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冈仁波齐》纪实美学的叙事策略

中国电影评论Chinese Film Review
2015年，《冈仁波齐》入围多伦多电影节“当代世界电影”，并获得第七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评委会特别表彰。

《冈仁波齐》可算是近年国产文艺电影的佼佼者。

《冈仁波齐》成功的关键因素，是新颖的纪实美学理念和匠心独运的叙事策略。

随着安德烈·巴赞“纪实美学”的提出和影响不断增强，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出现了。

19世纪60年代，法国人类学电影及真实电影的创始人让 鲁什所推崇的挖掘内在真实的理念一直在法国延续。

真实电影关注普通人的价值，注重表现人的生存、心理和思想，把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作为艺术表现对象。

这或许也是导演张杨追求的发展路径：“我们不知道要发生什么，我们前面所有的工作就是体验生活，我要看他们所有的东西，从里边找到一个细节，把它写成一场戏，然后再表演。

这个过程跟我拍戏的过程特别像，就是在真实和虚构之间做选择，进而变成了一场戏。

”[1]真实电影追求真实，更强调要发现、甚至制造一种更本质的真实。

本文从叙事结构、影像表达、群像化人物、朝圣意象等方面解析影片《冈仁波齐》纪实美学的叙事策略。

一、 叙事结构
《冈仁波齐》讲述了一群普通藏族人在神山冈仁波齐的本命年前去朝圣的故事，以真实的朝圣过程为线索，情节随着朝圣活动而开始、发展和结束。

在近2500公里的风餐露宿、贴地伏拜的朝圣途中，他们遭遇的每一个挫折和期待，都是对风雨无阻的磕长头的注解：临盆的孕妇，遭遇碎石滑坡，遇水前行，为虫让路，轮番拉车磕头，念家的孩子，歌声中携手，打工赚钱，代人磕长头，安静去世的老人……
当拖拉机被撞坏，朝圣者只能边推边走。

这个故意安排的“意外”使得故事内涵更加丰富和深刻。

他们把车子往前拉一段，然后跑回起点，把这一段补磕上，这使得人物的性格更加丰富，也传递出他们对信仰虔诚和执着。

在艰难爬坡时，他们唱起了歌：
“我往山上一步一步走，
雪往下一点一点下。

我和雪约定的地方，
想起了我的母亲 。

我们都是同一个母亲，
但我们命运却不一样，
命好的做了喇嘛，
我的命不好，
去了远方。

”
这首西藏民歌不仅吟唱出朝圣者的生活和命运，而且也表现了他们面对命运的无奈、在苦难面前选择的艰难。

当观众都还沉浸在对命运的纠结时，影片描绘的却是“茫茫风雪、咬牙前行”积极向上、执着乐观的人群。

所有的苦难和对命运的责问，都无惊无扰。

此行历经生，历经死，历经震撼的西藏四季风光，此时的信仰不再指向特定的人群，而是指向所有人的精神，指向虔诚与坚忍。

以朝圣为叙事内容，创造了影片与观众之间的张力。

一方面，观众会在观赏中不断猜测情节；另一方面，朝圣更易吸引观众，让观众对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朝圣”“转山”开始反思，从而激发出心灵的力量，以朝圣的精神及藏族的思想信仰为切入点，不断升华影片的主题。

二、 影像表达
（一）空间表达
空间作为电影的主要叙事场景，与故事情节、人物行动相互交织，担负着推动情节发展、交代人物、揭示主题等多重任务。

空间表达的直观性，决定着观众对影片主题和叙事的接受以及理解程度。

影片《冈仁波齐》开始于芒康村日常生活的一个冬日早晨。

村前一座座大山环绕，时有风雪云雾，山下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

影片用了近半个小时
影片《冈仁波齐》：纪实美学的叙事策略 陈　刚
【作者简介】陈　刚，男，山东青岛人，贵州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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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23期
来描述藏族村民的日常生活，然后是袅袅炊烟下忙碌的山村，之后影片运用大量长镜头，描述细致而富含情感的场景。

在高原、高山、四季、车流与人群这个朝圣文化空间的映衬下，在青灰色影调之中，一辆小小的拖拉机和一群虔诚的朝圣者既被置于幽远的时空之中，从广阔背景中凸显出来，共同构成绝佳风景。

通过远近镜头、描述自然与家庭的画面，打破了陌生场景带来的距离感，观众自然而然地进入朝圣者的空间，思索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雄伟与渺小，尘世与圣界，异域与自我，被有序地组合起来，不仅在视觉上构建出强烈的震撼，而且在心灵上也构建出震撼与共鸣。

