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齐治平

修齐治平——学习心得体会
上两天，在学习城中观看了一篇哲学中的修齐治平，感触颇深，修齐治平——从字面上理解也就是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一种从小到大的因果关系。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不断递进的过程，朱熹曾认为“八条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实质上就是修身的问题，统统可以归结为修身这一条，这样“八条目”可概括为常讲的“修、齐、治、平”四个条目，由此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大学》之道的核心，也是儒家治国之道的核心策略。

其中，修身是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外王，只要做到了“修齐治平”，也就实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境界。

可见，这四个环节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体现了内圣外王之道，是一个完美的理论体系，而这个体系的精髓和目标就是要实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和谐社会。

一、修身——追求身心的和谐。

儒家的基本政治主张是以德治国，重视仁政，提倡内圣外王之道。

《论语·为政》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要提倡德治，首先要做得就是修身的功夫，所以儒家把修身放在“修齐治平”四个环节的第一位，尽力抬高自我修养的地位和作用。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把个人的品质和修养作为政治成败的根本，以此来实现以德治国。

“君子之德风，
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只要统治者做好自身的修养，行仁政，重视礼仪道德，那么自然会教化天下，仁政也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

“故为政在人。

取人以身。

修身以道。

修道以仁。

”（《中庸》）说到底，人才是最根本的，社会是人类的社会，政治是人类自身的政治，所以说“为政在人”，这也就是中国古代之所以实行“人治”的理论基础。

既然人才是根本，那么政治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修身”了。

只有达到了儒家“仁”的要求，才能奠定儒家政治主张的基石。

儒家讲修身是指人生在世，坚持不懈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要修养成为完人、圣人，实现完美的人格和理想的道德境界，从而实现人自身的身心和谐，这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功。

孟子讲“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讲“涂之人可以为禹”，儒学教化的宗旨就是成圣成贤，做一名圣人君子。

而成圣成贤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达到中和的道德境界，而中和就是身心的和谐。

修身的最高境界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成圣），至少也要做一名和而不同的君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和”与“同”是不一样的，和是一种为人处世的理想状态，而不是同流合污、随波逐流。

修身同样有各“度”的问题，《论语·先进》记载说：“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儒家的另一篇经典《中庸》认为中和是性，中和是道，中和是宇宙的本来状态。

人的可贵，就在于能中和；政教的作用就在于致中和。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
谓教。

”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达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中为本，和为道，“中和”就是道，而且是达道，指一种高度和谐的境界，一种十分完美的境界。

修身途径主要是指“八条目”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这就要求时刻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中庸》）
但儒家的宗旨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修身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只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要求。

修身应该而且必须向外扩充表现为齐家、治国、平天下，说到底，修身是为了能更好的齐家、治国、平天下。

首先，这是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上的人治主义相适应的，修身对于提倡人治，特别是提倡统治者以身作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其次，修身主要讲的是个人的问题，讲的是个人的身心和谐。

然而，儒家政治思想关注的不仅是个人的修身，更为关注的是群体问题，是从家、国到天下这一个个不断扩大的群体。

由个人（修身）到小群体（家庭），再到大群体（国家），最后到最大的群体（天下），这就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另一条主线。

儒家把修身作为其整个道德修养体系的价值目标和根本目的，并且成为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出发点。

可以说，修身既是《大学》思想的根本目的，同时又是《大学》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由内到外、由小到大、由家到国乃至天下的实践之路是有先后顺序的。

身心的和谐，既是道德修养的目标，也是实现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乃至天下和谐的基础。

二、齐家——家庭（群体）和谐的途径。

儒家讲修身，主张在实现个人自身的身心和谐的基础上，进而逐步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而要实现社会这个大群体的和谐，首要的就是其组成单位——家庭内部的和谐。

只有齐其家之后，才能治其国。

即在修身的基础上，实现家庭内部的和谐，然后再从家庭这个小群体，扩展到社会这个大群体的和谐。

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古代，血缘宗法制度决定了家与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家是国的基本单位，国是放大了的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离娄上》“齐家”已经被包括在了“治国”之中，成了治国的前提条件和必经之路，正所谓“家齐而后国治”。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国。

”（《大学》）儒家认为修身之后就可齐家，齐家之后才能国治，讲“齐家”是为了“治国”，“齐家”是“治国”题中应有之意，所以，把国称为国家。

中国古人长期以来也习惯以君主来类比家长，因此治国便是齐家的扩大，齐家则是治国的开始，平天下则是齐家治国的进一步延伸。

如何治理好一个家，从而便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伦理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重要政治问题。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家贫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

