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说话_是生活的政治_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_一句顶一万句_

在当下的中国作家中，刘震云无疑是最有“想法”的作家之一。

“有想法”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想法”包含着追求、目标、方向、对文学的理解和自我要求，当然也包含着他理解生活和处理小说的能力和方法。

这是一个作家的“内功”，这种内功的拥有，是刘震云多年潜心修炼的结果，当然也是他个人才华的一部分。

所谓的“想法”就是寻找，就是寻找有力量的话。

他说有四种话最有力量，就是：朴实的话，真实的话，知心的话和不同的话。

如果说朴实、真实、知心的话与一个人说话的姿态、方式以及对象有关的话，那么不同的话则与一个人的修养、见识和思想的深刻性有关。

因此，说不同的话是最难的。

多年来，我以为刘震云更多的是寻找说出不同的话。

这个不同的话，就是寻找小说新的讲述对象和方式。

大概从《我叫刘跃进》开始，刘震云已经隐约找到了小说讲述的新路径，这个路径不是西方的，当然也不完全是传统的，它应该是本土的和现代的。

他从传统小说那里找到了叙事的“外壳”，在市井百姓、引车卖浆者流那里，在寻常人家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了小说叙事的另一个源泉。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一直在向西方小说学习，从现代派文学开始，加缪、卡夫卡、马尔克斯、罗伯-格里耶、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是中国当代作家的导师或楷模。

这种学习当然很重要，特别是在过去的时代，中国文学一直在试图证明自己，这种证明是在缩小与发达国家文学差距的努力中实现的。

许多年过去之后，这种努力确实开拓了中国作家的视野，深化了作家对文学的理解，特别是在文学观念和表现技法方面，我们拥有了空前的文学知识资本；但是，就在我们将要兑现期待的时候，另一种焦虑，或者称为“文化身份”的焦虑也不期而至扑面而来。

于是，重返传统，重新在本土传统文学和文化中寻找资源的努力悄然展开。

刘震云是其中最自觉的作家之一。

《我叫刘跃进》的人物、场景和流淌在小说中的气息和它的“民间性”一目了然。

但因过于戏剧化，更多关注外部世界或表面生活的情节而淹没了人的内心活动，好看有余而韵味不足。

这部《一句顶一万句》就完全不同了，他告知我们的是，除了突发事件如战争、灾害等不可抗拒因素外，普通人的生活就是平淡无奇的，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发现小说的元素，这是刘震云的能力；但刘震云的小说又不是传统的明清白话小说，叙述上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功能上是“扬善惩恶宿命轮回”。

他小说的核心部分，是对现代人内心秘密的揭示，这个内心秘密，就是关于孤独、隐痛、不安、焦虑、无处诉说的秘密，就是人与人的“说话”意味着什么的秘密。

亚里士多德发现，伴随着城邦制度的建立，在人类共同体的所有必要活动中，只有两种活动被看成是政治性的，就是行动和言语，人们是在行动和言语中度过一生的。

就像荷马笔下的阿基利斯，是“一个干了一番伟业，说了一些伟辞”的人。

在城邦之外的奴隶和野蛮人，并非被剥夺了说话能力，而是被剥夺了一种生活方式。

因此，城邦公民最关心的就是相互交谈。

现代之后，交谈意味着亲近、认同、承认的新世纪文学研究“说话”是生活的政治——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孟繁华43２００９／８・文艺争鸣・新世纪文学研究交流，在这个意义上，说话就成了生活的政治。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说话是小说的核心内容。

