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军阀政治时期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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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军阀政治时期的
“兵”董虹廷
(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辽宁锦州121000)摘要:军阀政治时期中央政府权威丧失,各派军阀割据混战,使得社会动荡不安。
社会经济的破坏产生了许多破产农民、游民等,在贫困不堪的情况下,当兵成了民众一个比较不错的职业选择。
军阀们也为了争权夺利,争相扩军,招募了大量破产农民、游民、土匪和战后溃军、败军加入军队。
这种征募方式和士兵来源造成了士兵素质低下、纪律松弛、战斗力弱、职业化、兵匪相通等现象,
给社会、经济以及人们生活的安定造成极大的破坏。
关键词:军阀政治时期;士兵招募;
士兵来源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908(2019)05-0023-06
军阀作为一个特殊的军事集团,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终结期都出现过,
它是中央集权和中央政府权力衰落的产物。
民国时期的军阀在中国历史上尤为特殊,
它既同于其他时代的军阀,割据一方,不服从中央政府;却又异于它们,民国时期的军阀在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的时代迅速发展,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军阀政治。
这种政治形态成为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不可忽视的部分,也使得军阀政治时期成为近代史研究备受关注的阶段。
雷海宗曾说:“兵的问题,牵动整个的社会”
[1]
,而且士兵是军阀这个军事集团的基本组成元
素,士兵的问题也就是整个军阀的问题。
因此,士兵是民国时期军阀的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关于军阀政治时期的士兵问题的研究,
学术界成果不多,张欣在他的一系列研究中探讨了士兵职业化和兵源匪化的问题[2];谢之玉在他的硕士论文中曾提到湖北军队招募士兵时的法律、法规、招募机关和具体情况[3]等。
然而,关于军阀政治时期士兵招募的背景、来源及士兵特点学术界成果很少。
鉴于此,本文决定对军阀政治时期的
“兵”进行探析。
1916-1928年是学术界统称的军阀政治时
期,这个阶段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堪,中央政府权利丧失,各派军阀割据一方,各行其是。
为了扩充实力,获得更多权力,军阀们拼命征兵扩军,基本摒弃袁世凯时期北洋政府推行的
《暂行陆军征募条例》,不问来历,不限资格,招募了大量破产农民、游民、土匪、溃兵和曾兵变士兵加入军队。
由于士兵来源混乱,士兵素质低下,造成了这一时期军阀士兵纪律松弛、战斗力弱、职业化、兵匪相通等现象,严重影响了当时人民和社会的安定。
一、军阀时期士兵招募的社会背景
(一)中央政府权威丧失,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权威是指“一种被统治者所认同的、
自愿服从的统治”[4]。
辛亥革命后,名义上有统一的中华
民国,实际上派系林立,各地方都有自己的军队,有浓厚地方特色的绅士精英、省长和督军。
中华民国成立前五年,袁世凯凭借自己在北洋军中的声望和地位以及大总统的权力勉强维持着国家
[收稿日期]2019-7-26
[作者简介]董虹廷(1994-),女,山西临汾人,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第38卷第5期2019年10月
JOURNAL OF HOTAN NORMAL COLLEGE
Vol.38,No.5Oct.2019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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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卷第5期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9年10月
表面上的统一,中央政府还拥有微弱的权威。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央政府权威完全丧失,各地方军阀势力蠢蠢欲动,开始争夺领土和资源并试图控制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内部也出现府院之争,政治上陷入一片混乱状态。
1916-1928年短短12年的时间里,中央政府首脑改换了9次,上层政治制度极不稳定。
