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才辛弃疾

帅才辛弃疾
作者：张锐强
来源：《百家讲坛》2011年第19期
1180年，潭州城（今湖南长沙）内正在进行一项大的违规建设，一代词人辛弃疾在为自己创办的飞虎军建设营房。

此前一年，辛弃疾因为平定茶商军、诱杀其头目赖文政有功，由湖南转运副使擢升为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成为一方大员。

到任之后，除了修水利办教育，他还组建了湖南飞虎军，隶属枢密院和殿前步军司，归湖南安抚使节制调度。

目的只有一个，消除当地地方武装“乡社”的种种弊端，加强湖南的军事实力，抵御外侮，以备北伐。

辛弃疾选择五代楚王马殷废弃的军营旧址建设新的营房与校场，然后招兵买马。

七月，阴雨连绵，人员逐渐到位但营房还没建好，眼看军士就要遭受雨淋之苦，辛弃疾当机立断，命令潭州城内外居民，每户供送20片瓦，两日内送到营区，可领瓦钱百文；秋后还大家20片新瓦，只收钱50文，瓦的问题随即迎刃而解。

潭州城北有驼咀山，山脚下巨石林立。

辛弃疾告示允许“僧民以石抵罪”，犯罪的人都去开采石头，石料来源也有了保证。

创办军队首先得有经费。

以前实行酒税法，对酒类经营者课税，为筹集军费，辛弃疾下令将课税改为专营。

殊不知，这一举措触动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断了某些人的财路，于是，当时潭州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很快将自己的不满情绪捅到了朝堂之上。

枢密院本来就有人反对创办飞虎军，这下正好有了借口，上奏孝宗，要求阻止。

孝宗耳朵根子软，立即准奏，用乃父对付岳飞的“御前金字牌”敕令辛弃疾立即停建营房缓办军队。

辛弃疾接令密不公布，马上限令工程负责人一月内完工，同时画好营房图纸，并将建军过程中的所有款项开支明细列好，择期上报朝廷。

等孝宗接到奏报，一切都已是既成事实不说，还滴水不漏，除了接受，夫复何言。

酒税改专营，理论上说有与民争利之嫌；让犯人采石顶罪，肯定也不见容于律法；金牌密不公布，更是欺君之罪。

但是辛弃疾都干了。

当然，他并非蛮干，对事情的后果肯定有清醒的估计。

大敌当前整军为先，皇上想必不会较真。

不能不佩服他成事的干练。

辛弃疾现存词六百二十多首，诗124首，文17篇，数量的对比清晰地勾勒出了他一代词人的身份。

尽管如此，17篇文中的精髓，依然足以显示他的经略才干。

《美芹十论》“其三言虏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当行”，他利用早年在山东生活以及两次赴燕京参加金国科举考试途中掌握的情况，详细分析敌人的弱点，以及相应的应对之策，目标明确，措施详细，可谓知己知彼，对策精当，可惜未得施行。

《论阻江为险须籍两淮疏》、《论荆襄上游为东南重地疏》更是充分显示了他在军事上的内行，其观点后来在元兵南侵的过程中都得到了验证。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早就预见到“仇虏六十年必亡，虏亡则中国之忧方大”。

果然，在差不多的时间内，蒙古骑兵迅速吞并金国，并攻破南宋的半壁江山。

虽然辛弃疾一生不曾真正执掌兵权冲锋陷阵，没有军事家的建树，但战略上有如此远见卓识，出将入相实不为过。

悲壮沉雄的豪放词作奠定了辛弃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那其实是历史的错位，他经国济世的才能绝不亚于其斐然的文才。

如果他能像岳飞或者范仲淹那样长期统领军马驻节前线，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军事史可能要同时改写。

对于这种错位，通常的说法是幸亏朝廷没有重用他，中国文学与后世读者才能有那样的幸运，他才能成为如此伟大的词人。

这种说法近乎扯淡，因为完全没有考虑主人公自己的感受。

“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辛弃疾这话何其沉痛！史载他死前犹大呼数声“杀贼”，可谓死不瞑目，内心的孤愤由此可知。