这个我们每天实践、亲历和不断延续的最平常的行为，被刘震云演绎成惊心动魄的将近百年的难解之迷。

百年是一个时间概念，大多是国家民族或是家族叙事的历史依托。

但在刘震云这里，只是一个关于人的内心秘密的历史延宕，只是一个关于人和人说话的体认。

对“说话”如此历尽百年地坚韧追寻，在小说史上还没有第二人。

无论是杨百顺出走延津寻女，还是牛爱国奔赴延津，都与“说话”有关。

“说话”的意味在日常生活中是如此的不可穷尽：在老裴和老曾那里，“话”的意义是“过不过心”；在吴香香那里，养女巧玲与吴摩西是“说得着”，与自己是“说不着”；在巧玲、也就是后来的曹青娥那里，与丈夫牛书道“两人说不到一块儿去”，白天做各自的事，晚上“说话”就是吵架；曹青娥欣赏的拖拉机手侯宝山会说话：不是话多嘴不停，而是不与你抢话，有话让你先说；曹青娥与儿子牛爱国“说得着”，但牛爱国只是听，却从不和母亲说“心理事”；牛爱国和庞丽娜虽是夫妻，但同床异梦，因此牛爱国再多的“好话”，庞丽娜一听“就恶心”；牛爱国不离婚，怕的是离开庞丽娜“连话和说也没有了”；小蒋和庞丽娜有了私通，在“春晖旅社”两人苟且三次后一个说：“咱再说些别的”，另一个说“说些别的就说些别的”；这个对话后来牛爱国和章楚红也说过。

“说话”是一种交流，但更是一种“承认”。

夫妻之间的关系，除了生理需要、传宗接代之外，“说话”就是最重要形式。

但吴摩西和老婆吴香香没有话，老婆说话就是骂吴摩西。

理论上说就是吴香香在各方面对吴摩西的“不承认”，或者说是不屑甚至漠视。

吴摩西逆来顺受一年多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真正明白了是在郑州火车站见到了因奸情败露逃跑的老高和吴香香的恩爱场景。

这时吴香香已有身孕：他们“为吃一个白薯，相互依偎在一起；白薯仍是吴香香拿着，在喂老高。

老高说了一句什么，吴香香笑着打了一下老高的脸，接着又笑弯了腰”。

这个场景照出了吴摩西和吴香香的关系——有说有笑的夫妻就是普通百姓的日子，但吴摩西没有，于是他打消了原来的念头，离开了郑州。

这个关系的处理只有现代作家才能够完成。

如果是明清白话小说，比如《水浒传》，只能处理成一个仇怨关系，是“辱妻之恨”。

武大发现妻子潘金莲与西门大官人私通之后，回到家里捉奸又力所不及，只能被诉诸暴力，被西门大官人一脚踢在心窝卧床不起，最后毒药被害死。

但刘震云处理吴摩西的时候，不是纠缠在市井风月不放，而是迅速回到了吴摩西的内心：他要离开这个让他伤心的地方，但去那里呢？吴摩西既没有可去的地方，也没有指引他的人，一个人内心的无助和孤独在这里被刘震云写到了极致：人的一生可以有许多朋友，但真正为难和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可以投奔的人竟然了无踪影。

这一发现不仅表达了刘震云洞察世事的锐利和深刻，同时也表达了刘震云对人生悲凉或悲剧性的认识。

小说的下半部“回延津记”的主角，是吴摩西养女曹青娥的儿子牛爱国。

牛爱国在情感上的遭遇与吴摩西没有本质差别。

他也是为找一个能“说上话”的人返回延津。

一出一进就是一个近百年的轮回，但牛爱国能够找到吗？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的是，这些人物不知道存在主义，也不知道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但“话”的意味在这些人物中是不能穷尽的。

说出的话，有入耳的、有难听的、有过心的、有不过心的、有说得着的、有说不着的、有说得起的、有说不起的、有说不完的还有没说出来的。

老高和吴香香私通前说了什么话，吴摩西一辈子也没想出来；章楚红要告诉牛爱国的那句话最后我们也不知道，曹青娥临死也没说出要说的话。

没说出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话。

当然，那话即便说出来了，也不会是惊天动地的话。

在小说中一定要这样表达，只是小说的技法而已，这和《红楼梦》中的黛玉临死也没说出宝玉如何、《废都》中有许多空格没有什么区别。

需要破译的恰恰是已经说出的话，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说话”如何形成政治的。

这些普通人是中国最边缘或底层的群体，在葛兰西的意义上他们是“属下”，在斯皮瓦克的意义上他们是“贱民”，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是没有话语权力的阶层。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说被排除在历史叙事之外，是刘震云发现了这个群体“说话”的历史和隐含其间的伦理、智慧、品性等，最根本的是，说话就是他们的日子，他们最终要寻找的还是那个能说上话的人。

