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总是被边缘化

为什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总是被边缘化
作者：长乐未央
来源：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本⽂共计6670字数，阅读约需要15-19分钟。

1871年，奥地利学者卡尔.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发表，标志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诞⽣，这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门格尔和英国的杰⽂斯、法国的⽡尔拉斯分别独⽴发现了边际效⽤原理，引发了经济学领域的边际⾰命，被誉为“边际三杰”。

后来奥地利学者欧根.冯.庞巴维克、弗⾥德⾥希.冯.维塞尔继承和发展了门格尔的思想，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发扬光⼤。

特别是庞巴维克，由于在资本理论和利息理论取得的突出成就，成为欧洲⼤陆最具声誉的经济学家，他的头像曾印在奥地利货币100先令上，这也是经济学家独有的荣誉。

由于这些⼈都曾在奥地利维也纳⼤学任教，因此他们的经济学理论也被称为奥地利学派。

不过这个名称最初并不是什么褒扬的意思，⽽是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对同讲德语的奥地利同⾏的蔑称。

1912年，奥地利学派第三代领军⼈物也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集⼤成者路德维希.冯.⽶塞斯发表了《货币与信⽤理论》，使得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理论⽇臻完善，为奥地利学派赢得了极⾼的声誉，⽶塞斯也跻⾝于欧洲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列。

1931年，应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的邀请，奥地利学派第四代领军⼈物弗⾥德⾥希.冯.哈耶克到英国讲学，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观点传播到现代经济学发源地英国，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影响⼒达到了巅峰。

特别是⽶塞斯、哈耶克成功预测到了1929年的⼤萧条，更令奥地利学派名声⼤噪。

据统计，⼆⼗世纪⼆、三⼗年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占经济学家的⽐例为10%左右，这也是奥地利学派最为辉煌的时期。

1917年，苏联逐步建⽴起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后，⽶塞斯曾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派展开论战；1930年，英国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发表《货币论》，后发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主张国家⼲预经济，通过促进就业、扩⼤需求来挽救资本主义经济。

哈耶克对此坚决反对，和凯恩斯的论战也是持续不断，达数⼗年之久。

从最初的结果看，奥地利学派均告失利。

随着纳粹德国横扫欧洲，由于⽶塞斯是犹太
⼈，1940年被迫移居美国，哈耶克也加⼊英国国籍后到美国教学，奥地利学派的中⼼从奥地利转移到了美国。

在应对⼤萧条的过程中，凯恩斯主义深得各国政府的欢⼼得以⼤⾏其道，⼀些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纷纷改换门庭，转投凯恩斯的门下。

⼀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屈指可数，仅剩下⽶塞斯、哈耶克和名⽓较⼩的拉奇曼寥寥数⼈。

后来哈耶克主要精⼒也从经济学转到政治哲学领域，⽶塞斯⼏乎是靠⼀⼈之⼒顽强⽀撑，奥地利学派渐渐地从主流经济学中消失了。

⼆⼗世纪七⼗年代，欧洲和美国经济进⼊滞胀阶段，凯恩斯的理论似乎失灵了，奥地利学派⼜重新回到⼈们的视野。

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
奖，奥地利学派吹响了复兴的号⾓。

英国前⾸相撒切尔夫⼈、美国前总统⾥根均视哈耶克为导师，奥地利学派⼜开始得到重视，不过这种复兴似乎是昙花⼀现，随着经济的逐步好转，政府⼤规模⼲预似乎⼜成为不⼆的选择。

1991年，随着苏联和东欧的崩溃，奥地利学派经过漫长、艰难的等待，赢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为奥地利学派复兴⼜增添了精彩的⼀笔。

但是和曾经的辉煌相⽐，奥地利学派仍然徘徊在主流经济学边缘。

只有到了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出现危机的时候，才会有⼈想起还有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理论。

在中国，奥地利学派影响⼒似乎更加微弱。

由于奥地利学派以批评马克思主义严厉⽽著称，新中国成⽴以来，⼀直视奥地利学派为最反动的资本主义庸俗经济学。

改⾰开放前，中国⼤陆翻译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著作，笔者仅看到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资本实证论》，哈耶克的《物价与⽣产》、《通向奴役的道路》等不成体系的寥寥数本。