（二）叙事声音
纪实美学依托口述历史的采访方式建构叙事。

真实电影追求以自然、真实的声音来刻画人物、表现主题。

在声音处理方面，《冈仁波齐》让观众关注事件本身——身体语言，眼神的交流，谈话的语气，通过停顿或沉默来表现现实的真实感和生动感。

首先是语言的震撼，纯粹的地方声音可以更好地表现西藏文化。

影片不使用画外解说、没有辅助音乐或音响效果，只有客观语言，即独白、对白与群声，其中对白居多，人物性格的刻画主要通过对白来实现。

如小女孩扎扎在休息时给奶奶打电话，寥寥数语就把祖孙间亲密的关系表现无遗；在拉萨时，达瓦扎西和发廊洗发的姑娘之间的对话，即刻画出两人彼此的好感与少女的好奇心；从拉萨去冈仁波齐时的话别，达瓦对女孩提出的邀请被委婉拒绝，短暂的沉默表现了他的不舍与无奈。

影片中“腿被砸伤后的交流”这段对白，短短几句，却道出了藏族人民在朝圣途中渐渐清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A:“为什么偏偏石头砸到我的腿上？就觉得上天不公。

我的爷爷在世时，他从未做过坏事，我的爸爸也一样，我也从未伤天害理，为什么还会有这般遭遇？我们一家三口，是为了两位死者来朝圣的，为芸芸众生祈求幸福安康。

”
B:“许多人都像你们一样，经历过类似的困难，不过你们的心态非常好。

”
这段对白又呼应了上面的西藏民歌“我的命不好，去了远方”，耐人寻味，引发广泛共鸣与沉思。

这些微妙的声音屡屡出现在影片中，话语不多，无声胜有声，意蕴深远。

其次是环境声音。

在声音制作上，《冈仁波齐》匠心独具。

影片所用的大都是有源声音，敏锐地捕捉到细微的环境声音，如清晰的烧柴声音，远处隐隐约约的鸡鸣声，近处牛叫声，早起劳作的打水声，念经声。

尤其是手板的敲击声，在不同路面、不同气候，所发出的声音并不一样。

为了能够更好地凸显不同环境、不同情境，影片增加了不同的混响和自然的延时，一步一步的磕长头也因此变得更为庄重而严肃。

三、 群像化人物
真实电影强调通过导演的介入、诱导，与受访者展开大量交流谈话，结构上多采用由点及面、由多视点叙事拼贴出一个群体的整体印象。

在拍摄中预先规划，经开导与说服，导演创造了让11个素人演员一起朝圣的契机，并最终一起完成“转山”之旅。

《冈仁波齐》中的人物虽是精心挑选的，却并未改变他们的真实状态。

11个朝圣者被群像化，每个人物都是同类人物的代表，“首先要有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他（她）可能会死在路上；要有个孕妇，她的小孩会在路上出生；还要有个屠夫，因为杀生过多想通过朝圣赎罪；要有个七八岁的孩子，这样会增加很多趣味性和不确定性；有孩子就要有他（她）的父母；还要有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他可能是个小流氓，也可能就是一个青春期敏感害羞的男孩，一路上他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还要有一个 50 来岁、成熟稳健、类似于掌舵者身份的一个人，他会是整个朝圣队伍的头领。

”[2]在整部影片中，每一个素人演员都个性鲜明而真实生动，每一个都是现实人物的化身，都是某一年龄段、某一身份的代表，不可或缺，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这也容易激发观众与影片中的事件产生共鸣，从而反思自我。

四、 朝圣意象
冈仁波齐是藏传佛教的四大圣山之一，藏历马年又是冈仁波齐百年一遇的本命年，于是，众多藏族人在这一年走上朝圣之路。

“朝圣，其本质应该是宗教信徒为满足自己强烈的愿望用相对固定的程序化行为模式向神圣的灵魂表达自己的崇拜和敬畏，是朝圣者自己的灵魂与神圣敬畏的灵魂之间的私密沟通与交流，而朝圣者表现的行为模式只是灵魂交流沟通的工具。

”[3]从表现形态来看，朝圣属于一种行为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重要因素：一是行为的主体——朝圣者；二是行为对象——圣地或圣物；三是行为动机，即影响朝圣行为发生的因素，包括内部和外部因素；四是行为反馈，即朝圣的强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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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圣者
藏族人民认为人生是痛苦的，苦是人的命运，而痛苦根源于人的欲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