与此同时政治体制也经历了君主制、共和制、摄政制等多种变动。
内阁的变动更加剧烈,内部也更加混乱,“1916-1928年间,有24次内阁改组,26个人担任过总理。
”[5]在极度混乱的中央体制下,宪法多次被制定颁布且不久后就沦为一纸空文,法律法规更是很少能得到服从和履行。
国会更是被人蔑视,在公众眼里,它完全是一个腐败无能的寄生机构。
此时的中央政府上上下下都透露着混乱,威信全失。
频繁变动的中央政权、混乱不堪的中央政府、割据一方、频频混战的地方军阀,这就是1916年以后中华民国的政治环境。
政治秩序的混乱进而也影响了整个社会,此时的民国社会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军阀混战、地主剥削。
混乱的政治、社会环境下帝国主义的资本侵略使得各地民族工业、手工业受到强大的冲击和破坏,许多工厂倒闭、工人被迫失业;战争影响以及地方官、军阀、豪绅巧立名目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使得乡村经济凋敝、众多农民破产,无以为生;社会上充斥着无数的游民、流民。
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生计铤而走险成为土匪盗贼。
社会秩序的混乱、生计难以维系促使土匪盗贼产生,而土匪盗贼的产生反过来又使社会秩序更加混乱不堪。
他们不但烧杀抢掠,甚至还控制地方,成为继军阀之外另一影响社会秩序的主要因素。
中央权力式微,社会秩序混乱,士兵招募缺失统一稳定的环境,逐渐走向无视规章法令,随意招募的道路。
(二)地方军阀争相扩军,士兵需求迅速增多1916年以后,失去袁世凯领导的北洋集团内部混乱不堪,各派军阀纷纷脱离其控制,形成自己的割据势力。
与中央政府的混乱多变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地方军阀组织内部的高度统一,许多军阀派系内部的共同体意识很强,内部规定明确且统一。
各派军阀首领在所在地区和部队拥有最高权力和自治权,他们常常忽视甚至摒弃中央政府
的规定,割据一方,各行其是。
“军队是军阀组织的基本组成部分,军队更是军阀组织获取政治资源的最重要的手段”[6]为了获得更强的权力竞争力和更多的政治发言权,军阀们对士兵的需求量不断增多。
“盖每一个军阀,他们在平,即可养兵三万五万,以至十万不等,及至反叛发生,则其兵额之扩充,更难以数计。
”[7]袁世凯时期制定的《暂行陆军征募条例》要求士兵选拔对象身强力壮无疾病更强调“必须土著,身家清白,确有自营生业”,“未曾犯有事案及各种习癖”[8]等。
这些规定大大缩小了士兵征募范围,几乎无多少军阀执行。
军阀们各行其是,拼命扩军。
“不问来历,不限资格,不定年限,应募者半系无业游民,徒在博饷糈以求温饱,不知卫国义务为何物。
”[9]在此情况下,军队士兵数量爆炸性增长。
齐锡生先生的研究各种数字资料后估计这个时期军队的增长为:“1916年,略超过50万人;1918年,超过100万人;1924年,超过150万人;1928年,超过200万人。
”[10]
社会由“尚文”向“尚武”转变,军人地位提高
自宋朝以来,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重文轻武,甚至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俚语流传。
清末,清政府在多次抵御外辱的战争中失败,朝野上下深刻感知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开始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编练新军、筹办海防等措施,这是近代中国由“尚文”向“尚武”转变的肇始。
1901年废除武举后,武人不受考试做官的约束,可以通过入伍做官。
1905年科举废除,文人们失去了通过传统教育考试晋升的绝佳机会。
“传统的官吏生成方式即只剩‘出将入相’一途。
军人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似乎已成必然之势。
”[11]从1909年颁布的文武官职对照表中就可看出重文轻武的传统已发生改变,武官不仅在地位上开始优于文官,在经济上俸禄更是远远大于文官,国家出现厚军饷养兵的尚武主义。
到了民国时期,“兵为将有”、军人参政、把持政权成为普遍现象,“军人阶层在统治集团中居于主导地位,尚武精神盛行,所有其他利益都附属于军事利益。
”社会上,“尚武情绪和理想是流行的”[12],军人的地位大大提高,被推上历史舞台的中心,当兵成为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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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军官出身底层,成为民众当兵的动力“在20世纪的中国,官兵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相当数量的士兵有可能升官。
”[13]根据《中国军阀和他们的派系》中,陈志让对1912-1928年间1300个旅以上军官的传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受过教育的军阀不超过总数的30%,其余大都是出身非常穷困的文盲或半文盲’。
