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人物传记整理

《宋史·苏轼传》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

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

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

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佑二年，试礼部。

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

殿试中乙科。

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

”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徙知徐州。

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

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

”驱使复入。

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

”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

”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

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

初，祖宗时，差役行久生弊。

王安石相神宗，改为免役。

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

免役之害，掊敛民财，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

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

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

”光不以为然。

轼又陈于政事堂，光忿然。

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

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笑之。

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

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

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

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

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

参考译文：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

苏轼十岁时，他的父亲苏洵外出四处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授苏轼读书。

程氏在读到东汉《范滂传》时，不禁感慨叹息。

苏轼问母亲：“如果苏轼将来做范滂(东汉人，字盂博，少年时便怀澄清天下之志)那样的人，母亲是否允许呢？”程氏说：“你能够做范滂那样的人，我难道就不能成为范滂母亲那样的人吗？”到二十岁的时候，苏轼博学多识，通晓经书和历史，每天写文章洋洋数千言，喜欢贾谊(汉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陆贽(唐代贤相之一)的文集。

不久当他读到《庄子》的时候，感叹说：“我以前有这样的想法，但嘴里却说不出来。

现在看到这本书里写的，正好和我心里想的一样啊！”嘉祐二年(1057)，参加礼部的科举考试。

当时文章支离分裂和诡异奇怪的弊病很严重，欧阳修正思索有什么方法能救治这种弊病。

当他得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这篇文章时，又惊又喜，就想评为第一，但又怀疑可能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于是最终只评为第二名，但是凭借“《春秋》经义策问”取得第一。

参加殿试，中乙科。

后来苏轼携书信拜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尧臣(字圣俞，北宋著名诗人)说：“我的文章比这个人要逊色一大截啊！”刚开始听到欧阳修这话的人都认为是欧阳修虚夸，并不信服。

很长时间之后，大家才真正信服了欧阳修的话。

(苏轼)调到徐州(今江苏徐州市)任知州。

黄河在曹村这个地方决口，泛滥于梁山泊和南清河等地，最后洪水汇集到徐州城下。

暴涨的洪水没有被及时疏导，徐州城将要被洪水冲毁，城里的富裕人家都争着出城躲避洪水。

苏轼说：“富人们出城，老百姓都动摇了，我还与谁守卫这座城池呢？我在这里，就决不允许洪水危及城池。

”于是，将逃出城外的富人们又赶回城里。

苏轼拜访守卫徐州城的军队，叫出士兵头目说：“黄河水将危害到徐州城，事态非常紧急，即使你们是禁军，也要听从我的命令为我效力。

”士兵头目说：“您太守大人尚且不躲避洪水和污泥，我们都是小人，理应为您效命。

”于是带领手下人拿着畚锸等走出军营，修筑起东南长堤。

雨日夜不停，城墙仅有三版没有淹没到洪水里。

苏轼在城墙上过夜，路过家门时也没有进去。

他让各级官员分别堵住各自防守的地方，最后终于保全了徐州城。

当初，宋太祖时实行差役制度，时间长了，产生了弊病。

王安石担任宋神宗的宰相时改为免役制。

司马光担任宰相，知道免役的害处，不知道它的好处，想要恢复差役制。

苏轼说：“差役制和免役制各有利弊。

免役的害处是官吏聚敛民财，钱财聚集在朝廷而百姓闹钱荒。

差役的害处是百姓长时间服役，不能专心全力在农事上，此时那些贪婪狡猾的官吏就趁机做一些不法的事情。

这两种害处的程度，大概是相等的。

”司马光并不认为苏轼说得正确。

苏轼又在政事堂陈述自己的观点，司马光很愤怒。

苏轼说：“当年宰相韩魏公(指韩琦，是宋朝时辅佐过三任皇帝的宰相)指责陕西省的义勇军，您当时是谏官，努力和他争执，韩公不高兴了，您也不顾。

苏轼以前听您详细说过这件事，难道今天您做了宰相，就不许我苏轼把话说完吗？”司马光听完笑了起来。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在常州(今江苏常州市)去世，享年66岁。

