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国有企业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的基本框架

相对弱化。
（二）“新三会”与“老三会”之间的矛盾
（二）“控制力强化”与党组织职能稳步提升阶段
“老三会”是指党委会、职代会、工会，这是现代企业制
2000 年 1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一次明确提出“双向进入、 度构建之前国有企业制度的核心之所在。“新三会”是为了建
交叉任职”。2005 年 10 月 27 日新颁布的《公司法》规定在公 立现代企业制度所设立的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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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党委成员”与“决策层成员”不同角色之间的 矛盾
按照“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基本原则，对于具体的人， 则可能出现不同角色和使命的冲突。符合高管任职标准的党委 委员可担任公司的董、监、高，同时具备“两种身份”，政治 立场和政治觉悟的执行者和引领者，同时也是企业发展战略和 经济效益的制定者和管理者。作为董事会或经营班子成员要按 照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的要求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管理现 代企业。党委会成员代表的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形成的集体意 见，作为个人董事则享有决策表决权的法定权力，决策的责任 由个人承担，作为党委委员代表党民主集中决策与作为董事会 （经营班子）成员的个人意见发生相左时，如何处理角色冲突 是亟待解决的难题。角色冲突的本质是对角色定位认识的片面 和模糊，实现两者角色的清晰转化，责权对等是解决该问题的 基本出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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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国有企业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的基本框架
刚成军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程小依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1145（2020）06-022-02
摘 要 自 ２０１５ 年起，中央前后共开展了三轮巡视，针对中管企业的巡视，提及的首要且绝大部分存在的问题便是“重业务， 轻党建”。如何在当前形势下提升和强化党建工作是国有企业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国有企业不仅肩负着社会服务和衍 生宏观调控政策的使命，也承担着提振经济和追求效益的责任。为此，国有企业在加强党建工作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党 建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党建是落实国家政策方针的组织保障，公司治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管理保证，重构党建与公司 治理的框架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企业党组织 公司治理 框架
小平同志以前无古人的勇气和魄力拨乱反正，扭转乾坤，引领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较少参与党建工作，党建工作与生产经
方向。在宏观经济领域，发展市场经济；在中微观经济领域， 营的脱节；部分观点认为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树立在国有
搞活机制，充分授权，中共第十二届三中全会、第十四届三中 企业经营与发展、运营及管理中的核心地位，统管一切，影
司中设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2007 年 10 月新修订的《党 不同主体之间相互掣肘，如何协调“新三会”与“老三会”之
章》指出，国有企业的党组织 , 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参与重 间的关系，目前专家学者们莫衷一是，但基本思路是党组织负
大经营决策。2017 年 4 月 24 日，新颁布的《国有企业法人治 责人要和决策层、管理层人员之间交叉任职。国有企业按照公
一、党组织“两阶段”发展的历史进程
会产生矛盾。新公司治理框架下的“新三会”与传统组织下的
按照改革的哲学逻辑，“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是其路 “老三会”因权力边界的划分可能产生矛盾。“双向进入”和“交
径依赖；按照改革的责权模式，“放权与收权”轮回式适应是 叉任职”使得同一人承担党组织和决策层双重角色，角色目标
诸多冲突，如对企业人事管理和权责配置的不同意见，对干 部选拔、考核和任用方面的不同意见等。部分观点认为在市
（一）“放权让利”与党组织职能弱化的阶段
场经济体制环境下，国有企业应当以业务为先，创造经济价
1978 年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元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 值，没有必要设置一个“核心”，导致部分国有企业决策层
二、正确处理三大“矛盾”
初级代理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构，是国有企业的股东，股东选聘董事会符合公司
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着政治核心作用，董事会和经营班子 治理的基本逻辑。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党政机构选聘董事长
发挥着管理决策职能。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则是要通过进 （总经理）或党委书记应实现德才匹配、岗责一致和人与企业
入决策层或管理层的途径得以实现，“核心”与“中心”便会 匹配等。
发展与稳定的基石。经济改革的主线条是国有经济的改革，可 的部分不一致会导致不同角色之间转换的矛盾。
总结为“破”“立”和“放”。“破”是破除旧制度、旧藩篱；
（一）党组会与董事会（经营班子）之间的矛盾
“立”是立新制度、新机制；“放”则是放权让利、政企放开。
党组织拥有党章所赋予的，在国有企业中的核心政治地
2001 年以前，政企关系更多的是“放”，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 位，董事会则是法律所赋予的企业决策中心。在国有企业运
的作用和职能较改革开放前有所弱化；2001 年之后，政企关系 营及管理过程中，党组会与董事会就决策管理问题可能存在
更多的是强化“管控力”，发挥“影响力”，党组织的地位和 作用得到了稳步提升 [1]。
全会先后出台多项国有企业改革方针政策，先后推行“厂长负 响了党组织形象，又影响了企业发展。解决两个端头的矛盾，
责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更多关注于国有企业体制机制、 需要构建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实现党组织与公 经济效益，而国有企业党委会（党组）职能在这一阶段较少提及， 司治理的和谐共生发展 [3]。
理结构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36 号），进一步明确了 司改制要求都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党的组织部门和政府人
国有企业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和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治理 架构中的法律地位，党组织职能得以稳步提升 [2]。
事部门对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具有绝对任免权。按照 国有资产的产权属性，党的组织部门和政府人事部门是产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