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牡丹亭》浅析明代女子教育

从《牡丹亭》浅析明代女子教育
作者：蔡舒暄
来源：《汉字文化(教育科研卷)》2018年第15期
【提要】教育是传递知识技能，培养品德情操，传承民族文化的能动性过程，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

《牡丹亭》作为昆曲经典，在民族文化的塑造和传承中凝练了明清时期的社会价值取向。

杜丽娘所接受的家庭教育、闺塾教育体现出传统观念对女子教育之束缚，而自然教育又在某种程度上为丽娘女性意识之解放提供思想基础。

以宜室宜家、遵守妇德为主要目的的明代女子教育限制了女性自身发展的可能。

【关键词】《牡丹亭》明代女子教育浅析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教育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家庭、民族乃至国家的永恒话题。

古代教育以男子教育为主，男子可学而优则仕，而女子却背负“男尊女卑”的枷锁。

但女教受限并不意味着社会放弃女教。

相反，女教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男权宗法社会的统治秩序，因此古代女子教育，将文化知识教育和道德礼教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目的在于使女子晓礼法，守妇道，成为满足夫权社会的淑女贞妇。

明朝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主张，极力推行“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把它作为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统治思想，在这样历史背景下，汤显祖创作《牡丹亭》一剧，塑造了敢于冲破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主人公杜丽娘，分析这一人物形象的成长环境，接受的家庭教育，闺塾教育以及自然教育，本身蕴含着情与理的矛盾，是这一时代特色女教的结果。

因此杜丽娘不仅是社会新思潮在文学创作中的直接映射，还可以反应明代社会风气和时代思潮。

一、《牡丹亭》中的家庭教育
明朝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女子即须受教，又令其“不出闺门”，因此家庭教育成为女性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

女子从父母的言传身教中获取知识，塑造人格，这种广义家庭教育人皆有之。

其中一些高知家庭的女子，除了学习女子妇德之外，还读书认字、研习诗书。

《牡丹亭》中丽娘主要接受父亲杜宝对她的教化，这种教化的特点是拘泥传统、慈严相济。

（一）拘泥传统
杜宝乃西蜀名儒，对君忠，对民仁，一生在儒家文化下为官行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拘泥传统的教育观。

他对独生女杜丽娘的教育极其重视且严厉，完全按照“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封建淑女评价标准来教化女儿。

从杜宝为女选择的教育范本可窥见一二。

第五出《延师》提到杜宝在五经中独选《诗经》，他认为“《诗经》开首便是‘后妃之德’四个字儿顺口，且是学生家传，习《诗经》罢。

” 可见《诗经》成为女子教材的首选，主要因为其内容与
培养女性宜室宜家的目标有关。

杜宝的教育观决定了杜丽娘逃脱不了以封建伦理教育为核心的家庭教育。

（二）“慈严相济”
杜宝“慈严相济”的观念本质上也体现了其拘泥传统的一面。

“慈严相济”源于孔子“为人父，止于慈”的思想，此“严”非动辄打骂，而是严格要求子女。

一方面，杜宝虽人在官场，但政务有闲时也不忘关注丽娘的教育，十分重视女儿的女工与诗书研习，对丽娘精巧过人的女工洋溢着赞美之情，处处为女儿的将来考虑。

提点女儿“假如刺绣馀闲，有架上图书，可以寓目，他日到人家，知书达礼，父母光辉” 可见，对于文化修养较高的家庭来说，通文识字与妇德教育并不矛盾，且有助于明理是非，宜室宜家。

另一方面，当杜宝发现丽娘白天睡觉，夫人对小姐监管不力，就立刻决定聘请塾师对丽娘进行“拘心”。

为严男女之大防，把女儿困在闺房，不对她提起近在咫尺的后花园。

在明朝，杜宝式父亲在家庭中处于绝对权威，采取粗暴、强制、呆板的教育方式有效的把女子禁锢在封建礼制规范下，长此以往，使女性变得顺从，自觉接受社会赋予她们的行为准则。

二、《牡丹亭》中的闺塾教育
明朝时期，“在‘严男女之大防’的封建礼教下，聘请塾师到家坐馆单独教授家庭女子读书识字接受文学启蒙，成为中上层家庭女子较常见的受教模式，俗称闺塾。

” 这种教育大多是父母教育的补充与延续，实质是家庭教育的特殊形式。

《牡丹亭》中杜宝聘请塾师陈最良在家教女儿杜丽娘，就属闺塾性质。

（一）以宜室宜家为教育目的
闺塾教育不同于官办学堂教育等教育形式，更多需要考虑到教育者与受教者的性别差异。

陈最良应聘为女学生的塾师，对他来说是个挑战：“他们都不知道官衙可是好踏的！况且女学生一发难教，轻不得，重不得。

” 正是这种性别差异使得教育者更能清楚对女性学生的教育原则为：不求做官声明大，读书认字要求低，侧重监管学生约束身心，宜室宜家。

鉴于不求功名、约束身心的教育目的，闺塾教育侧重感化内心。

（二）以妇德为教育内容
古代女教主要是对女子进行基本日常文化的蒙养教育，便于女子相夫教子，能够明礼修德。

陈最良选择《诗经》作为开学首课认为《诗经》讲述后妃之德，适宜女子学习以后在夫家和睦相处的礼节，而且每句四字，朗朗上口，便于记忆诵读，从这点也体现出女子教育与男子教育之不同：男子教育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要目的，实行精英教育，而女子教育以妇德的传授与培养为主。