苏轼和弟弟苏辙，随父亲苏洵学习文章，后来得力于天赋。

即使是嬉笑怒骂的言语，也都能写成文章诵读。

他的文章博大丰富，光辉灿烂，称雄百代，自从文章产生以来，(这种情况)大概也是很少见的。

苏轼自从成为举人到后来出入皇帝身边做侍从，都一定是以爱戴君王为根本，忠心耿直的言论，正直无畏的节操，都远远在众大臣之上。

只是他被小人嫉妒和排挤，使得他不能安然在朝廷中任职。

《宋史·苏辙传》
苏辙，字子由，年十九，与兄轼同登进士科，又同策制举。

仁宗春秋高，辙虑或倦于勤，因极言得失。

而于禁廷之事，尤为切至。

策入，辙自谓必见黜。

考官司马光第以三等，范镇难之。

考官胡宿以为不逊，请黜之。

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等，授商州军事推官。

三年，辙为大名推官。

逾年，丁父忧。

服除，神宗立已二年，辙上书言事，召对延和殿。

王安石以执政与陈升之领三司条例，命辙为之属。

安石出《青苗书》使辙熟议，辙尽言其弊。

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乞度僧牒数千为本钱，于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王安石意合，于是青苗法遂行。

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访求遗利。

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

辙以书抵安石，力陈其不可。

安石怒，将加以罪。

陈升之止之，以为河南推官。

宣仁后临朝，用司马光、吕公著，欲革弊事。

光以安石私设《诗》、《书新义》考试天下士，欲改科举，别为新格。

辙言：“进士来年秋试，日月无几，而议不时决。

诗赋虽小技，比次声律，用功不浅。

至于治经，诵读讲解，尤不轻易。

要之，来年皆未可施行。

乞来年科场，一切如旧，惟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论议，或出己见，不专用王氏学。

仍罢律义，令举人知有定论，一意为学，以待选试，然后徐议元佑五年以后科举格式，未为晚也。

”光皆不能从。

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

所著《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栾城文集》并行于世。

译文：
苏辙，字子由，十九岁时，和哥哥苏轼一同考中进士科，又一同参加制举的策论考试。

宋仁宗年岁已高，苏辙想他或许会对勤于政事感到疲倦，于是详尽地论说为政的得失，而对宫禁朝廷的事，论述得尤为激切。

策论文章送达皇帝后，苏辙自认为一定会被黜免。

考官司马光将他置于第三等，（注：制举考试的合格者分为五等，因一、二等为虚设，所以三等为最高。

)范镇感到为难。

考官胡宿认为对皇上不恭，要求黜落他。

仁宗说：“本来是想用直言求取人才，却因直言而抛弃他，天下人会怎么说我呢？”宰相不得已，把他列入下等，任商州军事推官。

过了三年，为大名推官。

过一年，遭父丧。

服丧后，神宗已即位二年，苏辙上书论政事，被召见于延和殿。

当时王安石以宰相身份与陈升之管三司条例司，叫苏辙入三司条例司作为属员。

王安石拿《青苗书》出来让苏辙仔细说说意见，苏辙详尽地说了它的不足之处。

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上奏请求发给几千份度僧牒作为本钱，在陕西转运司私自实行青苗法，春天发放秋天收还，和王安石意见相合，于是青苗法实行。

