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pdf

文学与革命
［著］托洛茨基［译］王凡西
我将此书呈献给：
克烈斯欣·乔其维奇·拉可夫斯基[1]
这位战士，大丈夫，与朋友。

目录
中译本出版小序 (1)
导言 (1)
第一章 (3)
第二章 (11)
第三章 (24)
第四章 (26)
第五章 (34)
第六章 (39)
第七章 (46)
第八章 (48)
译后记 (54)
注释 (56)
中译本出版小序
原著的「文学与革命」，是在一九二三年夏天写成的。

离开现在已快有半个世纪了。

时间有没有将它的光彩消蚀？四五十年的事变有没有将它的论点推翻？我们今天是否还有必要将它译成中文出版？
对于这样的问题，那位近代杰出的传记作家，伊萨克·多依彻，在他所著的「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一书中，已替我们作了回答。

他说：
「……即使在现在，距离它的写作时候已将近四十年（按多依彻此文约写于一九五八年左右，故云——译者），这本书仍旧是不可超越的，不仅就其对于俄国文学在其革命的狂颷时期所作的观察而言，或就其对于史大林主义窒息艺术创造所作的事先的指责而言，都是不可超越的，而且就更为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而言，也是无人能够超过它的。

写作此书，著者对于艺术与文学具有亲切的感情，他赋有独特的洞察力，他发挥着迷人的神釆与智慧，而在结尾的段落中，他更显出一种想象力——提升到诗之庄严的那种稀有高度的想象力。

」（见「非武装的先知」第一八○页。

）
不过，自从多依彻写下那几句话以来，十几年又过去了。

在这十几年中，是否已有在这方面的新书超越了它，或者，是否已有新的史实发生出来，使这本书成为过时与无价值的呢？
首先，就我们所知所见，并不曾有什么新书能盖过「文学与革命」的。

其次，远为重要的，我们看见了一个新的事变，发生于此一时期中的，那就是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这个新事变非但没有在任何一方面「推翻」了「文学与革命」所代表的意见，而且，恰好相反，它以最标准的「反面教材」的资格，以无比明确的方式，反证出了「文学与革命」一书中所提出的一切论断。

因此，「文学与革命」这本古典著作，现在比之以前，有更充足的理由，有更迫切的需要，要将它翻译成为中文，以便供献于刚刚从毛氏「文化大革命」的震骇中清醒过来的中国读者们。

其实，我们这个译本，早在十一年前就完成了的。

同时，它也不是第一个中译本。

据我们所知，早在一九二八年，它就在鲁迅的赞助之下，已经由李霁野译出过并且出了版的。

此外，从鲁迅给李霁野的信中，我们又得知此书还曾由傅东华翻译过，连续发表在报纸上。

傅译似乎不曾出过单行本，李译则我们看见过，当时彷佛还相当畅销；它对于中国二十年代后期的文学青年，曾经发生过一点影响的。

鲁迅本人关于革命与文学的见解，显然曾受过此书影响。

他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所作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那篇演讲，其中论点，几乎全部与托氏在「文学与革命」中所阐明者相吻合。

可惜的是，随着苏联共产党内左右两派的斗争，接着左派的失败，以致连托氏关于文学的书籍也被列为禁物。

受着史大林一系所控制的中共，以及围绕中共左右的左倾的中国文艺爱好者们，对于托氏的文学见解，因而就不得不避之则吉了。

鲁迅，这个最有独立思想，骨头最硬的文人，也不得不把他一度介绍，一度接受的有关文学与革命的见解，放在一边，或至少隐而不言了。

在这样的情形中，「文学与革命」中译本之从书籍巿场上完全失踪，乃是极为自然的事。

不过，李译中文本的「失踪」，若就译文而论，倒也不是太可惜的；因为，当时的翻译者，大多对俄罗斯革命及其文学流派的情形，知道得很不充分，所以翻译起来常常遇到很大困难，无法克服，以致译文弄得晦涩难解，甚至有不少错误。

很久以来，我们就想把这本古典著作再一次地译成中文。

这个愿望，总算在一九六○年实现了。

可是译出之后，却始终找不到任何一位出版家肯替它出版。

一经搁置，转眼已是十余年。

在此期间，我们目睹了本书不幸而言中的事一一发生，却又眼见到著者的高瞻远瞩被深深隐没，使人无由得见，我们此时所感受到的焦躁与无奈，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

