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资本主义重温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十三辑
第201 226页
SSAP ，2020
两种资本主义：重温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刘精明*
摘要：在韦伯思想中存在两种对资本主义的想象，一种是理性化发展的资本主义，另一种是源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

本文通过重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着重探讨了韦伯思想中这两种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由此进一步地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生活之间相互融会的实质和基础。

关键词：韦伯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
一背景介绍
1903年是韦伯（1864 1920）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一年韦伯39岁，饱经精神分裂之痛苦、弃笔四年之后，他重又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直到短暂生命的终结。

在这一年，韦伯的学术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关于方法论的写作，二是动手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
教伦理》
）第一部分①。

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韦伯为研究俄国社会，一1
02*①刘精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903年韦伯完成并发表第一篇方法论著作《罗歇尔的历史方法》（见甘阳，1997；苏国勋，
1988）。

*
方面学习俄语，另一方面继续完成了《新教伦理》第二部分（甘阳，1997）。

这两部分关于基督新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论著，后由韦伯汇集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1919）中，成为该“文选”的第一部分。

其中的导论是在他编纂该书时加上的，并非写《新教伦理》的两篇长文时就已具有。

1930年，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将其译为英文，自此该书广为英语世界所注意。

在我国，该书已经有了多个译本，早年影响较大的有四川人民出版
社于1986年出版的由黄晓京、彭强所节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以及由于晓等译、三联书店于1987年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等等。

许多研究专家指出，韦伯最初的学术活动①即已开始关注“资本主义企业的本质及西欧资本主义的特殊性”（Giddens ，1971：121）等方面的问题。

而在《新教伦理》一书中，韦伯则更多的是关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关系。

这也是韦伯从对资本主义的关注转向着重研究理性主义问题的重要端倪②。

引起韦伯思考这些问题的原因，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第一是当时德国的社会、政治背景，第二是德国的思想、知识环境，还有第三，韦伯的个人生活经历。

1871年，铁血首相俾斯麦通过与丹麦（1864）、奥地利（1866）及法国（1870 1871）的王朝战争，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德意志民族国家。

而当时形成的国家还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大工业生产刚刚开始，国家权力集中在普鲁士王国及容克地主阶级手中，只是出于发展德国经济，与发达的英、法等国争霸的需要，俾斯麦才允许在保证中央集权的条件下，与西部工业资产阶级达成联盟，以此来争夺市场、建立强大海军，进行海外殖民与掠夺。

2
02①②
包括韦伯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世纪商会团体的研究》
，及其关于易北河东岸农民状况的调查和对德国金融资本的运作的研究等。

根据对韦伯学术史的研究（见甘阳，1997），韦伯的学术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写作《新教伦理》一书属于第二个阶段（1903 1910），与其他同一时期的著作一样，该书是对前一阶段（关于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困境的思索）中困扰他的问题做出的某些解答和进一步探索。

但是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软弱的（苏国勋，1988），他们沉浸在“德
国统一之光辉”的巨大晕轮之中，韦伯对这样一个时代颇有微词
：“德国统一时那种气吞万里、威震全球的声势对我们这一代似乎成了太耀眼的阳光，
照得市民阶级不知所措，迟迟不能形成自己的政治判断力。

”“德国市民阶级的上层圈子毫不掩饰地一心只盼望一个新凯撒上台保护自己，他们既害怕人民大众自下而上反对他们，又怕王室有社会政治改革之心而从上面威胁他
们。

”（韦伯，［1895］1997：103）韦伯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资本主义发展仍然有着较大的束缚，远未充分，而韦伯又显明地以发展资本主义、德国的强盛为自己的责任，这就是他最初选择以资本主义发展为学术主题的原因，他的法律博士学位论文及易北河东岸的农民调查体现了他对这个主题的探索①，可以说后来的《新教伦理》的写作，正是这一研究思路和探索的充分展开。

影响韦伯思想的学术背景因素很多，在这里，我们只选择其中影响韦伯写作《新教伦理》一书的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是方法。

韦伯写作《新教伦理》时，主要采用的是历史方法，试图通过理解历史上人们的行动，来论证新教伦理，尤其是加尔文宗教义中的天职的观念对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韦伯的这种研究方法，来源于他自己祖国的学术传统。

韦伯生活的时代，新康德主义很盛行，其中有三个重要人物对他的影响非常直接②。

他们都是当时德国学界的中心人物，如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1848 1915）与海因里希·李凯尔特（1863 1936），哲学家、文化史学家威廉·狄尔泰（1833 1911）。

