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戏赔本”的时代过去了，郑晓龙很怀念它丨国剧60讲第二季（9）

“好戏赔本”的时代过去了，郑晓龙很怀念它丨国剧60讲第
二季（9）
大家好，欢迎来到国剧60讲第二季，我是主讲人李星文。

国剧领域有一批艺术常青树，贯穿了改革开放的全程。

像演员中的陈道明和陈宝国，导演中的郑晓龙和赵宝刚，编剧中的高满堂和李晓明，都是在80年初就随着文艺的复苏进入了电视剧行业，在过去40年中屹立不倒，硕果累累。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导演郑晓龙。

郑晓龙四获白玉兰奖最佳导演奖，金鹰奖和飞天奖的导演奖各得一次。

郑晓龙是全能型电视工作者，他最初在国有制作单位做管理者和制片人，后来才以编剧和导演的身份参与到一线创作中。

郑晓龙现居住在北京东城区的一处四合院中。

他近10年来的作品，包括《甄嬛传》《红高粱》《芈月传》，以及电影《图兰朵》剧本的策划、创作、修改，几乎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这里还发生过一起著名的行业事件：《甄嬛传》原本定的是四星联播，但制作完成后赶上穿越、宫斗剧的播出受到抑制，不得不改为两星联播。

四家卫视互不相让，谁进谁退成了大难题。

四路诸侯相聚在郑家小院里，争吵了一下午，才把责权利划分清楚。

最终，《甄嬛传》首轮上星选择了东方卫视和安徽卫视，而这两个台也借此大发利市。

郑晓龙（中）在《甄嬛传》片场
为了做《四味毒叔》的节目，我曾在2017年冬天来到小院和郑晓龙导演对谈。

为了做“剧匠访谈录”的报道，我在今年夏天又一次登门拜访。

两次访谈都满载而归，下面就把其中的干货做一分享。

郑晓龙是军人家庭出身，自己也当过兵。

复员后在电台当记者，1978年考上北京大学分校。

大学期间，他发表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

198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电视制片厂。

就是后来著名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

那是百业待兴的时代，也是不拘一格的时代。

郑晓龙到到单位后
先当编辑，一年后当上编辑组主任，两年后当上摄制组主任，三年后就当上中心副主任。

他做的不是行政副主任，而是主管业务，主抓项目。

当时没有民营公司，电视剧都是中央和地方电视台制作。

央视的制作资源最强，但《西游记》和《红楼梦》还没有完工。

地方电视台是山东台实力最强，拍摄的作品连中飞天奖和金鹰奖。

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是从北京电视台分立出来的制片机构，当时已经有了《四世同堂》，之后的一系列经典作品还在路上。