台湾出版过相对较多的奥地利学派的著作。

随着改⾰开放以后，中国开始陆续翻译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塞斯、哈耶克等⼈的著作，⼀些现代奥地利学派代表⼈物如穆瑞.罗斯巴德、伊斯雷尔.柯兹纳、韦尔塔.德索托、赫尔曼.霍普等⼈的作品也陆续出版。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经典译丛，作为上海市“⼗⼆五”重点图书出版，使得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理论在中国得以系统传播。

尽管如此，在中国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影响⼒⼀直不⼤，甚⾄⼤学经济系的学⽣⼤多不知道奥地利学派。

更多的是⼀些经济学的爱好者在学习奥地利学派的理论。

因此，在中国，奥地利学派的追随者，被戏称为“国奥”、“⼟奥”。

笔者接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时间不长，但是对其理论⼤为折服，尤其是奥地利学派研究经济的切⼊点、主观价值、商业周期理论、⽅法论、动态分析等。

因此，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总是被边缘化的现象⼤为疑惑，也不断思考，愿意就
派研究经济的切⼊点、主观价值、商业周期理论、⽅法论、动态分析等。

因此，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总是被边缘化的现象⼤为疑惑，也不断思考，愿意就此阐发⼀些粗浅看法。

对政府是否应当⼲预经济，各个学派的观点⼤相径庭
现代经济学的开⼭⿐祖亚当.斯密，阐述⼀个⾮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充分发挥市场——看不见的⼿的作⽤，促进⼈类福祉的增加。

浓缩为⼀句话就是对市场⾃由放任。

但后来发展的各个经济学派，却对此观点不⼀。

按照经济学家马克.史库森的观点，在对待市场的态度上，经济学派⼤体分为四派：⼀是绝对不信派，以计划经济派为代表。

主张消灭市场，由政府计划严格管控经济；⼆是半信半疑派，以凯恩斯学派为代表。

主张不仅要发挥市场看不见的⼿的作⽤，还要发挥政府看得见的⼿的作⽤，共同控制经济向好的⽅向发展；三是⾼度信仰派，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

认为市场为主，政府可以适当⼲预，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率在2%---4%对经济是有益的；四是绝对信仰派，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

认为各种⼲预的后果必然造成市场的扭曲，使市场的参与者产⽣误判，最终会诱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因此坚决主张⾃由放任。

1929年，席卷世界的⼤萧条，使得各国政府权⼒对经济领域不断渗透，特别是“罗斯福新政”。

尽管罗斯福新政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是“⼆战”挽救了美国的经济，但⼈们错误地把这⼀功劳归功于新政，使得⼈们对政府产⽣更⼤的依赖，政府的权⼒更加膨胀。

