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与中医药文化传承

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并深受其浸染。因此，在其生长与传播的过程中，必然要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随着中国与马来西亚贸易的发展，华人移居马来西亚的规模化，以及双方文化交流的频繁，有着华人文化印记的中医药文化飘洋过海，逐渐在马来西亚扎根发展。这一方面与马来西亚特殊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马来西亚社会中相对独立发展的华人文化为其提供了近似中国国内中医药发展的文化背景，推动着马来西亚中医药文化从无到有，从区域性向全国性、从基础性向理论性、从个别性向有组织性发展。１

中医药文化在马来西亚传播的文化背景中医药文化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有着很大的关系。华人向来都有一种依恋故土的情怀，这表现在其移居他国时往往仍较多地保存着祖国的文化传统。早期移居马来西亚的华人大多是农民，他们大多在国内生活窘迫，到国外时力量单薄，倍受艰辛，因此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的小圈子。这样一来，整个华人社会就呈现出由多个相对独立的小圈子构成的特点。“他们盲目地忠于传统，固执地保持着由他们的祖先传

下来的已有几百年历史的风俗习惯。”

［１］１５

华人对中华传统文化执着的固守，主要体现在其组建的会馆、宗祠和庙宇中。

会馆是华人在马来西亚最早建立的地域性组织，自清嘉庆六年（

１８０１）在槟榔屿成立最早的仁和公司和广东暨汀州会馆起，华人会馆即伴随着华人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至１９世纪末，顺应东南亚“海外华人会馆文化”的勃兴，马来西亚华人会馆也蓬勃发展，形成了福建、广东、潮州、客家

和海南５个大帮，各帮所属会馆多达百家［２］

。这些

会馆是移居马来西亚的华人依靠强烈的地域认同感，即包括方言、风俗、习惯在内的地域文化而建立的互济互助的组织，它们发挥着“联乡邑之盛情，谋桑梓之幸福，推而进于社会之提携、国民之结合”的作用。在这些会馆内，中华传统文化的习俗，特别是方言的同一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强化，具有相对的排他性。而这也为中医药文化在特定时期特定地点的传承，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如１８７８年，居住在吉隆坡的大埔人成立了一个团体，名叫“茶阳公司”，座落在吉隆坡的洛士街附近，作为同乡联络感情和急难互助的机构，茶阳公司附设一间留医所，供患病的同乡治病和殓葬不幸去世的同乡，内有一名中医师在留医所驻诊，这就是“回春馆中医留医所”创立的开始。

宗祠或氏族宗亲组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它源于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一方面体现了华人慎终追远，“使后嗣勿忘其之所出”的独特气质；一方面也反映了“互惠互助，敦睦亲族”的文化精神。因此，宗祠在保存宗族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华人文化方面，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较为著名的宗祠有福建人邱华东、邱心美在槟榔屿建立的龙山堂、邱公司（１８３５）；广东华侨建立的伍氏馆（１８４８）；福建人林清甲在槟榔屿建立的林开勉述堂、林公司、敦关堂；陈金钟、陈明水的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１－１８

作者简介：郑志锋（１９７５—），男，硕士，讲师，主要从事海外华人文化研究。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与中医药文化传承

郑志锋

（福建中医学院公共管理系，福建福州３５０１０８）

摘要：考察中医药文化在马来西亚传播的文化背景，梳理马来西亚中医药文化发展的三大途径，认为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与中医药文化之间是双向的互动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发展的土壤，后者则进一步丰富了前者的内涵。

关键词：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中医药文化；传承关系中图分类号：Ｒ０９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６２７（２００７）０３－００５６－０４

・医史研究・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ＴＣＭＪｕｎｅ２００７，１７（３）

福建中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６月第１７卷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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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颍川堂（１８７５）等［１］６９。这些以“堂”或“馆”等命名的宗祠或宗亲组织，由于其身处异乡，而进一步强化了对华人文化的认同。这种宗族文化不但由于有别于马来西亚社会的其他文化而独树一帜，而且其内部也由于以不同血缘关系为基础而显得相对独立。此种同族、同乡聚居，讲同一方言，操同一职业的习惯，也造就了中医药业在当地发展的独特模式。华侨、华人经营的药店、药行就是一种典型的家族式、同乡式的，他们逐步形成了独立于当地社会行业的华人药业，即使是大企业家胡文虎的各大药业分行几乎都是用胡氏家族的人［３］。

