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远去的牧歌》：民族电影的记忆构建与生态景观的镜像传达

THE FILM CULTURE
电影文化
【作者简介】 吴金娜，女，河北保定人，河北美术学院影视艺术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影视艺术与文化传播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黑龙江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项目“新时代少数民族影视中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策略研究”（编号：YWK10236200126）、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重点课题研究成果（编号：GJB1422379）阶段性成果。

吴金娜
电影《远去的牧歌》在时间衍变与空间更迭中重点观照了哈萨克民族在跨时代发展中民族文化的生活方式、文化记忆、民族心理、生态认知等方面的冲突、融合与迭代变迁。

该片用纪实风格展现了不同历史语境中哈萨克族游牧迁徙的时代风貌与生态画卷。

一、多重维度的记忆构建
文化记忆理论中，文化理论与记忆理论紧密关联，共同构建着文化记忆的内涵和外延，同时，在人类发展历程中，正是得益于文化记忆，人们才可以确认记忆发展中的时间坐标。

德国文化记忆理论学者扬·阿斯曼说“人的记忆可以分为三个维度，即个体维度、社会维度
和文化维度。

”[1]
记忆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形态，具有多
维指向性，相较于对文化记忆理论三个维度的认知，更能激发大众对文化维度的记忆构建，尤其是在文化记忆维度迭代中展现文字、特定符号、图画、风俗等共享记忆的符号生成、身份认同与代际变迁。

电影《远去的牧歌》所表现的正是哈萨克族在不同时期的记忆中独特的精神范式与民族符号的有效传达。

电影以哈萨克族四季游牧转场贯穿整部影片的场域空间，成为一种独特的游牧记忆符号，并随着时间流转出现迭代和变迁，记忆逐渐衍变为对哈萨克族历史变迁的共享记忆与共同认知，由此实现对特定历史事件和民族地理空间的文化重塑，并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融合、碰撞
中，形成独特的记忆时空，最终在哈萨克族文化身份的记忆重塑与身份认同中实现社会认同与国家认同。

（一）个人记忆
从记忆的媒介属性来说，个体维度的记忆侧重于个体的身体、行为以及与他人交际中的不断形成和衍变，侧重记忆的传播过程。

同时，个人维度的记忆建立
总是以自我为核心，在记忆中常常和身份认同、族群认同紧密结合在一起。

电影中哈萨克族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更是通过人物行为、生活方式、使用工具的符号变化加以指涉。

这种变化在《远去的牧歌》中主要通过胡玛尔和哈迪夏两个家族的记忆变迁加以呈现，片中哈萨克族的风俗习惯、族群认同深深铭记于其本体记忆中，哈萨克族传承下来的行为规范、文化风俗与族群记忆成为其本体记忆的重要基础。

民族习俗上哈萨克族在商业化发展和畜牧业转型中对传统畜牧业的发展方式、行为习惯的坚守中可见一斑。

从胡玛尔对羊皮别克捡羊皮行为的蔑视到看到羊皮别克买牧民羊绒认为是走歪路；从哈迪夏把高价推销羊绒围巾的羊皮别克赶出帐篷到胡玛尔和哈迪夏看着羊皮别克山庄感叹“喝马奶也要钱”；这些言语与行为表现反映了像胡玛尔和哈迪夏等老一辈人在自我形象与他者的形象交流与传播中实现了个人本体记忆的坚守与构建。

也可以从羊皮别克从早期骑马到摩托车，再到小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变化中看到畜牧生产方式现代化、商业化转型的必然趋势。

以胡玛尔和哈迪夏为代
《远去的牧歌》：民族电影的记忆构建与生态景观的镜像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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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老一辈哈萨克族人，在放牧与生活中坚持着先辈传承下来的放牧方式、生活习惯与民族信仰。

作为老一辈哈萨克族人，他们个人记忆的构建过程是个体在不同时期社会地位与角色认同内在化的过程，也是胡玛尔、哈迪夏不断在自我形象、自我认知、自我认同等记忆层次与社会互动中逐步调整与适应的过程。

（二）社会记忆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记忆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也是一种历史书写的结果，更是人类生命的自我持存。

”[2]电影中哈萨克族的集体记忆，尤其是四季转场是经过长期传承与发展积淀下来形成的独有的社会记忆和象征符码，并且在不同时期的社会语境中成为一种生活范式，更是民族风俗、民族认知及身份符号的文化表达。

