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东莞商品经济模式浅析

明清时期东莞商品经济模式浅析
作者：秦文萍
来源：《中国民族博览》2018年第05期
【摘要】明清时期，东莞因地制宜，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生态环境、交通条件，顺应人口压力、封建生产关系以及海洋贸易格局变化等因素，立足特色，错位发展，实现商品农业区域化专门化；农业与手工业就地结合，形成经济作物加工产业链；发挥地理位置优势，贸易交换关系向内向外拓展，建立起成熟的从种植生产到贸易流通的商品经济模式，成为岭南著名的商品性农业生产基地之一。

【关键词】明清；东莞；商品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东莞自古就有“重农不抑商，扶商不危农”的商贸传统。

明清时期，借助紧邻广州的地理优势，东莞从农村商业产业链的发端开始，种植桑树、莞香、莞草等经济作物，以此为原材料，发展手工制造业如香料制品、草织品、纺织、糖业、烟花爆竹业等，向内向外拓展交易市场，形成富有东莞特色的商品经济模式。

一、错位发展经济作物，商品农业区域化专业化
东莞位于珠江三角洲出海口，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很适合农作物生长，耕种历史悠久，耕地面积广大。

万历十年东莞有耕地13135顷，仅次于南海县的15809顷，位居全广州府耕地数的第二位。

但在明代后期，东莞却开始出现粮食不足的情况，缺粮的原因可从雍正五年（1727）两广巡抚为粮食问题上奏朝廷中一窥端倪。

广东巡抚奏曰：“广东所产之米，即年岁丰收，亦仅足供半年之食”，广西巡抚则说：“广东地广人稠，专供给于广西之米。

在广东本处之人惟知贪射重利，将地土多种龙眼、甘蔗、烟叶、青靛之属，以致民富而米少。

广西地瘠人稀，岂能以所产供邻省，多令贩运？”可见，造成明代后期东莞粮食供应紧张，除了东莞人口增长迅速带来的压力，东莞出于经济效益的选择，弃种粮而种桑树、莞香、果树等经济作物是主要原因。

自宋代开始，东莞大规模修筑堤围，利用洼地发展珠三角特有的“桑基鱼塘”“蔗基鱼
塘”“果基鱼塘”等基塘农业。

以桑基鱼塘为例，通过基面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蚕蛹摷丝、塘泥肥桑，形成陆地、淡水、养蚕三大系统之间的生态循环，可谓现代“生态农业”的先驱。

基塘农业兴盛的原因，在于和单一的农业种植方式相比，其产出的经济效益要高很多。

据宣统《南海县志》卷4“舆地略”，“桑部”记载，清末一亩田种桑养蚕，一年纯收入为46.4两银，如果种水稻，最多收获十石谷，折合米6.7石，价值银13.53两，种水稻的收入只相当于
种桑养蚕的三分之一。

种桑养蚕是东莞农人经过经济衡量后的明智选择，东莞也成为“周回百余里，居民数十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的专业蚕桑基地。

根据市场价值种植经济作物体现最为明显的是莞香。

据史书记载，莞香（又名白木香、土沉香）在唐朝已传入广东，宋朝普遍种植，因为主要集中在东莞地区，因此得名莞香。

莞香具有驱蚊除湿的药效，也常用于祈福辟邪，由于香味独绝，品质上乘，价格一直比较昂贵，很早就有一两香一两银的说法。

据载。

“岭南香国，以茶园为盛。

茶园者，东莞之会，其地若石涌、牛眠石、马蹄冈、金钗脑、金桔岭诸乡，人多种香为业，富者千树，贫者亦数百数。

香之子，香之萌粟，高曾所贻，数世益享其利。

”可见，莞香的经济价值之高及从业人员之多。

此外，东莞的莞草织物是大宗商品，古时东莞人多以编莞席为生，早在南北朝的时候，莞席就“享誉郡府，珍于宫室”。

同时，东莞的水果品种繁多，特别是甘蔗、香蕉、荔枝品质优良，“其他千树荔，千亩潮蔗……篁村、河田甘薯，白、紫二蔗，动连千顷，随其土宜以为货，多致末富”。

东莞在东北、西北江河冲积平原发展基塘农业，西南沙咸田地区种植莞草，台地区茶山一带培育莞香，东南山乡片盛产荔枝、柑橙等水果，通过区域化生产实现了规模产值。

19世纪30年代，东莞已利用万顷沙栽种水草，加速海坦淤积草田达一万多亩，19世纪末，南海、东莞、顺德等十余县的桑田面积上万顷。

商品农业的发展为经济作物就近深加工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成为自由雇佣劳动者，保证了手工业作坊所需要的劳动力，由其推动手工业、包装运输业、商业等行业的兴起，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

