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093556_虎患与官德：清官伏虎传说的德政智慧及其伦理观念

ＤＯＩ：１０．１６６１４／ｊ．ｇｚｎｕｊ．ｓｋｂ．２０２３．０２．０１４虎患与官德：清官伏虎传说的德政智慧及其伦理观念
闫　博
（云南大学文学院，云南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清官伏虎传说作为代表性的德政资源，源于东汉，兴于宋元，繁于明清。

这一传说以清官借助德政或祷神方式治理虎患为内容，巧妙设置人虎矛盾与治理情节，以德伏虎、祷神伏虎，经由古代生态问题而折射出天人和谐、厚生爱物的生态伦理文化，彰显了传统政治伦理文化中的官德官风。

清官伏虎传说中的生态伦理观念和清明政治理想蕴含了丰富的中华传统德政智慧。

关键词：清官伏虎传说；德政智慧；生态伦理；虎患；官德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７３３Ｘ（２０２３）０２－０１５０－１１
Ｔｉｇｅ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ｓｄｏｍｏｆＭｏ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ａｌＩｄｅａ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ｅｇｅｎｄｏｆ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ＧｏｖｅｒｎＴｉｇｅ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ＹＡＮＢｏ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Ｙｕｎ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０９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ｌｅｇｅｎｄｏｆ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ｇｏｖｅｒｎｔｉｇｅ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ａｓ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ｖｉｒｔｕｅ，ｗｈｉｃｈｏｒｉｇｉ ｎ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ｗａｓ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ｏｎｇａｎｄＹｕ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ｐｒｅａｄｔｏｔｈｅＭｉｎｇａｎｄ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 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ｉｓｌｅｇｅｎｄ，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ｔｉｇｅ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ｂｙｖｉｒｔｕｅｏｒｐｒａｙｉｎｇｔｏＧｏｄ，ａｎｄｓｅｔｕｐｔｈ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ｌｏ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ｎａｎｄｔｉｇｅｒｃｌｅｖｅｒｌｙ，ｗｈｉｃｈｒｅｆｌｅｃｔ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ｈａｒｍｏｎ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ｎ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ｅ，ｃａｒｉｎｇｆｏｒａｎｉｍａｌ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ｔｈｉｃ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ｔｈｉｃ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ＱｉｎｇＭｉ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ｄｅａｌ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ｅｇｅｎｄｏｆ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ｇｏｖｅｒｎｔｉｇｅ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ｃｌｕｄｅ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ｗｉｓｄｏｍ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ｆｉｎ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Ｌｅｇｅｎｄｏｆ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ＧｏｖｅｒｎＴｉｇｅ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ＷｉｓｄｏｍｏｆＭｏ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ｔｈｉｃ；ｔｉｇｅ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ｍｏｒ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一、问题缘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德政智慧，结合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国情，有必要进一步发掘历史材料，汲取其中的宝贵营养。

笔者发掘清官伏虎传说，梳理其所寓含的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德政精华，希望从中探索古代政治思想的文化逻辑，寻找到中国历史实践中的德政依据与清明政治理想。

正是出于这一研究目的，论文全面梳理古典文献资料中的清官伏虎传说异文，发现这一传说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２－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佛教寺院与宋代诗歌的互动关系研究”（１９ＸＺＷ０１３）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闫　博（１９８６—），女，内蒙古自治区包头人，文学博士，云南大学文学院、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产生与史籍所载“虎患”“虎暴”“虎灾”等重大现实事件密切相关，这也使得清官伏虎传说具有了与一般德政传说不一样的文化品格。

中国文化史上，古人敬虎爱虎，并将其作为图腾和崇拜对象。

老虎本身对于人类而言并不神秘。

国人对虎的认识，大体上经历过一个从崇拜、敬畏，到模仿、利用，再到规避和捕杀，再到珍惜和保护的漫长演变过程［１］，并逐步形成虎文化。

我国虎文化源远流长。

早期先民便将虎作为崇拜物，如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遗址中发现由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殷周时期的龙虎尊，绘于青铜器或陶器上的虎耳、虎斑纹以及半人半虎形状的雕像等。