”[14]这个时期许多派系的上层军官,有相当一部分是出身于社会底层。
如:张作霖是土匪出身;陆荣廷是游勇出身;王占元和张勋曾经是参加步兵一步步升上来;吴佩孚和冯玉祥也都是出身于贫苦家庭。
根据谢里登的发现,“1925年在冯玉祥军队中的
25个上层指挥官中,只有两个是从军官学校毕业的,23个是从普通士兵提升上来的。
”[15]以下表中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分幕僚为例,其中许多人也是出身土匪、行伍等。
姓名出身担任职务
张景惠土匪奉军司令部副司令
张作相土匪东三省巡阅使署及奉天督军署总参议
汤玉麟土匪27师53旅旅长
孙烈臣行伍黑龙江督军、吉林省督军兼省长
吴俊升行伍黑龙江督军兼省长
汲金纯土匪第28师师长
张作霖部分幕僚表
资料来源:根据张欣:《军阀政治与民国社会(1916-1928)》,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第63页整理
军阀中相当一部分军官出身底层,使人们看到出身的低贱并不是阻止他们向上的主要障碍,他们寄希望于在军队中寻找机会,当兵成了民众一个较好的职业选择。
二、军阀政治时期的士兵来源
(一)破产农民与游民
民国时期,除山西、新疆等少部分地区战争较少外,国内大部分地区陷于军阀分裂混战局面。
“从1911年到1928年间,总数超过1300个敌对的军事集团进行了约140场战争。
战区不断扩大,1916年至1924年中间每年战区所及平均有7省之多,而1925年到1930年这6年间平均更增至14省左右。
”[16]战争的频繁使得经济衰败,百业凋敝,农村地区更是极度贫困。
而此时没有一个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掌控局面,吏治也极其腐败,各级官吏“搜民脂以充私囊,民不聊生”[17]。
一些军阀更为了一己私利凭借自身地位与权利大量兼并土地,致使大量农民破产失去土地。
“愈来愈严重的人口土地比例失调,农村耕作缺乏技术革新,贫乏的市场和极不健全的信用系统,以及运输工具的原始,都造成了有70%-80%人口居住在中国严重贫困的农业地区,大量的失业半失业状况遍及农村。
”[18]
游民是指“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传统社会中游离出来的那部分人口,他们长期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19]。
近代以来,随着农业与小手工业牢固结合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模式的逐渐解体,以及连绵不断的军阀战争和自然灾害,社会中大量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被迫失去土地和生产资料,成为社会游民。
”[20]
数量巨大的破产农民和游民群体中,“只有极少部分能转移为产业工人,绝大多数人只得寻找别的生存之路。
”[21]而此时军阀们正大肆扩军,军人的社会地位、报酬的丰厚以及军队中升迁的希望使得这些破产农民和失业游民看到了机会,大多数人在利益的刺激下,自愿选择当兵。
这也使得军阀中士兵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下层的破产农民和游民。
(二)土匪
根据著名土匪研究学者蔡少卿的定义,“土匪就是超越法律范围进行活动而又无明确政治目的,并以抢劫、勒赎为生的人。
”[22]进入民国后,战争的频繁使得农村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政府救济的不利,许多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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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卷第5期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9年10月产农民和游民为谋生计被迫成为土匪。
国民政府
统治的腐败、衰弱以及各派军阀割据一方、明争暗斗使得社会秩序混乱不堪,这使得土匪有机可乘,匪乱不断。
“而历次内外战争结束后大量被裁撤的兵员,又有不少人不甘解甲归田,于是源源不断投身于土匪行列”[23]。
兵变后的士兵以及战后的溃兵也有许多选择成为土匪。
“在军阀政治中,控制和扩充军队成为军阀组织的首要生存条件。
”[24]为了招募更多的士兵,军阀们无所不用其极。
土匪的存在使人们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更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然而正因为土匪有着巨大的破坏力,使得军阀纷纷收编土匪扩充实力。
而且许多土匪本身就配有武器,这也使军阀们省下一大笔军备方面的开支,因此土匪成为当时军阀们青睐的对象之一。