另一方面，传统观念要求女子具备四德，其中妇言就是辞令，不学诗，不擅长辞令。

陈最良显然明白《诗经》对于女子妇德教育的重要性，“论六经，诗经最葩，闺门内许多风雅。

没多些，只无邪两字，付与儿家”。

在诗经中，无论君臣、父子、夫
妇、兄弟、朋友，都是“思无邪”的。

这样宣讲妇道又易学的《诗经》成了公认的最重要的女学教材。

（三）以礼教压制身心的教学方法
陈最良的具体教学在《闺塾》一出得以完整展现。

当讲解“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时，春香发问君子为何求淑女，他怪秋香多嘴，板起脸解释，君子追求的是有“后妃之德”的淑女，试图将男女之情纳入封建伦理道德，回避诗所表达的丰富情感，不顾教育要顺应人的本心和自然本意，达到“约束身心”的目的。

但受教育者并非贊同这种教育方式。

杜丽娘的反对是含蓄的，为了掩饰自己的内心明白，顺着师父的意思说“师父，依注解书，学生自会，但把《诗经》大意，敷演一番”，可见杜丽娘对教育实则暗含自己的思考，她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体会出男女二性之情是符合自然本性，对所学的内容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唯师是从，并且从诗经中领悟到丰富的情感内涵，这也为她后来的游园惊梦埋下伏笔。

三、《牡丹亭》中的自然教育
杜丽娘在闺塾教育中受《诗经》启发情思萌动，于是在游园时因春感情，自我意识逐渐苏醒，大自然的感发教育激发了她为爱出生入死的勇气，不再只知遵守封建礼教。

为什么游春能启发杜丽娘的自然教育？美国现代心理学家克雷奇指出“彼此相似的刺激物比不相似的刺激物有较大的组合倾向，相似意味着强度颜色大小形状等等这样一些物理性上的类似。

” 根据这一观点女性与春天有许多相似特征比如柔软、敏感、娇美，女性的天性决定其比男性对春天更容易触发情怀这个观点在杜丽娘身上也能找到印证。

杜丽娘久居闺阁，初入花园，乍见春光，发出“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惊叹，面对后花园里“姹紫嫣红开遍”的大好春光，丽娘长期闺禁的忧郁得到宣泄，春色中，丽娘的心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的，景随心移，情随心动，她从自然中领悟到个人的命运可以由自已主宰，领悟到男女之情是符合“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的自然屬性。

丽娘从小接受父母启蒙教育，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这为她在闺塾教育中，汲取经典蕴含的丰富情感成为可能。

丽娘通过经典打开幽闭的心门，走出闺阁，步入自然，在大自然移步换景的过程中接受自然教育，激发了她隐含在心中的对情爱的追求以及对礼教束缚的不满，拓宽了家庭教育与闺塾教育的眼界与学识，从而使丽娘在认识自我、追求自我中超越了同时代女性。

综上所述，丽娘的青春意识觉醒与她接受的家庭教育、闺塾教育和自然教育是分不开的，三者相辅相成。

四、《牡丹亭》女子教育之社会根源
汤显祖借北宋故事描绘明代社会缩影。

以官宦家庭为切入点，反映了明代社会对女性的教化。

这种以家庭教育为主，私塾教育为辅，宣扬礼教为核心，知识教育为补充的教育方式，其实质是对符合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三纲五常加以系统化，生活化，使教化融入到女性日常生活
中，达到小家庭的稳定，并最终为封建社会的稳定发挥作用。

因而明朝女子教育带上了浓厚的封建色彩，并且因违背教育根本目的，而使得这一时期教育发展扭曲变形。

究其根源，不难发现该现象与明时期特定的社会背景有关。

随着封建王朝的更替，明清时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强化，制度统治的高压也加剧了民众思想的保守与落后，程朱理学更将这种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要求推上顶峰。

明朝时期女教的核心就是“三从四德”，有“德”才能“从”。

本质是禁锢女性自然本性，服务于男权社会的畸形教育。

同时这种教育思潮也不能否认在一定程度上为广大妇女识文断字，接受启蒙教育成为可能。

杜丽娘式的女性代表着这时期女性对自我命运的探索，是明代教育思潮的影射。

参考文献
曹大为1996《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孙培青2000《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汤显祖1998《牡丹亭》，北京：中华书局。

汤显祖2005《牡丹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汤显祖2008《牡丹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谢雍君2005《牡丹亭与明清女性情感教育》，北京：中华书局。

王思任2011《王思任批评本牡丹亭》，南京：凤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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