二、商品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形成分工协作的加工产业链
明清时期东莞商品农业的专业化、区域化促进了以加工为主的手工业的发展，以甘蔗、莞草、莞香等为原材料的手工业逐渐成行成市，生产经营者在生产中形成和完善制作工序，在竞争中改进制作技术，在经济来往中建立相互联系，逐渐形成了制糖、草编、纺织、烟花炮竹等有影响力的手工业。

岭南气候炎热潮湿，居民喜好甜食，市场需求旺盛，依托充足的甘蔗资源作为原材料，东莞的制糖业非常兴盛，“邑人榨蔗为糖，其制法旧胜于他县，故获利厚，而种植多。

”乾隆时期，东莞几乎每个大的村落都设有糖寮，榨糖技术不断改进，由人工捣烂发展为由牛作为牵引的木制两棍式压榨机。

东莞草织业兴起于明末清初。

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草制品受到欧美等国市场的亲睐，东莞掀起办厂、投庄热潮。

据陈伯陶编著的《东莞县志》记载，民国前期，东莞花席用咸淡两种水草为原料，以麻为经，分各色花样编织，用于铺床荐地，每张莞席长约五尺，年出口约500万张，以美国为最。

此外，通商各埠，均有莞席行销。

清末东莞草织技术不断进步，不但从德国进口化学染料，将颜色由以前单一的红色发展成多色，而且在品种上仿照宁波席“密
经薄地”的款样，受到市场青睐，销路大增，形成了完整的草织产业链，太平是当时有名的大宗经营草织品的商埠。

同样，东莞丝织业兴起也是受到海外市场的影响。

清末随着海外市场对蚕丝需求的增加，粤丝价涨，东莞桑基面积成倍增长，逐渐形成种桑、养蚕、缫丝一条龙生产。

至宣统年间，有谓“邑近知养蚕，然风气未大开，所出丝无多。

近日泰西人购丝每出重价，家有十亩可以致富，不仅为衣食计，此宜亟讲求振兴者也”。

清初东莞的炮竹和烟花已发展成为社会性商品生产，县城附近万江洲、金鳌洲等地是烟花炮竹的主要生产地，至清中叶进入全盛时期.清末民初，东莞年均出口烟花价值达上百万两白银。

1918年开始生产电光炮，畅销世界各地，生产作坊达400多户。

从田间到作坊，东莞通过原材料生产、手工业制造将城镇与农村结合起来，建立起密切的经济和生产协作关系，同时，依据地域范围内的资源优势、地区优势，形成分工合作的专门化生产。

清雍正年间，东莞的手工业生产已有较细的地域和行业分布，纺绩积聚在城东北，西南则捆莞为席，辫麦为帽，穿衣为伞。

在交通运输方式处于肩扛手提的年代，以某种产品生产加工为主的区域化生产最大限度地节约了运输成本，既方便区域内共享行业资源，又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商品农业与商业手工业得到进一步融合发展。

三、发挥地理位置优势，建立发达的贸易交换关系
商品经济的本质是交换经济，商品交换离不开便利的交通。

“广州通海夷道”是唐代东西方交通的重要航线，而东莞正处于广州通海夷道的关键位置。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广东海外贸易转型，东莞成为西方商人在中国沿海最重要的贸易场所之一，东莞屯门被称为“贸易岛”，生产的草织品、丝货、烟花炮竹等，通过广州或走私运往马尼拉和东南亚市场，参与世界市场交易。

现在，东莞光明北路的却金亭碑碑文就记载了明代番禺知县李恺谢绝暹罗商人赠送礼金、秉公办事的史实：“上官委掣东莞夷税，如额不染。

夷酋欢呼，奉千金为寿，恺却之。

”
对内，东江水系流经东莞全域，河汊纵横，航运条件优越，有利于货物运输和人员流动，东莞紧邻广州、佛山等工商业中心，市场信息交换及时快捷，商品贸易发达，表现为：一是墟市数量多，至清康熙前期有墟36个，市12个。

据统计，清初广东墟市共1270，平均每县有墟27.7个，东莞墟市数目高于平均数；二是墟市影响大。

比如东莞的香市，被称为“东粤四市”之一，商人们甚至通过香市把莞香远销到江南地区，“莞香度岭而北，虽至劣迹有馥芬，以霜雪之气沾焉故出。

当莞香盛时，岁售数万金，苏松一带，每岁中秋夕，以黄熟彻旦焚烧，号为熏月”。

光阴荏苒，历史不断以相似的方式改换面貌出现，推动着人类向前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东莞再次从农村商品经济中掘得第一桶金，凭借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濒临香港广州深圳的地理优势位置，从“三来一补”起步，踏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每一步节奏，在短短几十年间崛起为国际性加工制造业基地、现代制造名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精彩而生动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