郑晓龙看中了《凯旋在子夜》的项目，就去找原作者韩静霆谈。

当时，央视也有改编的意向，但架不住北京方面动作快。

郑晓龙和李晓明登门拜访，不仅带着创作的思路，还带着现金和诚意。

韩静霆一看是俩年轻人，不但想法新鲜，还雷厉风行，就当场和他们把这事定了下来。

就像后来民营公司普遍比国有单位决策快一样，地方制片机构的动作也比央视快，郑晓龙他们就这样把《凯旋在子夜》的项目争取过来。

最终，这部剧由韩静霆编剧，尤小刚导演，朱琳和石兆琪主演，张爱萍将军题写片名，在1987年播出后一炮打响。

之后，王小平推荐了海岩的小说《便衣警察》，由林汝为导演拍成了同名电视剧。

再之后，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出品的《渴望》横空出世。

与《渴望》一起成为时代记忆的有三件事：一是“万人空巷”这个成语，成为了形容电视剧热度的标配。

二是虽然当时没有精确统计，但谁都不怀疑《渴望》创下的超过90%的收视率。

三是说《渴望》播出期间，城市里的犯罪率明显下降了。

《渴望》点燃了1990年冬天的中国，大街上到处都飘荡着其中的三首插曲。

然而，《渴望》并没有给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带来利润。

那时没有电视剧交易市场，他们的节目被北京电视台拿去播，然后再交换给其他台去播。

《渴望》投资102万元，只通过节目费的形式拿回62万元，等于净赔40万元。

郑晓龙他们一度打过音乐版权销售的主意，问题是音像出版社都不感兴趣，版权就砸手里了。

等电视剧播火之后，盗版音乐磁带遍地
开花，出版社的人后悔不及。

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还是没有一分钱收入。

那时候就是这样，戏再火，也不跟制作单位和主创人员的收入挂钩。

当时全组收入最高的是鲁晓威导演，每集的劳务费是100元，做分镜头剧本的稿费是150元，加起来250元。

人称“二百五”导演。

最让他们不平衡的是，制片机构投入人力物力，完成生产创作，拥有知识产权，却干赔不赚。

而电视台把片子拿走，换来大把广告费，盖大楼，买汽车。

风险都在制片机构这里，电视台却稳赚不赔。

片子拍不好，他们还不要。

这实际上就是旧有的生产关系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主任李牧有感于这种不公平的现状，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大众电视》上，呼吁电视节目的商品化和市场化，要求电视台把广告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补贴给苦哈哈的制片机构。

但那会儿什么都要问个“姓社姓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还需要等一段时间。

随后就有批评文章出现了，说这是“去喉舌”的倾向，电视节目是宣传工具，怎么能市场化呢，怎么能直接买卖呢？当然，这种顽固思想在不久后就销声匿迹了。

郑晓龙说，“当时中国电视节目少，人们的生活比较单一，晚上没什么地方可以去，院子里有台电视，大家都跑那看。

原先电视剧主要讲革命英雄的故事，或者是先进人物的故事，《渴望》是讲老百姓的故事，真善美的故事。

刘慧芳、宋大成都是工人阶级，普通市民，看着亲切。

”
刘慧芳
宋大成
《渴望》之后，郑晓龙组织生产了另一个大热剧《编辑部的故事》。

在此之前，王朔已经通过小说和电影火了起来，成为文艺界的新星。

但真正让他走向大众，影响了一代人语言风格的是这部剧。

《编辑部的故事》的剧本一开始是集体创作，但郑晓龙把其他人写的都毙了，只留下王朔的部分。

王朔成为主编剧，再加上冯小刚的帮衬，完成了这部25集神作的剧本。

然而，《编辑部的故事》遇到了过审难的问题。

它毕竟是把原先诸多空洞的政治说教解构了，代之以市井哲学和世俗精神，这让一些保守的管理者感觉吃不准。

这部剧的播出就僵在那儿了。

当时，无论是主管生产的中心副主任郑晓龙，还是中心主任李牧，乃至更高层级的市委宣传部部长，已经准备为此承担责任。

好在当时的中央领导李瑞环，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视察时发声了。

他说，“我没有看这个片子，但是我请中办的年轻人看了。

我跟他们打篮球，休息的时候问过他们，他们说'很好’，我想中办的年轻人是有水平吧，他们认为好，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
一席话救活一部戏。

《编辑部的故事》就此登上荧屏，一发不可收拾。

但还是那个老问题，这么火的剧依然是赔钱货。

投资100多万，回收90多万。

让他们稍感欣慰的是，赔得已经不多，赚钱的曙光就在眼前。

郑晓龙多年从事项目策划和管理工作，总有一种亲自上手的冲动。

他先是和赵宝刚、冯小刚组成小分队，拍了两个小戏，然后就亲自挂帅上马了《北京人在纽约》。

郑晓龙（右）和王姬（中）、姜文
当时，一批批文化和科技精英走了出去，留在国内的人也心潮澎湃地遥望大洋彼岸。

《北京人在纽约》的播出，相当程度上打破了留学美国的玫瑰色和神秘感。

出去还是不出去，人们逐渐能用冷静和审慎的态度做出选择。

郑晓龙说，“我们拍《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对美国还是仰视的心态，现在变成平视的心态。

