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010540_高度重视关键小国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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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关键小国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2022年以来，突如其来的俄乌冲突和反复延宕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挑战叠加，国际安全环境更趋动荡。

国际安全研究中，大国举足轻重，小国亦不可或缺。

前者是国际安全环境的塑造者和主导者，后者则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大国竞争仍是主流的国际形势下，关键小国的生存与安全模式在国际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重视关键小国一方面助益我们对国际安全研究中的小国因素有深入全面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中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中有效处理与关键小国的关系提供启示，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与国际安全。

一、关键小国的三个特征
关于小国的定义，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

瑞士苏黎世大学教授汉斯·戈塞尔的“三维度论”将小国的界定标准分为“实质性的小”“相对规模的小”和“主观认识的小”。

“实质性的小”指的是领土面积、人口规模、经济体量、军事能力等在通过具体的数据量化分析后得出的“小”，如梵蒂冈按照以上任何量化指标衡量都是毋庸置疑的小国；“相对规模的小”指的是将各项量化指标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对比后得出的“小”，如新加坡的人口与领土规模同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都属于小国范畴；“主观认识的小”指的是国家始终认为
“自身=不安全”而得出的“小”，如以色列始终存在强烈的危机意识。

本文所指小国特指关键小国，这类小国或占据重要战略位置或拥有重要战略资源，虽领土面积与人口规模有限，却在国际社会有较强自主性、在大国竞争博弈中能够起到战略支点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大国外交政策甚至整个国际安全秩序造成直接的关键性影响。

在内外环境的共同作用之下，关键小国有敏感性与脆弱性的特征，还兼具灵活性和务实性。

敏感性与脆弱性。

人口规模和领土面积有限、能源资源严重稀缺、综合国力有明显短板的现实导致小国战略纵深不足、抵抗风险能力较差，遭受殖民统治的历史也令小国即便在独立之后也因自身局限性在维护主权安全方面缺少实力支撑。

容错率更低的小国，生存发展空间有限且对外界变化十分敏感，面对压力时更为脆弱、面对逼迫时更可能屈服。

较大国而言，小国面临多重权力结构的安全制约，来自任何一方的霸权或强权行径都有可能对小国安全造成致命打击。

小国威胁感知能力较强，对周边环境变化能够作出快速反应。

在遭受权力歧视、主权侵犯等不公正对待时，作为“弱势群体”的小国更容易产生紧张情绪，而这一情绪则有可能进一步引发小国对自身安全处境的误判，进而采取冒险行为危及地区或国际安全。

灵活性。

小国的灵活性使其在制定对外政策
赵 磊　郎振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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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根据内外部环境作出及时调整，更迅速地应对国际局势的变化。

随着国家利益与战略环境的变化，小国会随时调整其外交政策与安全政策，在推进双边与多边关系时小国较大国更易转变战略方向和具体措施。

总体看，小国在对外交往中的风险偏好较低，更倾向于选择为其带来最低成本、最少风险的行为，不愿意介入冲突或卷入敌对行为，较多采取模糊策略，更常使用合作性言语行为以及灵活性安全政策。

此外，小国政府的协调能力较强，能够在遇到瓶颈或阻碍时迅速进行政策调整、及时止损，使其在参与国际事务与议题讨论、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取得优势。

小国可以灵活运用外交手段，如通过“示弱”去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以提高国际地位；还可以通过发挥“杠杆”或“筹码”作用，以赢得相关国家的拉拢和青睐，从而改变实力均势。

务实性。

小国的务实性体现在其一切国家行为都可以为国家利益服务，甚至会采取极端行为实现目的，而不必如大国那般为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或树立某种国家形象而有所保留。

在与大国的不对称互动中小国劣势明显，但小国也能够以共同价值观为前提构建国家之间的共同意识进而构建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而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就能够产生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扶持的“利益相关者效应”。

这一效应可以重塑小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

如小国论坛、“小岛屿国家联盟”等小国集团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尝试用同一个声音说话，提升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现已成功推动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温室气体减排等议题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

务实的原则不仅使小国的对外战略模式始终保持一定的活力，也使小国对安全环境以及全球治理始终保持清醒。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如何生存”与“保持安全状态”是每个小国必须直面的问题，
敏感性与脆弱性使小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在大国博弈下呈现较为被动的局面，而灵活性和务实性的特点则为小国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可能。