狄尔泰非常反对人文科学中的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提倡对人类行动者及其文化创造物的意义进行理解，重新体验这些意义以解决这些历史问题。

李凯尔特也主张去把握历史的具体性和特殊性，而不是其一般历史过程。

韦伯的好友卡尔·雅斯贝斯（精神病学家、哲学家）关于童年
3
02①②
见第202页注释②，要了解韦伯早期对资本主义问题的关心，可阅读甘阳编选《韦伯文选第一卷：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的几篇论文。

下文关于韦伯学术背景的叙述，参考刘易斯·科瑟（1990：267 274）。

与神经病痛之间关系的移情式理解把握的方法，也对韦伯有所惠益。

德国的历史主义对韦伯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如经济史学家卡尔·尼克斯就是韦伯的老师，他反对根据“经济人”假设来对经济学史进行演绎，韦伯继承了这一传统，把经济行为置于社会背景、制度背景下进行概括、总结。

此外，还有两位思想家对韦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就是马克思与尼采。

提起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人们往往很自然地想到马克思关于经济、意识与社会的观念。

马克思强调意识是人们利益的表现，尼采同样强调人类行动时的心理机制，但韦伯似乎更强调意识的作用。

与马克思、尼采不同，韦伯认为意识不仅仅是精神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单纯反映，意识本身也有某种根本性作用。

这显然是逆马克思命题的思维。

但是韦伯对马克思所强调的经济因素的根本作用并没有丝毫否认的意思，相反，在《新教伦理》中他还对此予以多次强调。

从个人经历来看，韦伯关心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也非属偶然。

韦伯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加尔文宗信徒。

少年韦伯寄居姨母家时，姨母对宗教的虔敬，姨父的不妥协精神、严格作风、原则性，都成了当时韦伯的人格楷模。

韦伯上了大学后，对政治怀有浓厚兴趣，而诚如前文所述，当时德国的政治，恰是资产阶级的软弱与人们对民族国家（德国）之强盛的希望的写照。

韦伯参加过多种学术团体，其中对他最有影响的便是“社会政策联盟”。

在这里，他关心农业与土地问题，探讨德国社会改革与排除资本主义发展困境之途径。

韦伯在他患精神疾病期间的休养、游历，大病初愈时对美国的访问，也同样对他的研究有很直接的影响。

科瑟（1990：262）指出，韦伯后来关于新教宗派对资本主义兴起所发挥的作用的观念，就是源于他在美国的见闻。

二韦伯命题及其论述步骤
韦伯写作《新教伦理》有两个主要目的。

一是想表明人的信仰观念对行动的影响，建立起信仰模式与社会行动系统之间的联系。

二是想证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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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业活动之间存在某种稳定的关系，是宗教的力量形成了资本主义（Morrison，1995：244）。

前一点是韦伯理解社会学方法的典型运用，而后一点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它却是《新教伦理》一书的核心命题。

这个命题，在社会学史上被称为韦伯命题，其内涵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源于基督新教的伦理精神。

后来，韦伯对此命题做了进一步的扩展和限制，这集中体现在1919年他自己编选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导论”中。

他认为，资本主义是近代西方独有的一种经济社会形态，是东方及世界其他地区所不具有的，其根源不在于科技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而在于西方社会中特有的新教伦理精神。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在其他文明国家，如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以及古代地中海时期乃至中世纪的欧洲，都是一直存在的，然而，理性的资本主义，只有在近代西方才能出现。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基督新教具有不同于中国宗教、印度宗教和其他宗教的性质特点。

后来韦伯在《儒教与道教》《印度宗教》《犹太教》等宗教研究及《经济与社会》的宗教社会学研究部分，都力图证明这一点。

韦伯提出的这一命题，与其宗教社会学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韦伯（1985：71）认为，物质和精神上的利益是决定人类行为的直接动力，而宗教的观念则决定人类行为的方向与轨道：
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宗教的）理念。

但是国家宗教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轨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行为。

人们希望“自何处”被拯救出来，希望被解救到“何处去”，以及———让我们也别忘了———“要如何”才能被拯救，这些问题的解答，全在于个人的世界图像。

就是这样，韦伯希望通过理解个人的“世界图像”来考察人类的经济行为，分析这些由宗教理念所决定的世界图像是如何产生经济行为，乃至最后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

韦伯对新教伦理的分析发现，基于“天职”观念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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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经济伦理，直接衍生的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源。