不过现在好了，得到「信达出版社」主人的慨允，这本到处碰壁的译稿终于能够出版了。

我于欣喜之余，谨怀着这样一个愿望：当「文化大革命」将文学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以极其粗暴、极为具体而且极不含糊的方式向人们再度提出之时，希望我们这个译本能受到广大能思想的中国年青朋友们的注意和研究。

一九七一年六月译者序于香港
导言
艺术的地位可用如下这个一般性的论证来确定。

如果胜利了的俄国无产阶级不曾创建自己的军队，工人国家当会久矣乎完了蛋，我们现在当不必来思考经济问题，更不必谈智慧的与文化的诸问题。

如果在以后的短短几年中，无产阶级专政证明出不能组织其经济生活，不能给民众保证最低限度的物质享受，那末无产阶级的制度必不可免地要垮台。

经济问题目前乃是一切问题中之问题。

1
但即使胜利地解决了衣食住问题，乃至解决了扫除文盲这一类起码的基本问题，也绝不曾表示出新的历史原则之完全胜利，即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只当有了全国规模的科学思想运动以及新艺术的发展，才表示出那粒历史种子不仅已长出本干，甚且已经开了花。

在此意义中说，艺术发展乃是每一时代的生命力与重要性的最高测验。

文化以吸取经济的液汁为生，所以必须有了点物质上的剩余，文化才能生长、发展、以及变为精致。

我们的资产阶级曾经插手于文学中，一俟它兴旺富饶之时，很快就插手进去的。

无产阶级要能造成一个新的、即社会主义的文化与文学，不能在我们今天贫穷、缺乏与文盲的基础上用实验室方法来进行，它们要用大规模的社会的、经济的与文化的手段来缔造。

艺术需要有安适，甚至需要富饶。

熔炉要烧得更加热些，车轮要转动得更加快些，织布机要运转得更加迅速些，学校要办得更加完善些。

我们的旧文学与旧「文化」乃是贵族与官僚的表现，它们以农民为基础。

自信不疑的贵族以及「忏悔的贵族」在俄国文学最重要的时期上留下了他们的记印。

稍后，有知识的平民兴起了，他们是以农民及资产阶级为基础的。

他们在俄国文学史上也写下了自己的一章。

通过了一个最充分的「简单化」（即渡着老百姓的简单生活）时期以后，这批有知识的平民变得现代化了，起了分化，并且个性（按照此一名词的资产阶级意义）化了。

颓废派与象征派的作用就在这里。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文学以全速度进行复兴，已经是本世纪初年的事，特别是在一九○七——一九○八年以后发生的。

世界大战爆发，使这个过程以爱国主义告了终。

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此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也在文学中突发出来。

围绕在资产阶级中心四周的文学没有了。

残留在文化园地中的，尤其是残存在文学园地中的，凡是多少还保有一点生气的东西，都曾企图着而且现在仍然企图着寻找出一个新方向。

鉴于资产阶级不再存在这个事实，文学活动的中心只能是没有资产阶级的人民。

不过人民是谁呢？首先，他们是农民，其次，在某种限度内，乃是城市中的小巿民，最后便是那些与农民的原形质分不开的工人们。

这是一切革命「同路人」的基本看法。

故世的勃洛克[2]这样想。

健在的皮利尼亚克[3]，「谢拉皮翁兄弟会派」[4]与形象派[5]诸君也是这样想。

某些未来派——赫列勃尼科夫[6]，克鲁乔内赫[7]与V·卡缅斯基[8]亦是这样想。

我们文化的农民基础，或者竟可以说，使我们缺乏文化的那个农民基础，间接地透露出它的全部力量。

我们的革命乃是已变成无产者的农民的表现，这个无产者规划着应该遵循的道路，却还依靠着农民。

我们的艺术是知识分子的表现，他们踌躇徘徊于农民及无产者之间，他们既不能和农民又不能和无产者有机混合；但因他们所站的中间地位，又因他们的关系与牵连之故，他们更能倾向于农民。

他们不能成为农民，但他们能歌唱农民。

不过同时，没有工人领导便不能有革命。

这便是他们接近问题时候那个根本矛盾之来源。

人家会说，在最紧急的几年中，那些诗人和作家逃避此一矛盾的方法，以及填充种种裂口的方式，是各个不同的；一个借助于神秘主义，另一个倚仗了浪漫主义，第三个采取了超然物外的态度，第四个则付之一哭，用泪来淹没一切。

