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_仁_释礼_援_仁_入乐_孔子对周礼人文精神的重构

孔子对西周礼乐文化的改造主要是以“仁”释礼、援“仁”入乐。

如果说周公制礼作乐，淡化了礼乐的宗教属性和巫术色彩，那么孔子以“仁”释礼、援“仁”入乐，则为礼乐的发展注入了人性的精神。

从文化的意义上看，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都起到过开启山林的重要作用。

但他以“仁”做为礼乐精神的内核，
“对中国文化而言，是承先启后的一大开创。

不仅复活了周朝文化的精神，使礼乐可以下及庶人。

以仁心为根源而建立礼乐的内在实质意义；而且也确立了人性尊严，并开出道德人格的世界，使周之礼乐与道德结合，……旨在化成生命人格，滋润性灵。

”［1］
一、“仁”的提出及其文化内涵
“仁”这个概念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

《尚书·金縢》：“予仁若考”，《诗经》中也有“洵美且仁”（《诗·郑风·叔于田》）、“其人美且仁”（《诗·齐风·卢令》）的记载。

《国语》、《左传》中的“仁”多指与忠、孝、敬、勇等德行相并列的一种品德，具体含义则不尽相同。

如“爱亲之谓仁”（《国语·晋语》），以爱亲为仁；“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以守礼为仁；
“能以国让，仁孰大焉”（《左传·僖公八年》），以谦让为仁；
“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以持敬为仁。

春秋时代人们对“仁”的阐述和认识，是孔子“仁”学思想十分重要的文化来源。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吕氏春秋·不二篇》：“孔子贵仁。

”阮元云：“孔子为百世师，孔子之言著于《论语》为多。

《论语》言五常之事详矣，惟论‘仁’者凡五十有八章，
‘仁’字之见于《论语》者凡百有五，为尤详。

”[2］杨伯峻先生通过《左传》与《论语》中“仁”、“礼”出现次数的比较，进而认为“孔子批判地继承春秋时代的思潮，不以礼为核心，而以仁为核心。

而且认为没有仁，也就谈不上礼。

”[3］
那么，作为孔子思想核心的“仁”的含义是什么呢？在《论语》中，孔子对“仁”的解释很多，如“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论语·子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论语·雍也》）“颜渊问仁。

子曰：
‘克己复礼为仁。

……’请问其目。

子曰：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论语·颜渊》）“司马牛问仁，子曰：
‘仁者，其言也讱。

’”（《论语·颜渊》）等等。

概而言之，孔子的“仁”首先是一种人道原则，其次是一种道德原则。

所谓人道原则，就是“爱人”。

许慎《说文解字》：
“仁，亲也，从人从二。

”段玉裁在《说
以“仁”释礼，援“仁”入乐
——
—孔子对周礼人文精神的重构
赵玉敏
摘要：孔子对西周礼乐文化的改造主要是以“仁”释礼、援“仁”入乐。

将西周时代的礼乐制度变为一种文化精神和教育资源，从而在礼乐秩序崩解之际，为礼乐文化的发展寻
找到一个新的生长点。

正是这个生长点，使礼乐文化具有了深远而普遍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
“仁”孔子周礼重构
·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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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解字注》中释“仁”为:“独则无耦，耦则相亲”，[4］指出了“仁”为人群中的一种伦理关系。

孔子所说的“爱人”，正是这种伦理关系具体化。

显然，
“爱人”是指爱自己以外的其他人。

孔子对“仁”的这种意义发明，看似简单，实际却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寓意。

第一，它扩展了“仁”的内涵，将仁由“爱亲之为仁”的血缘之爱扩展为一种包括血缘关系在内的人群之爱。

第二，“爱”的对象是“人”，这样的界定将人与物分离开来，提高了“人”的地位。

“在哲学史上这是一件大事。

……人是世界的主人，这是一种发现，一种觉醒，在古代的思想界，发现人，人是世界主人的观点，也是最可贵的一点。

”[5］
其次，孔子的“仁”还是一种道德原则。

与春秋时期把“仁”作为与忠、信等其它德目并列的一种德行不同，
“仁亦为全德之名，故孔子常以之统摄诸德。

”
[6]如“子张问仁于孔子。

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恭，宽，信，敏，惠。

”（《论语·阳货》）“刚、毅、木、讷，近仁。

”（《论语·子路》）“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论语·颜渊》）“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论语·雍也》）“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论语·宪问》）举凡恭、宽、信、敏、惠、忠、勇、敬、孝、恕等一切善德，都可归之为“仁”的名下，
“仁”实际上是孔子最高的道德标准，而具备“仁”德的人，则是孔子眼中的理想人格。

