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洛丽塔》中的“不可靠的读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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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简要分析接受美学代表人物伊瑟尔所提出的“隐在读者”的理论,由此指出,伊瑟尔所谓的“隐在读者”,其在实质上是一种完全符合阅读期待和完全实现作者意图的理想读者,它使得在文本那里放逐的“真实性”再次在读者那里成为可能。

也就是说,理想读者赋予小说文本以全局性和一般性的含义,因此元小说的“真实性”固然可
以借由“不可靠的叙事者”而解构,但是如果不进一步解构“可靠的读者”,那么这种理想读者的可靠性又必然会再次赋予元小说以绝对的意义,从而使其依旧在某种程度上是“现实主义的”,远远达不到纳博科夫所坚持的“纯粹游戏”的要求。

一、伊瑟尔的“隐在读者”
在伊瑟尔那里,阅读的过程包括初始阅读
试论《洛丽塔》中的“不可靠的读者”问题
■谭少茹
可能有的人会认为这是一种软弱,但正是这种自身的弱小更彰显了女主最真实的人性化和善良。

(三)打破传统构建女性革命领导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哪个国家女性总是被排挤在政治权利之外,很少有女性带着大家走向胜利成功的,总是以男性领导为主为中心。

在电影中也是一样的,始终把男性作为中心,习惯性的塑造男性的英雄主义,无论是影片的故事方向还是影片的节奏都始终围绕着男性角色进行,男性角色一直掌握和控制着影片的主导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简直成为了电影界的一个标志方向。

但是加里·罗斯执导的《饥饿游戏》却反其道而行之,整部电影都以突出女主角的聪明、善良、机智为中心,把女性角色作为了故事的中心,同时打破了只有男性角色才能拯救社会帮助群众的传统,充分的反映了女性主义让女性形象得到世界的尊重,证明了女人和男人在智力和能力上没有本质区别,同样可以带给大家希望成为“革命”领导。

例如电影《饥饿游戏》中充满了战争和压迫,当你无力反抗时就只能选择服从,游戏规则最终只能有一位胜出者,在面临这种情况时,女主并没有服从于残忍的游戏规则反而殊死反抗展开“突围”。

表现了作为一名女性的坚强,敢于反抗压迫的精神。

女主最初参加饥饿游戏只是简单的为了保护妹妹,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逐步转变成要
挽救暴政下的受苦人民,这是一种情感的生华一个女性革命领导形象的诞生。

(四)电影中其他女性的转变
《饥饿游戏》通过电影的形式把女性主义取得
胜利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同时在这部电影中不光是女主角,其他的女性角色也有所改变,最明显的就是女主角的妹妹Prim 。

Prim 和其他的女孩子一样性格上有些胆小柔弱,不像女主从小就受过锻炼身手敏捷坚强勇敢。

例如在《饥饿游戏》第二部时妹妹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性格上的缺陷,当面对受重伤的盖尔时,Prim 没有像以前一样表现的胆小怕事反而变得很勇敢,镇定的从母亲手中拿过注射器同时冷静的处理伤口。

妹妹的转变充分的反映了女性形象的一个转变过程,妹妹再也不是只会躲在姐姐背后的柔弱姑娘。

还有在游戏中,住在4区的一个体弱多病但却勇敢善良的老奶奶,虽然老奶奶的身体不好但是她有着勇于牺牲的伟大精神,通过老奶奶的自我牺牲成功的为大家拖延了毒雾的爆炸时间。

这些女性形象都说明了女性正在开始转变,女性形象不再只是等待着男性角色的拯救或是情感的附属,她们有着自己的坚强应该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
课题项目:该文为广西大学“海纳计划”国外访学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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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reading)、文本整合(the text into a‘whole’)以及读者与文本的对话(dialogue between the reader and text)。

对伊瑟尔来说,意义不是可在文本中发现的对象,而是一种发生在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建构,即文本固然是固定的,但意义却必须借助读者的阅读行为来实现,这是一个读者将文本结构联系到其自身经验的过程。

