)、《论诗》(莫锐)、《诗中
的因袭与革命》(鲁卫士)、《传统与个人才能》(爱略忒)、《诗的经验》、《诗中
的四种意义》(瑞恰慈)、《论纯诗》(雷达)、《纯诗》(墨雷)、《前言》(梵乐希)、《诗中的象征主义》(夏芝)、《批评的信条》(墨雷)、《批评底功能》(爱略忒)、《实用批评》(瑞恰慈)、《批评中的实验》(爱略忒)等14篇诗歌理论文章。

论文
翻译速度快，刊在报刊杂志上影响大，所以多选择论文而少选择专著。

在以现代眼光整理传统诗学的著作中经常看到Shelly、Wordworth、Milton、Matthen Aronold、Leigh Hunt等人的名字，但找不到他们的译著。

所以可以说，现代眼
光整理传统诗学的著作并不是受了翻译专著的影响，而只是零散地受了翻译论文和文学理论的影响。

大学体制和文学史撰写的诱导。

中国人写作文学史，大约是从1904年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开始，这会不会对诗学整理产生直接影响呢?根据陈平原的说法，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得益于西学东渐的大潮;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
的改革和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

体例明晰、叙述井然、结构完整的“文学史”，主要是为满足学校教育需要产生的。

［13］最初用现代眼光整理中国诗学的著作黄节的《诗学》也是课堂讲授的产物。

黄节自己说“兹编之讲习，求其辞于后世。

而衷其义于三百者也。

”［4］(P1)有
学者认为，《诗学》的初版可能在1918年。

黄节于1917年至1925年、1929
年至1934年，两度执教于北京大学，《诗学》是他在北大的授课讲义。

［14］
在1918年或1919年，还没有翻译的西方诗学专著出现，而此时已成书的中国人编写的文学史已经有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王梦曾《中国文学史》、曾毅《中国文学史》、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在北大讲课的黄节不会不去留意这些著作。

为讲课之用或作为教科书之用几乎是所有现代整理的诗学著作的特点。

1923年胡怀琛的《中国诗学通评》总序中说:“中国诗学通评一卷，为余民国十年在沪江大
学的讲稿。

”［15］徐蔚南在《ABC丛书发刊旨趣》中说:“《ABC丛书》是通俗的大学教育，是新知识的源泉……我们要使中学生大学生得到一部有系统的优良的教科书或参考书。

”［12］因此有了傅东华的《诗歌原理ABC》和胡怀琛的《诗
歌学ABC》等。

江恒源《中国诗学大纲》旨趣及体例中说明“专为供高级中学校师范学校国文学一部分讲诵之用”［16］，因此上编为诗学概论，简述诗经、乐府、古体诗、近体诗及词曲等;下编为诗词选录，选收诗、词、曲等作品，以供学习时参看。

田明凡在《中国诗学研究》凡例中也说“为中等以上学生爱好韵文者所必读之书。

”［10］一直到1948年蒋伯潜、蒋祖怡所著《诗》，蒋伯潜在自序里说:“伯潜浙江省中等学校教授国文已二十年……避地沪上，任教大夏大学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行复三年，深觉一般大学生及高中毕业生底国文程度，并没有达到相当的水准;‘能’既拙劣，‘知’更贫薄。

此为教育界同人所公认的事实，无可讳掩，且亦不应讳疾忌医者”，自己“任教二十多年，每自追念，辄增愧悔。

为补救计，乃与儿子祖怡为世界书局合编《国文自学辅导丛书》。

”［7］这丛书里就包括《诗》。

其它讲诗法或新式诗歌原理的著作也多为讲课之用，如范况《中国诗学通论》序说:“东南大学文科国文系课程表，向有《诗学通论》一学科……此区区者，为予任该科教授时所编。

”［17］俞念远《诗歌概论》小序说:“这门课程既无合适的课本可采，我就不怕难，自己动手起来编了。

”［12］这些著作，因为讲课之用或作为教科书之用，为方便讲述，特意按照章节来讲，既清楚又系统。

诗学著作的系统性无疑是教学体制影响所致。

以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04)、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1918)的文学史体例与佚名《诗轨》(时间不详)、黄节《诗学》(1918)、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1928)诗学著作体例相比较，可以看出，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内容繁杂，但开始使用章节体来讲述，其后的文学史都采用章节体来撰写。

《诗轨》为稿本，熟练地使用章节体讨论诗学，但影响不大。

黄节《诗学》出现在1918年，但还没有采用章节体，可以推测诗学著作采用章节体要比文学史著作晚。

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在1918年就初版，并且影响很大，而诗学著作到1928年才出现比较成熟的模式，诗学从体例上模仿文学史就自然而然。

证据之一便是杨鸿烈的《中国诗学
大纲》使用的讨论“中国诗的定义”的方法。

杨鸿烈不仅专设一章，列举四十多条诗学著作里关于诗的定义逐一加以评判，并讨论中国文学对诗的定义和外国文学中诗的定义一样会犯的毛病，在此之前还强调了“定义的功用”和“正确的诗的定义的重要”。

［9］(P46)这种讨论诗的定义的方式被后来的著作继承，1934年8月初版的田明凡的《中国诗学研究》、蒋伯潜和蒋祖怡的《诗》等都是专设一章论述诗的定义。

这种开篇讨论定义的方法，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就已经采用。

《中国大文学史》第一章就是“文学之定义”，分为两节，第一节讲述“中国古来之文学定义”，第二节讲述“外国学者论文学之定义”。

此外，在文学史中讲“某某的起源”早已成为惯例，所以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在定义后跟着讲“中国诗的起源”也自然而然。

