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伦理: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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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伦理: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
周银珍
【摘要】科学的产生是人类劳动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但是,科学
用于社会具有双面效应:一方面,科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科学运用于社会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科学的利弊都关涉人类生存的伦理问题.通
过从伦理学的视角透视科学发展和科学活动中的伦理关系,探析科学用于社会所带
来的影响人类生存的社会问题,论述了科学伦理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
【期刊名称】《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3(015)003
【总页数】6页(P19-23,83)
【关键词】科学伦理;人类;生存方式
【作者】周银珍
【作者单位】中共利辛党校,安徽亳州2367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82
马克思说过:“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
”[1]这一论断极为深刻地表明判断一个物种的生存方式就看其生命活动的形式。
具体地说,动物的生存方式就是本能活动,在消极适应自然过程中维持自己的生存。
而人则不同,人是在生产和利用科学技术积极地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自己生存,科学创造
了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条件。
但是,现实生活中,随着科学发展,产生了不利于人类生存甚至毁灭人类的恶性后果。
因此,恩格斯强调:“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
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
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
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
”[2]这里的“习惯”包含着原始的道德意思,恩格斯把人类的道德(伦理),甚至人类的法律同人的行为直接联系起来,深刻地揭示了科学伦理起源于维持人类自身生存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生活之中,关涉人类的生存问题。
从这些层面上讲,我们不得不说,科学伦理是人类一种生存方式,关系到人类如何生存的根本问题。
一、人与自然共存方式
陈爱华教授认为:“对科学的伦理维度进行道德哲学的追思,其理论前提之一,将
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自然和社会的伦理关系——探究科学的伦理维度的本体论基础。
一方面,科学在其运作和发展的过程中,总是将自然作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科学之所以研究自然,则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3]因为人首先是一个生物性的存在,然后才是社会存在物,为此,必须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获得物质生产资料,解决好吃、喝、住、行等基本的生活资料问题,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这是维持人的肉体生命的基本条件,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
就人的本源而言,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
人必须物化自然,通过生产劳动把自然对象转化为满足人类需要的东西,使人得以生存、发展。
也就是说,自然界是人类产生、发展的物质前提,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
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
自然界,就
他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4]其次,人在与自然进行物质交往的过程中,又必须有节制。
由于人类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创立了
科学,人类探讨、认识自然界发展规律的活动最初是在生产实践中进行的。
原始人通过生产实践获得的生产知识和生产工具,就是科学产生的萌芽和胚胎。
随着科学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使人类社会对自然的演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不可否认,科学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促进了人的精神生活的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如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破坏了自然界的整体和谐。
恩格斯强调不能过分地掠夺性地对待自然,如果破坏自然的生态平衡,人类必将遭到自然的无情惩罚。
在《自然辩证法》中,他在描述资本主义大生产给社会和生态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
都报复了我们。
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5](517)也就是说,人们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去破坏自然环境,人类需要与
自然和谐相处,否则后果必将危及到人类生存。
例如,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
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
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5](517-518),“人也是生物物种之一,其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生态系统的一员,是只能在生态平衡中生存的。
生态系统的破坏也威胁到作为生态系统一员的人的生存”[6]。
也就是说,人类不是自然界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不是自然界的主人,而是大自然家庭中的一员。
自然本身是没有主观意识的,它遵循自然规律运行,就这一点来讲,自然本身不具有道德意义。
但是,把自然作为人的对象,把人与自然作为矛盾双方来考察时,自
然就具有了道德意义,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变成了伦理关系。
而这种伦理关系归根到底还是反映了有利于或是有害于人类的发展,最终关系到人的生存问题。
如果人类遵循自然规律,充分利用科学改造自然,这不仅能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而且能保护自然,进而从根本上保护人类自身;如果人类只顾眼前利益和违背生态规律,利用科学技术掠夺性地利用自然,可能一时满足了自身的需要,但是,从长远利益来说,科学越发达,从根本上损害人类的利益就越多。