各个学派只能寄希望于⾃⼰的理论能够得到各国政府的采纳，得以实施。

虽然计划经济派赋予政府⼏乎全部的权⼒，由于计划经济的彻底失败，该学派已经式微。

凯恩斯学派既赋予市场的作⽤，⼜给政府权⼒留下了极⼤的空间，因此，⾃问世以来，⼀直深得政府欢⼼。

滞涨时代到来，凯恩斯学派似乎⾛进了死胡同，可是⼀旦出现经济衰退，该理论仍是政府的⾸选。

对于凯恩斯主义的迷惑性和危害性，奥地利学派多次进⾏了彻底批驳，但依然动摇不了凯恩斯学派得宠于政府的现状。

芝加哥学派尽管⾼度信仰市场，不过仍然为政府权⼒留下了⼀定的空间，便成为政府的次优选择。

当凯恩斯学派不灵的时候，不妨试⼀试芝加哥学派的理论。

⽽奥地利学派坚持⾃由放任，极⼤地缩⼩了政府的权⼒空间，仅此⼀点就不被政客们喜欢。

因为总有⼀些⼈认为⾃⼰能够改变世界，为了施展⾃⼰的抱负，对选民许下了各种承诺。

如果哪个候选⼈告诉选民：选民应⾃⼰增加福祉，不要依靠政府，政府只承担守夜⼈的职责。

那些对政府依赖性很强的选民便会转投那些做出天花乱坠的许诺的候选⼈，⽽不会思考他的承诺能不能兑现。

如，承诺⼤幅度减税，不断提⾼⼈民的福利保障⽔平，这本⾝就是⽭盾的，但是依然有⼈相信政府是可以实现的。

各个经济学派的处境，类似中国的“百家争鸣”。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儒家、法家由于为皇权神圣、政府积极作为提供理论依据，始终能够得到重视。

⽽⽼⼦⽆为的思想更多的是⼈们安⾝⽴命的哲学，很少是政府施政的导向。

只有当束⼿⽆策的时候，政府才会⽆为。

例如西汉早期由于战争破坏，经济崩溃的局⾯不知如何收拾⽽被迫实施“休养⽣息”政策。

经过⼏⼗年的休养⽣息，西汉出现了仓廪⾥新⽶压着旧⽶、库房⾥串钱的绳⼦都烂了的丰裕。

此时，政府的⽆为之⼼消减，有为之志膨胀。

汉武帝多次讨伐匈奴，最终导致国库耗尽、⽣灵涂炭。

汉武帝有亡秦之失⽽免亡秦之祸，实属幸运。

但后代更多地记住了“犯我强汉者。

虽远必诛”的豪⾔壮语，淡忘了政府的有为⼤多是百姓的灾难的教训。

⽼⼦被奥地利学派认为是中国同道⽽推崇，⼆者命运可谓相似。

由于奥地利学派坚持⾃由放任，没有给政府权⼒留下空间，⾃然被政府弃之不⽤。

奥地利学派也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似乎奥地利学派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这是对奥地利学派极⼤的误解。

奥地利学派并没有认为市场是完美的，⽽只是在理论上证明了交由市场解决优于各种形式的政府⼲预。

同⾏对奥地利学派的排斥
主流经济学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已经被主流经济学吸收，完全没有必要作为⼀个单独的学派存在。

⽽奥地利学派认为⾃⼰的理论和其他学派的理论差别巨⼤、独树⼀帜，因此主流经济学派往往认为奥地利学派固执⼰见，甚⾄固步⾃封。

⽽且公⽴⼤学的经济学教授们的课题经费往往来⾃政府，为政府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成为获取经费的重要⼿段。

奥地利学派⼀直不受政府待见，如果投⾝奥地利学派的研究，往往意味着资⾦的短缺，甚⾄⾐⾷堪忧。

如，⽶塞斯移居美国后，⼀直没有⼤学为他提供正式的教职，⽽是由私⼈基⾦为他提供学术⽀持，⽽⼤量庸碌之辈却占据着⼤学的课堂。

尽管⽬前美国个别⼤学开设了奥地利学派的专业，但那些经济系的学⽣从学派资源、影响⼒和就业上考虑，也对奥地利学派望⽽却步。

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根本在于奥地利学派坚决主张⾃由放任，在同⾏看来经济学家似乎⽆事可做，失去了存在价值，让⼈难以接受。

于是“为稻粱谋”占了上风，因此，同⾏对奥地利学派⼤多排斥。

这反倒是奥地利学派边际效⽤原理的体现，因为在⼤多数同⾏看来谋⽣的价值⾼于传播好的经济学的责任，这真是⼀个悲哀。

不过，这依然是对奥地利学派的重⼤误解。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经济学理论距完善相差甚远。

在资本理论、货币理论、信⽤理论、税收理论等诸多领域存在⼤量的谬误和空⽩，需要不断澄清、不断探究。

⼤众对奥地利学派的费解甚⾄是仇视
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理论、动态分析、⽅法论等⼤⼤异于主流经济学，所以接受主流经济学教育较多的⼤众往往理解起来困难，认为奥地利学派不过是在玩⽂字游戏，甚⾄是“鸡⽣蛋、蛋⽣鸡”的形⽽上学。