那么，韦伯是如何来分析和证明这个命题的呢？韦伯著作中的论证主线是较明朗的，大体说来，有五个逻辑步骤（Parsons，［1937］1949：511－512；阿隆，［1967］1988：566 567）。

第一，韦伯是从经验层次上引入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的。

在第一章，韦伯即利用统计数字来说明一个事实：在德国的某些地区或其他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及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

资本主义越发展，这种职业的分布与新教关系就越明显。

而天主教信徒参与德国近代经济生活的人数所占比例少得可怜。

于是，韦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宗教观念对个人或集团的行为是否存在某种必然的影响因此，韦伯说我们“必须在其宗教信仰的永恒的内在特征中，而不是在其暂时的外在政治历史处境中，来寻找对这一差异的主要解释”（韦伯，［1958］1987：26）。

第二，韦伯确立了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特征及资本主义精神的描述，分析了一整套资本主义价值的经验事实，并表明了它们与传统主义价值的对立和与新教信仰、伦理的一致性（第二章）。

他同时指出，世俗生活的实践理性和禁欲伦理，是其中的核心。

资本主义合理的自由劳动组织，其根源正在于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念。

第三，韦伯开始分析职业的观念，指出路德的职业观的开创性意义及其本身所带有的传统主义成分，并由此导入对加尔文宗的“罪与救赎”及其为获得上帝选民身份的职业工作的分析。

在这里，韦伯充分运用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通过对新教徒内心压力和宗教忧虑的分析，去理解人们的宗教行为与世俗活动、经济行为的一致性。

第四，韦伯分析了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通过剖析英国清教徒理查德·巴克斯特（Ｒichard Baxter）的著作，对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一致性进行了进一步的强调。

不过韦伯还是指出，尽管新教对资本主义起源有过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便有了广泛的独立性，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根柢逐渐萎缩、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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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点在韦伯原来的写作中并不十分清楚，但很明确地体现在他1919年撰写的“导论”中。

韦伯在正面论证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后，又进一步提出，要充分阐明在东方，在中国、印度、埃及等国家，为什么理性的资本主义并未发展起来。

三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资本主义理论的核心，将它与资本主义、理性等范畴并联起来考察，可以获得更为全面的把握。

事实上，韦伯从第二个阶段的学术工作开始，已将对“资本主义”的关注逐渐转向对“理性主义”的探讨，不过限于篇幅，这一部分的学术史工作我们就不在此做过多的展开了。

资本主义精神是一个历史概念，它包含了多种历史、文化的意蕴，从逻辑学上讲，韦伯说，它涉及同一“属性”之下的各种“种差”之和，因此需要通过对各种历史现象的探索方可求得。

但是，在《新教伦理》一书中，韦伯所谈到的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是出于自己的研究目的所指称的那些东西，即他采用了一种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①，并非一种全面具体的研究。

当然，韦伯这样导入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也显示了他在思维上的严密。

那么，韦伯在《新教伦理》中所指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什么呢？莫里森指出，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有三个相互交叉的必要条件或要求： 1.献身于对不仅仅是满足个人需要的大量财富与利润的追求； 2.勤俭、永无止境的劳苦工作； 3.避免对财富的享受（Morrison，1995：223）。

但这是不太全面的，至少遗漏了一个重要之点，如果加上吉登斯的说法，就好多了。

吉登斯说，“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独具特色就是，通过合法的经济活动，献身于财富的追求，并避免将财富用之于个人的享乐。

它根植于人们的信仰价值之
①参见雷蒙·阿隆《社会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第561页。

关于
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理想类型，韦伯后来在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所写的“导论”中，是这样定义的：“资本主义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带来谋取利润的行为，亦即
（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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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现于作为一种责任、义务与美德的职业活动之中”（Giddens ，1971：126）。

因此，我们可以说，韦伯之资本主义精神，首先是一种经济伦理与美德（诸如勤奋、节俭等），是出于信仰而对世俗经济活动的无条件的责任和义务；其次，这种责任和义务，或者说世俗的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谋取利益和利润；再次是在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内从事经济活动实践伦理的理
性精神。

因此，韦伯很赞成孟德斯鸠的说法
：“英国人‘在世界上所有民族中取得了三项长足的进步：虔诚、贸易和自由’。

”（韦伯，［1958］1987：30）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伦理、责任与义务，韦伯举出了清教徒富兰克林的例子。