正如恩格斯所
说:“当阿拉伯人学会蒸馏酒精的时候,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却因此制造出使当时还没有被发现的美洲的土人逐渐灭种的主要工具。
”[5](519)在此,恩格斯强调人类为了眼前的利益,破坏自然环境,违背了自然规律,为此必将付出的代价远比既得的利益多得多,甚至危及人类的生存。
这说明“人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不仅表现自己作为人的存在,证明自己作为人的身份,同时也产生属人的需要包括道德需要”[7]。
事实也正如此,“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影响。
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5](518)。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控制和改造自然、造福人类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增加了人类有意或无意地利用自然力危害自己生存的可能性。
随着人对自然控制力的增强,也加剧了社会对自然界的消极影响,而自然环境的被破坏反过来威胁现实人的生存,甚至威胁到人类的将来。
人类的利益和一切自然生存物的利益是一致的,只有维护了自然物生存和生态环境的统一,才能创造和保持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
可见,人类合理地利用科学,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确是人类与自然界共存方式。
二、人类自身的生存方式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
系。
”[5](23)没有人类自身的生产,人类社会和道德不可能产生,正是人类自
身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对自己生命的再生产还是通过生育对他人生命的再生产),才使得人作为人类活动的主体的存在成为可能,人的道德行为的产生才有可能。
在人类自身生产的过程中,对他人生命的生产,必将结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家庭关系。
“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
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
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
”[8](33)随着人类自身生产活动产生的家庭关系的
产生,必将产生、发展起调节人类两性关系和婚姻关系的道德规则体系。
在人类社会中,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占据着重要地位,作为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必将成为人类社会最早的道德准则之一,给人类道德的产生造成重大的影响。
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现代人类遗传学的深入研究以及DNA基因重组、人工受精、试管婴儿、人工流产等技术的临床使用,必然产生人自身生产、生存与科学的伦理关系,或者说,科学发展关涉到人自身如何伦理地出生、生存的问题。
比如DNA重组技术,这种生物技术通过一系列的复杂操作,把生命之源的基因切开并进行重新组合,使生物具有新的优良遗传特性,甚至能够创造出新的生物类型及新的品种。
同时,也可以治疗人类遗传缺陷的疾病,使人类获益。
但是,如果人们有意地把有害基因也植入大肠杆菌(大肠杆菌作为实验材料——遗传工程实
验过程中常用的一种普遍寄生于人体的无害菌种)中,就会使大肠杆菌变成一种致
癌或治病的病原体菌种。
也就是说,重组DNA技术既可以被人类用于至善,也可能被用于作恶。
因此,DNA重组技术关涉到人类自身生存问题,努力阻止不正当
地利用这种生物技术,才是人类最明智的道德态度。
生命是自然界的伟大创造,我们应该尊重生命。
凡是维护生命、完善生命、发展生命的行为都是善的。
人类自身的生产,既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条件,也是人类科学伦理产生和存在的前提条件。
而科学伦理既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又是人的
社会化的重要力量和方式。
人们之所以要讲科学道德,追求科学道德,并为此而约束自己的某种偏执,或多或少地放弃甚至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就在于不舍此就无法实现自身的发展和精神完善,这是关系到人类自身生存的重大问题。
三、人与人共存方式
人类在其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创立、发展和应用了各门科学,从而不断地提高了社会的文明水平。
如钟明教授所说:“科学的应用实践应当充分体现出人的价值,应当积极地促进人的自我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9]科学的应用无疑应当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科学的应用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
这就意味着,科学的应用的主体行为导致了损害人类自身利益的后果,甚至危及到他人的生存。
从社会角度来看,人应用科学时,应当尊重他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从而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因为人是社会中的人,即使在人类出现初始,人类为了生存,必须从事谋取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这种活动从一开始就不是单个人的活动。
为了谋取生活资料,必须结合成一定的互相合作的生产关系。
任何人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顺利从事生产劳动和其他各种活动。
“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相结合起来,因为相互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
”[5](511)这就是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的
道德生存方式。
也正是在这种互相合作的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形成了人类社会。
但是,随着生产劳动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劳动合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形成了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对立。
“德国在‘崩溃’中也体验到了这种对立的小小的前奏;建立在劳动者本人的劳动之上的私有制,必然发展为劳动者的丧失
一切财产,同时一切财富却愈来愈集中到不劳动者的手中”[5](520),因而必
然产生如何对待这些关系和矛盾的问题,产生了对这些行为的善或恶的判断和评价,
也就产生了一定的道德观点、道德情感和道德信念。
也正是在这些道德意识的指导下,产生了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规范。
于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关涉人类生存的又一个基本课题。
科学的合理发展和应用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进行的,因此,科学的发展和应用总是受到一定的社会制度的影响和制约。