这些诗学著作最初借鉴文学史的体例，到后来相互之间也可以借鉴。

有时候它们会忘了自己到底是专讲诗学还是也在写文学史，特别是撰写诗学史时，更容易产生这样的错觉。

陆侃如、冯沅君在所著的《中国诗史》中说:“取材问题是作诗史的最
重要的问题。

我们认为一般文学史的失败，多半因为材料的取弃不能适当。

”把“作诗史”类比于作文学史。

“我们若以为消遣品而不想得正确的智识，自然可以靠着那些错误的传说而自足。

然而我们编文学史的人，应该处处以传信自勉，如何能糊糊涂涂的不加考订呢?”又把“作诗史”的人和“编文学史”的人等同。

“但
同时也有许多材料，为一般文学史家所认为不重要或认为非诗的，我们却认为诗史的主要材料。

”“文学史”和“诗史”毕竟有区别。

“近人所著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有两种。

一种是依照中国朝代区分的。

然而朝代一换，文学未必就换一派，其不妥当是很明显的。

还有一种是依照西洋历史区分的，但西史的中古期却相当于中国的齐梁到明之中叶，未免太长，而且与中国诗歌递嬗的情形也不同，故我们不愿采用。

我们以为诗史的分期应该看诗歌变迁的大势。

”有意和中国文学史的分期不同，正是对文学史造成的压力的反动。

［18］(P3－7)这正是文学史对诗史的无形的渗透。

现代诗歌发展的根本刺激。

从根本来说，任何关于文学的理论都是在文学创作的激发下才产生的。

现代眼光整理传统诗学的著作作为一种理论，也不能例外。

这种著作是“整理国故”的一部分，本身就是在新文学的发展的背景下展开的，特别是在新诗的飞速发展及挫折的刺激下。

1935年曹聚仁为《诗学发凡》所作的“跋尾”中说:“可是最近十年间，新诗依旧消沉下去，胡适不再起劲尝试，周作人、沈尹
默洗手不来，傅斯年成为史学家，俞平伯做他的《古槐梦遇》，其他徐志摩梁宗岱一辈，也开不出新境界来，新诗简直是失宠了。

”［5］这是当时的实情。

新诗的发展与挫折激发了诗学家们整理中国诗学、清理中国传统资源的决心。

像讲旧诗法的徐谦在《诗词学》的序中说:“余讲诗词学而不及白话诗，盖未尝以为今日白话
诗之果为诗也。

今日白话诗有二，一译文，由西诗以散文体译之;二拟译诗，由西
诗之译文而仿效之。

此二者之非诗者，谅可不待烦言而解。

吾国古者非无白话诗，亦非无无韵诗及长短句，其所以成为诗者，则诗思、诗境、诗笔、诗法，无不有一标准焉。

如是则非诗，不如是则为词、为曲、为韵文、为散文、为话。

此余所欲对于新体诗下一针砭者也。

余于文学非提倡复古，尤非不注重创作，惟于今之白话诗或新体诗，终不列之于诗词学。

”［19］把新文化运动后的白话诗看作“非诗”，态度激烈。

然而这种激烈也正表明了其受白话诗的影响和刺激。

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自序里说:“第九章说明我这书的目的是在拥护诗生命，并对于时下一般
新诗人有些要贡献的意见。

”“著者希望这本不成样子而专门阐发诗的本质的书能够在现时诗坛上多少补救一些流弊。

”［9］坦然地以现代眼光去整理中国诗学，态度当然会平和得多。

蒋伯潜、蒋祖怡对自己的研究与新诗的关系有清楚的认识，他们说:“近几年来，
新诗没有多大的收获，许多人喜欢学象征诗，许多人在写未来派的诗，也有许多主张着他们的唯美主义，各人说法不同，但是在这种潮流未息的时代中，新诗的呼声又低下去了。

这一半固然由于旧诗的势力，仍旧盛行，而最大的原因，还是研究者
的不努力。

”［7］(P128)把新诗挫折最大原因归于研究的不努力。

这些学者以现代眼光去整理中国诗学的目的，是为中国诗歌发展寻找理论基础、并为新诗发展指出途径。

在试图借助传统诗论解释新诗的这一类著作中，如《新诗概说》(胡怀琛1923)、《小诗研究》(胡怀琛1924)、《新诗的理论基础》(祝实明1947)等是这样，甚至朱右白把自己著作直接取名为《中国诗的新途径》(朱右白1936)。

以现代眼光整理传统诗学的著作也想为新诗指明方向，曹聚仁就说:“明日的诗，究竟是怎样的呢?我姑且下这样的推断”［5］，于是列出运用口头语、旧音律新用法、以新的象征手法来抒写情感三点意见来。

蒋伯潜、蒋祖怡的《诗》也在最后专列一章“旧诗之病与诗的新途径”，认为:“旧诗的没落是毫无可疑的……于是新诗便应运而生。

这也是自然的趋势。

但在新诗未成立堡垒，旧诗已经崩溃之间，便容易产生一种彷徨的现象。

如果肯努力，去找出一条新的诗之途径，那末，我们可以采旧诗之所长，改旧诗之所短而另成立一种新的文体。

今日之诗，我们先得确立它一个原则。

”［7］(P234)并列出表现性灵、音乐上的美、大众的文学、主观的文学四个原则，为新诗进展找出“与民歌联系”、“利用旧诗写情抒事之长处来利用”等途径。

正是现代诗歌的发展与挫折，从根本上刺激了中国诗学对其作出反应，进而影响了自己言说方式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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