不管克服矛盾的方法花样百出，其本质却毫无二致。

那本质在于资产阶级社会所造成的心智工作（包括艺术在内）与体力工作的脱离，而革命则表示出是体力工作者的工作。

革命的终极目的之一为彻底克服这两类活动的脱离。

在此意义中，也如在所有其它意义中，创立新艺术这个任务，完全要依循建立社会主义文化这个基本任务在路线而前进的。

以为艺术对于我们时代的震动将会漠然置之，那是最高度的愚蠢与荒谬。

事变为人们所准备，为人们所造成，它们要落到人们身上，并且改变这些人们。

艺术是间接或直接地，影响那些创造着与经验着事变的人们。

这是对所有艺术而言的，无论它是最巨大的，或者属于最亲切的一种。

如果大自然、爱情或友谊跟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没有关系，那末抒情诗久矣乎就已不存在了。

历史上一次深刻的破裂，即是说，社会中诸阶级来了一次重新安排，就震醒了个性，使抒情诗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树立关于其基本问题的观念，因而使艺术能免于永远不变的重复。

但是时代「精神」发生它的作用，不是不能觉察的而且与主观意志无关的吗？当然，在最后分析中，这个精神反映于每一个人身上，不论这个人是接受与体现这精神的，或从事绝望斗争来反对它的，或消极地企图逃避它的。

不过那些消极逃避的人不知不觉地在死亡。

凡抵抗它的则能以某种古老的热情去复活旧艺术。

可是新艺术，那行将奠下新的里程碑与扩展创造艺术途径的新艺术，却只能由那与时代合一的人创造出来。

如果从现有艺术要有一条线延伸到未来的社会主义艺术，那末我们应该说，我们今天几乎还不曾跨过那准备工作的准备阶段。

今天俄罗斯文学的派别，略如下述：
不革命文学，它正和它所服务的诸阶级在一起走向死亡。

其中包括有苏沃林报纸上的小品文作家，一直到贵族「苦海」中那些最精致的抒情诗人。

血统上，至少就形式言，这派文学代表着我们旧文学中年长一系的完成。

这旧文学以贵族文学开始，以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文学结束。

「苏维埃」农民文学或歌唱农民的文学，血统上，就形式意义言，（虽然是较不明显地），可回溯到我们旧文学中的斯拉夫派与民粹派倾向。

自然，歌唱农民的作家们并非直接是农民的产物。

没有先前的贵族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他们是产生不出的，他们代表着那个旧文学的年幼的一脉。

在目前，他们是人人都想竭力更适应于新的社会情势。

未来主义也无疑代表着旧文学的一个支派。

不过俄国未来主义在旧文学之下并不曾到达其充分发展程度，它不曾经历了必须的资产阶级性的转化，因而尚未获得正式承认。

当大战与革命开始之时，未来主义还是波希米亚式的[9]，这是在资本主义城市中每一个新生文学派别经常具有的情形。

在事变的推动之下，未来主义的发展给导进了革命的新孔道。

由于事物的本质使然，这样的结果不能产生，也不曾产生出革命艺术。

不过未来主义虽在某些方面仍然是旧艺术身上发出的波希米亚式的革命旁支，但在缔造新艺术这件工作上，它却比其它任何派别贡献得更大、更直接与更积极。

不管个别的无产阶级诗人一般说已有了多么重大的成就，但他们的所谓「无产阶级艺术」总还只在经历学徒阶段。

它广泛地撒播艺术文化的原素，它帮助一个新阶级去吸收旧文艺的成果，即令只吸收得一层薄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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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皮也好——当它这样做的时候，这个「无产阶级艺术」乃是未来社会主义艺术的诸派之一。

将资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艺术和无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艺术对立起来是根本不正确的。

后二者将永远不会存在，因为无产阶级的政制是暂时的与过渡的。

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与道德光辉在于此一事实，即它给一个超于各阶级之上的文化奠基，这将是真正属于全人类的第一个文化。

过渡时期中我们的艺术政策，能够是而且一定要是这样的：它帮助各个不同的、已走向革命艺术的艺术团体与流派去正确把握革命的历史意义；向它们提出了拥护革命抑反对革命这个绝不含糊的标准之后，我们要容许它们在艺术园地内有自决的完全自由。

艺术中反映了革命，这在目前只有－部分情形才是如此，即是说，艺术家已不再把革命视作外界来的大灾难，新旧诗人与艺术家的集团变成为革命的活生生的组织的一部份，他们学会了从内部而非从外部来观看革命，只有在此限度内，我们能说革命已反映在艺术之中。