”（《大学》）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治国平天下的秘诀之所在了。

司马迁在评价儒家时曾说，“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儒家思想的长处正是在于由“序夫妇长幼之别”到“列君臣父子之礼”，即由齐家到治国，把国看做扩大的家，把家当作缩小的国，从而把父子之
礼扩充为君臣之礼，把家庭的纲常扩充至国家的根本大法，由此而形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也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家、国不分的局面。

而由齐家到治国的途径则是一个“孝”字。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孝经·开宗明义章》）孝，在古代社会不仅是维持家庭和谐的基本精神，同样也扩充至国家社会这个大家庭的基本理念和伦理要求，成为封建社会的纲常法纪、根本大法。

首先，在家庭之内，孝为百行之先。

“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孝经·五刑章》）“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家庭内部首要的是要做到“为人子，止於孝；为人父，止於慈”（《大学》），只有父慈子孝、宜兄宜弟、夫妻和睦，才能实现家庭内部的和谐。

以“孝”为核心构建和实现家庭关系的和谐，这就是齐家的最基本内涵。

关于家庭内部的和谐状态，《中庸》引用《诗经·小雅·常棣》的描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兄弟既翕，和乐且耽。

宜尔室家，乐尔妻帑。

”这是一副以“和”为最高理想的完美的家庭。

其次，儒家主张这种以“孝”为核心的家庭道德必须扩充成为社会道德规范。

“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

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

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

”（《孝经·广至德章》）也就是说，君子的孝道，是要由尊敬自己的父亲而扩充至“敬天下之为人父者”、由尊敬自己的兄长扩充至“敬天下之为人兄者”，最后做一个能够“敬天下之为人君者”的好臣子。

曾子曾言：“居处不庄，非孝也。

事君不忠，非孝也。

莅官不敬，非
孝也。

朋友不信，非孝也。

战阵无勇，非孝也。

”把孝上升为忠、敬、信、勇等等一切行为价值的标准或根本准则。

最后，孝道要上升为国家的治国大法和伦理纲纪。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

”（《孝经·圣治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

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

”（《孝经·广扬名章》）正因如此，中国古代都是提倡以孝治天下，把孝作为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的基本行为准则，“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三才章》）。

例如，大家都熟悉的，在西汉时期，以孝治天下是其政治上的一大特色。

汉朝皇帝的谥号除了高祖刘邦之外，都在其号前加了一个“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等，提倡以“孝”治国。

正是从汉开始，奠定了后来孝治的基本政治方针。

《孝经》不仅被列入“十三经”，成为士子们必读经典和遵循的礼教，也受到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的特别重视，乃至躬身奉行。

所谓天子之孝，更是要“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

”（《孝经·天子章》）身为天子理应尽孝作为臣民的楷模，天子要扩充自己的孝行，使人民效法。

“昔者明王之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

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

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

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

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孝经·孝治章》）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历代统治者之所以都提倡孝道，就是要以“孝”为核心来实现家庭这个
社会最小细胞和最基本单位的和谐有序，进而到社会国家的和谐。

三、治国——构建社会的和谐。

孔子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孟子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提倡积极的出世精神，要有所作为，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己任。

儒家的正人先正己、修己以安百姓、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精华。

儒家认为，当政者只有做到忧天下之忧、乐天下之乐，做到执政为民、为政清廉，做到与民鱼水交融、和谐共处，做到为政宽和、政通人和，才能实现民心安定、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和谐目标。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

”（《大学》）平天下的前提是治国，而治国的前提则是齐家。

君主只有信奉“孝”道，以身作则，成为天下万民的楷模，人民才会纷纷效仿，天下才能成为一家，儒家以德治国的理念才能落到实处。

可见，治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核心的环节，治国之道也是最最实际的问题。

毕竟，如何能够实现长治久安，才是统治者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历代王朝在政治上一直坚持儒家“和为贵”的理念。

《论语·尧曰》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恭，允执其中。

四海穷困，天禄永终。

”意思是说，统治者的祚命长短，全取决于自己，取决于行事之能否持中守恒，一旦出现偏颇，四海困穷，国君的祚命也就永
远终结了。

为政治国的最高准则就是“允执其中”，最高目标就是社会和谐。

只有做到了“中和”，才能“天禄永终”。

《汉书》记载大儒公孙弘向汉武帝的对策：
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

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

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硃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

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故父不丧子，兄不哭弟。

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则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说义，奉币而来朝，此和之极也。

在这里，公孙弘向汉武帝提出了儒家的重要治国理念“和”：作为帝王要“和德于上”；身为平民百姓当“和合于下”；个人修身还要做到“心和”、“气和”、“形和”、“声和”；最后达到“天地、阴阳和”，如此，则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百姓安居乐业，此乃“和之至也”。