在社会诸要素中,只有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的发源地,生产方式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就有什么样的生存方式。
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机体中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
“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完全。
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
不仅如此,甚至就连这个有益效果本身——只就所制造的或交换来的商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
要地位了;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
”[5](520)也就是说,资本主
义的特性决定了资本家为了在更加激烈的竞争中争取胜利,从而获得高额的利润,他们更加需要和促进科学发展。
但是,资产阶级发展科学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维护资产阶级统治。
同时,资本主义具有强大的物质基础,非常重视教育发展和国际科学技术交流,为了扩大国际贸易,加强本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军事权威,都迅速发展科学技术。
我们说科学技术用于军事和战争,这是人为地造成了现实的或潜在的严重灾难。
虽然军事方面的研究刺激科学发展,但是,在物质财富一定的条件下,军备竞争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耗费就剥夺了人们在粮食、住房、卫生以及教育方面的需求。
而且军备竞争的结果,造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危及人类的和平相处,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这就诱发了新的问题:人类怎
样有道德性地利用科学来生存、发展?
对此,资产阶级必将付出惨痛代价,最终导致资产阶级的彻底毁灭,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
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从事创造蒸汽机的人们也
没有料到,他们所造成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会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革命化,特别是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起初是资产阶级获得了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后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这一阶级斗争,只能以资产阶级的崩溃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而告终。
”[5](519)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也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反映了人们对自
身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及集体利益与人类当前及子孙万代的利益的关系问题。
仅仅通过道德说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科学带来的阶级对立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真正改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乃至改革社会本身。
科学自身并不能创造一个和谐发展、和平幸福的社会。
只有先进、文明的社会,才能为科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和谐的社会条件,正如列宁所强调的:“只有社会主义
才能使科学摆脱资产阶级的桎梏,摆脱资本的奴役,摆脱做卑污的资本主义私利的奴隶地位。
”[10]创造这样的社会,人类必须把艰巨的社会革命与合理的科学
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以科学伦理引导科学发展,确保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造福整个人类。
马克思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
因此,他们
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自己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
们怎样生产一致。
”[8](25)因此,科学伦理构成了人类特殊的生存方式。
总之,科学伦理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具有普适性,不仅适应各个国家,而且适应于所有人,它关涉到人类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共世生存的问题。
首先,科学道德作为生存方式与人类社会生活共始终,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便有了维持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科学道德。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科学道德就存在。
早在原始社会,简单的生产劳动中包含着原始的科学技术,因而科学道德调节着人类的生存问题。
只有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私有制的出现,社会分裂为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这时单靠科学道德已经不能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于是便产生了自居于社会之上的强制力量——国家,并由此出现了统治阶级制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
但是,科学道
德不像政治制度和法律这些意识形态仅存在于阶级社会中,到共产主义社会就要消亡,而是存在于任何社会里,与人类共存亡,是调整人们行为的主要精神力量。
其次,科学道德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而且存在于宗教、军事和外交等领域,并发生作用。
再次,科学道德渗透于各种社会关系和一切人的一切思想行为之中。
凡是存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地方,在其他行为规范如政治、法律规范发生作用的地方,总是有道德关系在其中发挥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作用。
人生活在世界上,每时每刻都要发生人与人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如父母子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等。
可以说,科学道德问题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要遇到的问题,凡是正常的、具有理智的人总要掌握一定的科学道德知识,并用于指导自己的行为,与自然、与他人和谐相处,共同生存。
【参考文献】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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