电影中哈萨克人集体记忆的生成主要是从时间维度进行考量的，《远去的牧歌》中民族记忆的可贵之处正是体现在不同时期哈萨克族的文化变迁和社会形态的迭代、衍变之中的。

千百年来哈萨克族传承下来了逐水草而居的放牧路线，形成较为固定的转场路径：冬季准噶尔盆地牧场、春秋天山北坡牧场、夏季在阿尔泰山山地草原和戈壁草滩牧场，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千年传承并延续至今，是哈萨克族族群记忆的延续，更是哈萨克族对集体记忆的坚守。

影片所传达出来的社会记忆既是文化符号，也是对哈萨克族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实践中集体记忆的书写。

只不过导演在影像叙事中用冬、春、夏、秋四季将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21世纪初以及21世纪10年代中期等四个时期贯穿到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序变迁之中并加以体现。

“四十年”作为时间符号的缩影，在历史风云“时运交移”的背后将哈萨克族集体记忆的变迁引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变革的时代潮流之中。

（三）文化记忆
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灵魂基础，而文化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族凝聚和民族认同的精神隐喻。

同时，“不同时期的民族精神、国家记忆有不同的历史话语表征方式，也有自己记录或阐释历史文化的话语符码，二者都从不同的语义场域与文化视角构建了中华民族的记忆符号和国家的话语体系，这些都有效记录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轨迹和历史演进中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融合。

”[3]电影中的民族精神、文化记忆作为反映哈萨克族共同历史经验的文化符号，不仅是个人记忆的影像复现，也代表了哈萨克族对共同文化的认知与理解。

更重要的是在《远去的牧歌》中，对哈萨克族文化记忆的视觉呈现，主要是依靠哈萨克族千百年传承下来的特定符号、图画、风俗等象征性客体来实现对本民族文化的体认与认同的。

通过对电影《远去的牧歌》的分析不难发现，电影中独特的地理记忆、建筑记忆、工具性记忆和独有的民族风俗记忆都承载着哈萨克族的文化传承与意义空间。

第一，电影中不断出现的标志性地域成为代表哈萨克族文明的地理文化标识。

如电影中在胡玛尔大叔带领队伍迁徙的过程中画面呈现出来的广阔的草原、无边的草场、险峻的群山、奔腾的河流等地理标识，不仅是哈萨克族生活中四季轮回的场域空间，也在哈萨克族牧民四季迁徙中的民族故土与精神之魂。

第二，记忆与空间的结合，在电影画面的传达中
电影《远去的牧歌》
海报
THE FILM CULTURE电影文化通过特定的空间记忆符号加以串联。

正如汪裕雄在
《意象探源》中所说：“特定文化符号系统是特定文化
观念的载体和交流媒介，深刻影响着特定文化观念的
形成与传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4]
电影中哈萨克族居住场所既是如此，电影中出现最多
的就是胡玛尔家的毡房。

毡房在现实层面是哈萨克族
日常生活居住、休息的地方，也是议事、信息交流的重
要场所，在精神层面上则代表着哈萨克族精神的栖息
之所，是哈萨克族文化观念形成的重要记忆载体和故
乡记忆的文化表征。

以此看来，冬窝子、毡房等成为哈
萨克族文化记忆的建筑隐喻。

第三，工具性符号在电影中以哈萨克族民族符号的形式出现。

电影中的猎枪、驯鹰、长笛、骑马等这些
哈萨克族经常使用的工具性符号，在哈萨克族的生活
中分别成为日常狩猎、民族音乐、交通工具的符号代
表，与哈萨克族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发展
中，承载了哈萨克族特定的文化记忆与历史经验，成
为哈萨克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历史见证。

二、民族生态构建与生命意象传达
电影《远去的牧歌》用纪实风格、散文结构讲述了新疆哈萨克族在时代变迁中四季转场的感人故事。

主
题、人物、场景作为电影画面表达的重要视觉文化元
素，通过电影传达出哈萨克族的民族风格、审美意蕴
中暗含的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的民族生态与审美
风范。