王安石派八位官员到四方各地，寻求尚未收取的财利。

朝廷内外知道这些人一定会迎合王安石心意添加事情，都不敢说。

苏辙将书信送给王安石，竭力陈说这件事不可行。

王安石大怒，想要施加罪名给他。

陈升之劝阻，任为河南推官。

宣仁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吕公著，想革除弊政。

司马光因王安石私自设《诗经》、《尚书新义》来考试天下士人，于是想改变科举，另立新的条例。

苏辙说：“进士来年秋天考试，没有多少日子了，而议论没有及时决定。

诗赋虽然是小技，但要讲究声律，用的功夫不浅。

至于治经书，诵读和讲解，尤其不是轻易的事。

总之，来年都还不能实行。

请求来年的考试，一切还照旧，惟有经书的释义兼取注疏及各家议论，或提出应举者自己的见解，不专用王安石的学说。

并罢去对律令释义的考试，使应举的人知道有定论，一心一意做学问，以待选拔考试，然后慢慢地议论元祐五年以后科举的条例，也不算晚。

”司马光都不听。

苏辙性情沉静简洁，写文章气势宏大而淡泊，和他的为人相似，不愿被人知道，而俊秀杰出之气终究不可掩饰，他的高超大致和哥哥苏轼相近。

所著《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栾城文集》都流传于世。

《新唐书·韩愈传》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

父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

终秘书郎。

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

会卒，嫂郑鞠之。

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

擢进士第。

会董晋为宣武节度使，表署观察推官。

晋卒，愈从丧出，不四日，汴军乱，乃去。

华阴令柳涧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报而刺史罢。

涧讽百姓遮索军顿役直，后刺史恶之，按其狱，贬涧房州司马。

愈过华，以为刺史阴相党，上疏治之。

既御史覆问，得涧赃，再贬封溪尉。

愈坐是复为博士。

既才高数黜，官又下
迁，乃作《进学解》以自谕。

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

愈闻恶之，乃上表。

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将抵以死。

裴度、崔群曰：“愈言讦牾，罪之诚宜。

然非内怀至忠，安能及此？愿少宽假，以来谏争。

”帝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

”于是中外骇惧，虽戚里诸贵，亦为愈言，乃贬潮州刺史。

镇州乱，杀田弘正而立王廷凑，诏愈宣抚。

既行，众皆危之。

元稹言：“韩愈可惜。

”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

愈至，廷凑严兵迓之，甲士陈廷。

既坐，廷凑曰：“所以纷纷者，乃此士卒也。

”愈大声曰：“天子以公为有将帅材，故赐以节，岂意同贼反邪？”语未终，士前奋曰：“先太师为国击朱滔，血衣犹在，此军何负，乃以为贼乎？”愈曰：“以为尔不记先太师也，若犹记之，固善。

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孙在乎？亦有居官者乎？”众曰：“无。

”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归朝廷，官中书令，父子受旗节；刘悟、李祐皆大镇。

此尔军所共闻也。

”众曰：“弘正刻，故此军不安。

”愈曰：“然尔曹亦害田公，又残其家矣，复何道？”众欢曰：“善。

”廷凑虑众变，疾麾使去。

因曰：“今欲廷凑何所为？”愈曰：“神策六军将如牛元翼者为不乏，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