从他所引用的富兰克林的劝世格言中，首先明显的伦理观念就
是诚实、勤奋、谨慎和节俭（韦伯，［
1958］1987：35）。

但这不是单纯的赚钱方法①，而是宣扬个人的精神气质。

因此为增加资本，个人需要诚实、
勤奋、谨慎和节俭。

它们不仅仅是一些美德，更是完成自己使命所需。

“赚钱成为人生的目的，而不是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这显然是资本主义的
一条首要原则。

”（韦伯，［1958］1987：37）但是，韦伯对富兰克林的分析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进一步阐明了富兰克林的神启因素。

他指出，富兰克林把他的美德归因于神的启示。

韦伯因此说，富兰克林身上存在某种高于功利性目的的东西，即神的启示。

个人的这种责任和义务，赚钱的人生目的，
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之美德（所谓“surplus of virtue ”
），以及其他美德，并非仅仅服从于赚钱这一功利性目的，而是根源于人们的信仰和价值。

韦伯对加
尔文宗的分析，正是着力发掘个人的信仰—
——在世俗生活中为增进上帝的荣耀所承受的个人的责任和义务。

此外，个人的世俗经济活动出于信仰，这一点，也使韦伯看到了，资本主义精神中以赚钱为人生目的，也并不是福格②式的“钱，只要能赚，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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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①
②指富兰克林所说的“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召唤金钱”等包含上述伦理观念的劝导。

即福格，雅各布（Jab Fugger ）。

福格家庭是15、16世纪德意志著名的工商业和高利贷家
庭，对德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欧洲资本原始积累起过一定作用（引自韦伯，［
1958］1987：36中译注）。

赚”这样一种不具道德褒贬色彩的个人嗜好，而是相反，像清教徒之子富兰克林为费城的发展与繁荣倾竭心力那样，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典范，包含着
一种特殊的“理想主义”（韦伯，［
1958］1987：55）。

以上是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前一部分，即源于信仰、价值的责任和义务。

把赚钱看作人人都必须追求的自身的目的，是一项职业（韦伯，［
1958］1987：53），这实际上还暗含着获利的原则与资本主义企业、理性的组织形式密切相关（即吉登斯所说的，是一种“合法的经济活动”
）。

也就是说，人与赚钱的这种关系，并非人的自然要求①，而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则，这是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影响的人所无法理解的”（转引自纪登斯，［
1971］1989：215）。

然而，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和表述并非始终如一。

为此莫里森曾说韦伯有两个资本主义理论，一个是《新教伦理》中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另一个是《世界经济通史》中的资本主义（Morrison ，1995：223）。

事实上，韦伯在《新教伦理》中讨论过殖民资本主义、财政资本主义、理性资本主义（或工业资本主义），后者与《世界经济通史》中研究的“资本主义”一脉相承②。

在《新教伦理》一书中，韦伯谈到资本主义时，首先包括了自由劳动
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③（韦伯，［
1958］1987：11），“所有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之所以获得了重要意义，归根结蒂，是因为它们与资本主义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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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①②
③人的自然要求是，人们的劳动工作，是为了满足需要，除此之外，都是非自然的。

根据《圣经》教义，满足需要以外的获取，都是罪恶的、不赦的。

这就可以理解后面所提到的，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提高计价工作的工价，反而使总的劳动工作量下降的原因了。

按照格斯和米尔的概括，理性资本主义的特点是：“（生产体制）建立在自由劳动力和固定的工厂设备所组成的组织上。

工厂的所有者要承担经营的风险，为不知名的顾客和竞争市场从事生产。

他在经营中要对成本－报酬之间的关系进行理性思考，这一经营关系决定他的经营成果。

包括他自己的经营方式在内的各种同经营有关的因素，都被他纳入成本－报
酬关系的考虑、算计之中。

”见H.H.格斯和C.怀特·米尔《马克斯·韦伯的理论》，转引自斯梅尔瑟（1989：21）。

关于《世界经济通史》中理性资本主义的特征，参见第210页注释②。

如前所述，以职业观念为核心内容的资本主义精神，为韦伯在《新教伦理》一书中所主要
探讨。

考察自由劳动，也是为这一核心服务的。

动组织方式联系着”（韦伯，［
1958］1987：11）。

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个人从事的职业活动，是按照其劳动效率来进行评估和给付工资的。

工作差的下降，好的得到提升；资本主义社会评价人，不管他的工作或岗位，首先把他作为劳动者①。

因此，韦伯在探讨作为资本主义
精神的“确定的伦理生活准则”时，就是从劳动者说起的（韦伯，［
1958］1987：41）。

在这里，韦伯看到，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人们奉行的是为了需要而工作的伦理准则，因此，计件工资劳动，并不能达到提高工作量的效果（提高计件工作的工价反而减少了工作量）（韦伯，［1958］1987：42 43）。