哈耶克初次在英国开展学术讲座时，尽管⾯对是有⼀定经济学基础的受众，很多⼈依然没有听懂。

当时哈耶克的英语带有浓重的德语⼝⾳固然影响讲座的效果，但是更多的是⼈们受主流经济学影响太深，理解起来费劲。

奥地利学派的结论往往和⼤众的直觉相反。

例如奥地利学派反对最低⼯资制度，因为如果最低⼯资标准低于边际⼯资，则⽆意义；如果⾼于边际⼯资，则边际⼯资在最低⼯资标准以下的⼈们将⽆法获得就业机会。

⼈们往往认为⼯⼈因为处于弱势地位，⽆法谋求到更好的⼯资待遇，因此需要规定最低⼯资制度保护⼯⼈利益。

⽽奥地利学派的结论是，最低⼯资制度看似保护⼯⼈的利益，实际上却在损害⼯⼈利益。

⽽边际⼯资的标准在哪⾥，只有市场能够给出答案。

⼀个聪明的⼯⼈⽤朴素的语⾔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两个资本家竞争⼀个⼯⼈，边际⼯资由⼯⼈决定；如果两个⼯⼈追逐⼀个岗位，边际⼯资由资本家决定。

奥地利学派的结论和⼯⼈的期望严重不符，⽽问题出在哪⾥呢？问题似乎是⼯⼈们有⼀种⾃信的假设---⾃⼰完全可以获得⼯作岗位。

奥地利学派尤为赞赏企业家精神。

⽽现实中成功的企业家往往会因为拥有巨额的财富⽽被⼈嫉妒。

在对贫富差距扩⼤极其不满的⼤众看来，这太不公平了，⽽奥地利学派却在为不公辩护。

但是，在⾃愿交易的市场⾥，并没有强买强卖。

企业家之所以致富，是因为他们为⼤众提供了更好的产品⽽吸引⼈们购买。

当他不能提供更好的产品时，很快就会失去企业家的地位。

想想每当苹果⼿机新机型⾸发的时候，都会引起通宵达旦的排队，可这并不是苹果公司强迫⼤家购买，⽽是⼤家⾃愿。

苹果公司的市值也屡创新⾼，⽽曾经如⽇中天的诺基亚已经失去了往⽇的荣光。

⼤众嫉妒那些更好满⾜⾃⼰需要的企业家致富，进⽽仇视澄清这种谬误的理论，这太令⼈费解了。

关于数学在经济学⾏的应⽤
在科学取得巨⼤成就的今天，⼀种理论是否科学往往能够成了判断对错的标准。

作为科学之母的数学能否得到很好的应⽤，往往会起到评判理论是否正确的关键性作⽤。

主流经济学往往通过需求曲线、就业函数、局部均衡公式等等推导出⾃⼰的理论，这似乎证明了⾃⼰理论是科学的，是经得起数学检验的。

奥地利学派不赞同把数学应⽤到经济学领域，因为在奥地利学派看来，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经济⼈，现实是需求各异、知识分散、能⼒参次、有想法、会犯错的千千万万的⼤众。

⼈的选择是多变的，不同的⼈会有不同的选择，即使同⼀个⼈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也可能不同的。

三⼈可以成虎，但同⼀个⼈前三次相同的选择并不意味着第四次的选择依然相同。

这些都是⽤数学⽆法精确计算的。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主流经济学把⼈看成了没有思想的原⼦，因⽽通过⼀些恒久不变的假设，⽤数学⽅法进⾏推导。

⽽我们⽣活在⼀个变动不居的世界，⼈想改变⾃⼰不适的状态⽽达到舒适的状态这是不正⾃明的真理。

但是何谓舒适状态，不同的⼈有不同的标准。

正如吾之蜜糖，彼之砒霜，这是数学公式根本⽆法计算和表达的。

奥地利学派视主流经济学派为”⿊板经济学”。

两种观点孰是孰⾮，由读者⾃⾏判断。

两种观点孰是孰⾮，由读者⾃⾏判断。

对奥地利学派成就的低估，也降低了它的影响⼒
⼈们往往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突出成就是引发了“边际⾰命”。

