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士人”的变迁

嘉兴“士人”的变迁

一、明清以来嘉兴的商风与习俗

宋代以来江南经济在全国居领先地位，到了明代中后期嘉兴一带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并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的繁盛是明清嘉兴经济的一大特点。这时，嘉兴东门甪里街成为著名的商业大街，其热闹拥挤的程度，人们用“肩相摩而趾相错”来形容。此外还出现如王江泾、王店、濮院、魏塘、乌青等工商业市镇，也涌现不少专事经商的商人。现据《檇李丛书》、《古禾杂识》、《嘉兴府城镇经济史科类纂》略举若干有代表性的事例。

“孙鄘，秀水人，业商。永乐中往南阳行次襄阳江口登岸”。商人孙鄘在明代永乐年间至河南南阳经商。另外居住在王江镇南小港去处的瞿溪吾“一向贩绸走汴梁生理”，贩绸到河南开封。

“沈兴，海盐人，家世豪富。正统七年九月诣阙漆一万筋。礼部请给半值，上沼曰：小民不远数千里效勤，宜照时价给之，不可更减。”沈兴为朝廷进漆一万斤，可谓了不起的大商人了。

当然也有经商海外的。“赖五，嘉兴人，不知其名，市中贩儿也”，只是名不为人知的小商贩。他在一次赌博中被官府抓获，后逃脱不知去向。“后五年有邑人私人海为贾，至红毛国。”当时中国人称荷兰人为红毛，红毛国即是荷兰的殖民地，可能是南洋群岛的爪哇。“其国王召见，问其乡里，云浙江嘉兴人。王语侍臣，趋召贵人。良久，贵人至，王志语略不可晓。有顷贵人下殿，谓之曰，王以我与公有香火情，故特令相见，公亦识我乎?邑人谛视之未遽言。贵人曰，我博徒赖五郎也，今为海外贵婿，不得复还乡矣。邑人唯唯，王为置酒道款。”讲的是嘉兴商人在红毛国王宫里遇到同乡的故事。

无独有偶，我们在《温陵陈氏分支海盐宗谱》里，发现海盐陈姓与荷属爪哇做生意的事例。温陵陈氏最初居住福建沿海，为泉州望族，因清康熙帝海禁，迁入海盐。其始迁祖玉升公与到了爪哇的长兄，联

手做起外洋贸易了。

也有与日本通商的。据石门县志记载，在明代，石门庙弄人叶麻，是丝商，“往海岛与倭为市。”至于嘉靖年间倭寇人侵中，不少中国商人，由于不满朝廷不许商人出海的禁令，勾结倭寇作乱，为数更不在少数。

在阵阵商风的浸淫下，嘉兴的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积极的方面，改变了人们封闭保守的意识。清代的嘉兴县志说道，过去商人不愿离开故土，“今亦间有远出者，......而安土之情轻也。”消极的影响是，风气由淳厚转而奢侈，讲求排场。让人看不惯的是，居于下层士绅的生员(一般称为秀才)，居然也藏起只有做官才能戴的金帽(镀铜)，以显示荣耀。原来清代的服饰衣帽都有极严格的等级规定的，雍正皇帝对此也颁发衣饰不得僭越的禁令，但是禁而不止。更有用生银打制成帽子，即使“屠沽皂隶”一类社会最底层的人，也无不混戴。至于女子，有剃眉高髻的怪习，有的发髻高达一尺，就连村姑也学起城里人的打扮来了，真是“民风孔俗之变迁，月异而岁不同。大率由俭而奢，由拙而巧，波颓草偃，靡靡然不知其所自。”既反映人们对美感的追求，也表现了风气的奢华。

二、嘉兴士人之从商

在封建时代，人们若按职业划分，则为“士、农、工、商”四民士为四民之首，经商则被视为市井小人之“末业”，士与商的地位不可僭越。士人以读书做官为本业，世人亦以功名、学衔、官职去衡量一个人地位的高低。可是到了清代，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大量增另，恶化了士人的生存环境，“治生”(谋取生计)成为士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处于下层士绅的一般生员(国家学校学生)的仅有的身份地位，已不象金钱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一些不甘心寒窗苦读的士人，也不顾世俗观念的限制，转向经商，这就引起社会变动下社会角色的混乱，角色混乱的特点是四民不分，弃儒从商。