如果真能以和为贵、以德配天地，那么就会出现凤鸟至、龙龟现等吉祥之物，那么圣人所说的“河出图，洛出书”的大治社会将至，那么万国就会来朝，实现协和万邦、平治天下，“此和之极也”。

由此可以看出，和谐一直是儒家重要的治国理念。

“汉武盛世”的出现，与这种重视“和谐”的思想不无关系。

儒家认为要实现政通人和、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首先就要正名，只有名分定了，人人安于自己的本分，才能实现社会秩序的基本和谐。

孔子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坏乐甭的现实，提出的政治主张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
则刑罚不中，形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论语·子路》）《论语》还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也就是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持中，要守恒，君臣父子各在其位，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无过无不及，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如此天下必治。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是违反了持中守恒的原则，或过或不及，以致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如此天下必乱。

可见，孔子提出正名主张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明确各自的地位等级、名分职责，来维护社会等级的安定和谐。

其次，儒家强调人与社会和睦共处，贵和持中，用伦理道德和礼乐制度来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论语·为政》）礼作为“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就是要以“和为贵”。

“礼之用，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论语·学而》）儒家认为，社会秩序的稳定离不开礼乐的调节和规范，离不开伦理纲常的约束。

伦理纲常是维护社会和谐的内在道德依据，礼乐制度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外在行为规范，两者缺一不可。

最后，儒家的“民贵君轻”、“庶人安政”等重民、富民、爱民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是维持社会和谐、安宁与稳定的基础。

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论语·季氏》）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荀子提出“君舟民水”论，把君比作船，民比作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

这种以民为本，以天下苍生的饥寒冻饿与否作为评价政治好坏的根本标准的思想，根本着眼点还是在于这个统治秩序的和谐与否。

四、平天下——和谐的最高理想。

平天下是儒家修齐平治的治国方略的最后环节，也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最高理想，这就是要实现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即建立所谓的“大同社会”。

关于如何平治天下，《中庸》提出了九条基本原则：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修身，则道立。

尊贤，则不惑。

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

敬大臣，则不眩。

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

子庶民，则百姓劝。

来百工，则财用足。

柔远人，则四方归之。

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

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

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

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

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

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

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也。

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

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

（《中庸》）
从上面可以看出，这九条基本要求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细化。

首先是修身，然后“尊贤”、“亲亲”是齐家之道、“敬大臣”、“体群臣也”、“子庶民”是治国之道，“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是平天下。

同样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同样都互为条件因果关系。

这也是儒家修齐治平的治国方略的延续和扩展。

在修身、齐家、治国之后，儒家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儒家的重要经典《礼记》中的《礼运》篇描述大同世界的社会景象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是一幅理想化了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社会图景，也是儒家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

大同世界描绘的社会是人人敬老，人人爱幼，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理想社会。

在这里，“天下为公”，人人是社会的一员，社会有每人的一份，衣食有着，地位平等，真正实现了人自身的身心和谐、家庭内部的和谐、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是普天之下的最大和谐，是和谐理念的最高境界。

在儒家政治思想中，平天下是以实现大同社会作为理想的目标，它以普天之下个人的自身和谐为基础，通过家庭（群体）和谐、社会和谐，达到天下和谐。

天下和谐一家，是一切和谐的最高目标，是最大的和谐。

大同理想的实现，不是一国一家所能做到的，就如果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是全球同时同步实现。

大同社会的建立，同样需要全球所有国家的努力。

“中国传统文化讲平天下，是以天人合一为哲理，
追求人类美好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是全人类的和谐。

实现了世界大同，也就达到了至公无私，从而实现了全人类的和谐。

”
儒家具有修齐治平追求和谐的历史传统，和谐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精神，中国历史上一直坚持儒家“和为贵”的理念，信奉“和而不同”，对内安邦定国，对外协和万邦，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维护了中国历史的长期和谐统一。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追求大一统的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和总趋势。

儒家追求和谐、崇尚和合的精神是维持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内在根基。

时至今日，儒家的和谐思想不仅有助于建设和谐中国，也有助于建设和谐世界。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追求和谐不仅仅只是儒家文明的精髓，更应成为现代文明社会所追求的主要价值目标。

儒家自古以来“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和谐天下的精神，不但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之树的树干，而且完全可以成为世界性的精神资源。

儒家的和谐思想，可以提供解决国际冲突、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共同发展的理论思想，可以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和”可以使不同的方面甚至对立的双方相互沟通，化解冲突，回避对抗，和而不同，以求得共生共赢，达到新生的和谐世界境界。

正如温家宝总理于200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所说：“中华民族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历来酷爱和平。

‘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思想……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问题，处
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邻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

”只要各个民族、各种宗教、各种思想、各种文化都能遵循儒家和而不同的原则，求同存异，世界将会变成一个多样多元的世界、一个和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