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散文论

俞平伯散文论
关峰
【摘要】俞平伯的散文兼具徐志摩的“丽”与废名的“涩”,可以说是集骈文与诗的“双美”,而其内在的精魂则是一个“我”字.俞平伯的散文时见破谜般的紧张,它非得提起你百分百的注意力不可,而在投入与挣扎的较量中方才窥些作者的心迹.俞平伯的文章是以难懂出了名的,其实,难懂往往是自庇的说法.历史上的道家传统本就强大,加以“五四”时自我的强健和发达,相率促成意欲摆脱旧文化而又徘徊流连的俞平伯对于旁观的态度的固执株守.
【期刊名称】《临沂大学学报》
【年(卷),期】2014(036)001
【总页数】4页(P98-101)
【关键词】自我;忆与梦;难懂
【作者】关峰
【作者单位】长安大学文传学院,陕西西安71006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6
一
和朱自清相比，俞平伯的散文并未获得普遍的热评。

就同题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来说，研究者赏识前者能够“收到情景交融的效果，很有意境”，却指出后者
“渲染一种朦胧的意境”，“显得缺乏生气”。

[1]事实上未必如此，拿了施之于
甲的语言，未尝不可以应用于乙的上面，而实地说来，俞氏的竟更是“实际的”也未可知，这“实际的”就在说明“真实”的意义。

朱氏的未免理想化一些，它想要包举一切，即使是回忆中的物事也不能存一丝一毫的放手，举凡描写、情感之类，非必精细不为功，这也许是他“一步步踏在土泥上”[2]的人生观所向，但也何尝
不是他客观的精神的反应呢。

俞平伯就不同了，他至少不是那么的自信，因为是回忆中的往事，难免不复几如目前的鲜活了，故而除了主观的心理之外，简直就没有什么可资谈证的了，所以当看到朱氏那么痴心地覼缕月下的秦淮河的光景时，俞氏的一番感慨就变得异样的生动了。

在结尾处，俞氏交代道：
凡上所述，请读者们只看作我归来后，回忆中所偶然留下的千百分之一二，微薄的残影。

若所谓“当时之感”，我决不敢望诸君能在此中窥得。

即我自己虽正在这儿执笔构思，实在也无从体验出那时的情景。

说老实话，我所有的只是忆。

我告诸君的只是忆中的秦淮夜泛。

至于说到那“当时之感”，这应当去请教当时的我。

而他久飞升了，无所存在。

这也许就是俞平伯所执着的“真实”的信念，正是因了它的主观，它的“瞬间”，才让人感到那么无可把捉，从而引起后来研究者的朦胧之感。

其实，文学不就是情绪和心思的霎那间的结合吗？若说永恒，那应当向哲学去请教。

可惜，直到今天，如此文学观仍被视为肤浅，难以赢得更大的空间。

俞平伯的散文兼具徐志摩的“丽”与废名的“涩”，可以说是集骈文与诗的“双美”，而其内在的精魂则是一个“我”字。

“我”的观念在“五四”一代的作家里面本不稀奇，难就难在对于“我”的态度上面，或者说如何安置这一个“我”字。

本来庄子的文章里就有“吾丧我”的说法，《诗经》中也有“蟋蟀入我床下”的运用，但真正展示“我”的意义的不能不到“五四”的文化语境中去寻找。

诗中的郭沫若可以说是潇洒极了，但同时也太浪漫、太情绪化，“我”难免不有所变形，事
实上甚至异于“我”了。

俞平伯则不然，他的无所不在的感受和体验浸润其中，取得了与浮光掠影的泛泛者等全然不同的效果，有些处所简直具有“元散文”的特色。

试看《清河坊》中的一段：
我决不想描写杭州狭陋的街道和店铺，我没有那般细磨细琢的工夫，我没有那种收集零丝短线织成无缝天衣的本领，我只得藏拙。

我实在不知从何说起，但又觉得非说不可。

环问我：“这种窘题，你将怎么做？”我答：“我不知道怎样做？我自信做得下去。

”
在传统的文章做法里，这种行文即使不被认作大忌，也总要置诸极力避免的条目的，但俞平伯却不介意于此，他所要的只是竭力呈现自我的真实及真实的自我，余者皆所不计。

在最重要的诗学论文《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中，他明确指出：
诗人固不以描写为长技，但也决不会只是批评。

这些全是立于旁观者的地位，专用冷静的头脑去解剖、比较、判断。

总说一句，他们的地位是外而非内的。

至于诗人的态度正好与之相反，他决不耐只去旁观，是要同化一切，而又为一切所同化的，这即是我所谓“人化”。

很明显，作者要融于其中，并不仅仅局限于“什么”的内容上，连“怎么”的形式或方式上也不例外。

在这上面，《<冬夜>自序》中的话再好不过地传达了他写作
的主义：
我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