中国传统美学中有“尚象”的文化传统，《远去
的牧歌》中的意象表现不仅体现在“观物取象”的外
部表象上，同样也潜引于哈萨克族文化的心象，映象
传达出的深层文化心理之中。

（一）代际轮回的生命意象
《远去的牧歌》不仅从宏观上展现了哈萨克族四季转场的文明传承，也从微观上复现了代际轮回中天地万
物间生命轮回的意象形态。

生命意象的生发成为电影
的创作动力，维系着电影中哈萨克族生命意象的感发
与生命体验的主题阐释。

同时，生命意象也成为电影
“言象互动”符号的文化隐喻。

在生命意象的呈现上，
影片中出生、生病、意外、死亡等生命轮回成为电影中对人生命运的哲学探讨。

首先，在电影中生命意象的传达上，生命意象表现得尤为明显。

电影开始冬季转场时，阿扎提的爱人萨吾列西在暴风雪中生下了女儿博兰古丽，哈迪夏的爱人哈山却因通知放骆驼的杰恩斯躲避暴风雪而丧命；再到胡玛尔的儿子哈扎提在夏季转场中，为挽回巴彦即将掉落的行李坠崖殒命，哈迪夏感动落泪，最后哈迪夏把哈山留下的马鞭交给胡玛尔的时候，代表两家的心结已彻底了结。

博兰古丽出生、哈山和哈扎提意外殒命、胡玛尔和哈迪夏两家的心结解锁，生动展现了哈萨克家族时代发展中的命运体验与生命轮回，这也成为哈萨克族千百年来四季转场的缩影。

除了人的生命意象之外，电影中牛犊的降临、老马的老去等动物的生命意象也成为哈萨克族民族发展中重要的生命意象表征。

“出生——意外——死亡”的生命意象，伴随着哈萨克族的发展历程，在整部电影中多次重复出现生命符号和意象轮转，既客观上反映了哈萨克族人的生命轮回，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也承载了哈萨克族的民族体认与生命认同。

以胡玛尔和哈迪夏两个家庭作为贯穿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代表性家庭，无形中借用时间流转点明了哈萨克族在时空轮回中民族命运的走向与最终归宿。

生命意象轮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每一个哈萨克族家庭生活的缩影，而一个个家庭集合的背后则映射着哈萨克族的生活样式、生存状态与生命表现。

（二）四季更迭的自然意象
在“观物取象”的意象表现上，四季游牧的哈萨克族所到之地的自然意象成为重要的视觉修辞。

《远去的牧歌》不仅讲述了哈萨克族的放牧故事，还在四季更迭中通过一个个细节向人们呈现了哈萨克族的青山绿水、秀美山川，这些一同构成独具民族风格的自然意象。

一是与天抗争的冬天意象。

漫天的寒雪、刺骨的寒风、白雪皑皑的群山等恶劣的自然环境，成为哈萨克族冬季转场的真实写照。

冻死的羊群、冻伤的羊皮别克成为电影中表现冬季转场故事中重要的细节描写。

也从侧面反映了哈萨克族在民族生存、繁衍中对恶劣自然环境的抗争；二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意象。

草原意象的影像呈现有重要的时间标识。

电影在叙事中以草原景观为主体进行镜像表达，在游牧草原上，对于世代以放牧为生的哈萨克牧民来说，草原、羊群、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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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骆驼直接关乎着哈萨克牧民的生活。

而草原意象在这里被赋予了母亲的形象，是它用自己丰厚的乳汁哺育了这方土地上的万物并使其得以繁衍生息，构建了草原母体与生命个体的交互关系。

正如白雪成为冬天山下牧场放牧时重要的时间刻度一样；春天小河里融化的雪水，小草初长，草原上奔腾的牛群、羊群、马群、骆驼群，航拍技术将春季放牧的宏大场景立体化地呈现了出来；夏季一片绿意映照下的群山峻岭、清澈的河水映衬下的夏季草原牧场，依靠大远景和运动镜头展现的草原上正在盛开的鲜花；用无人机顶角拍摄的放牧的羊群，草原牧场上万马奔腾的壮观景象共同构成了草原上独特的自然景观。

导演在创作中运用镜头从多个角度突出了骏马奔跑在草原上的美感，成为雄奇壮美的哈萨克族草原文化的重要隐喻。

同时，草原也成为电影《远去的牧歌》意象表达中一个永恒的意象化符号，它不仅象征着哈萨克族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与民族传承，也由此记录着哈萨克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景观。