庙宇是马来西亚华族社会中以神缘为基础的组织。佛、释、道长期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传统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因此，移居马来西亚的华人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已深入骨髓；另一方面由于身处异乡，需要寻找心灵的寄托，必然需要宗教崇拜，随之产生的庙宇就是这种宗教崇拜的空间载体。在庙宇内部，以中国传统的宗教神灵、崇拜仪式、崇拜理念等为主体的文化组成部分被顽强地、几乎不变地复制了下来。其中，由于崇拜主神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庙宇，而这又与地域差异有着很大的关系，也因此具有着相对的独立性。马来西亚华人崇拜的神灵主要有４种：一是中国沿海尤其是南方沿海居民的妈祖崇拜，这是早期华人最为信仰的神之一，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彭亨、柔佛等地都有庙宇奉祀；二是大伯公，即当地的保护神，类似土地公，槟榔屿、北根、大山脚、沙巴等地均有大伯公庙；三是中国民间主要是福建、广东的地方神崇拜，其中崇奉的神灵各异，如陈氏宗祠奉“开漳圣王”陈元光等；四是关帝、观音菩萨等，也是马来西亚华人普遍信仰的。尽管在各方言团体中宗教崇拜有所不同，但其作用是基本相同的。它超越了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宗教信条，从而把华人社会的不同集团聚合在一起［１］１４。信仰作为一种纽带，联结着海外华人与祖地从精神到行为的方方面面，中医药这一传统瑰宝自然也成为海外华人难以割舍的一种看待疾病的思维方式，一种与疾病作斗争的行为方式。

２中医药文化在马来西亚的传播

中医药文化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不仅与中马两国间的关系密切相关，还与中国国内形势有着很大的关系。综观中医药文化在马来西亚的传播，其途径大致有三：

２．１贸易：贸易是中医药文化在马来西亚得以传播的最初载体。中马间零星的接触性的中医药文化交流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１～２世纪，中国僧人、商船经马来半岛到印度的居间贸易和文化交流［４］。较大规模的贸易是在１５世纪，明朝郑和七下西洋，五至马六甲［时称满刺加（Ｍａｌａｃ－ｃａ）］，带去不少中药材与中成药，主要是茶叶、生姜、肉桂、大黄、茯苓等［５］，留下医生、匠人，其中就有著名中医师匡愚［６］。那时的马来西亚由满刺加王国统治，与明朝交好，进贡朝拜、商务往来、文化交流都很频繁。贸易所带来的中医药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严格地说，主要是中药的传播。

２．２移民：由于华人移居马来西亚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过程，并自其于唐代肇端后，就一直延续至今。因此，以移民为载体的传播方式必然带来经常的持续的影响。早期移民主要为劳工型，他们在马来西亚主要从事采矿、种植等重体力活，生活水平相对较低。他们或许是出于对西医疗效的恐惧与怀疑，或许是出于对中医疗效的信任与中医治疗手段的依赖，或许是出于经济原因，他们的医疗保健世代主要靠传统的中医药，治疗手段主要是服药和针灸，尤其是劳作在吉保山区的采矿工人和种植园的劳工，更是依赖中药、针灸来繁衍生息。由于华人居住区的相对集中与封闭，这种对中医药的传承就以一种世代相传的方式在异域保存下来，并伴随着移民过程的持续而延续。

随着马来西亚当地社会对中医药文化的逐渐接受，清代就有移民看好中医药在马来西亚的发展前景，开始酝酿在马来西亚开设专门的中药店和中医诊疗机构。清・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广东梅县人古石泉在槟城创办首家中药店——

—仁爱堂，其后裔敦守祖训，经营药业百年不衰。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华人叶观盛在吉隆坡创办中医机构培善堂，光绪二十年扩大院址，增建楼房，更名为同善医院。光绪十年，黄进聪等人在槟城创办的南华医院开业。这２家医院的开设标志着马来西亚中医事业正式开始。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华人在马来西亚各地先后建立医院、诊所近２０家。后出现了中医药组织，以１９２４年成立的麻坡中医药研究所为最早。此期，中药店增至数百家，仅吉隆坡、槟城２市各有２００个中药店铺，一般是家庭式经营，规模较小。１９２９年，Ｈｏｏｐｅｒ调查马来西亚中药店经营情

第３期郑志锋：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与中医药文化传承５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