上古神话中亦有许多虎神话以及神虎的形象，如以《山海经》为例其中记录与虎有关的神话传说５０余条［２］。

神话中西王母、东王公形象皆有虎的身影，开明兽、陆吾、蓐收等皆为虎神。

《说文解字》将虎释为“山兽之君”［３］。

可见，古人思想中老虎并不仅是猛兽，更被神化和人格化。

清官伏虎传说中的老虎与其他虎故事、虎传说不同，它既是造成灾害的元凶，亦能被道德感化而甘愿伏诛，反映了猛兽亦可变为仁兽的道理。

当我们深入考察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的老虎毁坏财物、袭击人畜乃至害人性命的真实事件时，清官为政的主题却被作为核心线索突显出来。

“以德伏虎”否定了“赶尽杀绝”的治虎观念，地方官应付虎患的措施中，除重金悬赏、发动百姓围捕猎杀考虑外，更推崇与虎“和谐共生”，认为虎患源于为官者的暴政与贪腐，有虎为害与否几乎成为政治清明与否的一种象征，官吏德政则无虎患。

同时，猛虎在官员道德力量的感召下亦可化为仁兽，足见德政之可贵。

历代典籍所载清官伏虎传说，基于现实事件与崇虎观念之间的互动逻辑中，呈现出虎患与官德的对应关系。

那么，虎患与官德何以会产生这种文化关联？道德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何以成为伏虎的手段，其中蕴含了怎样的伦理观念？清官伏虎传说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德政资源，又有哪些启示价值？笔者围绕上述问题，从清官伏虎传说的起源流变中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

二、清官伏虎传说的起源与流变
清官伏虎传说，主要讲述某地老虎为患，到处食人及家畜，官员以道德感化为手段直接或间接依靠神力将老虎驱逐出境或使其伏罪自裁。

该传说自东汉产生至明清仍有所流传，其内容主要经历了从简单向复杂的嬗变，大体以宋元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宋元以前
先秦时期虎患与政治已有所联系，较早如《礼记·檀弓下》载：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

夫子式而听之。

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

”而曰：“然。

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

”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４］１３１３
该传说借孔子之口道出苛政的危害甚于虎患之理，以此突出德治仁政的可贵，然此时尚未有德政可以消除虎患之说。

东汉时期，人们认为官德的好坏成为影响虎患发生与治理的重要因素。

如王充《论衡·遭虎篇》所言：“变复之家，谓虎食人者，功曹为奸所致也。

其意以为，功曹众吏之率，虎亦诸禽之雄也。

闫　博：虎患与官德：清官伏虎传说的德政智慧及其伦理观念
功曹为奸，采渔于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

”［５］７０７清官伏虎传说于此时初见端倪，典籍中多处记载官吏以德政消除虎患之事。

较早如应劭《风俗通义·正失》之“宋（宗）均令虎渡江”云：九江多虎，百姓苦之。

前将募民捕虎。

后太守宗均到任，以为虎数为民害者，“咎在贪残居职使然，而反遂捕，非政之本也”。

命人坏槛?（捕虎工具），减课录，退贪残，进忠良。

后虎皆东渡江，不为民害［６］１２２。

《后汉书》中更是集中记录东汉时期多位清官的伏虎传说。

如《法雄传》载：法雄为南郡太守，永初（１０７—１１３）中，该地多虎狼之暴，前太守命人捕虎，反被虎伤。

法雄嘱曰：“古者至化之世，猛兽不扰，皆由恩信宽泽，仁及飞走。

”并命人毁坏捕虎工具，不得妄捕山林。

是后虎害稍息，人以获安；又如《宗均传》所记宗均伏虎事与《风俗通义》大体一致；又如《循吏传》载：童恢仕州郡为吏，有民为虎所害，获二虎。

童恢咒虎，言杀人者当低头伏罪，非者当号呼称冤。

一虎认罪，即杀之，一虎鸣吼，令放之；再如《儒林传》载：崤、黾驿道多虎灾，刘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渡河［７］１２７８，１４１２－１４１３，２４８２，２５５０。

