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我所认识的汉学家

饶宗颐：我所认识的汉学家
我于1954年第一次到日本。

最早接触到的日本汉学家名叫吉川幸次郎，其时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人文研究所经学研究室主任。

他精通日本文学，能够撰写一手地道的好散文。

大学时代他研究的是宋词，博士阶段专攻元曲，晚年专门研究杜诗。

因而，吉川先生在中国文学方面具有相当高的造诣，能够写出非常优美的中国诗，在经学和敦煌学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他曾把孔颖达的《尚书正义》翻译成日文。

我去日本时他正在研究《诗经》的敦煌古钞本，并保存有不少敦煌钞本的照片。

他所师从的两位著名学者，一位就是在日本讲述《文心雕龙》的大名鼎鼎的铃木虎雄先生。

日本汉学存在着两个派别。

一个是京都学派，一个是东京学派。

在东京大学主持中文系的是吉川的同学，当今著名学者池田温的丈人，专攻经学，后转而研究中国语学。

东京学派虽然也有深厚的段王学底子，但比较侧重现代。

京都学派则重视古典，认为汉学的学统在他们身上。

该派在史学上取得了很大成绩，第一部绘画史和史学史都是他们撰写的。

吉川即属于京都学派。

他的一位学生Baxter曾作过《花间集索引》，时任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对日本及世界的汉学研究非常支持。

吉川创办了一份杂志《中国文学报》。

他认为文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进行学术研究应从文学入手。

对此我深表同意，与他也非常谈得来。

我从吉川那里获益不少，早年的几篇重要文章也发表在《中国文学报》上。

后来，他派一位学生到我任教的香港大学从事研究。

我对他说：“你们日本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任何一位汉学家都能写汉诗，这一传统千万不能丢。

”在与吉川的另一弟子清水茂交谈时我又表示过类似的看法。

清水先生对唐宋八大家深有研究，每逢新年写贺年片时均作一首汉诗贺喜。

但现在具有这一能力的人在日本已寥寥无几，大异过去爱好汉诗的传统。

在与日本汉学界交往的同时，我也开始与法国汉学家有所接触，因为法国人与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

50年代，日本人和法国人正在合
编一部大型的佛教辞典《法宝义林》。

在此之前，他们先费了很大力气出版了《大藏经》。

《法宝义林》第一部由日本日法会馆出版，其主编高楠顺次郎曾留学英国。

继他出任主编的是曾去印度讲授西藏文的烈维（Sylvain Levi）。

50年代烈维去世后，辞典编纂事宜主要由其弟子戴密微负责。

《法宝义林》的条目涉及日、汉、梵、藏四种文字，内容具有贯通性，比如梵呗一条有数页之多，贯通中日两国的梵呗情况，撰写必须小心谨慎。

另外，书中不少内容讲的是日本的情况，因为日本佛学研究具有重要地位，其国内保存有隋代、唐代和法隆寺等资料可以参证。

该词典出到第三部时即已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佛教辞典。

但可惜的是，虽然法国在日本专设了一个机构，以免工作半途而废，使辞典编纂工作仍继续进行，但至第四部出版以后，情况有了变化，改用论文式。

顺便说一下，我对佛教和印度产生了很大兴趣，正是在看了《法宝义林》之后。

我认为，要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必须要下功夫研究一下佛学。

有机会第一次去巴黎是在1956年。

这也是我第一次赴欧洲。

当时香港大学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要求我们每年都去参加国际汉学会议。

国际汉学会1956年在法国召开，我第一次遇到周一良先生就是在那里。

大陆方面赴会的还有翦伯赞、夏鼐等。

此后两年的汉学会议分别在德国慕尼黑和意大利帕多瓦举行，我均应邀参加，并提交了论文。

在这些会议上，我结识了许多汉学家。

下面谈谈法国的汉学情况。

我个人与巴黎结下因缘，与我发表过一本《老子想尔注校证》的小书有关。

19世纪之后，法国汉学界涌现了一些大家，第一位就是沙畹。

沙畹曾经翻译《史记》，是第一个把《史记》介绍给欧洲的人。

为了进行这一工作，他曾经来到中国做实地考察，得出的成果有考古记三大册，当时引起了震动。

像武梁祠、龙门石窟等等，都是他先去的。

我到法国以后，曾经向戴密微先生表示想亲眼看看沙畹带去的拓本，他非常帮忙，经过勘校之后，我曾刊出一个目录。

沙畹有三个大徒弟：马伯乐、伯希和和戴密微。

马伯乐在法国首
倡道教研究。

他的弟子传他的衣钵，我的《老子想尔注校证》传到法京，受到高度重视，被列为教材。

马氏后来研究越南语的语言学以及天文学、中国的神话学、汉简等等，具有相当高的造诣。

可惜他在第二次大战中牺牲了。

伯希和本来是学英文的，并不专攻汉文。

由于他在敦煌带回许多东西，不能不从事中亚史地研究。

但他非常勤奋，也非常聪明，通过自学掌握了中亚西域的多种文字，亦精研中国文化，成为研究中国的大家。

他刊印在《远东学报》的一些著作，经过冯承钧的汉译，使他在中国名噪一时。

不过，他不居“汉学教授”席位，而是特别为他设有“中亚讲座”之席，不像戴密微先生那样是主管一切的汉学的院士。

此外有一个专门研究《隋书》的白乐日先生，他提出了一套关于中国官僚体系的理论。

他的观点在世界上很有影响。

高本汉先生是马伯乐的学生，从其治声韵学。

他先在巴黎念书，后来在中国山西呆过七年，他的中国声韵研究成果，使吾人吃惊，导致中国几位语言大师联合翻译他的著作。

60年代，他和我交换著作时，他的兴趣已经不在语言学了。

他后来在瑞典从事考古学，转而进入古代研究，而不是现代。

他晚年全力放在经学领域，翻译了《诗经》、《书经》和《左传》。

美国的几位历史学家都是高本汉的门生，影响至大。

其次谈戴密微。

语言文字是一切学问的基础，戴氏初治语言学。

林语堂曾译介其有关汉语著作目录。

他在厦大教西洋哲学，兼译诸子的《尹文子》。

戴密微本人的治学方向后来也转变了。

他最早的时候是研究佛学。

由佛学转入庄子，发现庄子真是了不起，由于对魏晋文学的了解，他的兴趣逐渐又转向了文学。

在50年代，戴氏刊行《拉萨之会》，利用敦煌新材料，是时他的佛学研究地位在世界上可说首屈一指。

法国院士制度本是一个人管一种学问的，从来不愿意改变。

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共40人，一半是学人，一半是文人，每个人都代表一门学问。

权力大极了，凡是这方面的事情都由他负责，兴趣不免要广起来。

戴密微是法兰西学院的汉学院士，他在汉学领域，什么都要管。

60年代他管理敦煌编目的研究工作，十分注重其中的变文。

后来他要
了解敦煌学的材料，我有一本《词籍考》，赠送给他，他为之作序。

他希望我到法国去工作一段时间，帮助他研究敦煌钞本材料。

于是我到巴黎从事了一段时间的这方面工作。

我们合作著《敦煌曲》时，他向我展示他刚从苏联带来的材料，并收入此书中。

由他首次在《通报》发表论文后，别人才知道苏京亦有那么丰富的敦煌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