如此著意于我，却又并不忘“他”。

所以，海行时香港船员堕海致死的惨剧发生后，俞氏才能本了生命的同情，发出悲哀的诅咒，也才有面对“国难”时的“自我谴责”精神，而招致无谓的误会与诘难。

二
如果说每一位作家都有其独得的胜场的话，那么俞平伯的可以说是忆和梦了。

不独
他作品的意境如此，即在认识上面也清醒得很。

《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中解释道：“一切事物的本体和它们的抄本（确切的影子）皆非文艺；必须它们在创作者的心灵中，酝酿过一番，熔铸过一番之后，而重新透射出来的（朦胧的残影），方才算数。

”因此，作品里的现实固然是“人化”了，但又怎能抵得上经过一重脑力的忆和梦的生动呢？
忆和梦似乎总有迷离惝恍的意境及无奈怅惘的情调，但实际上却不然。

除了它们本身就是强固的意愿的体现外，最大的便宜则是可以借此畅快、游刃有余地呈现出之于自我的道理。

毕竟与干燥的现在相比，无论是忆里的过去，还是梦中的未来，都没有造成困难的障碍，这是诗人再好没有的讨巧了。

自然，责怪的声音也随之而起，有人不满道：“平伯的诗和散文，病在太喜欢说道理。

一篇佳妙的文章，往往因为作者的太喜欢发议论，弄得呆板、笨拙、讨厌。

”[3]其实，发议论并非是文章一
定的毛病，关键要得法，所谓“合作”的就是。

周作人曾称赞俞平伯文有“雅致”，并不忌其说理，因“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智理，调合成功的一种人生观”[4]。

其实，就是上述的《清河坊》何尝少了议论，只不过俞平伯由
事及理，依理叙事，事与理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像“人对于万有的趣味，都从人间趣味的本身投射出来的”。

再如，“明日的人儿等着哩，今日的你怎能不去！”单个看去，不免枯窘，然而一旦融在文中，难免不无鱼戏于水的华美与灵秀。

研究者注意到朱氏“解剖自己的灵魂”[5]的感人，其实，俞氏的何尝不见精彩，而且
他那“似较深沉的眷爱”式自剖也比前者“暗昧的道德意味”来得亲切，而感人的程度也加深许多。

俞平伯的散文时见破谜般的紧张，它非得提起你百分百的注意力不可，而在投入与挣扎的较量中方才窥些作者的心迹。

如果说大多数散文作家能够呈现融理入情、以情带理的心理图式的话，俞平伯的文章则显现出“更上一层楼”似的景象。

理不只入情，而且入我，凡“理”皆著“我”之色彩，所谓有我之境，所谓不隔，如《桨
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对于河上的“朦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个如花的笑”的感受，纤细精妙，再加上“佛家的所谓‘空’”的类比，简直丰富极了。

同样，佛家的譬喻还出现在《湖楼小撷》中，“本相”、“色相”、“作如是观”等说尽了真实与自我的交融，比无论多么隽妙的对于自然的追慕都聪明精确，他所谓的“文学的游离”的正是。

而在别一些篇章中，俞平伯并未拈出多么超绝的道理供人玩味赞叹，而是在时时处处的我与物的碰撞中点燃心头的爝火，仿佛暗夜里海上的灯塔，读者自能照见前程，与作者的互相映发。

