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者_卢梭_评_社会契约论_武选民

文章编号:1009-4318(2003)01-0046-03
极权主义者———卢梭
———评《社会契约论》
武选民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江苏连云港222006)
摘　要: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哲学史上一直都被认为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但从他的代表作《社会契约论》中却暴露出了他一个完全的极权主义者的潜在意识。

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评析,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卢梭内心所潜在的极权主义思想。

关键词:卢梭;社会契约论;民主主义者;极权主义者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卢梭(J.J.Rousseau,1712—1778),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18世纪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雅各宾党人的思想先驱,西方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著名代表。

这是大多西方哲学思想家对卢梭所做出的评价。

但在读了他的代表作《社会契约论》后,笔者对此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从1755年至1762年,卢梭先后发表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契约论》及长篇哲理小说《爱弥儿》。

可以说这四部著作奠定了卢梭主要的政治学理论基础。

卢梭的作品代表了被压在封建专制制度底层的小资产阶段、小手工业者及农民的呼声,表达了他们的情感和要求,抒发了郁积在卢梭胸中的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憎恨。

那么,为什么说卢梭是一个极权主义者呢?这主要反映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

在这本书中体现了他主要的政治理论学说———自然法思想及社会契约论。

一、自然法思想
卢梭认为,人类在国家产生之前都处在“自然状态”之中,在这种状态下,人类分散和孤立地生活着,谁也不依靠谁,自然的富足完全可以维持他们的生活所需。

他们没有剥削,没有战争,没有政权,没有私有观念,人们在大树下饱食,在小溪边饮水,一切都是自然、自由、平等的,彼此间没有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不平等的现象,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关心,更没有权利与义务之类的概念。

然而人类一旦跨入文明的门槛,接踵而至的就是生存能力的退化、腐败和堕落的萌生,人们的灵魂不断地趋于糜烂。

但他并不认为人类应该“回归自然”。

人类既然已经进入文明,就应沿着文明的道路继续前进。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是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只不过是在服从他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1]
卢梭提出,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形态,就是家庭。

然而在家庭中,只有孩子在需要父亲养育时才依附于父亲,这种需要一旦停止,自然的联系也就解体。

孩子解除了他们对于父亲应有的服从,父亲解除了他们对孩子应有的照顾,之后,双方就都同等的恢复了独立状态。

“如果他们继续结合在一起,那就不再是自然的,而是志愿的了;这时,家庭本身就可能靠约定来维系。

”[2]显然,家庭只是政治社会的一个原型,父亲就是领导的缩影,孩子只不过是人民的缩影,他们都是自由的、平等的。

因此,他们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只能基于社会契约。

二、社会契约论
显然,卢梭的政治学说是现实和理想的结合,《论人类不平的起源和基础》的主题探讨不平等的现实,《社会契约论》则提出了自由和平等的理想。

前者的终点是后者的起点:专制被暴力推翻之后,人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社会中达到一种新的平等。

回归自然是不可能的;通过暴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根源,也是行不通的,因为暴力不能产生合法的权利。

卢梭说“既然任何人都没有一种自然的权威驾驭他的同类,既然暴力并不产生任何权利,那么剩下的就只能用契
第16卷　第1期2003年3月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Lianyungang Technical College
Vol.16No.1
　Mar.2003
收稿日期:2002-09-30
约作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利的基础。

”[3]因此卢梭提出了社会契约论这一解决方法,只有通过社会契约的形式,才能使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产生的不平等达到一种新的平衡。

卢梭指出,国家是民众的结合体,是一个公共的人格。

民主国家是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产生的,每个缔约者毫无例外地向它交出自己的全部权利。

因此,每个公民都是国家权力的主人。

卢梭说:“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

”“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就并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

”[4]但是,国家为了保持自身的存在,必须有一种“普遍的强制性的力量”,才能按照最有利于全体成员的方式来安排社会生活,在民主国家中,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并以“公意”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导。

卢梭说“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提出了“公意”和“众意”这两个对立的概念。

他认为,“公意”代表全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的意见,“众意”则是代表各个个人的,与全民共同利益相矛盾的要求和意见。

卢梭说:“众意与公意之间经常总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个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识的总和。

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之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

”[6]
卢梭认为,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主权必须以公意为自己行使的依据。

运用国家主权图谋个人私利,在民主的国家里是不能容许的。

卢梭提出,主权的核心是立法权,立法权必须属于人民,立法必须无比公正,人民主权既不可以转让,也不可分割。

行政权力的担任者是没有任何特权的人民公仆。

任何公民都可以担任国家的行政官吏。

卢梭反对君主制和贵族制,主张建立民主制,但他认为最理想的民主制是古希腊雅典城邦那样直接民主制。

他认为代议民主制不是理想的政府形式。

他说:“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不能代表的;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共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

”[7]
那么卢梭的民主制体系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吗?
三、卢梭的民主共和与极权主义
对于卢梭社会政治学说的评论,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因为他的政治学说对法国大革命、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甚至对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还是暴露出了一个完全的极权主义者的潜在意识。

首先,他的民主政体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之上的,在《社会契约论》一开始,他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4]这只是对事实的陈述,而不是对现实的抗议,因为在文明社会中,人们不再喜欢“自然状态”下的自由。

进入文明社会后,要建立一种新的“自由”,就要按照卢梭的假设来做。

他提出,建立在全体一致同意的契约基础之上的共同体,是“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它代表着每一个订约者的个人。