考法雄、宗均、童恢、刘昆之伏虎传说，皆以虎患为前提，以德政或德化为手段处理虎患，以虎患消除为结局，情节极其相似，唯童恢事略有不同，然亦在表达“以德伏虎”之意。

魏晋至唐亦有官吏以德伏虎传说见诸记载，然数量较少，内容与“宗均”等伏虎传说大体相同。

如《梁书·良吏传》载：天监六年（５０７），孙谦任零陵太守，谦至虎暴绝迹，及离任之夜，虎即害居民［８］。

又如唐李冗（伉）《独异志》卷中“和亿审虎”载：汉和亿为畿令，常有虎害人。

设槛获二虎。

亿曰害人者低头。

一虎低头。

亿放另一虎。

自是猛兽皆出境［９］。

“和亿”之事当为汉事，内容又与“童恢”传说几近一致。

疑为同一事件的不同敷衍。

（二）宋元至清
宋时清官伏虎传说的情节更为丰富，增加官员祈祷神灵（主要为城隍神），以驱除或惩罚恶虎的情节。

较早如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一三《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志铭》云：胡则在浔州时，“人有虎患，公斋戒祷城隍神，翌朝得死虎于庙中”［１０］３２３。

之后，金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一《萧卞异政》载范司农丞所言：萧卞贞 （１２１３—１２１７）中为官寿州，有民周立采薪新寺滩，为虎所食，其妻泣诉于卞，卞至新寺滩，有虎徐行而前，若有鬼神驱执者，卞将其射杀［１１］。

明时清官伏虎传说逐渐增多。

如黄瑜《双槐岁钞》卷三载：周新永乐三年（１４０５）九月升云南按察使，境中有虎害，周新为文告城隍，须臾有虎被格杀［１２］。

又如都穆《都公谭纂》卷下载：御史张籨，成化（１４６５—１４８７）间出任江西铅山县，县中寡妇之子为虎所食，讼于张，张乃撰文命城隍捉虎，后虎自至府衙，张将虎射死［１３］。

《明史》卷一六一《张籨传》亦载此事［１４］４３９３。

再如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一“金润”、卷五三“王坡”、卷七二“黄仲芳”、卷七八“潘文浩”、卷九八“随 ”、卷一一 “周志新”皆载有类似猛虎食人或为暴，官员通过祝祷城隍，猛虎被杀或自至受死［１５］。

其他如明初所修《明一统志》、正德（１５０６—１５２１）《袁州府志》、嘉靖（１５２２—１５６６）《九江府志》《建宁府志》等诸地方志以及陈继儒《虎荟》、王?登《虎苑》等虎故事专集亦有类似记录。

此外，以清官伏虎传说为素材的通俗作品亦于明时广为流传。

如成化年间（１４６５—１４８７）民间说唱词话《新编说唱包龙图断白虎精传》讲述沈元华进京赶考，夜宿伏虎大王庙，与自称受母虐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躲入庙中的白氏女成婚。