著名的《西湖的六月十八夜》就是如此，忆和梦全不缺乏，然而士大夫式的狂欢与作态全然没有，更没有什么“道”、“理”之类的教训，反倒是它的从容与无味吸引了我们。

当作者坦承“我事后至今不省得如何对它”时，连读者似乎也踌躇起来，与作者同感了。

在文学体裁的现代变迁中，散文是其中最没有太多外在压力的了。

与小说、戏剧、诗歌比较起来，散文的自觉性最强，但它的发展壮大也因此变得格外艰难。

作为新文学的第一代散文家，俞平伯在社会转型的三十年代同样遭遇了来自方向转换的冲击，诸如闲情、趣味之类的文学观常常面对意外的攻击。

为此，他特别拟订“吾庐”的文学生存策略和空间，并在“自爱”、“平和”、“前进”和“闲适”的几点上加以自勉，而与周作人的“煆药庐”有异曲同工之妙。

周作人、俞平伯、废名称得起广义上的派别。

照实说来，积极的革命的普罗派和他们无缘，而右翼的执政的势力一样无异于陌路，所谓“闲”之地位和态度。

口头上原不妨大谈儒家，而骨子的性分里未免道家气重了些，当然他们中间自有其轻重浓淡的分别。

就俞平伯而言，上述性分委实不虚，如著名的《中年》及《重过西园码头》都是。

《中年》之美曾被周作人冠以“思想”二字，足见传统与现代的分歧。

文中的论调本无出于佛家和道家的路子，但在遍布理想和激进的时代里却似乎松散、放逸，一如废名所说的“融汇贯通”与“艺术的态度”[6]。

三
俞平伯的文章是以难懂出了名的，其实，难懂往往是自庇的说法，独立的作品已非人力所能把捉，终于酿为强大的异己。

“懂”的标准大多建立在大众或时代的审美趣味上，因而难懂不能就成为诟病的口实，据以骄人。

新文学以白话相尚，仿佛越简单明白就越正确似的，俞平伯是最早清算这类看法的先驱之一。

《新青年》八卷四号上发表的他的《做诗的一点经验》里辩驳道：“好诗没有是‘天籁’的。

天籁是什么？简单说来，即适之先生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上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

”诗如此，散文亦然，归根结蒂在自我，反观八股之类的东西亟代他人立言，则他人又怎能不懂呢？
关于难懂的原因，周作人认为，一是由于思想的晦涩，二是由于文章的晦涩。

说穿了，这两者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出于自我的表现，无论思想还是文章都有其独有的印记。

拿文章来说，语言就不容易通得过。

俞平伯曾有《梦游》一文，完全文言的排场，后来拿给朋友们看，结果连两位老师都给骗过了，以为系明人笔墨，至迟也当在清初，可以管窥他精深老到的功夫了。

俞氏自己曾在《“标语”》一文中拈出八个大字——“说自己的话，老实地”，实则对他文章难懂的疵议的作答，最终归结到一点，即：“文学，精严地说，只应该有一个解释，就是他自己。

是谓独一。

”本着这一信念，俞平伯有意接纳了几种一度被排斥的文学手法，如“丽”（词藻典故）与“曲”（艰深晦涩）。

他解释道：“有了一种心境，就应当有一种相当的文字去表现它，人家能懂最好，不懂也只好由他。

这个不懂，与其说由于文字的障碍，不如说是心境的隔膜。

这个态度或者也就是中国圣人所谓‘知命’罢，不能说悲观，亦不能说乐观。

”也就是一个旁观的态度，一个回头是岸和人生如梦的态度。

《中年》里说得透澈：“渐渐觉得人生也不过如此”，“生于自然里，死于自然里，咱们的生活，咱们的心情，永久是平静的。

”他如“肉体以外不见有生命，生命以外不见有世界，一切在你面前变灭，你也变灭于一切里，既无法可想，也没有例外。

这严寒的事实世界，我惟有忍耐，我惟有默认。

”（《重过西园码
头》）这是忆与梦的心境，也是人生崇高的境界，特别是中年，人生的奋斗、挣扎，种种酸甜苦辣都已尝过，此时再来探看，方觉世界迷然大矣，连续不断的磨难与大大小小的困境再也激不起年少时的意气。

如作者在《稚翠和她情人的故事》中所感叹的：
人人都凭着自己与生俱生的欲念，一蓬火烟似的氤氲地结起若干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幻见和虚愿，就拿起这个，在钢铁般无情的事实世界上去碰碰看，一个方才打破，一个又在团结，如此衔接错综地纠缠着，换过或长或短的梦境。

从一边看来似乎消极不过，然而它却从没有脱去积极的底子，非期望不能作它的张本，如庄子所说，“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

”
俞平伯的上述态度与意趣并非偶然。

历史上的道家传统本就强大，加以“五四”时自我的强健和发达，相率促成意欲摆脱旧文化而又徘徊流连的俞平伯对于它的固执的株守，如周作人所道，“那样的旧而又这样的新”。

儒家求仁并未成功，就只在仁者自身就不那么仁，又何以仁天下呢。

法家的漏洞就更大了，所以那些躬耕的隐士反而“自我”得可爱。

俞平伯自然不是隐士，但他求己的精神却又是无论古今的士人都无法遮蔽的。

【相关文献】
[1]林非.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
[2]俞平伯.读毁灭.燕郊集[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12.
[3]洪灵菲，林荫南.关于《清河坊》一文编者的话[M]// 孙玉蓉，编.俞平伯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
权出版社，2010：321.
[4]周作人.《杂拌儿之二》序[M]//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641.
[5]姜德明.两篇同名的散文[M]// 孙玉蓉，编.俞平伯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312.
[6]废名.周作人散文抄：废名序[M]// 王风，编.废名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