公久围之，何也？”廷凑曰：“即出之。

”愈曰：“若尔，则无事矣。

”会元翼亦溃围出，延凑不追。

愈归奏其语，帝大悦。

（节选自《新唐书·韩愈传》，有删节）
译文：
韩愈，字退之，是邓州南阳人。

他的父亲叫韩仲卿，做官武昌令，有很好的政绩，离开之后，县里的百姓刻石碑来歌颂他的功德。

最终做官做到秘书郎。

韩愈三岁的时候就成为了孤儿，他跟随大哥韩会贬官到岭外居住。

韩会去世之后，嫂子郑氏抚养他。

韩愈从开始读书，每天都能记诵几千几百字，等到长大，能够完全贯通《六经》、诸子百家的学问。

韩愈考中了进士。

正赶上董晋做宣武节度使，上表章让韩愈做了观察推官。

董晋去世之后，韩愈跟随灵柩离开京城，不到四天，汴梁的军队作乱，韩愈于是就离开了。

华阴令柳涧犯了罪，前刺史弹劾他，但还没有得到回复，刺史就被罢免了。

柳涧暗示百姓拦住（他）索要军队食宿费和劳役的钱。

后刺史很厌烦他这样做，追究他的案件，朝廷将柳涧贬为房州司马。

韩愈经过华州的时候，以为刺史与人相互勾结，便上疏惩治他们。

不久，御史再一次勘问，得到柳涧收受贿赂的证据，再一次贬官，做了封溪县尉。

韩愈因此重新担任博士。

韩愈才华横溢，却多次被贬，官职也下降了，于是，就写了《进学解》来表明心迹。

宪宗派使者前往凤翔迎请佛骨进入皇宫禁苑，三天后，才送到佛寺中供养。

韩愈很厌恶这种行为，就上书朝廷（建议废止）。

韩愈的奏章送上去，皇上看了大怒，拿着奏章给宰相看，要将韩愈处死。

裴度、崔群进谏说：“韩愈言语冒犯，惩罚是应该的。

但是，一个人如果不是怀有一颗忠心，怎么可能这样做？希望皇上稍微宽贷他，从而引导群臣进谏。

”皇上说：“韩愈说我奉侍佛教过分了，还可以宽容。

至于说自东汉信奉佛教以来，天子都寿命短，这种话多么荒谬？韩愈，只是朝廷一个臣子，胆敢狂妄若是，坚决不可以赦免！于是，全国上下都感到恐惧。

即使是外戚替韩愈说情，还是被贬为潮州刺史。

镇州动乱，士兵杀了田弘正，立王廷凑做节度使，皇上下诏让韩愈前往招抚。

韩愈出发后，大家都认为有危险。

元稹说：“韩愈可惜了。

”穆宗也后悔，让韩愈便宜行事，不要进入乱军中去。

韩愈到了，王廷凑整顿军士迎接他，让兵士穿上铠甲站立堂上。

大家坐下后，王廷凑说：“变乱发生，就是这些士卒闹的。

韩愈大声喝道：“天子认为你有将帅之才，所以赐予你节杖，哪里会料到你会与贼人一道造反呢？”话还没说完，一个士兵上前激愤地说：“先太师为国家抗击朱滔，血衣还在，我们的军队哪里对不起朝廷了，却说我们是叛贼？”韩愈说：“我以为你们不记得先太师了，如果还记得，那很好。

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李希列有孩子或者孙子在吗？还有在做官的吗？”众人说：“没有。

”韩愈说：“田公率领魏博六州来归顺朝廷，做到中书令的职务，父子都做了节度使。

刘悟、李祐统领的也都是大镇。

这些也都是你们都知道的。

”众人说：“田弘正很刻薄，所以，这里的兵士不能安身立命。

”韩愈说：“但是你们也害了田公，又残害了他的家人。

还有什么好说的？”众兵士都说：“好吧。

”王廷凑担心军心摇动，赶忙叫他们都出去。

然后，对韩愈说：“您想让我干什么呢？”韩愈说：“神策六军的将领，像牛元翼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但朝廷顾全大局，不能把他丢弃不管。

你长时间围困他们，为什么呢？”王廷凑说：“我马上就放他出城。

”韩愈说：“如果是这样，那就没什么事了。

”正逢牛元翼突围出来，王廷凑也就不再追赶。

韩愈回朝报告皇上，皇上很高兴。

调韩愈担任吏部侍郎。

《宋史·欧阳修传》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

四岁而孤，母郑，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

举进士，调西京推官。

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入朝，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

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

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

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

庆历三年，知谏院。

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

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

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

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

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

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

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立品服。

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

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

”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

”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

”
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

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

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

”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

居二年，徙扬州、颍州。

复学士，留守南京。

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

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

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

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

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

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

（节选自《宋史·欧阳修传》）
译文：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

四岁时即死了父亲，母亲郑氏一直守节未嫁，在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学习，因家里贫穷，以至于只能以芦荻作笔，在地上学习写字。

