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从一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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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对的地方是，一味增加，没有减少的话，就会增加学生的负担。

基础教育阶段的创新，本质上不是让学生做小创造、小发明，而是让每个学生都不一样。

让每个孩子的知识储备、思维方式也都不一样。

一旦他们不一样了，将来就会创新。

这才是基础教育的创新，是为将来创新做准备的。

对于创新，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平时上课的时候就可以不一样了，不是指我们一定要增加课时。

《上海课程教学研究》：一位创新的老师就会带给学生创新的想法。

倪闽景：没错，我们只要将原有的东西进行改进，将内部元素重新组合，就会有无穷无尽的变化。

所以，我希望在我们的比赛中，就能够体
现“减”，体现不一样。

现在在大部分的课堂上，老师的主导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老师问的多，学生简单应答，而没有做到学生提问，老师回答。

我觉得应该鼓励各种创新。

创新不是目的，创新是为了让学生在学习生活、社会发展中找到适合自己个性的生活方式。

《上海课程教学研究》：本来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想听听您对一线教师们的建议。

但通过之前的对话，其实答案已经很清晰了。

那就是老师们若想在教育上有更大的提升，就需要在上课和教研中，不断思考，让自己变得“不一样”。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王伟娟
我的“从一而终”
王伟娟，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语文教研组长，语文特级教师。

曾获上海市园丁奖、“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称号。

1985年获得“上海市基础教育中青年教师教学评选活动”中学语文学科一等奖，1992年获得“上海市基础教育中青年教师教学评选活动”中学主题班会一等奖。

我是个“从一而终”的人。

我相信我不是一个恪守古板的人。

相反，我
甚至觉得我的内心十分灵动。

然而，在做教师这件事情上，我却选择了“从一而终”。

尽管我尚未结束教师生涯，但从第一天做教师到现在，我已走过了整整32个年头。

期间，从来没有离开过讲台，甚至连离开的念头都没有过。

所以，我
真的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从一而终”的人了。

可是没有人一定要我“从一而终”。

事实上，这一路过来，我完全有“另谋出路”或者“另攀高枝”的机会，这样的机会甚至不止一个。

之所以“死心塌地”，完全是自己喜欢。

这种喜欢，恐怕早已在命中注定。

我曾在《我与语文》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与语文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相信我的祖上，一定有一个喜欢舞文弄墨的。

我甚至刻意了解历史上哪些与“文”有关的名人与我是同籍同姓的：王充、王羲之……我甚至把自己确定为某个王姓文人的后裔。

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语文。

当然，这只是我小时候的所思所为。

现在，我无法确定我的祖先中是不是有一个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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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但可以确定的是，我喜欢语文，一定与某些因素有关。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到的因素有很多：来自家庭亲人的，来自学校老师的，还有来自老天在塑造我时早就注入的天性。

天性中有一种叫“我愿意”的东西让我与语文或者说语文教学紧紧地黏合在了一起，即使年过半百，彼此还紧紧相依。

你能相信一个人在儿童时代玩得最多的游戏是扮作老师么？你能相信一个学生一天如果没有语文课就浑身不自在么？你能相信高考志愿除了师范专业还是师范专业么？你能相信一个人大学在校期间每天不看一点什么或者不写一点什么就觉得一天白过了么？你能相信一个做了三十几年教师的人临上课前几分钟还会不停修改不断调整（教案）么……不管你信或不信，反正我就是这副“德性”了。

如此看来，所谓命里注定的这份喜欢，无非也就是天性使然——我愿意。

正因为如此，在纪念上海市基础教育中青年教师教学评选30年之际，作为曾经参加过比赛，并获得过一等奖的选手，我也愿意在此作一些回顾与阐发，以此贡献给如当年的我一样喜欢着语文的青年朋友们。

1985年，我的教育生涯刚进入第三个年头。

尽管1984年暑期曾误打误撞在一次全国级的作文评改邀请赛中获奖，但对语文教学，我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小姑娘。