社会的漩涡不会很快平定下来的。

还有数十年的战斗横在我们前面，在欧洲与在美洲。

不但是我们一辈代的男人和女人，而且未来一辈代的，都将成为那些战斗的参加者，成为战斗的英雄及其受难者。

这个时代的艺术将要完全处于革命的影响之下。

这艺术需要一个新的自觉。

它首先与神秘主义不兼容，不管这种神秘主义是坦白的，或者蒙上浪漫主义的假面具，因为革命从如下的中心思想出发：那个集体的人一定要成为独一无二的主人，他的权力限度决定于他对自然诸力量的认识以及他利用自然力的能力。

这个新艺术与悲观主义，与怀疑主义，与其它一切精神崩溃的形式不兼容。

它是现实主义的，积极的，活生生地集体主义的，且充满着对于未来的无限制的创造信心。

托洛茨基
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第一章
前革命时期[10]的艺术
站在一旁的知识分子——「岛民」——文化的揩油者——靠拢份子——教会改革——文学中的扈从者性质——个人主义与神秘主义——浪漫主义与人灵学。

一九一七年十月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它又推翻了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制度。

这个制度有它自己的文化及其自己的官式文学。

制度倾倒了，前革命时期的文学也不能不倾倒。

诗之夜莺与那智慧之鸟猫头鹰一样，是只能在日落之后才听到的。

白天乃是行动的时间，可是到暮色苍茫之际，情感与理性便出来计算一下日间所已完成的事情。

唯心论家及其几乎是又聋又瞎的弟子们！——俄国的主观主义者们，以为是心与批判的理性在推动世界，换句话说，以为是知识分子在指导进步。

事实是，统观全部历史，心总是在真实后面跛行的。

职业知识分子的反动愚蠢，如今有了我们俄国革命经验之后，是毋须加以证明的了。

心落后于真实这一个法则的作用，在艺术园地中也能清楚地看出来。

传统上把诗人与预言家等量齐观，其实这看法只能在如下意义上才可接受，即诗人反映其时代，与预言家一样的迟钝。

如果有一些诗人与预言家说得上「跑在他们时代前头」，这是因为他们表达社会革命的某些要求，并不像他们其余同行们那样迟钝吧了。

即使为了在上世纪之末与本世纪之初让俄国文学中发出一种革命预感的颤音，历史也得在经济基础上、在土地享有制中、社会关系中、以及群众情感中先造成一些最深刻的变化。

在那所谓个人主义派，神秘派与癫癎派能进占文坛之前，先得有一九○五年革命因其内部矛盾而溃败，先得有那年十二月间工人们之被内政部长杜尔诺沃（Durnovo）所击倒，先得有两次国会被解散以及由首相斯托雷平组成第三届国会[11]。

整整一辈的俄国知识分子之形成（或者竟可以说是形成变态），乃由于充塞于革命中间时期（即一九○五年革命与一九一七年革命之间）努力想调和皇朝，贵族与资产阶级（的那个精神）。

社会决定论的意思并不一定指有意识的自私自利，不过知识分子与维持知识分子的那个统治阶级就像两只相联着的舟楫，水平律毫无差别地作用于它们。

知识分子旧有的激进主义与偶像破坏精神，当日俄战争时表现成为失败主义的心情，可是在一九○七年六月三日的星宿照耀之下，（即斯托雷平采取了那个所谓「机关改革」法之时），那些精神便迅速消逝了。

获得了几乎一切世纪与一切民族的玄学的与诗的支持，再加上教会神父们的帮助，知识分子「自决」了，宣称他们具有本身价值，不管他们跟「人民」的关系如何。

他们摇身一变而为资产阶级人物时候那种粗鲁无礼态度，乃是他们对人民在一九○五年时使他们苦闷的一种报复，当时人们对于知识分子是固执的，缺乏敬意的。

例如两次革命中间时期那个最时髦的（如果不是最深刻的）艺术家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12]，最后成了一家属于普罗托波波夫[13]与阿姆菲捷阿特罗夫的反动报纸作者这个事实，就是象征地指明了安德烈耶夫那个象征主义的社会来源。