而具有新教背景的劳动者，以劳动为自身目的、视劳动为天职，他们就能集中精神，绝对地忠于职守，严格计算高收入的可能性（韦伯，［
1958］1987：45），以增进上帝的荣耀。

由此，韦伯得出结论说，“在宗教（新教）教育的背景下，最有可能战胜传统主义”（韦伯，［
1958］1987：45）。

这样，韦伯又一次把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劳动方式联系了起来。

对于企业家来说，情况稍有些不同。

他们所从事的资本主义形式，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着重大差异。

资本主义企业，是以现代理性组织为特征的，其中两个基本的因素就是“（企业中的）公共事务与家庭事务相分离，
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合乎理性的簿记制度②”（韦伯，［
1958］1987：11）。

帕森斯注意到，从这种理性的簿记制度出发，韦伯后来发展出了对科层制组
012①
②索罗金（1927）对韦伯观点的表述，引自王养冲（1986：210）。

关于理性的簿记制度这一点，韦伯在《世界经济通史》中表述得更为清楚全面，这也是人
们分析韦伯的资本主义概念时所广为引用的，韦伯说：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就是把合理（理性）的会计制度作为一切供应日常需要的大工业企业的标准。

这种会计制度又需要：第一，占有土地、设备、机器和工具等一切物质的生产手段，作为独立经营的私人工业企业可以任意处置的财产。

第二，它需要市场自由，也就是说，在市场上对贸易没有任何不合理的限制（诸如阶级垄断）。

第三，资本主义的会计制度以合理的技术，也就是在最终包括使用机械化在内的最大可能的程度上运用计算技术。

第四个特征是可预测的规律。

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组织如要合理地运用，就必须依靠可预测的判断的管理。

第五个特征是自由劳动。

必须有不但在法律上允许，而且在经济上被迫到市场上不受限制地出卖自己劳动的人们的存在。

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条件，就是经济生活的商业化，即普遍使用商业手段来表明企业和财产所有权（维贝尔，1981：234 235）。

织的分析①。

对韦伯来说，加尔文宗新教教派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兴起的社会条件和心理条件，而科层制则为理性（工业）资本主义的延续提供了合理的社会组织形式（斯梅尔瑟，1989：22）。

但是韦伯还强调，社会关系的合理化组织，是与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精神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说，像科层制这样的组织形式，也是源于这样的伦理精神。

因此，就韦伯而言，理性形式上的资本主义固然十分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②，但是也只是徒具其表，都只是组织形式上的资本主义。

在进行了历史的分析后，韦伯指出，以严格的传统垄断权和法律为基础，那些理性的簿记制度，资本运转及纯粹的商业活动，可以说都是资本主义的，但是，其活动的实质则是传统主义的：“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利润率、传统的工作量、传统的调整劳资关系的
方法，以及主顾群体和吸引主顾办法的传统实质。

”（韦伯，［1958］1987：48）韦伯在《新教伦理》一书中所着重强调的，或者说着力区分的，正是与这种传统主义相对的资本主义精神，“有一天，（尽管）这些劳动组织形
式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但闲适自在的生活突然中断了”
，企业家们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既讲究信用又节制有度，同时更能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
业之中，正是一种伦理的生活准则。

因此，韦伯说
：“如果你要问，他们这种使自己食不甘味、夜不安枕的活动意义究竟何在？他们为什么对自己拥有
的一切永不感到厌足？”其答案只可能是：“人们不停地工作的事业业已成
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了。

”（韦伯，［1958］1987：50 51）所以说，韦伯在这里所讲的资本主义，不单是某种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而且还包括某种精神的伦理的因素。

“归根结蒂，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乃是合理
1
12①②帕森斯认为，韦伯的“资本主义”范畴，首要关心的是在市场系统中为获得货币利润
的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rational bourgeois capitalism ），其核心特征是“自由劳动
的理性组织”
，在社会组织方面就是科层制（Parsons ，［1937］1949：508，505）。

帕森斯认为，韦伯把这两方面当作“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突出特征，它们是一切社会联系的基础（Parsons ，［1937］1949：508）。

请参考韦伯在《新教伦理
》“导论”中的一段文字：“没有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所有这一切（指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化、交换等），即使有可能，也绝对不会具有同等意义，尤其不会有与之相联系而产生的现代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全部特
殊问题。

”（韦伯，［1958］198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