一旦当读者和文本融汇在一起,文学作品也就得以建立起来。

因此,文学作品有两极,其一是艺术的,即由作者所创作的文本对象,其二则是审美的,即由读者完成的领会。

伊瑟尔的上述观点包括两个核心概念,即“隐在读者”(“implied reader”)和“叙述空白”(“narrative gaps”)。

当作者构建文本时,他的头脑中有一个特殊的读者,当然不等同于任何现实的、血肉之躯的读者,它在实质上是一种期待不定受众在场的文本结构。

“隐在读者”的概念指向一个反应-邀请结构,它迫使读者去把握文本。

在伊瑟尔那里,文学作品由两个部分组成,即文本的写出部分和未写出文本。

当读者开始一个阅读的过程,文本的写出部分也即构成作品的诸句子一方面向读者提供出情节发展的信息,另一方面则在读者的心中唤起某种期待。

也就是说,文本总是“充满出乎意料的逆转和转向”,作品在读者心中的流动时常被中断,读者则被引向意料之外的方向,期待遭受挫败之余,也被给予一种运用自身能力来填充文本所留有的空白的机会。

这里所说的空白就是作品的所未写出的部分,它召唤读者的参与,显示出阅读是一种能动的建构而非被动的接受。

伊瑟尔的阅读理论很自然地会导向一个结论,即否定文学作品具有实在性,而文本的意义也非文本自身所具有,是有待读者去赋予的东西。

也就是说,由于不同的读者必定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填充文本多种多样的空白,因此作品具有了无限的可解读性。

更进一步,不仅同一个文本可以在不同的读者那里呈现为差异明显的作品,即使相对于同一个读者的不同阅读活动,作品的意义也是不断迁延和变化的。

可以确定地说,读者阅读的过程不仅是文本意义不断拓展的过程,也更是文本走向自身否定的过程。

对伊瑟尔而言,如果读者重新阅读文本,随着新的光芒不断被投射进来,文本叙事中的一些方面就会呈现出在初次阅读中所没有的意义。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伊瑟尔那里,文本虽然具有某种无限的可解读性,但是读者的阅读,也即读者对作品空白的填充活动必须在作者的引导下进行,因此只是一种相对的无限可解读性。

因此,文本固然带来期待,提供空白,但是这些空白却不能任意填充,只能根据一些由作者通过文本所给出的解释性条件来进行。

所以,伊瑟尔的阅读虽然赋予了读者以积极的能动性,但是作者通过作品的写出部分已然对读者的想象起到了限定的作用。

严格来讲,作者不仅引导读者的阅读,而且在其心中存在一个可以完全实现其创作意图和审美偏好的理想读者。

伊瑟尔虽然取消了以往关于读者与文本的主客体二分,作品由此似乎失去了实在性,但是依然具有某种“本来的意义”。

而“隐在读者”就是那种可以完全实现作者的意愿,在作者的引导下去发现作品的本意,或者以一种作者所理想的方式去展开作品的理想读者。

由于这种理想的读者是作者在创作活动中的对话者,其实质是作者的另一个自我,因此按照伊瑟尔的理论,作品依然具有弗洛伊德所谓的作者的“白日梦”的性质。

二、《洛丽塔》的“不可靠的读者”
在纳博科夫所有的小说当中,《洛丽塔》是唯一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一部,其人称选择的内在动机和所能达成的艺术效果尤为值得关注。

首先,第一人称叙事所能提供给读者的视角必定是限定性的,即读者只能通过叙事者的讲述来展开小说的世界,这样小说的真实性就只能依赖叙事者的可靠性,由于小说的叙事者亨伯特是一位精神病人,因此《洛丽塔》的任何真实性的幻象就会遭到取消。

其次,第一人称叙事,叙事者可以直接与“读者”对话,诱使读者落入一个个由作者所精心设定的陷阱,从而使《洛丽塔》表现出游戏的特征。

最后,综合上述两点,第一人称叙事的非全局性和欺骗性使作者不必将自身固定于某个特定的角色,或者将读者的同情引向某个角色,从而可以超越于作品之外,作品的“作者之白日梦”的性质由此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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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述几点,“不可靠叙述者”方面的研究
已经很多,却鲜有涉及“不可靠的读者”这一问题。