后夫妻二人共至京城。

张道士因向元华泄露其妻为白虎精的秘密而被虎精所食。

包公审案，命人捉拿白虎精，在伏虎大王神的指点下，虎精被擒，最终被包公判处斩刑［１６］。

万历年间（１５７３—１６２０）公案小说《百家公案》第８９回《刘婆子诉论猛虎》叙：老妇状告猛虎食其子，导致自己孤苦无依。

包公遂命人追押猛虎，在云山土地神帮助下捉得虎入狱，最终判杀此虎［１７］。

《详刑公案》卷五《钟府尹断猛虎伤人》叙：南宁府崇正里老妪谢氏之子被虎所食，其母至钟维新府尹处告状，钟祈请社令捉拿猛虎。

后群虎自至，钟府尹判虎自裁，虎至街心触剑自死［１８］。

此故事又见《律条公案》卷四《钟府尹断猛虎伤人》，内容几近一致［１９］。

清时清官伏虎传说亦广见记载，然其内容大体与前代所记之传说基本一致。

如道光（１８２１—１８５１）《苏州府志》卷八七《人物·宦绩十二》载：宋英玉迁河间同知，代理蔚州知州之职。

该地多虎患，宋祷于城隍神，一月中毙四虎［２０］。

同治（１８６２—１８７５）《苏州府志》卷一 一《常熟县》云：张应曾任蒲江知县，该地尝有虎患，张为文祷城隍神，一夕，虎渡河去［２１］。

其他如道光《广东通志》、光绪（１８７５—１９０８）《湘潭县志》等地方志所记该类伏虎传说大致如此，未有新的情节内容。

概而言之，清官伏虎传说产生于东汉，流行于魏晋至隋唐，宋时有所变异，至清仍有所流传。

宋元前该类传说以官吏依靠自身德政驱除虎患为主，强调虎患因官吏苛政而起，实施仁政后虎患自除；宋元以后则以描写官吏借助神力，如祷于城隍以除虎灾。

正如王充所言在很多倡导“天人感应”的儒生心目中老虎百兽之王的形象可与统领百姓的官吏相比附，故而虎灾的发生及治理，便与官德的好坏息息相关。

当然，该类传说纯属偶发性事件，虚构成分居多。

如《后汉书·刘昆传》载汉光武帝问及刘昆行何德政而致虎北渡，昆对曰：“偶然耳”［７］２５５０。

又如王充早已指出虎害人之事，古已有之。

“苛政猛于虎”的传说中，为何政不苛、吏不暴，仁政若足以驱除猛虎，然虎为何依然食人？那么，毒蛇亦害人又该对应何种官吏［５］７０９？同时，清官伏虎传说亦具有一定真实性，反映了古代社会的人虎矛盾等生态问题。

面对现实问题，“以德伏虎”传达何种伦理观念？皆值得进一步予以探究。

三、清官伏虎传说中的生态伦理文化
文化或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始于人类对于动植物的驯化，人类为了生存必然要与自然环境发生关系，故人类诞生之初即存在生态文化。

我国是老虎的主产国之一，故人虎矛盾是我国生态文化中较为独特的表现。

老虎是典型的山地林栖动物，主要栖息于森林山地，丘陵、灌木或杂草丛生之地，以野猪为主要食物，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２２］。

可以说，没有森林就没有老虎，而虎患可以作为人类侵入老虎栖息地的证据［２３］。

清官伏虎传说中村民入山砍柴而被虎食或某地、驿道多虎患等情节便真实反映了人与虎、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

（一）生态问题的彰显
从清官伏虎传说发生并流行的时间来看，虎患绵延千年，贯穿古代社会始末。

殷商时期已多有虎患，秦汉尤甚。

如早在甲骨文中便有关于虎患的记载。

武丁时代老虎曾一度为患，甲骨卜辞中“?虎”之词，即因老虎为害，欲用“豕羊”举行“?”祭，以消虎患之意，捕猎老虎曾是商王武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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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事之一［２４］。

东汉刘昆伏虎传说中所记崤、黾驿道多虎灾。

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流传至今的汉代图像已多有展现，甚至曾达到阻断交通的程度［２５］。

魏晋至唐亦有虎患存在，宋元以后更是频发［２６］。

宋代人地矛盾加剧使得虎患时有发生，老虎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平原和城市甚至都有老虎活动［２７］。

明清时期人口快速膨胀，土地资源紧张，农民大量开垦山区毁坏森林，不仅破坏老虎的栖息地，更使得老虎的食物链遭到破坏导致虎患非常严重。

据学者统计北魏至元数千年中，全国发生虎患１６起［２８］，而明清时期，仅东南地区就出现虎患５１４次，其中明代２０５次、清代３０９次［２９］。

明清时期清官伏虎传说数量的增多与当时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着紧密关系。

从清官伏虎传说发生及流传的地点来看，主要以淮河以南地区为主。

如宗均伏虎传说中的九江（江西）、法雄伏虎传说中的南郡（湖北）、孙谦伏虎传说中的零陵（湖南）、胡则伏虎传说中的浔州（广西）等亦为我国老虎的主要栖息地。

以江西为例，多为丘陵和山地，非常适宜老虎生存。

明清时期江西共发生虎患１５７次，省内虎患分布，明代较零散，清代则遍及一半以上的州县。

由于战乱、灾荒导致人口锐减，森林得以恢复，老虎数量增加亦是导致虎患的重要原因［３０］。

（二）生态伦理的表达
受宗法和家族制度的影响，我国古代社会一向重视伦理规范和道德教化。

有学者认为“求善重德”为旨趣的“伦理型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之一，同希腊以“求真重智”为目标的“科学型文化”各成一家［３１］。

古人重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规范，亦将这种思考扩及至人与自然。

如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动植物是否具有谋求生存的权利以及人类对于自然是否具有责任等，并逐渐形成生态伦理文化。

清官伏虎传说中官吏通过道德教化以除虎患的情节看似荒谬，实则为古代天人和谐、厚生爱物等生态伦理观念的生动体现。

１．天人和谐。

有学者认为其中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天人一体，二是天人共生共荣，三是人应遵循自然规律，法则自然［３２］。

从消极的层面看，天人和谐观具有唯心主义神秘色彩，将天神化，强调其意志和主宰一切的地位和作用。

从积极的层面看，天人和谐观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自然的权利，强调人对自然责任等，又极具价值和意义。