后来考中了进士，并被任命为西京推官。

此时欧阳修开始结交尹洙，一起作古文，议论时事，二人互为师友，又结交梅尧臣，吟诗作歌，相互唱和，从此以文章名扬天下。

以后欧阳修回京返朝，升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因著文指陈时弊而被贬谪，在朝官员大多上章为他解救，只有左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黜除。

对此欧阳修写信对高若讷进行谴责，说他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一事。

高若讷将欧阳修的信交给皇帝，以致欧阳修被贬出为夷陵县令，不久又迁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

过了很久，欧阳修复任为馆阁校勘，以后又改任为集贤校理。

庆历三年(1043) ，兼掌谏院。

当时仁宗对在朝大臣进行人事更动，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参与执政，增加谏官，任用天下有名之士，欧阳修最先入选。

欧阳修每次进见皇上，仁宗都询问他以治国执政之事，看哪些是可以做的。

因其时国家政事之许多方面都在从事改革，一些小人遂势焰昌炽，大肆攻讦。

欧阳修担心从事改革的一些好人难以获胜，便也多次分别就有关问题向仁宗上书进言。

当初范仲淹之被贬去饶州，欧阳修与尹洙、余靖都因范仲淹之事而被斥退，世人都视他们为“党人”。

从此，朋党的议论便产生了，欧阳修于是作《朋党论》一文以进呈仁宗。

在文中他议论道：“君子以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所以作为一国之君，应当摒退小人的伪朋党，而多多提携君子的真朋党，这样，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了。

”
欧阳修论事切直了当，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敌一样，唯独仁宗勉励他敢于说话，当面赐给他五品官的服饰。

适逢保州发生了兵变，因此又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

在告别皇上时，仁宗对他说：“到那里去不要作久留的打算，想要说什么，就随时讲吧。

”欧阳修回答说：“我做谏官时可以直接论事，现在论事就超过我职务的范围了，是有罪的。

”仁宗说：“只管说好了，不要区别在朝还是在地方。

”
正当这个时候，杜衍等人因被诬陷私结朋党而相继罢去，欧阳修慨然上疏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四人，天下人都知晓他们有治国的贤能，正直之士在朝，是邪恶者之大忌，谋臣置而不用，乃是敌人的福份啊。

现在这四个人一旦被罢除，而让在朝奸邪之徒弹冠相庆，四邻蛮夷之敌振臂喝彩，臣下我真为朝廷感到惋惜呀。

”从此奸邪之徒更加忌恨欧阳修，并借欧阳修外甥女张氏犯罪下狱之事罗织他的罪状，致使他降职为知制诰、滁州知州。

到任二年又徙迁扬州、颍州。

恢复龙图阁直学士官职，兼南京留守司事。

小人皆恐惧欧阳修的重新起用，有人就伪造他的奏章，请求清洗宦官中作奸谋利的人。

那些宦官都非常怨恨，他们联合起来陷害欧阳修，使得欧阳修出京为同州知州，皇上听取了吴充的意见后才取消了这一道命令。

升迁翰林学士，让他修撰《唐书》。

欧阳修当初在滁州时，别号醉翁，晚年改号为六一居士。

《宋史·苏洵传》
苏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

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

悉焚常所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

至和、嘉祐间，与其二子轼、辙皆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

所著《权书》、《衡论》、《机策》，文多不可悉录，录其《心术》、《远虑》二篇。

或曰：“机者，创业之君所假以济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机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呜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见机之可去也。

且夫天下之变，常伏于安，田文所谓“子少国危，大臣未附”，当是之时，而无腹心之臣，可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遗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遗孝昭、孝宣。

盖天下虽有泰山之势，而圣人常以累卵为心，故虽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

《传》曰：“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

”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举天下之事委之，三年不置疑于其间邪？又曰：“五载一巡狩。

”彼无腹心之臣，五载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谁与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开心胸，以济缓急，奈何天子而无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

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泊然无爱之之心也。

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君忧不辱，君辱不死。

一人誉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

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

百官泛泛于下，而天子惸惸于上，一旦有卒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

圣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执手入卧内，同起居寝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禄，重其权，而后可与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