大体来说,“不可靠的读者”问题可以分为如下几
个方面:其一,作品的真实意义问题,即“不可靠的
读者”拒绝任何传统阅读习惯中的那种对作品“真
实故事”中的“真实人物”命运的追寻和把握;其
二,作品的“召唤结构”问题,即“不可靠的读者”意
味着读者的阅读不是作者对读者的引导,相反作
者借助多种修辞手段,设定若干陷阱,让读者被唤
起的想象遭遇挫败;其三,“隐在读者”问题,即“不
可靠的读者”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理想读者”,任何
读者对作品所进行的结构化行为都不具有权威
性,而且由于“隐在读者”并非在作者的创作过程
中与作者对话的另一个自我,因此那种试图从作
品中去解读出作者的阅读行为就是无效的。

《洛丽塔》的“不可靠的读者”这一艺术效果主要借助“戏仿”的修辞手段来实现。

在小说的“序
言”中,为了照顾那些纠结于“真实性”的“老派读
者”,“编辑”小约翰·雷向读者透露了小说中几个
人物的“真实情况”。

由于这里所谓“序言”只是对
一般小说序言的戏仿,这样就在实质上取消了小
说人物的真实性。

作为一部以第一人称叙事的作
品,亨伯特在小说中直接称呼读者达30多次。


如在第二部第26章中,亨伯特直接称呼读者为“Bruder(兄弟)!”。

纳博科夫在此戏仿了波德莱尔《恶之花》中“伪善的读者-我的伴侣-我的兄弟”一句,其目的就是要达成一种对那些强调作品“召唤结构“的作家的嘲讽性的颠覆。

与此相应,在小说第一部第13章中,纳博科夫虽然借助亨伯特之口,声称要让“我的有学问的读者去参与到我将回放的场景之中”,但并非真的要去引导读者展开想象,而是通过设定种种陷阱,不断否定读者参与的正当。

对此,纳博科夫借助亨伯特之口不无揶揄地评论道:“正如远比我伟大的作家所表述的:‘让读者想象吧’云云。

转念一想,我不妨踢踢这些想象的裤裆”。

可以说,纳博科夫在此直接回应了伊瑟尔的“召唤结构”理论。

如上所述,任何“召唤”都意味着一种作者对读者的引导,它给出了一种隐在的理想读者,后者在实质上就是作者的另一个自我。

因此由“召唤结构”到“隐在读者”,伊瑟尔的理论暗含着一种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回应,它显示出
任何作品在实质上都具有作者“白日梦”的性质。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何以纳博科夫会近乎
不厌其烦地揶揄弗洛伊德同时又反对“召唤结构”
理论。

可以说,纳博科夫的做法显示出他不仅对小
说的理解远较以往思想家深刻,也必然由此在实
践上将元小说的创作推向了极致。

在纳博科夫那里,戏仿是一种通向更高层次
严肃情感的跳板。

换句话说,戏仿所要达到的艺术
效果就是一种“崇高”的美学感受。

由于“崇高”不
是任何有形的对象,因此只要解构了一切对象的
现实性,就会将审美者置于“崇高”的面前。

基于这
一点,我们不难理解何以解构现实性成为《洛丽
塔》的主题。

在《洛丽塔》中,甚至“善”和“恶”这样
的对象都借助“奎尔蒂-亨伯特”对传统小说中双
重人格的戏仿而遭到取消。

一般的见解认为,奎尔
蒂当然是亨伯特的邪恶面(Quilty,即Guilty,罪
恶),当亨伯特最终杀死了奎尔蒂,那他就获得了
灵魂上的救赎。

但是,仔细研读小说不难发现,情
况并非如此简单。

在传统的双重人格小说中,双重
人格中的邪恶面经常被描述为猩猩。

比如在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斯塔夫罗金就把韦
尔霍文斯基称作“我的猩猩”。

据此,奎尔蒂是“猩
猩”似乎才更合乎逻辑。

但是在小说中,“善的”亨
伯特却时常用“猩猩”来称呼自己,而奎尔蒂也把
亨伯特称作“猩猩”。

这样就在实质上颠覆了亨伯
特-奎尔蒂所指向的善-恶的二元对立关系。

在西
方文学传统中,自我邪恶面的另一个常用意象是“影子”,比如在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中,库尔茨是马洛的“影子”。