在此情形中，社会自决论显然就逐渐转变成了自私自利。

资产阶级与反动势力相妥协的脂肪，积存在最精微的个人主义的表皮下面，积存在从容不迫的、神秘的对于「世间苦」（Weltschmerz）的追究那层表皮下面。

等到六月三日「改良」政制的「有机」发展为世界大战这场巨灾所打断，我们的作家们立时立刻胡诌出来的一般爱国主义的打油诗，就暴露了皮下的脂肪。

不过，大战的紧张度实在太大了，非但为六月三日政制的诗词所不能忍受，连它的社会基础都是如此，那个政制的军事溃败折断了两次革命中间时期知识分子的背脊骨。

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觉得他立足的地基在消失，这小块土地曾经是如此坚实的，在它上面他曾经建起过荣耀之塔的，那时却在消失了。

他叫喊，喘息，口角飞沫，双手乱舞，企图挽救这个，保卫那个。

不管有了一九○五年的教训，知识分子仍旧存着希望，要重建他们对群众的精神的与政治的领导权。

战争加强了他们这个幻想。

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加强此一幻想的水门土。

从诞生之日起就患了瘰疬症的新的宗教意识不能够制造这种水门土，空洞的象征主义则连制造的企图都不曾有过。

一九一七年三月（译者按：依公历，此革命发生于三月，依俄国旧历则发生于二月，故普通称为二月革命）的民主革命从战争中长成，并终止了战争。

这革命给了知识分子一个最大的推动力（虽然只在短短时期内），去复活那个救世主的念头。

但三月革命只不过是这一念头的最后一闪的历史光焰。

冒烟的蜡烛心开始让人闻出了克伦斯基的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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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来了十月革命——这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比知识分子的历史重要得多多，同时也标志出了他们的绝对败北。

但不管遭到了败北，不管他们被自己过去的罪恶击倒在地下，他们还是狂呼自己的光荣。

在他们的心里，世界是完全头尾倒置的。

他们天生是人民的代表。

他们手里放着医治历史的药方。

布尔什维克派用中国人和拉脱维亚人作战，他们是不能违反人民而长期存在的。

在流亡知识分子的新年宴会上，大家用这样的话来干杯，「一年内回到莫斯科！」多么恶毒的愚蠢——怎样一种失败后的焦躁呀！很快就明白了：违反人民意志来实行统治真正是不可能的，但违反流亡的知识分子，不管那个流亡者现居海外或留在国内，却并非不可能统治的，甚至还可以统治得很成功的。

本世纪初那个前革命时期的漪涟，一九○五年未获胜利的首次革命，反革命派那种紧张而不安定的平衡，大战爆发，一九一七年三月的序曲，十月革命的伟剧——所有这一切像是一架撞车似的，沉重而继续不断地打击了知识分子。

哪里有时间去消化这些事实，将它们在形象中重建，更为这些形象寻觅到文字表现呢？诚然，我们有了勃洛克的「十二个」，有了马雅可夫斯基[14]的几本着作。

它们是算得一些东西的，是一种暗示，一宗为数不大的存欵，但不是对历史账务的偿付，甚至还不是开始偿付。

艺术在一个伟大时代的开端时候总是显得万分手足无措的。

没有被召唤去作神圣牺牲的诗人们，正如人们所料，证明出他们自己是天下一切不足道孩子中的最不足道者。

象征派，高蹈派，极致派（Acmeists）[15]那些飞翔于社会利益与激情之上有如飞翔于云中的诗人们，竟处身于叶卡捷琳诺达尔[16]的白党中，或在皮尔苏茨基元帅[17]的国防参谋部中了。

他们受弗兰格尔将军[18]的大热情的感动，用了韵文或散文咒诅我们。

更敏感些的，以及在某种范围内更谨慎些的诗人是沉默了。

玛丽埃塔·夏金娘[19]告诉了我们一个有趣故事，讲她在革命的开始几个月中，在顿河一带积极活动——当一名织布教师。

她为的要完全忘记自己，非但得离开写字枱而走向织布机，还得从她的自己离开。

另外一些人投身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加入「政治教育处」，或者进博物院工作，以此渡过那世界有史以来未曾见过的最悲惨与最可怕的事变。

革命的几个年头便成了诗坛几乎绝响的几年。

这不完全是因为纸张缺乏之故。

如果那时候没有可能印诗，那末现在已经能够印刷了。

这种诗不必要赞成革命的；它可能是反对革命的。

我们知道流亡者的文学——这是十足的一个零。

不过即使我们自己的文学也不曾给我们什么东西，能够配得上这个时代的。

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后的文学，想装成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过的样子，假装这时代一般地与它无关。