宰相韩琦见其书，善之，奏于朝，召试舍人院，辞疾不至，遂除秘书省校书郎。

会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

书成，方奏未报，卒。

赐其家缣、银二百，子轼辞所赐，求赠官，特赠光禄寺丞，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蜀。

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

【翻译】
苏洵字明允，宋眉州眉山人。

他二十七岁的时候开始发愤学习，但在参加进士及特殊才学的考测中，都没有如愿以偿，于是苏洵将自己以前的文章全部焚烧，关门闭户苦读诗书，终于精通六经及百家之说，达到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境地。

至和、嘉..年间，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一同来到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将他们父子三人所做的二十二篇文章上呈给朝廷，朝廷将这些文章刊印出来之后，士大夫们争相传阅，一时间，学者们写文章都仿效苏氏文风。

苏洵著有《权书》、《衡论》、《机策》等文。

因其文章太多，不可能一一抄录，现将其《心术》、《远虑》二篇文章摘抄于此。

有人会说：“所谓心机，只有创业之君才借助于它，作为守成之世，君子有什么必要把事情搞得那么神秘，有什么必要信用心腹之臣呢？”这真是一种可悲可叹的论调，试问，我们现今的守成之世能与太古之世相比吗？不能，这就说明心机不可不用。

况且天下之变常陷伏于所谓太平盛世，就像田文所说：“子少国危，大臣未附。

”这种景况没有心腹之臣难道不叫人寒心吗？过去，汉高祖临终前天下本已安定，然而刘邦仍嘱咐周勃辅佐孝惠帝、孝文帝。

汉武帝临终前，天下本已大治，但他也吩咐霍光做孝昭帝和孝宣帝的心腹之臣。

纵然天下有泰山不倒之稳势，圣人也常有累卵之忧心。

由此可看出，守成之世，圣人不可不要心腹之臣。

《左传》说“：百官总己以听于宰相。

”宰相如果不是腹心之臣，天子怎能把天下大事委托给他管理，而且三年不对他产生怀疑呢？《左传》还说：“五载一巡狩。

”如果天子无心腹之臣，在他五年一度的例行出巡时，怎能放心抛开千里之外的京城。

又要谁来为他守护京城呢？现在一家中必有宗老，一介寒士必有密友，借以开启心胸，接济缓急。

为什么作为天子就不该有腹心之臣呢？近世的一些君王威然高高在上，而使宰相渺然听命于下。

君臣之间界线分明，上下之间没有沟通。

臣视君仿佛有天上的星星那么遥远而不得亲近，君主也像在天上俯视臣子，泊然无抚爱之心。

这就容易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国家有忧，臣子不以为忧；君主有忧，臣子不感到屈辱；君主受到污辱，臣子不去为君主而死。

另外，近世君主用人没有自己的尺度，有一个人说某人好就马上任用他，而有一个人说某人不好就马上割舍他。

在这种氛围下，作为宰相，他避嫌畏讥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专心以国事为忧呢？外降无常，信疑不定，使宰相视宰相之府如传舍。

百官泛泛于下而天子高高在上，一旦有紧急之忧，君臣莫不颠沛流离甚至遭杀身之祸。

所以我认为，圣人之任用心腹之臣，要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相互之间无猜疑和禁忌，同起居寝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夸奖他我是这样，百人诋毁他我也是这样，仍使他有高贵的爵位，有优厚的俸禄，有十足的权力，然后与他共同商议国家机密大事，共同考虑应付天下之事变。

宰相韩琦看到苏洵的文章后十分赞赏，并将此文章奏报到朝廷，苏洵因此被召试舍人院，但他以有病为由没有到任。

于是又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

当时正赶上太常修撰建隆以来的礼书，故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令姚辟一起用修礼书，并撰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可惜书成之后，刚刚上奏而没有得到回音，苏询就去世了。

