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篆刻艺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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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篆刻艺术之路
我因受家庭熏陶,从小就喜爱书法。
幼时经常看长辈书写,并在旁为大人接纸研墨。
当时我家住在宣武门内大街,邻居有一刻字店,名为“茂丰斋”,店主人孟旭东先生是个书法家;他不但能刻字,同时还为人家书写牌匾,对联和写小楷字的履历表。
我经常去那里串门,大约从五、六岁开始,至初中毕业为止,总共约有八、九年的时间。
每天放学回家,做完功课,就去刻字店,趴在桌边看人家刻字。
有时人家劝我去别处玩,我也不离开,就是喜欢看。
看来看去,时间长了,几种刻章的方法程序也就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大约在上小学二年级时,我也萌发了自己刻章的念头。
刻木章必须用杜梨木或黄杨木,不好找,刻刀
也奇特,自己没有。
橡皮章都是刻公章,不感兴趣。
刻石章还是可以的;当时大街上有挑担卖玩具糖果名叫“打糖锣”的。
他那里卖几分钱一块的滑石,是给小孩跳房子在地上划线用的。
锯成长方形,拿来刻章正好用。
于是我买回两块。
自己没有刻刀就用削铅笔刀代替。
刻字师傅刻化学、牙角章是不打印稿的。
而是在印面上抹层墨,先刻出边框,看刻几个字再刻出分格来,然后在每个分格方块中刻一个字。
熟悉的字,就这样把反字刻出来,遇到不熟悉的字时,先把这个字写在秀明的药纸上,翻过来照着刻。
另外,刻字师傅是把印章卡在托床上旋转着刻的。
我没有托床只好手拿着刻。
当时我刻的是隶书阳文,“田润城印”四字。
刻好后,我便拿着印痕和章去找刻字店孟掌柜,我管他叫孟大爷,我说:“您给我看看,我刻得行不行?”
孟大爷接过一看说:“好小子,这是你刻的?行啊!你用什么刀?”我说:“削铅笔刀。
”孟大爷说:“那不行,我给你两把刀吧。
”从此我有了专用刻刀,自己经常在家刻些名章。
时间长了,有时我也在店里刻自己的章,把印样盖在店里的样本上,居然竟有顾客指我刻的印样要这样的章。
于是孟大爷开始也让我刻几方店里应的活儿。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我初中毕业。
1952年,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就投考了供给制待遇的北京重工业学校。
结果我们学校两个班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考上了。
临去报到时,孟大爷又送给我一个铜托床留做纪念,还叫他儿子蹬三轮送我去报到。
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启蒙老师孟大爷――孟旭东先生。
在我上专业学校的四年中,有时也为同学刻一两方名章。
在我十来岁时就听孟大爷说:北京最有名的篆刻家是寿石工和齐白石,他们在荣宝斋挂笔单刻字。
后来我家搬到宣外香炉营居住。
这里离琉璃厂很近,我几乎每星期都去琉璃厂逛一次,荣宝斋是我每次必去的地方。
荣宝斋里悬挂的名人字画是我每次都要仔细欣赏的。
尤其是柜台上摆放的著名篆刻家的篆刻印痕,诸如金禹民、刘博琴、徐之谦、顿立夫等老先生的作品让我倾倒、钦佩羡慕至极。
当时书店里很少有印谱出版发行。
荣宝斋的柜台里倒有名人手钤印谱出售,但太贵了,要几百元一本,根本买不起。
于是我就准备了一个小笔记本。
每次去荣宝斋时就把那些名书画家的印章用笔仿描在我的笔记本上,也把篆刻家的印痕描摹下来,留作参考。
同时见到报纸上刊载的名人篆刻,便剪辑下来粘在笔记本上,多年来纪录、累集了好几个本子。
这些印样成
了我的老师和楷模。
这样做的结果,我虽然纪录了诸多名家的印稿,但他们分别具有不同的篆刻派别和风格,我学习起来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没有一个准确的方向。
20世纪60年代我分配到北京一家机器厂当技术员,业余依然喜爱书法篆刻。
听说我初中时同学米景扬在荣宝斋工作。
我曾经去找过他一次。
他当时从事木版水印的勾版工作。
他带我参观了木版水印车间,介绍了木版水印的程序和特点。
后来由于政治运动频繁,四清、文革的相继到来,我俩也就失去了联系。
我和米景扬本是同班且同桌的同学。
我俩有共同爱好,都喜欢书画。
我记得那时他特别爱画连环画上骑马打仗的将军武士。
我们俩还在班里共同办壁报写板报。
放学时,我俩走在西单北大街上,对名家店铺门前的匾额品头论足;毕业前我俩还共同为班里编印了同学
录。
后来他上了高中,我去了中专。
我初中时的语文老师是著名书法家付耕野先生,美术老师是国画家蒋北海先生,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对书画更加喜爱,使我终身受益。
粉碎四人帮以后,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大好时光。
书法篆刻展览也多了,书店里陆续出版了不少古今名人的印谱。
工具书也多起来了。
这时我的篆刻似乎也有了些方向感,逐渐地更多地喜爱上工整秀丽的浙派印风;特别对荣宝斋顿立夫老先生的篆刻发生了极浓厚的兴趣。
这时荣宝斋出版了顿老的两本印谱和一本篆书,我如获至宝买了两套拿来学习。
忽然有一天,我看到报纸上登载一条消息,是米景扬与刘炳森等书画家去美国访问。
又听说米先生已是荣宝斋的副总经理。
虽然我与米先生同为昔时的好
同学,但人家已成名成家,还会理我吗?因此不敢再贸然去找他。
但是荣宝斋我仍是每周必去一次。
文革后的一年春节,荣宝斋举办迎春书画展。
展室在西斋二楼,在楼梯上我与米先生走个碰面。
米先生忽然对我说:“这不是老同学吗”?我叫了他一声,他又说:“等一下,我送老先生走后马上回来”。
其实我早已认出他来,只是不敢先叫他罢了。
后来米先生回来带我去他办公室聊天,互相问候近来工作,生活情况,他问我业余有何爱好?我告诉他每星期都来荣宝斋看画,我非喜爱书画,业余还喜好刻章。
他说:“那好啊,你下次来把篆刻印痕带来让我看看。
”看来这个老同学还真没小看我啊!