小说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韵味，也就是理论上的萨特、哈贝马斯、米德、查尔斯泰勒等对人的存在、交往、有意义的他者和承认的政治的论述，普通人的“说话”才博大精深深不可测，也正是因为刘震云发现了这一切，才使这部讲述市井百姓的小说超越了明清白话小说而具有了现代意义。

44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刘震云和贾平凹异曲同工，虽然两人的路径不同，但隐含其间的追求大体相似。

贾平凹在承继传统时更多的是文人趣味，比如《废都》、《高老庄》、《白夜》、《秦腔》、《高兴》等，对才子佳人的盎然兴趣他从来不避讳。

特别是近期的《高兴》，虽然是写“底层”人群的作品，但一个妓女的出现，就显示出了贾氏印记或风情。

刘高兴和孟夷纯两人都生活在当下最底层，生活是否有这样的可能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贾平凹以想象的方式让他们建立了情感关系，并赋予了他们情感的以浪漫的特征。

他们的相识、相处以及刘高兴为了解救孟夷纯所做的一切，亦真亦幻但感人至深。

我们甚至可以说，刘高兴和孟夷纯之间的故事，是小说最具可读性的文字。

这种奇异的组合是贾平凹的神来之笔，它不仅为读者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也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许多可能。

但是，也正因为是“才子佳人”模式，刘高兴和孟夷纯之间才没有发生“嫖客与妓女”的故事。

他们的情感不仅纯洁，而且还赋予了更高的精神性的价值和意义。

贾平凹显然继承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和戏曲的叙事模式，危难中的浪漫情爱是最为动人的叙事方法之一。

还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几乎通篇都是白描式的文字，从容练达，在淡定中显出文字的真工夫。

它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细节构成了小说的全部。

我们通常都认为，小说的细节是对作家最大的考验，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最精彩之处往往在细节的书写或描摹上。

《一句顶一万句》没有《高兴》的浪漫或文人气，它确实更接近《水浒传》的风范或气韵。

无论书吴摩西和吴香香还是牛爱国和庞丽娜，他们一直生活在“奔走”的景况中，只不过他们心中没有一个水泊梁山。

就是这个“奔走”的设定，将吴摩西和牛爱国的人生全部艰辛呈现出来了。

中国人对幸福的理解是“安居乐业”，但这祖孙两代人却一直在奔波，无论他们为了什么，可肯定的是他们不幸得生活或人生。

应该说，这是最近几年我读过的，最有意思、最有意味、最有想法的小说。

这是一部不动声色的作品，是一部大音稀声大象无形的大书。

它将开启一个小说讲述的新时代。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滔滔的话语之流与绝望的生存之相曹霞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以往写作中的叙事的连续性与一贯性仍然体现得很明显，即对庸众群像的塑造和对琐屑生活的关注。

克尔凯郭尔曾说，日常琐事具有影响心灵的重大意义，“往往是微不足道的捉弄令生活痛苦异常”，它们就像“一只牛虻”落在鼻尖上（1），成为粘着于生存中挥之不去的困扰。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刘震云对琐屑生活的描绘具有了存在主义的精神高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在重复自己的创作，恰好相反，在三十余年的创作中，在保留某些叙事特征的基础上，刘震云一直在有意识地摆脱既成的表达方式，致力于文体和本土语言的创新。

这种努力在《故乡面和花朵》之后卓见成效，那些庸众群像和像一面镜子映照在作者主体心灵上的生活细节不再是叙事主体，而成为表达想象力、营构历史空间和推动叙事嬗变的触发点。

在近年的创作中，刘震云将探寻的热情和兴趣投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问题上，《手机》通过现代通讯工具带来的都市人困境，彰显出“交流”的困难，《一腔废话》在黑色幽默的语言大杂烩中表现了沟通的疲累和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