因此，藏传佛教提倡对自己要抑制欲望，对他人要“慈悲为怀”，因而人生的意义在于修行，人生的价值就在于觉悟人生，超度他人。

对于普通的民众而言，他们通过一般的修行方法积累功德，如献供、磕头、转经、诵经、煨桑等方式，以求来世往生于更好的处境。

朝圣者磕长头的目的一般是还愿、祈求保佑、赐福免灾和净化心灵。

（二）圣地
冈仁波齐又译为岗仁波钦，是佛教中的著名的神山。

“冈底斯山是一个藏、梵、汉合璧的地名。

‘冈’是藏语，意思是雪；‘底斯’是梵语，意思是雪山；‘山’即汉语。

从这个地名足见其多种文化在冈底斯山的互渗。

其主峰‘岗仁波钦’则为藏语，意为神灵之山或神山之王，座落在阿里高原的普兰县境内，海拔6714米，终年积雪。

山峰南边山麓是我国最高的淡水湖玛旁雍措和拉阿措，清洁幽静，灵如仙境。

信仰者们都把这里视为最高的圣山圣水。

在古代印度，不同的宗教皆以岗仁波钦为神圣之山或宇宙中心，称为须弥山。

”[4]在印度神话中，须弥山是世界的中心和支撑天地的支点。

冈仁波齐至今仍是佛教徒、本教徒、印度教徒以及首那教徒日夜向往的圣地，很多人以朝拜冈仁波齐为一生的最大愿望。

藏族民众和印度民众对冈仁波齐的崇拜和理想化，与其他民族对昆仑山的崇拜和理想化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有历史悠久的朝拜活动。

由于在不同民族信仰中的相似性，这两座圣山被附会为同一座山。

但昆仑山与西藏的冈仁波齐毕竟是两座各自独立的圣山。

相似性只能说明：在各民族在崇拜河流源头的高山和神灵方面，有着共同的心理。

无论是有宗教组织的信仰，还是独自内心的崇拜，亦或是个人的精神世界，《冈仁波齐》给观众留下的是一个共同的话题。

（三）朝圣动机
朝圣寄托着人们的各种心理需求。

藏族人民认为，神灵无时无刻不在支配周围的高山，高山是神灵的化身，弥漫着神奇力量。

神山崇拜历史久远，表现形式多样，朝圣是非常隆重的神山崇拜形式。

除高僧的修行之外，朝圣主要以民众转山为主，而转山又以磕长头而闻名于世。

藏族人民用虔诚而艰难的方式表达对山神的崇敬之情。

在藏族人民的心目中，死于转山途中是极大的福气，因此，不少老人也参加转山。

关于杨培老人的过世，影片中人物的诉说正是藏族民众生死观的典型代表：“能在圣山脚下往生，是他的福气，我想他是得福之人，他的业力已经跟圣山联在一起了。

”他们认为若人死于转山，就会把修为与神山连在一起，就可以在神山的庇佑下而获得更好的转世。

（四）朝圣的强化机制
“向死而生”是藏族人民坚定永生的信念，也是其朝圣的强化机制。

佛教认为一切生命都依据自身的业力，在天、阿修罗、人、畜生、饿鬼、地狱中如车轮一样轮回流转。

在因果报应的前提之下，众生的轮回是平等的。

只要努力修习善业，定能修成正果，灵魂在死后定能往生更高之处，来世可能成为富贵之人。

灵魂的归宿既取决于死者生前的功德，也与超度关系密切。

因此，在藏族地区的葬礼中，超度亡灵的法事成为不可缺少的程序。

按藏族人民的宗教习俗，超度亡灵既是对死者一生的追念，也是对死者进入另一世界的祝福。

藏族的生命观在当代仍具有积极意义。

死并非生命的中断，而是一个新生的开始。

灵魂不会因肉体的死亡而消失，而依据此世的功德而开启新生，不仅与逝者的行为密切相关，同时也与生者紧密相连。

因此，生者不会陷入形神俱灭的恐惧，也不会肆意妄为，还为自己应对死亡而做充分的准备。

“向死而生”从死亡的角度来看生活、生命的意义，这就是朝圣的意蕴所在。

总之，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藏族的生命观都有积极性与启发性。

总之，《冈仁波齐》以独特的纪实美学的理念，以“真实”的故事和情节，展示了朝圣者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引起了观众的深刻共鸣，受到专业人士和普通观众的一致好评，为中国电影注入活力，也激励着影视人的探索。

参考文献：
[1]李彬.创作与生命的朝圣之旅——张杨访谈[J].电影艺术,2017(1).
[2]雷建军.冈仁波齐影像中的日常之美[N].中国电影报,2017-06-14(002).
[3]陈国典.藏民族宗教信徒朝圣初探[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4).
[4]赵宗福.岗仁波钦信仰与昆仑神话[J].西北民族研究,1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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