二、关键小国对国际安全的消极影响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观察，小国安全行为往往会成为大国冲突的诱因。

最典型的案例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科林斯的“煽风点火”成为致使雅典和斯巴达最终兵戎相见的导火索。

今天，关键小国依然会对国际安全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大国不仅要时刻约束自身的行为，小国同样也要自觉约束自身的行为，努力提升本国的社会治理水平以及参与全球治理能力。

动荡的国内环境危及周边安全局势。

一国国内政治不稳势必会波及周边安全，甚至有引发地区冲突或更大范围战争的可能。

政局动荡、暴力事件频发的阿富汗不仅影响了其与邻国的经济合作进程，也给该地区本就脆弱的安全形势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

1994年种族大屠杀不仅令卢旺达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难民四散逃亡，给邻国的稳定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甚至危及非洲中东部的地区安全秩序。

而2014年2月几内亚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疫情，在给几内亚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造成严重冲击的同时，还给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邻国带去疾病和恐慌。

疫情导致的民航禁飞、粮食短缺、人力损失、学校停课等使非洲西部地区经济遭受巨大损失，病毒的传播也危及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稀缺性资源引发冲突与战争。

小国的实力缺陷导致其在追求国家生存与发展时并不能够通过自身能力确保国家安全，当小国拥有稀缺性资源却无力自主决定资源的去留、无法实现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时，就有可能导致冲突或战争的发生。

如英国与冰岛的三次“鳕鱼战争”，海湾战争中饱受磨难的科威特，等等。

科威特曾因丰富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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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蕴量成为“海湾明珠”，也因与伊拉克围绕石油问题的谈判破裂而引发后者对其的全面进攻。

战争不仅造成科威特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使伊拉克国际声誉严重受损，大国在中东博弈的进一步升级还恶化了本就脆弱的地区安全环境。

优越的资源禀赋本可成为小国发挥国际影响力的优势所在，但其自身的敏感性与脆弱性使其无力依靠自身能力维护本国利益，甚至会因资源争夺引发更大范围的动荡，对地区秩序和国际安全产生直接且持续的负面影响。

关键小国可能采取极端冒险策略实现政治目的。

与大国相比，小国物质资源稀缺，在涉及切身利益的争端中妥协退让的空间和余地不大；小国获取信息的能力较弱，对大国的发展动向难以做出准确的评估，信息不对称令小国更易盲目采取行动以求在冲突中获取短期利益；小国道德压力感较小，采取行动的道德风险较低也导致小国更易采取“挑衅”或“冒险”等极端手段，利用其“小国标签”对大国进行“道德绑架”，甚至拉大国下水而陷入战争。

以立陶宛为例，2020年10月立陶宛议会改选后，新执政联盟提出所谓的“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不仅退出了中国—中东欧“17+1”合作机制，还先后在香港问题、新疆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发难。

这种公然挑衅别国主权、践踏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的行为，势必会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态势带来极其负面的示范效应，让不少国家“铤而走险”，损人不利己。

小国的安全脆弱性、对外界的敏感性特征导致小国的对外战略需遵循现实性、灵活性、平衡性、多元性等生存法则，小国的对外战略逻辑与战略选择也应扬长避短，发挥开放性和灵活性的优势，在依赖性和自主性之间找到平衡。

多边合作组织赋予成员国的制度性权力是关键小国弥补实力差距、维护安全利益的低成本外交策略，小国更加强调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等软性约束，尽量避免硬实力的碰撞。

随着国际格局的不断演
进，关键小国作为一个群体会长期存在，并且会发挥日益重要的特殊作用，如“对外交往集团化”现象会增强，他们的外交政策与安全政策始终是国际安全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与关键小国寻找话语共识的能力，将成为大国增强本国国际影响力、塑造力的必然要求，也是衡量大国外交的重要指标。

三、关键小国对国际安全的积极影响
国际安全不仅包括国家行为体的独立和主权不受侵犯、限制暴力、国际和平以及国际体系有序运转等政治与军事安全，还包括主权国家安全问题外溢造成的地区安全及国际安全情势变化，以及难民问题、贫困加剧、恐怖主义、传染病及毒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就定义而言，国际安全指国际社会各成员至关重要的利益未受到严重威胁的状况，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与合作得到可靠保障及人民、国家与国际组织等行为体正常关系得以维持的状况。

关键小国对国际安全的积极影响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稳定的国内政治助力地区安全建设。