二、以“仁”释礼，援“仁”入乐
孔子对周代礼乐文化的改造是建立在对礼乐文化深刻反思基础上的。

春秋时代的礼坏乐崩，使西周礼乐文化在制度层面的整合功能失去了昔日的威力，只剩下徒有形式的虚文：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7］礼乐难道只是玉帛钟鼓这些表面形式吗？正是基于这种理性的反思，孔子认为：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以“仁”释礼，援“仁”入乐，为礼乐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精神。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刘宝
楠《论语正义》云：“《儒行》云：‘礼节者，仁之貌也。

歌乐者，仁之和也。

’礼乐所以饰仁，故惟仁者能行礼乐。

”[8］十分深刻地道出了礼乐与仁的关系，即仁是礼乐的内在基础，礼乐是仁的外在表现。

孔子赋予“仁”以新义，将“仁”视为一种人道原则和最高的道德标准，代表了一种新的时代观念，即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

因此，孔子“以仁释礼，援仁入乐”，对礼乐文化发展的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一，使礼乐由外在规定变为人的自觉追求，为礼乐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

西周时代的礼乐文化是血缘宗法关系的产物。

它的出现，是为了维护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

它的推广，则主要是依赖西周王室的强权和圣王贵族的文德，并通过周王室天下共主的影响来实行。

《周礼》中的“大司乐”、“大行人”、“小行人”，即是为了推行礼乐文化而特设的官职系统。

春秋时代是宗法血缘关系遭到极大破坏的历史时期。

以王室为例，春秋初期，桓王欲废太子，立少子克。

桓王死，太子即位，为庄王。

王子克与大臣黑肩图谋弑君夺位，未成，庄王杀黑肩，子克逃至燕国。

从此，周王室由“并后，匹嫡”（《左传·桓公十八年》）所导致的政治动乱几乎不断。

如惠王时有“子颓”之乱，襄王时有王子带之乱，悼王时有王子朝之乱，哀王时有王子叔之乱，思王时有少弟嵬之乱。

宗法血缘的破坏，带来的是贵族阶层“德”的沦丧。

即使是以“犹秉周礼”（《左传·闵公元年》）著称的鲁国，不但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甚至还发生了父夺子妻的人伦丑行。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平王东迁后周王室政治影响力的衰落，建立在“尊尊”、
“亲亲”基础上的礼乐文化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礼乐文化政治基础的动摇，传播礼乐文化的行政机构也开始溃散，《论语·微子》中记载的“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具体描述了鲁哀公时期乐官四散逃亡的情景。

这种“学在四夷”局面的形成，正是以“天子失官”（《左传·昭公十七年》）为前提的，这些乐官的出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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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民间，也是西周礼乐文化走向衰亡的标志。

孔子“以仁释礼，援仁入乐”，为行将末路的礼乐文化注入新的时代精神。

“仁”的人文精神和伦理内涵，一方面使礼乐文化的存在基础由西周时代的宗法血缘扩展为人类的人道原则和德性自觉，礼乐的推行对个体而言，是为了道德的完善，成为仁德之人；对群体而言，是为了“爱人”，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礼乐也因此成为践仁的载体，仁的德性内涵使从原始宗教中脱胎出来的礼乐具有了一种文化自觉的理性意味和伦理精神。

以礼载德是周公的发明，“周公以‘德’代礼，强调了人间德政的意义，以削减上帝权威。

”[9］但西周礼乐文化中的德更主要的表现为统治者的文德。

孔子以仁释礼，将“仁”与个体的修身结合起来，这样，
“仁”所承载的德性内涵，成为任何人经过修习都能够获得的品质：“我欲仁，斯仁至矣。

”（《论语·述而》）仁是最高的道德原则，是一切善德的总称。

礼乐作为仁的载体，其主要功能是通过礼乐的修习实现这些善德的积聚，以成就高尚的、优秀的道德人格。

因此，“礼”亦是成“仁”之法：
“恭则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论语·泰伯》）
由此，以“仁”为基础的礼乐，不再仅是贵族阶级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而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质规定，上可施之于国，即为“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的载体；下可施之于人，即为仁德于内，斯文于外“文质彬彬”（《论语·雍也》）的人文教养:
子路问成人。