可以肯定，如果要他自己选择，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放弃文学上的名声，选择经世致用，拯救黎民，报效朝廷。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前面最大的帅才岳飞被冤杀，后面最大的帅才辛弃疾长期被投闲置散。

豺狼尽冠缨的南宋小朝廷，最终的败亡是历史的必然。

宋朝是军事将领通过兵变上台的，因此统治者想当然地把军人都当成了潜在的叛逆，军队改由文官节制，处心积虑地消除兵权。

与此同时，官员频繁调动，免得形成山头。

辛弃疾“聚散匆匆不偶然，二年遍历楚山川”，最短的时候，平均半年调动一次。

这样的人事安排固然能防止诸侯坐大，但也不利于积聚人心财力备战。

所以在《美芹十论》的第九部分中，辛弃疾单独提出了“久任”的问题，要求信任大臣，反对“轻移遽迁”。

当然，这个问题最终也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这还不算，自从率众南归入仕，他动不动就遭弹劾，黄金时间几乎全部在野。

他的六百二十多首词中，罢官闲居在带湖和瓢泉期间创作的就占到七成以上，可为佐证。

辛弃疾曾三次出任安抚使，又三次遭到弹劾而丢掉乌纱帽。

有意思的是，他总是在经济上出问题，因为他每次统率一方，都要想法设法增加地方财力，以便组建军队，结果却给了言官以口实。

飞虎军组建完成之后，辛弃疾很快就被调离，不久王蔺便弹劾他“奸贪凶暴，帅湖南日虐害田里”，“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

1181年年底，他被罢官，回到信州（上饶）铅山带湖闲居，直到1192年春天才起复提点福建刑狱，年底出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

当时有皇族一支从洛阳避居福州，费用由地方供给，岁出三万贯，财政压力很大。

辛弃疾遂大力开源节流，在不增加百姓负担的前提下，不到一年时间就筹集50万缗钱，封存起来，建立备安库，预备年成不好时用来买粮。

正好当年丰收，他主张把库存粮食卖给军队和宗室，年底再用备安库的钱买进两万石米。

他还准备打造一万副铠甲，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

应该承认，这是个颇有创意的设想，但未及实行，便有言官弹劾他“残酷贪饕，奸赃狼藉”。

为什么呢？因为辛弃疾的经济政策不知又动了谁的奶酪。

当时的土地租税徭役极度不均，豪强兼并大量的土地，却享有免税的特权，该缴的租税徭役还要土地原来的主人承担，民众怨声载道，辛弃疾遂推行“经界”，明确划分土地的界限。

再者就是实行“钞盐”—官府发给盐商凭证，允许他们贩运。

而汀州等地不产盐，实行官运官营。

这样的改革自然有人欢喜有人愁，发愁者掌握着话语权力，通过自己的利益表达渠道，又将情绪弥漫到了朝廷，辛弃疾再度去职，挂一个主管武夷山冲佑观的闲职，只领工资不上班。

这在信州一住，又是八年。

1203年，辛弃疾东山再起，出知绍兴府兼浙东路安抚使，到任之后还是老办法，整经建军。

建军一万的计划虽然流产，但整顿经济却下过狠手。

他发现地方官员盘剥百姓的现象很普遍，遂上报朝廷“州县害农之甚者六事”。

比如“折变”问题，当时农民一般按照每亩一斗的标准，以谷物的形式缴纳税赋，有时应国家需要，改缴钱帛，所谓“折变”。

可是有些地方政府粮食足够以后，还叫农民“折变”，并且随意调高比例渔利。

还有贩盐私商“盐鬻为害”的问题，他也迅速采取措施予以消弭。

其余四件事情是什么，如今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就这两项来看已经足够让部分人肉疼。

1205年三月，开禧北伐前夕，他因举荐的一个官员有不法行为而被降两级，七月又有人弹劾他“好色贪财，淫刑聚敛”，只得再回铅山瓢泉养花弄草，所谓“却将万字平戎策，换作东邻种树书”。

一个可以建功立业的帅才，最终只能以词闻名，历史经常跟我们开这样的玩笑。

令人深思的是，辛弃疾这样一个渴望成就功业的政治经济改革者，每次都被利益集团打手的流弹击中。

编辑/赵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