王起明那一代人为了出国是不惜代价的，他们往往会想着，你等我发财了回来，我把这胡同给拆了修成大马路，把这个破房子拆了建大楼。

结果几十年过去了，他回来发现大马路和大楼都有了，他的理想已经实现，但跟他没关系。

”
《北京人在纽约》是从银行贷款拍摄的。

全程境外拍摄，所以贷的是美金，还的也是美金。

由于汇率变化的原因，他们在把人民币换成美金的过程中吃亏不小，最终小有盈利。

《北京人在纽约》工作照
这部剧是怎么创造收益的呢？仍然不是直接的版权收益，而是电视台给了广告时间，变现之后产生收益。

郑晓龙首先接触央视，台长杨伟光同意每集给3分钟的广告时间，换取播映权。

郑晓龙算了算，觉得无法回本。

此时，众多的地方台看好这部剧，提出每家50万元现金联合购买。

郑晓龙就把这一情况反馈给央视，杨伟光同意每集给5分钟广告时间。

郑晓龙以为这就算一切就绪了。

谁知道央视另有伏笔，又给他增添了巨大的工作量。

杨伟光是这么安排的：每集5分钟给片方，是贴片广告。

另外，央视还要在每集前加5分钟广告。

这样一来，每集的正片长度就得减少5分钟，否则时间就溢出了。

杨伟光
在强势的央视和精明的台长面前，郑晓龙只能就范。

这一来，20集的《北京人在纽约》变成了21集。

每集缩短几分钟，最终多出一集来。

观众倒是不在乎每集正片变短，广告时间延长，照样追看。

可是后期剪辑全乱了。

当时电视剧每集收尾的打点很讲究。

重新剪辑就要重新打点，而当时用的还是磁带，每改动一处都要重新连接。

现在电脑上摁几下键的事，那时候都需要繁琐的操作才能实现。

其实就是用母带重新剪了一遍。

但不管怎么说，《北京人在纽约》回本了，还挣了七八十万元。

郑晓龙说，“我喜欢八九十年代，没有这么多弯弯绕的事儿，特别单纯，赔钱也快乐。

没钱就去找呗，我们都在想怎么搞出一个好片子来，不像现在经常想这片子市场怎么样，收视怎么样。

”
说起来，在国有电视制作机构主导创作的时代，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是最有影响力的两家单位。

北视不仅出了很多经典作品，也出了诸多创作人才，最有代表性的当数“三刚五小”:郑晓龙、李晓明、冯小刚、鲁晓威、赵宝刚、尤小刚。

为什么会有这番风云际会，英才辈出的气象？郑晓龙说，“现在很多人搞影视是一个饭碗，那会儿是在干一件充满热情的事业，这是两个概念。

赵宝刚是钢厂工人，冯小刚是美工，画画布景，出出板报。

我们觉得好，就给他调进来，努力就给机会。

这些人很快就能独当一
面。

我们唯才是用，而不是唯学历、唯资历。

”
细看这六位的成长履历，只有郑晓龙和李晓明上过大学。

鲁晓威原来是电台的传音员，从部队复员回来的。

尤小刚是退伍之后，在电影学院进修的。

赵宝刚和冯小刚主要是片场成长起来的。

多年以后，郑晓龙和姜文在《图兰朵》片场重聚
郑晓龙说，“平时大家在一块儿聊创作、聊艺术，有志同道合之感，每一个人起来，都是一帮人在帮他。

”尤小刚执导《凯旋在子夜》，现场拍摄是两位中心主任保驾护航。

赵宝刚和金焱导演《编辑部的故事》，一大帮人出谋划策。

鲁晓威导演《渴望》，也是群策群力。

除此而外，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旗下导演，还有执导过《一年又一年》《看车人的七月》的安战军，执导过《人虫儿》《人生几度秋凉》的陈燕民，执导过《一年又一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李小龙等等。

这些导演人才都是在中心的艺术民主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郑晓龙在上世纪90年代首次出手执导长篇电视剧，就以《北京人在纽约》一炮走红。

在其后的日子里，他还一手打造了《金婚》《甄嬛传》《红高粱》《芈月传》四部国民级作品。

郑晓龙在《红高粱》片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郑晓龙新世纪以来的创作生涯，咱们下期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