幸运的是由当时的教研组长金志浩老师推荐，经过区级层面过五关斩六将地筛选后，我参加了上海市中青年教师语文教学大奖赛。

名曰“大奖赛”，我真记不得获一等奖后我得了什么奖励，但这次比赛于我而言，真可谓“大”矣！
记得比赛前我先到市教研室抽取了一篇参赛课文，是《眼睛与仿生学》。

我估计我抽到这篇课文后一定是很无措的。

我似乎更愿意抽到散文类的文章。

可是，这已无法改变也无需改变。

因为，
这不是一个人的赛场。

我的周围始终有一群人在帮我：我的师傅、校领导和组里的同事们，还有区教研员杨若冰老师，甚至还有其他学科的老师。

所以，尽管我胆子很小，但比赛那天，我是自信满满地上场的。

我带着我的学生（1988届一班的同学们），坐公车来到位于闸北区的赛场。

没有电脑，没有任何辅助设备，只是扛了一块小黑板。

小黑板的一面大概记着需要正字正音的词语，一面则贴着一张与课文内容相关的画，那是擅长作画的梦云同学的杰作。

同学们和我自己课上都很投入。

这可以从后来评委们评课时的一个细节得知：课上到最后我似乎已陶醉其中，以至于两次把说明文说成了议论文竟浑然不知。

30年前，我以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老师的身份，参加了这样一次“大”赛。

这个“大”，是一种“观于大海，乃知尔丑”之大。

它让我有机会“出于崖涘”，早早地望到了语文教学之海。

原来语文教学是有大境界的，这个“大”是一种有机会聆听语文界海若“语大理”之大。

备赛、参赛、赛后被评，一路走来，何其幸运！因为当年引领你、指点你的都是现在的大师啊，而大师之“大”，是能够引你到“极高明而道中庸”之境界的门口的！
现在想来，比赛后的这种感慨，差不多贯穿了我的整个教学生涯。

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因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不仅有“大赛”给我们历练，更有大师与我们相伴。

我曾经在《我的成长轶事录》《成长需要“力”的作用》《感受博雅》等文中，多次谈及大师对于我们成长的意义。

2002年，在40岁刚出头的时候，我被评上了特级。

我似乎进入了成长的顺风期：每一级（中级、高级）教师的破格晋升，每一项（教育、教学、教研论文、教师征文、教师作文等）评比的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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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获得者，每一次重要的语文比赛都有我指导的学生获一等奖。

另外，还有作为个人的那么多项荣誉称号，任教研组长期间的那么多项集体荣誉称号……我似乎已经提前到达目的地，我还有没有成长的可能？我发展的空间在哪里？
在我行道受阻、心境迷茫之时，其实始终有一股前行的力量在。

这股力量，来自于始终行走并引领于语文教育大道的前辈名师们。

以于漪老师为代表的这一代人“一辈子做老师，一辈子学做老师”，虽早已登顶高山，却依然身先士卒，为语文教育拨云驱雾，精心提携后来者拾阶而上。

语文大道，因为有他们而旌旗在望、风光无限；因为有他们而使像我这样的后生小辈，在不断地受感召、被激励下，扪心自省、努力思进。

感谢已故的张 之先生，在我刚刚评上特级时送我一套《于漪文集》。

它已成了我时时驻足、流连、回首的地方。

就像这么多年听于老师讲座、报告，跟于老师一起交谈一样，每一次翻阅文集，都会获益良多，得到全方位的洗礼与全面的滋养。

幸运的是我还常常有机会当面受教于于老师。

每每想起那些日子，总能让我回味无穷。

在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班听于老师谈语文教师的基本功时，在一次次大大小小的教材审查会议上，我感受到了她高屋建瓴的专业思想与真知灼见；在于老师为我参加博雅征文的学生写下的长长的评语手稿中，我感受到了名师宽厚博大的情怀与高远的社会责任；在纪念于老师从教60周年大会上，我感受到了她超拔卓越的境界……
我也经常会想起已经离开我们20年的徐振维老师。

徐老师总是那么优雅地夹着一支烟，随薄薄的烟雾一起吐出的往往是一种睿智，一种深刻。

而这种睿智和深刻，简直可以一语点醒梦中人。

那一晚，在徐老师家里，为了几天后到青浦开一堂市级（好像还有许多外地老师来听课）公开课，她约我到家谈谈怎么上这堂课，上的篇目
是《谈骨气》。

那晚，根海和杨杰也在。

吃完饭，她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则搬了个椅子坐在我对面听我谈对文章的理解和上课的设想。

我已不记得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徐老师仍然优雅地夹着根烟，认真地听我说着，不时地提问，我似乎基本处于无法回应的状态，而在走进徐老师家门前，我感觉是马上可以上课了的。

于是，我心里感觉很沉重，回到家，傻坐发呆了两个小时，甚至想放弃那堂课。

可是，我终于没有放弃，琢磨出了徐老师发问背后意味着的东西。

我终于把那堂课上得很好——不是我感觉很好，是真的很好。

那种上完一堂好课后的兴奋、舒畅和幸福的感觉，我现在还有。

从2005年底到现在，我先后担任了4届区名师工作室、区特级教师工作室领衔人，2008年又有幸跟着郑少鸣老师担任第二期市语文名师基地副主持人，2012年至今又成为第三期市语文名师基地主持人。

这让我有更多的机会近距离地与风格不同、各具风采的名师交往。

除了恩师金志浩老师，还有严谨务实、道德文章堪为表率的少鸣先生，个性特色鲜明、妙语连珠的友勤老师，聪明过人、记忆力难出其右的根海兄……
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中总有前辈名师的指点与引领，而这一份指点与引领化成的力量，或许也是我之所以能够30多年“磐石无转移”，始终对讲台一往情深不离不弃的重要原因吧。

如今我早已年过半百，然而，讲台前的激情还在，讲台后的情怀依旧。

语文——“就这样被你征服”，就这样被“喜欢”套住，牢牢的，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32年前，不，应该更早，一句来自心灵深处的“我愿意”，让我嫁给了“语文教学”，从此不再回头，从一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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