组成共同体的成员数目就等于赞同契约的所有的票数。

显然,卢梭的这一看似民主的提议实际上与理性主义前提相矛盾的。

人是一个有理性的动物,只有当他们摆脱了自身的情感和利益的困扰,他们才能坐在一起组成一个议事委员会。

是否要人人都达到“六根清净”的境界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以色列历史学家泰勒蒙认为即使所有的人都赞同契约,但如果权利只集中在部分人手里,那么这种“道德的集体的共同体也只是一个幌子。

实际上,卢梭并没有意识到他所提倡的众议制会造成极度专政压迫,他也没有意识到他的政治学说范畴会延伸到人类利益各个领域,并且没有给先验主义者的政治思想留下任何空间,这正是通向极权主义的一条捷径。

第二,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了一种理想的自由。

他认为,自由、平等是人类首要的不可转让的天赋权利。

他说“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是放弃自己的责任。

”[4]但他同时又认为人类订立社会契约时,“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

”[4]他认为转让是毫无保留的,这显然前后互相矛盾。

在社会契约中,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人人都必须自由。

如果有人破坏了这种契约,那就是他不愿自由,法律就是迫使他自由。

事实上卢梭的政治生活的真正目的并不是给人民真正的自由,而是去培养那些心甘情愿地服从“公意”的人。

人的“自我主义”必须得到根除,人性应该得到改变。

个人主义应该给集体主义让位,“自我主义”应该被“美德”所替代。

那么卢梭提出的这种“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呢?还是一种服从和被统治?这不也表现出了一种潜在的专政吗?
第三,卢梭反对君主制和贵族制,主张直接民主制的政体。

他认为代议民主制是不理想的。

因为“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能代表的;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

”[4]但他随即提出:“法律只不过是公意的宣告,所以十分显然,在立法权力上人民是不能被代表的,但在行政权力上,则人民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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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并且应该被代表的,因为行政权力不外是把力量运
用在法律上而已。

”[4]
显然,在卢梭的民主政体中,他始终把“公意”放在了一个非常显要的位置。

卢梭强调公意,表面看来是对民主的肯定,实则未必如此,关键是公意的表达方式如何。

如果一切都由公意决断,而对公意又没有一个过滤和提炼的过程,公意是很容易走向极端,从而演化为暴民政治。

卢梭反对代议制,主张人民直接参政,主权与主权者不可分割。

所以他主张广场政治,而不是议会政治,主张把国家的大事直接交给人民决断,让广场作为政治舞台,且同娱乐活动融为一体。

他希望“广场的集体舞会被赋予公共权威,所有私人纷争被它周期性集会所融化,“执政官能出席并主持这类聚会”。

显然,这种广场政治意味着情绪化的政治,意味着政治理性的缺少。

任何政治野心家都可以鼓动或左右政治。

一旦他们拥有了“公意”,从而就拥有获取权力和实现野心的可能。

而且,对于卢梭来说,“公意”就是要人们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一种抽象的力量,而自己则处于空无状态,如同虚无的零,而且对于外在的权威采取绝对服从的态度。

而做到这一点,最关键的是
要:“改变人性,抽掉人类本身固有的力量。

”[6]
于是,我们不难想到霍布斯和他的“利维坦”。

也就是说,卢梭的民主主义给予人们的只是一个外在的权威,一个独断专行的“利维坦”,而不允许人民保有自己的主体精神。

因此,卢梭只不过是在极权政治外面披了一件民主主义的漂亮外衣。

卢梭作为一个完美的民主主义者,他的完美的民主制度其实是一种多数人的“独裁”。

在他的体制中,他并没有给出能限制统治者无限权力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他在《社会契约论》的结尾提出了宗教迫害。

他说:“因此,就要有一篇纯属公民信仰的宣言,这篇宣言条款应该由主权者规定,……。

它虽然不能强迫任何人信仰它们,但它可以把任何不信仰它们的人驱逐出境,它驱逐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敬神,而是因为他们的反社会性,因为他们不可能真诚地爱法律、爱正义,也不可能在必要时为尽自己的义务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但如果已经有人公开承认了这些教条,而他
的行为却和他不信仰这些教条一样,那就应该把他处
以死刑。

”[4]
我们可以看出,卢梭是如此地相信“人的权利”,以致于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他认为作为集体中的一分子的个人,只要能享受到政治权利就足够了。

因此,他忘记了人民有享受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必要。

四、结语
尽管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反对分权,主张主权只应以公意为指导,并把公意和众意对立起来,使公意失去了个人利益和意志这一基础,暴露出了极权主义者的思想。

但总的来说,卢梭的政治思想反映了处于封建统治下的法国广大小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政治要求。

它是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民主派的思想武器,雅各宾派则把卢梭称为革命的导师,并把卢梭的思想看作是自己的指导思想,因此,卢梭在革命时代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可抹杀的。

参考文献:
[1]　Barker E .Social Contract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2]　Vyverber y H .Human Nature ,Culture Diversity and
French Enlightenment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3]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M ].北京:商务印书
馆,1978.[4]　卢梭.社会契约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5]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6]　启良.西方文化概论[M ].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5.[7]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1.
作者简介:武选民(1969-),男,陕西长武人,连云职业技术学院国际交流合作学院讲师,南京大学2001级硕士研究生。

Totalitarian -Rousseau
———Comments on the Social Contract
WU Xuan -min
(Lianyungang Technical College ,Lianyungang 222006,China )
A bstract :Rousseau ,a well -kno wn leader of Frenc h Enlightment Revolution ,has been regarded as an early De mocrat in the histor y of philosophy .But his masterpiec e the Social Contract revealed his potential thought of totalitarian .The paper unveils his potential thought of totalitarian from another side through r evie wing the Social Contract .Key words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Democrat ;totalitarian
·48·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