如《庄子·外篇·马蹄》言：“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

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

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

”［３３］又如《淮南子·?论》云：“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夺，天下不非其服，同怀其德。

当此之时，阴阳和平，风雨时节，万物蕃息。

乌鹊之巢可俯而探也，禽兽可羁而从也，岂必褒衣博带，句襟委章甫哉！”［３４］而清官伏虎说传中宗均所言：“虎豹在山，鼋鼍在渊，物性之所托。

故江、淮之间有猛兽，犹江北之有鸡豚”［６］１２２。

法雄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犹人之居城市”［７］１２７８等，正是“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３５］１９３３，人与动物，天性使然，各有所居，但可以和谐共生观念的反映。

２．厚生爱物。

英国学者胡司德曾言：“人与动物互相作用是个既定的社会现实，对待动物的态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得以编码，从而呈现社会意义。

古往今来各个社会，都曾根据各自对动物的社会需求、宗教需求、经济需求，根据各自对待动物的情感倾向来安排社会秩序。

”［３６］。

虽然我国古代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不同时期的动物观有所差异，但大体以厚生爱物的思想即儒家所倡导仁爱之说、恻隐之心为主流，皆提倡统治者能够恩及野兽，泽及草木，圣君贤臣驯服动物、支配自然不在武力征服，而在道德教化。

所谓网开一面、君子远庖厨。

董仲舒曰：“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

”［３７］《孔子家语》云：“孔子曰：‘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其任授贤而替不肖。

德若天地而静虚，化若四时而变物。

是以四海承风，畅于异类，凤翔麟至，鸟兽驯德。

无他，好生故也。

’”［３８］张载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３９］所以古人反对过度捕猎、捕捞，强调不违农时，斧斤以时入山林。

古人亦认为毒虫猛兽不伤有德之人，动物亦可在人类道德的感召下改变本性。

如《老子》五十五章言：“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毒虫不螫，猛兽不据，騛鸟不搏。

”［４０］又如《列子》云：“太古神圣之人，备知万物情态，悉解异类音声。

会而聚之，训而受之，同于人民。

”［４１］清官伏虎传说中虎作为食人之猛兽，具有“恶”的象征意，而在清官“善”或“德政”的感召下，亦能东游渡江或是主动低头承认食人之过，甘愿受刑。

宋元以后更是出现虎自触剑而死，以合杀人偿命之律，如此“弃恶从善”之举便源于清官厚生爱物，不滥杀无辜的德政感化。

这些观念虽仍以肯定人的地位为前提，但亦倡导尊重、维护动物的权利。

佛教、道教等宗教更是认为众生平等、万物一体，以不杀生为戒律，进一步提高动物的地位与权利。

如此种种，皆为我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厚生爱物的表现。

清官伏虎传说中尊重老虎的生存权利，不盲目地捕杀老虎以除虎患而是强调人类应承担的责任。

宗均、法雄的言论皆为明证。

童恢伏虎传说中，虽仍表明“天生万物，以人为贵”［７］２４８２，但亦仅是处罚吃人之虎并未滥杀无辜。

胡则伏虎传说中采用祈祷城隍的方式治理虎患，亦是宋代统治者提倡治虎应辅以祭天祈神、道德感化、佛法降伏［４２］等手段相一致。

所以，抛去神秘色彩不言，这些理念和举措，就足以彰显人类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和忏悔。

这便不仅是一种“神秘主义”，更是“动物保护主义”。

要而言之，历代清官伏虎传说中虎食人或为暴为乱的情节真实反映了我国古代生态文化中的虎患问题。

生态文化反映的是人类适应和维护不同的生态环境的模式，我国历史上“虎患”问题频发，而且涉及区域广泛。

这是我国古代生态文化中人虎关系的激烈表现，亦涉及生态环境问题最多的一面。

千百年来，无论传说中的虎患情节还是历史上的虎患问题，所表现的不仅是一种野生动物灾害，更是人类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所产生恶果的真实写照。

该传说中以德治虎的情节亦不仅是简单的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神秘之说，更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和保护动物权利的体现，因为天灾往往与人祸相伴。