又一个星期我便带了我的印谱本去荣宝斋,直接到他办公室找他。
坐下后,我拿出我的印谱本给他看。
他看后便对我说:“你这个呀,全得扔掉。
你刻章基本
功已经有了,但是你的路子不对,一切得重新开始。
”又说:“你刻章的功夫源于刻字店,缺乏篆刻的金石韵味,呆板生硬。
篆刻首先要设计印稿,从字的结构章法上处理得当后,在印面上写好印稿。
这是刻好印的第一个步骤。
你学的是刻字铺的方法,默刻不打印稿这只反映了一个熟练程度,却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这也正是刻字匠和篆刻家之间的区别”。
米先生还对我说:“你不要着急,要踏踏实实地先打好基础。
在传统上下功夫,在家规规矩矩地练习篆书和临刻汉印,到一定程度时,我再给你引见老先生。
”
于是我买了《故宫藏古玺印选》,和《上海博物馆藏印选》两本印谱。
自此,我每天练习临写邓石如、吴浪之篆书,并临刻汉印,这样坚持练习两年多,刻了近千方汉印。
其间也临刻过不少明清时代的和顿老先生的篆刻,使我的篆刻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个星期日的上午,米先生带我去了椿树上头条的顿老先生家中,进院西屋两间是顿老夫妇的住所,当时正有一位京剧名家带一对日本青年去求字,顿老在写对联,待他们三人走后,米先生把我介绍给顿老。
顿老看了我的印痕后说:“你刻得不错,有一定基础。
不要学我,要学古人。
要多刻,还要多读书,就自然会有长进。
”同时让我看了他的刀和笔,还在我带去的他的两本印谱上题字签名留念。
我给顿老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顿老对我说:“你住得也不远,以后有时间就来吧。
”我们临走时顿老又送我们至街门口。
这次拜见顿老,虽然没有正式拜师。
但经米先生引见,得识顿老先生并允以登堂入室,能亲听老先生教诲,亲眼观摩老先生书写和执刀刻印,并给予具体指导,使我受益匪浅,更加坚定了我向传统学习的信
心和决心。
后来突然有一天,不幸的噩耗传来,顿老因突发心脏病而与世长辞了。
这使我痛苦万分,很长时间我的心情沮丧,打不起精神,还是米先生开导了我,他说:“一个学生不能指望教师跟着一辈子。
你已经进了门,入了道。
在艺术上没有任何人能恩赐给你什么,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只有自己勤奋努力耕耘才会取得丰收。
”这样我才慢慢缓过劲来,继续临习汉印和顿老的印作。
我还经常拿我的印痕给米先生看。
他都给我一一作出评判,指出不足之处,于是我就拿回家去重刻。
往往一印经几次反复,直到米先生认可为止,这样使我得到严格训练,米先生这样的朋友是我一生难求的。
可以说他既是我的好同学,又是我的好老师。
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属北京市机械局系统,开展职工文化活动是非常活跃的。
局工会每年都要在市文化宫举办职工书画展。
我们单位也很重视企业文化,每年都参加局系统展览。
不论局或厂里的展览我都有作品参展。
当时局工会组织职工文化活动的干部就是当今著名书法家、原北京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友清先生。
我不断得到张先生的鼓励和教诲,并于1997年经张先生介绍加入了北京市书法家协会。
当我在篆刻方面取得一些进步后,在1989年末经荣宝斋韩度权先生的推荐,我开始在荣宝斋挂笔单悬润制印。
我的篆刻能跨入荣宝斋的店堂,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亦是极大的鞭策。
我刻苦用功,不虚此名。
自此后十多年来我为台港澳同胞、日韩等国际友人、著名书画家、社会名流和国家领导人刻印达数千方,受到普遍的好评。
自20世纪90年代初,我有幸得识著名书画大师范曾先生,先后为范先生刻印数十方,得到范先生的赏识,在范先生的书画大作上钤盖着我刻的名章、堂号章和闲章,既为范先生的大作增色同时也使我感到无比的荣幸,因此更加激励我向传统学习的决心和信心。
范曾先生曾在1998年出版的画册中专辟两页,展示我为范先生刻的印章,并手书题签:“润城所刻范曾印”。
这是对我莫大的提携和奖赏,使我终生难忘。
我已进入古稀之年,绝不能满足于已取得的浅进。
我要终生向传统学习,决心远离名利,要耐得住寂寞,静心地向先辈们学习。
我还要博采众长,拓宽视野,除了向顿老学习外,同时还要吸收陈巨来、王福厂、韩登安、吴朴堂、沙孟海等诸位老先生的风格。
这些老先生的成就是我取之不尽,学之不完的宝贵财富。
我曾请刘炳森先生为我题写了“锲而不舍,金石可缕”的条幅为座右铭,又蒙范曾先生为我题写了“锲石斋”的匾额为堂号,悬挂于我的居室。
我就是要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在篆刻艺术道路上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