在当时的社会,几乎没有一支正规军中没有土匪出身的兵,存在着许多招编土匪而成的军队,如:张作霖的奉军、张宗昌的鲁军、刘镇华的镇嵩军等。
兵变士兵与战后溃军、败军
军阀政治时期,许多士兵由于军队欠饷、军官压迫等原因发生兵变,兵变后,他们要么溃逃为匪,要么被遣散送回原籍。
在军阀混战、经济衰落的社会背景下,没有一技之长的士兵很难找到工作谋生。
在穷困不堪的状态下,这些士兵中的大多数又会选择投身军阀部队再去当兵,毕竟军队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个避免饥饿和绝处逢生的好去处。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每次战后都会产生一批溃军、败军。
而军阀们往往也乐意收编这些军队,因为他们人数庞大,基本都带有武器装备,这样下来不仅可以在短时间招募足够多的士兵还可以省下一大笔军备开支。
而且这些士兵往往都不是新兵,不需要进行冗长的军事训练即可投入战争,这使得军阀们少了许多在他们看来厌烦和费神的工作。
以第二次直奉战争为例,这是北方军阀之间最大的一次战争,战争中军队叛变、投降非常严重。
在这场战争中,“奉军收编了败军,军力从战前的十七万增加到战后的三十五万。
”[25]收编战败者的军队使军阀的军事实力快速增加,军阀们乐此不疲的通过这种方式招募士兵。
三、军阀政治时期的士兵特点
军阀政治时期,各派军阀争相扩军备战,抢夺地盘。
在招募士兵过程中不查来历,不问资格,大肆招募破产农民、游民、土匪、兵变士兵以及败军、溃军。
这种不加选择的招兵使得士兵素质低下,军纪败坏,士兵职业化、兵匪互通、兵变现象严重,给社会安定造成极大破坏。
(一)军队纪律松弛,战斗力弱
军阀组织对军队的大量需求导致士兵爆炸性增长,然而募兵不严使得士兵的素质低下。
首先,军官们招兵时随随便便,不问来历和资历,甚至招募大量的散兵游勇、土匪流氓等,这些人加入军队后,本身的积习难以改正,经常会出现行动不听指挥、遇敌后一击即溃,四处逃散的情况。
其次,军官们平时对士兵不严格要求,军队中缺乏纪律训练,甚至一些军官还怂恿部下为所欲为,有的在战后无论胜败都会允许士兵烧杀抢掠。
再加上军官们自身的生活作风也常常违反军队制度,这给士兵们树立了一个坏榜样。
而且大部分人选择当兵是为了钱,士兵们最不能容忍的是减少他们的津贴。
然而,“袁世凯死后,中央集权的最后线索断了,士兵们的收入更多地决定于长官们是否正直,而没有健全的制度。
有的单位津贴减少了,有的则不能按月发放。
”[26]因此,当长官们贪污士兵的经费时,士兵们的士气和纪律就会萎靡不振,有时甚至会发生兵变和叛逃。
与军队纪律松弛相伴的是军队的战斗力弱。
首先,士兵们在利益的驱使下选择当兵,他们的雇佣性质强烈,奉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两军交战时,他们不会为了自己的军队艰苦作战,而是在利益的考量下,玩弄阴谋、甚至投降以保全自己,倒戈、被收买的现象在每次战争中都存在。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军投降的人数估计在八万人左右”[27],死伤的人数远不如投降和逃亡的人数。
其次,军阀们疯狂的扩军完全不考虑装备武器是否能满足全军的需要,部队的急剧增多使得原本更好的训练和齐备的装备因为士兵的暴增而难以有效分配。
使得当时出现“兵多于枪,枪多于弹”的状况。
虽然袁世凯在19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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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了《步兵操典》,规定了步兵训练时教练、战斗、礼节及操刀持号法等方面的具体训练科目,但是当时许多军官把训练看成是冗长、厌烦和费神的工作,很少对士兵进行严格完备的训练。
“在物资奇缺的情况下,士兵们往往只能进行最低水平的训练,而且并不是每一个新兵都能够配备一支步枪,部队的战斗力也自然下降。
”[28]
(二)士兵职业化
军阀时期,许多士兵选择进入军队主要原因是因为贫穷,无以为生,“当兵是穷苦人的谋生之路。
这些人离开了农村就从‘隐蔽的失业’变成了真正失业的‘自由劳工’而参加劳工市场的竞争。
”[29]然而很少有人能成为产业工人,大多数人则指望可以在军队中获得谋生的机会,甚至希望得到发财的机会。
根据当时一个士兵的描述,“我们入营当兵,为的是爱国,还是为的吃穿呢?我想人人为的是吃穿,没有一个肯爱国的。
”[30]从社会地位考虑,在当时军阀当道的时代,军人处于历史舞台的中心,军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而且军官和普通士兵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许多军官也曾出身底层,这使得人们把当兵作为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一个机会。
从经济方面考虑,当兵的收入远远高于种地,足以养家糊口,甚至还有可能有通过战后的抢夺发财的机会。
因此,“当兵不是为了义务,更不是为了信仰,而仅仅是谋生的一种手段,是一种地道的‘冒险性职业’”[31]。