小国国内政治中的正向因素如稳定的政局不仅为其外交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强大的根基，还有助于地区安全秩序的维护。

国内政局的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小国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不仅可为其经济发展营造和平的内外环境，还能够通过引进外资、吸引人才等方式弥补其领土、人口等物质要素的不足。

作为东南亚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新加坡在东盟内部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自1965年建国起，新加坡稳定的国内局势为其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不仅带动了整个东盟地区经济的腾飞，还能够在此基础之上与域内外大国保持一种稳定的良性互动。

例如，《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的形成与推进过程不仅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小国雄心”，充分体现了新加坡在数字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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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全球治理上的话语权与塑造能力。

再如欧洲内陆小国卢森堡，面积2500多平方公里，人口60万，却是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全球第二大基金管理中心和欧元区最大私人银行业务中心。

优越的资源禀赋使小国左右逢源。

拥有战略性或稀缺性资源的小国能够凭借资源优势发展本国经济、提升国际地位，甚至可以对本地区安全局势发挥引领作用。

以中东小国卡塔尔为例，优越的天然气资源给卡塔尔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资本，国际天然气输出国论坛（GECF ）总部就设在其首都多哈。

2022年11月21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卡塔尔能源公司签署了为期27年的大型液化天然气（LNG ）长期购销协议。

按照协议规定，每年卡塔尔能源公司将从北方气田扩建项目中向中国供应400万吨液化天然气，这是液化天然气行业历史上为期最长的购销协议。

在安全事务上，卡塔尔在海合会、阿盟等地区安全框架内开展积极主动的“介入式外交”，如2006年卡塔尔深度介入黎巴嫩战争之后的调停和重建工作，是第一个承诺向南黎巴嫩地区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阿拉伯国家；又如在经历“海湾断交危机”之后，2021年与沙特达成协议，就地区安全和反恐问题加强沟通合作、共同维护海湾地区的和平稳定。

2022年世界杯的举办也使卡塔尔的国际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据法新社报道，卡塔尔一边主办世界杯，一边坚持打“文化战”，反驳外界对其腐败和人权问题的指控，世界杯强化了卡塔尔进步与开放的国际形象。

的确，作为全球天然气的主要供应国和中东地区冲突的协调人，卡塔尔已经拥有一定外交影响力，它正在努力获得全球公众的认可。

关键的地缘位置影响国际安全格局。

居于关键地缘位置的小国在自身战略价值被放大的情况下，获得大国重视和支持的可能性增加。

如阿曼凭借毗邻霍尔木兹海峡的区位优势掌握了波斯湾地区的石油出口要道，吸引了西方国家的重视，作为海合会重要成员国之一的阿曼，是海湾地
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唯一与伊朗长期保持稳定友好关系的国家，并乐于充当海湾地区“中间人”“调停员”。

又如特殊的地缘战略位置、发达的经济与科技水平使以色列拥有强大的力量、可信的威慑力和可观的国际竞争力，这一优势也吸引了不少大国竞相争取。

再如巴拿马靠着一条运河影响了世界，巴拿马运河是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黄金水道，对全球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被美国视为“地峡生命线”。

可见，当小国同时具备地缘政治地位与重要战略资源两个条件之后，小国就有了特定的战略价值，这类小国在与其他国家交往过程中，往往能够从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中获得权力，不仅拥有“平衡大国”的能力，还拥有对国际安全施加特殊影响的能力。

关键小国可发挥制度性权力参与全球治理。

小国很难通过综合国力影响国际安全，但却可以通过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等制度性权力维护本国利益、发挥国际影响力。

如挪威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热点争端问题的斡旋以及国际禁雷行动等领域发挥了独特作用；危地马拉等中美洲国家不仅提出过“承袭海”的概念，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通过尝试对话和建立桥梁推动了联合国气候谈判的进程；塔吉克斯坦的“水资源合作”倡议促进了中亚跨境水资源的合作进程，提升了其在国际水资源问题中的议程设置能力；不丹所倡导和创立的“国民幸福总值（CNH ）”理念成为联合国衡量一国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

制度性权力成为小国弥补实力差距、维护安全利益的低成本外交策略，也为小国提供了更多的行动自由。

在推动全球治理进程中，小国不仅为维护国家利益获取了更大的自主性，也通过参与国际机制为本国争取了相应的制度性权力，切实对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
（责任编辑 胡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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