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研究中的四种意义分析模式

西方文化研究中的四种意义分析模式

作者：金民卿| 中国民俗学网发布日期：2009-08-07 |

意义问题是文化研究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文化在本质上作为意义而存在。静态地看，文化就是包含着意义的符号系统；动态地看，文化是一个意指实践过程，人类把自己对世界、对社会和对人本身的各种理解赋予一定的符号产品，使这些产品成为意义的表征者，进而通过文化传播、接受、反馈而使文化产品的意义得以传递和实现。文化产品的意义如何产生，由谁赋予，在哪个环节上赋予，文化的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在文化意义的生成、传递和实现过程中各有什么作用，以及文化产品的意义对消费者的影响有多大等问题构成了文化意义分析的关键问题，也成为文化研究之观点分歧的主要根源。当代西方文化研究存在着几种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意义分析模式。

文化生产者决定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文化产品的意义被认为是固定的、透明的和一维的，从文化意义的生成到实现，是一个由创造者、传播者、消费者组成的线形因果关系链条。文化产品的意义完全由文化生产者决定并赋予，意义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是单向性的，文化产品对受众的影响总是按照文化生产者预期的方式进行。一些研究者将生产者决定模式进一步同当代社会结构相联系，立足于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等不同环节的主体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和阶级立场，来分析文化产品的意义产生和接受问题，认为文化产品的意义是由创造者和接受者的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决定的。

这种模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中得到充分运用。在他们看来，文化产品的意义分析也就是分析统治阶级如何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渗透到文化产品中，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霸权。阿多诺和豪克海默尔对启蒙思想和文化工业的批判，马尔库塞对资产阶级肯定文化的批判以及他所提出的对当代资产阶级文化的拒绝等，颇具代表性。他们认为，统治阶级以自己社会主流地位的身份，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从而把反映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主导意识形态，编码到文化产品当中，通过各种文化传播途径传递给社会大众，使他们接受现存社会制度，认同统治阶级的社会控制。阿多诺指出，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产品隐含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使工人阶级大众的社会批判能力严重受阻，相信统治者用来奴役他们的意识形态。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早期亚文化研究特别强调亚文化在工人阶级抵抗主流意识形态过程中的作用。《通过仪式的抵抗》是该中心亚文化研究的经典作品。此书序言的标题是“亚文化：文化与阶级”，直接把文化和阶级联系起来。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是最重要的社会结构划分，任何文化都是一种阶级文化。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作为工人阶级文化的一种亚模式构建了工人阶级文化新类型。它与工人阶级母体文化之间保持着矛盾中的连续性，反映着新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青年的集体认同、生活状态和阶级经验，是工人阶级抵抗资产阶级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

生产者技巧模式

这个模式是生产者决定模式的一种延伸，从更加详细的角度来分析生产者是怎样把意义渗透到文化产品中的，以及这种渗透方式对于意义的传播和接受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个意义解释模式，虽然也认定了文化产品的意义是由生产者决定的，但更集中地分析生产者编码

和传递文化意义的技巧。

这种分析模式认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把自己的观点、价值通过文本方式进行架构，受众按照这样的架构来理解文本，从而也就接受了文本所隐含的文化意义。这里特别强调了生产者创作文本的技巧对于意义存在和传播的重要作用，其核心问题是文本生产者把凌乱的但是具有相关性意义的内容按照一定的解释框架架构起来，形成一个包含着一定核心思想和价值观即文化意义的新故事串或新闻链，使受众按照这样的架构来解读它们，从而接受生产者所设定的文化意义。在这样的模式下，文化意义是前定的，不同的架构能够产生不同的效果，文本的架构在意义传递和受众接受意义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著名都市文化研究者戴安娜·克兰通过对现代媒体的分析揭示了意义架构模式的实质：电视节目编排过程实质就是使观众按照节目的架构来理解电视产品内含的意义的过程。

结构主义的解码模式

这种模式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由生产者把特定文化意义以符号形式通过编码而隐含在文本当中，符号是显在的而意义是潜在的，读者解读符号的过程也就是意义解码的过程，他们要通过解读显在的文本符号，来解释出符号背后的潜在意义。在此，意义是中心环节，编码和解码构成了两端，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意义的多样性和相对性问题。

结构主义首先是在神话分析进而在文本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的。结构主义认为，任何社会都有体现在它的神话以及其他的文化产品中的象征性意义，结构主义就是要通过解读这些神话或文化产品来理解这些意义，解读过程也就是符号分析或者说符号的解码过程。其过程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要对组成文本符号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共时分析，发现这些要素之间的横向联系，揭示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从而发现不同符号背后的象征性意义；二是对各种文化现象、素材进行历史分析，揭示出事件发展的前后联系和因果关系，进而揭示出事件背后的深层意义。

当文化研究者把结构主义用于文化产品的社会学分析时，这种符号分析方法就产生了新的意义，即用符号学方法论来解读当代文化的意义问题。霍尔从结构主义中吸收了编码和解码概念，以此来解释和分析不同社会群体对于相同或相似的文化产品不同的意义解读，从而揭示不同社会群体对于主导意识形态的不同反应。尽管媒体操控在主导阶级手中，但不同阶级和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社会体验，而这些经历和体验构成了他们解读文化产品之内在意义的基础。因此，文化产品所内含的主导意识形态在不同社会群体的解码中就会发生变异，那种设想主导意识形态会自动地被受众完全接受的假说在这里是不成立的。

文化受众主动论模式

这种模式认为，文化受众文化意义的理解、创造是主动的，同时文化产品的意义也是变动的和多样性的。文本因其意义的不确定性、不周延性以及开放性，决定了它具有巨大的意义填补空间，接受者解码文本的过程也就是意义的再创造过程。生产者只是提供了一个意义的滋生源，文化产品的意义更多地是由接受者决定和产生的。这个理论来自于文学批评领域中的接受理论，而在80年代之后被诸多的文化研究理论家所接受和应用，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就是代表。

接受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德国的姚斯、伊瑟等创立的文学批评理论。伊瑟在《文本的召唤结构》中认为，文学文本中存在着诸多的“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