这表明古人在肯定人类在自然界最高地位的同时，亦重视人类对于自然环境应肩负的伦理责任。

这对于当今共建绿水青山，为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提供有益思考。

而清官作为该传说中伏虎的关键人物，其身上又被赋予何种伦理寄托？
四、清官伏虎传说中的政治伦理文化
自董仲舒治公羊之学，明天人感应之说，加之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大小夏侯、眭孟、京房等大儒皆推演此说。

自汉至清整个封建社会皆以儒家理论立国，倡导仁政、德治，这是清官伏虎传说得以
闫　博：虎患与官德：清官伏虎传说的德政智慧及其伦理观念
产生并能够长久流行的背景亦是重要原因。

天人感应之说于东汉尤盛。

因经学兴盛，乡举里选为士人进身之阶而主要受社会舆论左右，故面对虎患，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道德伏虎、德政驱虎等感化的力量”［４３］。

“以德伏虎”的背后，既是我国古代政治伦理中注重官吏修己之德的体现，亦是神权政治的遗留。

（一）官德官风的倡导
官德作为一种政治美德，“是中国古代对各级官吏在道德上的要求以及官吏的自我砥砺、自我修养，具有传统色彩”［４４］。

注重培养和考察官员的官德官风是我国古代政治伦理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为了政权的稳固，历代统治者总结出一套官吏的从政规范和修身原则。

早在先秦时期，《周礼·天官·小宰》便载有考核官吏的要求，“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４５］。

汉时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影响，儒家所倡“仁爱”“德治”等理念成为汉代官吏主要政治理念。

唐时更加全面地规范了官吏的考核，考课之法有“四善”，即“德义、清慎、公平、勤恪”四个方面规范官吏品德，“二十七最”则根据官吏职掌之事，分类制定不同的职责标准，其中“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４６］。

宋元明清时期以沿袭唐朝的考核办法为主，略有损益。

千百年来封建官吏皆以儒家思想作为其修身和为官之道。

与清官词义相近，产生更早的是“循吏”一词，“循”便有循礼守法之意。

《史记》中首创《循吏传》，为《汉书》《后汉书》所继承，其他如《良吏传》《能吏传》或《良政传》等亦属于循吏范畴，而这些循吏、良吏等便是清官的前身和原型。

东汉时期清官伏虎传说中的人物，如法雄“善政事，好发鏝奸伏”，宗均“好经书”“通诗礼”，童恢为循吏“执法廉平”，刘昆出儒林“少习容礼”“能弹雅琴”［７］１２７６，１４１１，２４８２，２５４９。

宋时胡则亦是官德典范。

范仲淹赞其为“进以功，退以寿。

义可书，石不朽”［１０］３２５。

《宋史》卷二九九《胡则传》称其“果敢有材气”［４７］。

胡则死后，因其以刚正不阿、爱民如子的道德品质，被百姓尊称为“胡公大帝”。

明时清官伏虎传说中的主人公周新、张籨等亦以官德著称。

《明太宗实录》《皇明书》《国朝献征录》等史书中皆有周新事迹。

又据《明史》卷一六一《周新传》载：周新，南海人（广东南海），初名志新，字日新，后改字为志新。

洪武中以诸生贡入太学，受大理寺评事，后历任监察御史、云南按察使、浙江按察使等职，善断狱，敢言，多所弹劾，时人称“冷面寒铁”。

永乐年间因得罪锦衣卫指挥使纪纲被诬下狱。

临刑大呼：“生为直臣，死当作直鬼”。

同卷《张籨传》载：张籨性刚明，善治狱，廉洁奉公。

引疾致仕，家中“环堵萧然，拥经史自娱”［１４］４３９２－４３９４。

这些人物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注重教化，广施“仁政”，能够做到“以德服人”。

如此个人品德及政绩在吏治腐败的封建社会中自然受到百姓的推崇，乃至于达到迷信的程度，便逐渐演化出“以德伏虎”的传说并被记载于典籍之中。

无论出于美化政治或是实录的想法，这些官吏以德伏虎传说所表达的不仅是统治者所提倡的百官之榜样，亦是百姓对于官吏的期盼，更是古代所谓循吏、良吏的道德追求与执政能力的真实写照。

同时，“清官”一词亦承载百姓对于良好官德的期盼。

从历史上看，“清官”一词，较早出现于魏晋时期。

此时“清官”与“浊官”相对，意指清贵简要之官职。

宋元时期“清官”具有后世所谓清廉官吏的用法，如金元好问《薛明府去思口号》其一云“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

只从明府到，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