尽管在《洛丽塔》中,奎尔蒂一直对
亨伯特如影随形,亨伯特也称呼奎尔蒂为他的影
子,然而亨伯特(Humbert)这一名字的双关性(即ombre,影子),也显示出亨伯特其实是奎尔蒂的影子。

所以,迥然于善-恶的二元对立,亨伯特与奎尔蒂是相互指涉的,没有严格的善恶之分。

这一点在小说第2部35章亨伯特杀死奎尔蒂的情节中得到了极为生动的表现:“我翻身压在他上面,我们翻身压在我上面,他们翻身压在他上面。

我们翻身压在我们上面。


当“善”和“恶”这样的对象也被解构之后,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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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窑平克的语言进化观
■涂超
在The Language Instinct一书中,史蒂芬·平克详细讨论了语言起源研究的几种研究倾向及其问题:第一种倾向来自于动物与人类的比较研究,认为人类的语言能力可以从相关动物的交流能力中得到解释;第二种倾向以Chomsky为代表,主张语言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难以得到进化论的解释。

平克详细探讨了几种研究倾向的不足,指出了其中存在的方法论与逻辑问题,并提出了以自然选择理论为核心的语言渐进论的进化观。

一、人类语言与动物沟通系统的区别
平克(1994)认为,语言跟别的动物的沟通方式显著的特点在于动物的交流系统都基于“简单设计”,比如有限信号、简单重复、序列变化等,其与人类语言最大的区别在于句法(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使得人类语言具备无限性与创新性的特征。

同时作者指出从生物学角度看,控制人类语言与动物交际的大脑区域不一样,从进化史看,语言是在人类和黑猩猩开始分离之后才出现的,这就是说人类的大脑与黑猩猩的大脑的先天结构不可能有任何进化上的联系,是因为进化理论的渐进(gradual)是应用到个体的直线传承,不适用到整个现存的种类上。

因此,关于“真正的语言”的辩论是无意义的,对于人类语言与动物交流系统的对比研究也因此而容易迷失重点。

二、语言结构进化的关键问题
惶无助的读者便被剥夺了一切可借由其栖身的处
所,此时所能有的只能是“崇高”的审美体验。

正如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认为的,“崇高”是与道
德直接相关的,当审美者从“有形”的审美对象那
里走向“无形”,也即从对象形式的合目的性达到
对象形式的极端不合目的性,他就会转而面对理
性自身,去寻求一种主观理性层次上的更高的合
目的性,最终获得一种崇敬的情感。

所以,崇高就
是对“无形”的把握,它是道德情感在审美领域中
的投射。

据此可以认为,《洛丽塔》之所以要借助“不可靠的读者”来解构一切传统小说中的现实主义要素,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以“无形”(崇高)来通
向道德。

基于此,小约翰·雷把亨伯特的笔记描述
为“一部悲剧性的故事,坚定不移地趋向一种道德
典范”就绝非戏谑的调侃。

小说在这里对亨伯特最
终获得真爱的和道德救赎的彰显,恰恰是《洛丽
塔》最大的“逆转”。

如果在纳博科夫所设下的陷阱
中疲于奔命的读者习惯性地得出小说中不存在道
德现实的观点,那他就已然落入了最大的陷阱,由此错失纳博科夫语言游戏的真谛。

三、结语
本文指出,纳博科夫“不可靠的读者”的创作手法是理解《洛丽塔》的关键所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纳博科夫戏仿的本体论意义问题,即《洛丽塔》的戏仿并非全然修辞学的,而是要最终揭示现实世界所具有的虚拟文本的性质,这是与纳博科夫的现实观相契合的;其二,《洛丽塔》体现了纳博科夫的小说观,即小说是游戏的(非现实主义的)和去平面化的(非多层次寓言的),是一切被接受观念的集合体(百科全书或者字典)。

在纳博科夫那里,“现实”作为“无”而存在,是其“无意义的”(meaningless)元小说所要最终表现的唯一主题。

这种元小说的“无意义”也使其具有了最大的包容性,即可以在实际上容纳一切读者的解释,从而具有“怎么解释都行”的游戏性质。

这样,读者固然是“不可靠的”(即非绝对的),却也因直面“无”而具有了超越性,并在自由游戏的过程中获得极乐(bliss)。

(湖北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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