皇帝特意赐绸、银二百给他家里，但其子苏轼辞退了所赐之钱，只求赠官，因此皇帝特赠苏洵为光禄寺丞，并敕令有关部门用船将苏洵的遗体运回四川。

苏洵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

《宋史·王安石传》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

父益，都官员外郎。

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

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

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

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

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缰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者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

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也。

”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俄直集贤院。

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

以母忧去，终英宗世，召不起。

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

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

”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

”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最方今之所急之。

”上以为然。

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

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

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分下。

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

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

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

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余罢。

终神宗世不复召，凡八年。

译文：
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

父亲王益，任都官员外郎。

王安石小时候喜欢读书，而且一次过目就终身不忘。

他写文章时下笔如飞，初看似不经意，完成后，看过的人无不叹服他的文章精妙。

王安石议论高深新奇，善于雄辩和旁征博引，自圆其说，敢于坚持按自己的意见办事，慷慨激昂立下了矫正世事、改变传统陋习的志向。

于是向宋仁宗上万言书，认为：“当今天下的财力一天比一天困乏，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毛病在于不知法度，不效法先王的政令。

效法先王的政令，在于效法先王政令的精神。

只要效法先王政令精神，那么我们推行的改革，就不至于惊扰天下的人的视听，也不至于使天下舆论哗然，并且本来就符合先王的政令了。

依靠天下的人力物力来创造天下的财富，征收天下的财富来供天下人消费，自古以来的太平盛世，不曾因为财富不足而造成国家的祸患，祸患是由于治理天下财政不得其法。

居官任职的人的才能已经不足，而平民百姓之中又缺少可用的人才，国家的托付，疆域的保护，陛下难道能够长久地依靠上天赐予的幸运，而不考虑万一出现祸患该怎么办吗？希望陛下能够明察朝政中苟且因循的弊端，明文诏令大臣，逐渐采取措施，革除这些弊端以适应当前的世事变化。

我的这些议论，是那些沉溺在颓靡习俗中的人不会说的，而且那些议论的人还会认为是这迂腐而不切实际的老生常谈。

”后来王安石掌管国家，他所安排的，大体上都是以这份万言书为依据的。

不久王安石任直集贤院。

在此之前, 朝廷多次下达委任他担任馆阁职务的命令，他都辞谢了；士大夫们认为他是无意显赫于世以求仕途畅达，都恨自己不能结识他, 朝廷多次打算委派他担任名利优厚的美官, 只是怕他不就任。

王安石因母亲去世离任, 一直到英宗朝结束, 朝廷多次召他, 他都不肯起复任职。

北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

皇上对他说：“人们都不了解爱卿你的才能，都以为你只懂得经理学术，不懂的政治事务。

”王安石回答说：“经术学问正是用来处理政务世事的，只是后来很多所谓“大儒”，大部分都是才能庸俗之人，因此世上俗人才都以为经学不能辅佐治世罢了。

”皇上问：“既然这样那么你最先开始的施政措施是什么？”王安石答道：“改变劣习风俗，树立法规，是现在最亟需的了。

”皇上认为是对的。

于是开设增置三司条例司机构，任命他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一并负责。

而后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等变法相继开始实施，号称新法，派遣提携推举各类官员四十余人，分派颁布执行新法。

王安石性格倔强刚愎，遇事不管对与错，都坚持自己的意见，执意不肯改变。

到议论变法时，在朝百官都持不能变法的意见，王安石陈述儒家经义，提出自己的主张，辩论起来动不动就是好几百字，大家都驳不倒他。

他甚至说“天灾不足以畏惧，祖宗不足以效法，人们的议论不足以忧虑”。

朝廷内外老成持重的人几乎都被王安石解除官职了，他大量起用自己门下轻薄而有点小聪明的年轻人。

王安石当了很长时间的宰相，因为旱灾而引退，等到再担任宰相，只过了一年多就被罢免了，直到神宗朝结束，也没有被再召回朝廷，前后共八年。

《宋史·曾巩传》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

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

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

甫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