子曰：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论语·宪问》）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

”以备礼乐即为成人。

孔子提高了成人的标准，但同时认为，礼乐是成人的必要条件，“严格言之，不有礼乐之文，犹今言无文化教养者，纵使材能超越，亦不成人。

”[10］以“仁”为基础的“礼乐”，已经成为一种与血缘出身无关的文化载体，不再仅仅是等级制度中的礼仪规范，而是个人修养的一部分，
是人的立身之本。

“礼，人之干也。

无礼，无以立。

”（《左传·昭公七年》）孔子以“仁”的精神，注入礼乐之中，不但大大扩展了礼乐的实用功能，而且使礼乐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涵义：“孔子开始，丰富了社会中的礼乐内容，礼不再是苦涩的行为标准，它富丽堂皇而文采斐然，它是人的文饰，也是导引人生走向理想境界的桥梁。

”[11］
第二，扩展了礼乐教化的应用范围，使礼乐教化的对象由贵族普及到普通士人。

教育在中国古代出现甚早，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孟子·滕文公》）“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汉书·儒林传》）虽然关于殷周时代的“庠”、“序”之名有差异，但都肯定教育在三代之时已出现并已初具教化功能。

关于三代之时的教育内容，清代学者俞正燮认为：“通检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

”[12］刘师培也认为“上古教民，六艺之中乐为最崇，固以乐教为教民之本哉！”[13］近人徐复观甚至认为：
“通过西周的文献乃至追述西周情形的资料来看，礼在人生教育中所占的分量，决不能与乐所占的相比拟。

”[14］由此可见，乐教在三代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西周以礼乐治国，所以礼乐教化体系最为丰富完善，但“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因而周代的学校虽有“国学”、“乡学”之别，但其教育对象是“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国之俊选”（《礼记·王制》），因而依然是贵族教育。

孔子以“仁”做为礼乐的基础，把礼乐从贵族群体中解放出来，具有两方面的文化意义。

一方面，他使礼乐成为向“仁”之人均可修习的一种文化资源，而非贵族阶级的专利；另一方面，普通士人经过修习礼乐，掌握了从政技能，可以“学而后入政”（《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进入贵族阶层。

孔子创办私学，
“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史记·孔子世家》）在孔子的弟子当中，虽然也有如南宫叔、孟僖子这样的贵族，但更多的却是如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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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颜渊这样的贫贱之士。

礼乐的修习，对贵族阶级来说，可以“定其位”（《左传·昭公七年》），对原本贫贱的士人来说，则可以凭此进入“劳心”的君子阶层。

以冉雍为例，“仲弓父，贱人。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但通过礼乐的修习，孔子以仲弓有德行，一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再曰：
“雍也，可使南面。

”（《论语·雍也》）冉雍也果不负望，终为“季氏宰”（《论语·子路》）。

孔子以“仁”为礼乐的基础，将礼乐教化普及到普通士人。

孔子对礼乐的这种改造，也是他政治理想的一部分。

孔子一生奔走于列国之间，正是基于试图重新恢复礼乐制度的政治期许，但“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

”（《史记·孔子世家》）于是退而求其次，试图通过培养谙熟礼乐之道的士人来间接实现礼乐治国的政治理想。

从《论语》、《左传》、《史记》等书的记载来看，子路、高柴、子夏、子游、子贡、闵子騫、子贱、冉求、仲弓、宰我、原思等人，都有在齐、鲁、卫等国从政的经历。

“仁”的介入，使礼乐由原来的贵族专利变为普通士人干禄从政的重要手段，进一步凸现了礼乐的政教功能。

孔子对礼乐文化的这种改造，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冯友兰先生说：“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一开始试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与以理论的根据。

”[15］西周之前的礼乐主要服务于带有巫术性质的原始宗教活动；周公制礼作乐，大大冲淡了礼乐的原始宗教色彩，使之主要用于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促进了礼乐的世俗化和政治化。

孔子的以“仁”释礼，援“仁”入乐，将西周时代的礼乐制度变为一种文化精神和教育资源，从而在礼乐秩序崩解之际，为礼乐文化的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生长点。

正是这个生长点，使礼乐文化具有了深远而普遍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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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
[1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6.
（作者：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博士，本文系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7099））
责任编辑：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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