但这并不是奥地利学派最重要的成就。

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是从⼈作为主体出发对经济学理论进⾏阐述的第⼀⼈。

尽管主观价值理论并不是奥地利学派率先提出的，但是从⼈的欲望的满⾜出发研究经济规律，却是奥地利学派的⾸创。

这和其他学派有重⼤区别，也是奥地利学派最突出的成就。

⽶塞斯的巅峰之作德⽂书名为《经济学：⾏为和交换的理论》，后来英⽂出版的书名直接改为《⼈的⾏为》，更加突出奥地利学派从⼈出发研究经济的特点。

其他学派往往从需求、供给、资本、⽣产、就业等等出发，似乎这些东西更具体、更客观也更容易揭⽰经济学的规律。

笔者⼀直在想：如果离开了⼈，经济学还有存在的意义吗？⽬前还不得其解。

奥地利学派⾃⾝的⼀些特点也对其传播产⽣了不利影响
由于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塞斯等⼈的母语是德语，转播范围更多是在欧洲⼤陆，对英语世界影响较⼩。

门格尔计划分四卷完成《国民经济学原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始终没有完成。

《国民经济学原理》第⼀版发⾏后，门格尔始终拒绝再版，更加降低了影响⼒。

当时，在现代经济学奠基⼈---英国⼈⾯前，欧洲⼤陆似乎没有太多的⾃信，⽽英语世界的经济学家更多地是以⼀种审视⽽不是学习借鉴的态度对待欧洲⼤陆的同⾏的经济学理论。

⽶塞斯的经济周期理论在英语世界⼏乎⽆⼈知晓，假如奥地利学派的理论能够早点被英语世界熟知，能否战胜凯恩斯学派的错误理论也未可知，毕竟历史不能假设。

⼀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性格特点，似乎对其理论传播也产⽣了不利影响。

在其他⼈眼⾥这些⼈是固执、易怒、不好接触的⼀群⼈。

门格尔曾经是奥匈帝国继承⼈鲁道夫皇⼦的私⼈教师，传授经济学。

这本来是奥地利学派传播的⼤好机会，但是门格尔对⾃⼰的理论只字未提，⽽是更多地传授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这太令⼈遐想了。

⽶塞斯对平庸的同⾏缺乏容忍，在争论时往往⾔辞激烈，不留情⾯。

在主流学派的同⾏眼⾥，⽶塞斯古板、偏执、近乎⾃恋。

这似乎也应验了中国⼀句古话“⼈⾄察则⽆徒”。

不过，⽶塞斯在⾃⼰的研讨班对待听课的年轻⼈却很和蔼、耐⼼，⽽且经常启发、提携。

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更愿意写⼤部头的经济学著作，⽽很少写普及性的⽂章。

经济学在⼤多数⼈眼⾥似乎⾮常深奥---这当然是主流新经济学造成的---造成和者甚寡。

奥地利学派的论⽂很少在主流经济学刊物发表，更多地发表在⽶塞斯研究所主办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上，这似乎有⾃娱⾃乐之嫌，也削弱了奥地利学派的传播和影响⼒。

尽管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总是被主流经济学、政府、⼤众边缘化，但是不同时期，奥地利学派总有⼀些天才的⼈物出现，挽狂澜于即倒，如庞巴维克、⽶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柯兹纳、德索托、霍普等⼈，使得奥地利学派在艰难中迎来转机。

进⼊新世纪，奥地利学派更是复兴趋势明显，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已经从上世纪四、五⼗年代的寥寥数⼈发展到占经济学家2%左右。

在中国，奥地利学派的书籍出版发⾏后往往脱销，⼀些绝版的⼆⼿书居然超过原价的⼏倍甚⾄⼗⼏倍，并出现⼤量的盗版书，这在理论书籍⽅⾯实属罕见。

因为奥地利学派相信，⼈类的历史就是观念的历史。

理论的发展，并不是正确的理论不断修正错误的理论前⾏，⽽是不断交织，甚⾄倒退。

只有坏的观念被好的观念彻底驱逐，⼈类的福祉才能得到永久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