但事实是，无论如何，十月革命开始在文学中确定它自己的地位，在命令文学与管理文学了，这不但在行政意义上是如此，而且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亦然。

旧文学中的一个重要部份已走出了国境——这不是偶然的——因此在文学的意义上，它已经不存在了。

布宁[20]存在吗？我们不能说梅列日科夫斯基[21]已不再存在，因为他从来未曾存在过。

或库普林呢[22]，或巴尔蒙特[23]，或甚至奇里科夫[24]存在吗？或者「凤凰杂志（Zhar Ptitza）」或「北极光」年鉴，或其它以保持古老缀法为其最重要的文学特点的刊物现尚存在吗？他们是没有例外地，像在契诃夫[25]的小说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乱涂在柏林火车站旅客留言簿上的东西。

备好马匹上莫斯科去还得等待一个长时间，旅客们就趁这时候表露一下情绪。

在外省风格的「北极光」年鉴上，文艺一栏是由涅米罗维奇―丹钦科[26]，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奇里科夫，别尔乌辛以及其它几位体面死人（假定他们曾经诞生过）所代表的。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27]表示了一些生命的征象，虽然不是强有力的征象，但因如此，他已经被古老缀法保存家们的魔术圈子中撵出来，受到了其它所有退休的鼓手集团的排挤。

在此地，关于不可能欺骗历史这个题目，人们是上了实践社会学的小小一课。

那末，好吧，让我们来研究一下暴力问题。

土地被没收了，工厂被夺取了，银行存欸被拿走了，保险箱给打开了；但是人的才能、思想怎么样呢？这些无价之宝输出了国外，而且大量大批地出去：不是吓坏了俄国文化，特别吓坏了这个文化的可爱的歌颂者高尔基吗？可是输出去的宝贝何以什么都没有做出来呢？为什么流亡者提不出一个值得一提的名字或值得一顾的一本书呢？因为人不能欺骗历史，不能欺骗真正的文化（不是赞美诗歌唱家的文化）。

十月革命踏进了俄国人民的命运，作为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件踏进来的，它将自己的意义与自己的价值赋与了一切事物。

过去的立刻退开了，隐没了，消沉了；人们只有从十月革命的观点才能把艺术复活转来。

谁如果处于十月革命的远景之外，谁就得彻底与无望地被减缩成为乌有，因此那些「不同意这个」或以为「此事与他们无关」的巧言家和诗人们，都是乌有先生。

他们简单地无话可说。

为此而不为其它理由，流亡文学是不存在的。

而没有存在的东西，根本就不能批判。

在流亡者死一样的瓦解中，逐渐形成着某种嘲弄的犬儒主义者的磨琢过的典型。

所有的思想派别与倾向进入过他的血液，就好像害过一场恶疾似的，使他今后对思想具有了免疫性能。

此种典型的一个完备范例是那个不会害臊的韦特卢金。

也许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开始事业的。

但这个不重要。

他的小书：「第三俄罗斯」与「英雄们」已证明出它们的作者读过、见过与听到过许多不同的事情，而且能弄弄笔头的。

他的小书以一首挽歌开头，哀悼知识分子中那些失去了的与最精致的灵魂；却以一首颂歌结束，歌颂那些作投机买卖的「负袋佬」。

这个负袋佬彷佛行将做未来「第三俄罗斯」的主人。

这将是真正的俄罗斯，诚实的，保护私有财产的，会不断致富与贪得无厌的。

韦特卢金本来跟白党们一起，白党完蛋后他抛弃了他们，他颇有先见地，让自己充当负袋佬俄罗斯的理论家候选人。

从择业的意义说，他这一下是玩得聪明的。

但是「第三俄罗斯」怎么样？不管你选取哪一条路，这个俱乐部的无赖汉，唉！总是毫无错误地从他清楚明白的风格里爬出来。

他的第一本书约略写成于喀琅施塔得海军以暴动[28]反抗苏维埃政府之时（一九二一年），那时韦特卢金以为苏维埃俄罗斯是完结了。

但是过了不多几个月后，所期待的事情并未发生，那末韦特卢金，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现在他已处身于「路标改变派」之列了。

不过这都没有改变甚么。

他根本上有犬儒主义作保护，使他不会有概念上的动摇，甚至不会有概念上的后退。

让我们再添说一句：韦特卢金还写过一本贱格的小说，用了个颇有意思的书名：「一个痞子的回忆」——这样的痞子是不少的，只是韦特卢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