士兵们把当兵作为一种职业,当遇到战争或者军官贪污军饷等情况时,他们会具体考量寻找利益最大化,自然也就会出现叛逃、投降、兵变等情况。
然而在没有找到更好的谋生办法时,他们往往也会反对被解雇或遣散。
军队中还会出现人员更换速度快的情况。
一些士兵在军队待几年后,通过部队津贴或抢夺聚集了一笔财富后就会开小差。
“许多开小差的人当钱财用完时又回到军队,这样的人被称为‘兵混混’或‘兵油子’,以当兵谋生。
”[32]据统计,有的士兵甚至参加过4个不同的军队,士兵的职业化现象明显。
(三)兵匪相通
兵匪的双向流动成为近代军阀士兵的一个特点。
在当时,“许多土匪就是溃散的军队,许多军队就是招抚改编的土匪。
”[33]军阀政治时期,扩
军成为各派军阀之间争权夺势的主要手段之一。
军阀采取各种手段,招募社会闲散人员其中包括大量的土匪。
这些土匪进入军队后为以后打家劫舍的抢掠行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甚至有时候有的军官会让自己的部下以土匪的名义抢夺财物,等积累了足够的粮饷后又重新回到部队当兵。
“军阀就像大工厂的厂长,下级军官就像工头。
有办法的工头等于能干的企业家,能筹款养兵;没办法的,只好欠饷。
”[34]当士兵没办法在军阀那里得到足够的物质保障时,便会发生兵变,有的摇身一变成为明火执仗的土匪,从老百姓那里抢夺财物。
尤其是一些战争结束后,“很多军队的官兵就流浪在社会上,无人愿意出面对他们进行管理和约束。
于是他们就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35]
除了以上匪被招募为兵,兵有时兵变为匪的情况外,社会上还有“军队与土匪相遇时彼此关照,互不侵犯”,“兵与匪双方互通有无”[36]的现象。
兵匪勾结发动兵变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如:1918年3月福建兵变、1920年11月10日许昌兵变等。
兵匪相通,沆瀣一气,使得民国的政局更加混乱,社会安定遭到极大破坏。
结语
军阀政治时期,军阀们为了自身利益拼命扩军,招募了大量的游民、破产农民、土匪和散兵游勇。
募兵不严造成军队素质低下,士兵纪律松弛、战斗力弱、职业化现象严重以及兵匪相通等后果,严重危害了社会安定和发展。
首先,士兵们素质低,纪律松弛,使得兵犹如匪,经常打家劫舍,抢夺财物,造成了大量人民失去生产资料,流离失所,使得经济发展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受到严重阻碍。
其次,士兵职业化完全颠覆了人们当兵保家卫国的价值观,人们当兵没有信仰,只为自己的利益,军人心中没有国家,作战只为薪饷,使社会的安定统一失去保障。
最后,军阀时期战争频繁,兵匪相通,士兵和土匪沆瀣一气,劫掠百姓,加剧了社会的动乱,破坏了人们安定的生产生活。
总结军阀时期士兵招募的来源、军队的素质以及造成的影响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军队的高素质是社会安定的保障,招募士兵必须详细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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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卷第5期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19年10月
Exploring the "soldiers"of the warlord politics
Dong Hongti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Bohai University,Jinzhou,Liaoning 121000)
Abstract :During the political period of the warlord,the authorit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as lost,and the
warlords of various factions were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making the society turbulent.The destruction of the
social economy has produced many bankrupt farmers,nomads,etc.In the case of poverty,the soldiers have become a relatively good career choice for the people.In order to compete for power and gain profits,the warlords also rushed to expand the army,recruiting a large number of bankrupt peasants,nomads,bandits,and post-war forces,and defeated the army to join the army.This type of recruitment and the source of the soldiers have resulted in low quality of the military,slack discipline,weak combat,professionalism,and military-related phenomena,which have caused great damage to the stability of society,the economy,and people's lives.Keywords:Warlord political period ;soldier recruitment ;Source of soldiers .(责任编辑:
张少云)核资质来历,军事训练必须严格,要培养有信仰爱国家高素质的军队。
参考文献:
[1]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153.
[2]张欣,李永福.论军阀时期军队士兵的职业化[J].台州学院学报,2005(4)张欣.论军阀时期的兵源匪化[J].浙江社会科学,2005(4).
[3]谢之玉.1912-1926年湖北军队建设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7.
[4]许纪霖著.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
国家与世界认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50.
[5]陈锡璋.北洋沧桑史话第2卷[M].台南:兴文斋书居,1967:503-508.
[6][24]孔凡义.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7]张研,孙燕京.民国史料丛刊672册社会·农村社会[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302.
[8]袁世凯.拟订募练新章程请敕部立案折,袁世凯奏议上[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435.[9]张侠等.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186.
[10][13][18][26][31][32][美]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1]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9.
[12][14][28]骆艺,黄柳青.军阀之国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中国军阀影像集1911-1930上[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
[15][美]J.E.谢里登.中国军阀:冯玉祥的一生[M].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161.[16]王寅生等.中国北部的兵差与农民[M].南京: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1931:8.
[17]吕俊伟,王耀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山东土匪成因浅析》[J].烟台大学学报,1997(3):88.[19]周育民.开埠初期上海游民阶层研究[J].近代史研究,1992(5):16.
[20]周秋光,张少利,许德雅,王猛.湖南社会史1[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678.
[21]张欣,李永福.论军阀时期军队士兵的职业化[J].台州学院学报,2005(4):38.
[22]蔡少卿.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73.[23]邵雍.中国近现代史辨疑与释读[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2:15.
[25][27][29][33][34][加]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3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M].苏州: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263.
[35]侯杰,
秦方.旧中国三教九流乞丐土匪赌徒[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77.
[36]李山主.三教九流大观下[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1689.
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