起初士人从商，大多由于环境所迫。或是明清间改朝换代的社会变动，或是清朝前期文字狱的打击，读书人对科举功名感到灰心厌倦，或是由于年幼丧父等家庭环境的恶化。

清初石门人吕留良，除著述外，不顾旁人有关“市廛污行的闲言碎语，从事行医和刻书业。他死了以后，受曾静—案(文字狱)的牵连，惨遭戮尸之刑。其孙辈则流放宁古塔(吉林宁安府)为奴，后来他们因贩卖米、盐及东北特产貂皮、人参，而成为富有的商人。有位后裔叫吕重轩的，隐居黑龙江的齐齐哈尔，“世为商贸，不敢自言其家世。”

王店朱彝尊在给他的文友周筼撰写的墓表中写道，周筼虽知书达理，但“遭乱，乃弃举子业不治，就市廛卖米”，而成为米商。

周筼的故友范路，也是个商人，“自兰溪迁长水。经乱，卖药于市”。其药店称为“范布衣灵兰馆”。

“吕元声，…嘉善人。父被诬谪戍闽中，独与母居以孝闻。家被火，母又老，疾衣食，或不给，乃弃诸生卖药于市。”因家受灾而成药商。

在平湖大族经商的例子是很多的，有葛氏、金氏、叶氏、胡氏等。如葛氏，葛寿芝自23岁就到福建经商，达30年之久，后来回平湖购田千余亩，建庄园于平湖城关南河头，在莫氏庄园的对面。金家“南北两支都以经商起家”，到了民国，“小康者厌乡居之鄙阻，慕城廓之繁华，迁于当湖者十余家。”叶氏，则是从上虞到平湖经商的，“魁六支派下族姓，服贾于平湖者亦复不少。”胡氏经商起家颇具典型。胡氏家族在明代由徽州迁人平湖，以读书务农为业，但逐渐贫乏，“四世祖荡冀公，赘于张氏。闻泰山(岳父)有毁言，遂偕太孺人(其妻)

归家。其时已置芦沥荡租十石，稍有积蓄，弃农为贾。”在虎啸桥镇港北，开豆腐店，兼营酒米瓷器。一百多年来，经几代人努力，“共置田地荡产三万三千数百亩，典当六，平乍及本镇市房住宅不可胜数。”家产增加数千倍，颇具徽商遗风。可以说，几乎所有大族都依靠经商致富而后兴盛的。

三、士人婚配观念的变化

随着经济因素在社会所占比重的增加，商人的社会地位逐渐得到社会承认，这一价值观的转变也深刻地反映在士人婚姻观念的变化上。我国社会学家潘光旦在其名作《明清两代的嘉兴望族》中，引证了平湖清溪沈氏家族择婿的例子，原来是为了说明士大夫婚配范围的扩大、婚配对象上的良好选择，在遗传学上与家族兴衰的关系。然而这些例子正好为本文说明士人择婿由士人转向商人提供旁证。

一是沈琮与包姓布商联姻，直接从商人的后代中为女儿寻找配偶。当时布商之子包鼎在作竹马游戏，即被他慧眼识中，即主动提出成亲。虽然包鼎的父亲以“齐大非偶”，门户不当，不敢高攀为由，而婉言谢绝。但是沈琮不改初衷，认定自己的女儿非包鼎不嫁。他还对人张扬说，“他时名位爵禄悉与吾似”，预见包鼎长大之后，与自己一样做大官。当然这话当时他说设说过，很难证实。很可能是以后沈琮当广州知府，包鼎官至池州知府时，他才对人说我早料到有今天，意思是当年我不是将女儿下嫁商人，而是一门真正门当户对的婚事。他一面从利益上考虑，与商人联姻，同时又要顾及家族的名声，怕触犯祖宗的规矩，辱没先人，微妙地反映士人在社会转型中的矛盾心态。士人婚姻观念因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其变化是比较缓慢的，但毕竟开始将择婿对象转移到商人阶层上来了。

另一个例子是从士人后代中经商者中择婿。沈棨将女儿嫁与屠熙之子屠尧。屠熙“以孝廉起家，仕府同知，大有清声”，而且还是明代刑部尚书屠勲的后代，此可谓门当户对了，可是他的儿子屠尧年少时却是做卖布生意的。这件事本身已足以说明当时士人对从商已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