三、天人合一的民族景观与共同体意识的生成
在电影《远去的牧歌》中，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电影画面镜像。

哈萨克族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历程，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同频共振，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中不断融合，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逐渐在个人发展、民族发展、国家振兴中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不同于以往少数民族电影以展现自然风光为主的创作模式，《远去的牧歌》通过人与动物、人与环境、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联互动，通过对画面的细节描写和情节叙事将生态主题、共同体意识凸显出来，全面、立体地展现了一幅天人合一、融合发展的民族生态景观。

在哈萨克族天人合一生态景观的呈现上，主要通过日常生活的生态表现、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哈萨克族发展和国家发展的共通与融合等方面进行阐释。

第一，日常生活的生态呈现。

对于哈萨克牧民来说，草原是他们生活的根基，保护草原是每一位牧民肩负的责任和义务，是每个人世代坚守的使命。

在哈萨克族生活、放牧的过程中，生态理念也映射了创作者主观的情感诉求，并在日常生活中得以体现。

如片中由于山羊粪便碱性大，容易破坏草原，为了保护草原生态，哈迪夏、胡玛尔两家拒绝饲养山羊，赶走了在草原上挖冬虫夏草和贝母的牧民，捡拾游人丢弃的玻璃等举措将对生态保护细节的描写贯穿影片始终，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生态理念渗透了哈萨克族文化中崇尚自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民族认同与价值观。

而电影电影《远去的牧歌》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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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细节描写与场景叙事中对哈萨克族日常生态场景的呈现，也成为哈萨克族文化最高的精神追求。

《远去的牧歌》通过这些日常生活的生态意象符号记录了哈萨克族草原文明四十年的发展变化，折射出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来的民族文化的代际相传与精神守望。

第二，人与动物和谐相处。

哈萨克族作为以放牧为生的民族，与动物的相处在民族生存、繁衍、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电影中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贯穿影片始终，具体通过代表性动物，如对牛、猎鹰、骏马、燕子等保护动物的细节描写体现出来。

一个是在转场时，哈迪夏家毡房顶上有一窝刚出生的燕窝，为了保护刚出生的雏燕，胡玛尔大叔小心地把燕窝取了下来，放到马桩子上，用圆木固定好，哈迪夏临走前给成年燕子撒食物，看到了燕子重新归巢的画面。

在这个完成场景中，在安置燕窝这个细节上，哈迪夏、胡玛尔是传承者形象，博兰古丽和里亚斯是被传者形象，通过对动物的保护和关爱，强调人与动物的和谐共生；另外一个是将猎鹰、骏马放归自然。

在即将搬到定居点前，胡玛尔决定将猎鹰放归自然，主要通过胡玛尔忍痛不给猎鹰喂食——猎鹰孤独的哀鸣——哈迪夏求情无果——山坡上不舍放飞猎鹰，此时镜头反复在胡玛尔特写镜头和猎鹰展翅飞翔的远景画面间来回切换，形成鲜明的生态意象对照，成为人与猎鹰和谐相处的典型意象。

同时，作为骑马放牧的民族，哈萨克族与马有深厚的感情，马不仅是哈萨克族的交通工具，更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伙伴。

影片中胡玛尔看着自己的骏马走向树林的一瞬间，眼里流出了不舍的泪水，
老马的离开在回归自然、回归家园的同时，也实现了胡玛尔心灵上天人合一的美好夙愿。

第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

在历史变迁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贯穿始终，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研究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国家视角，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不同于对生态保护、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微观呈现，《远去的牧歌》将国家视角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像呈现紧紧地和党的民族政策结合在了一起。

如从胡玛尔大叔上交猎枪，从四季游牧到定居，与其说是哈萨克族狩猎文化的传承，倒不如说是在国家保护生态的时代背景下，哈萨克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历程，这一过程在狩猎方式、游牧方式革新与变迁中，增强了哈萨克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生成、赓续并逐步走向成熟。

结语
《远去的牧歌》是以纪实形式创作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作品，电影直面哈萨克民族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四十年的历史岁月，讲述了哈萨克族放牧与转场的感人故事，影片在时序演进中将哈萨克族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一一呈现，哈萨克族的生活方式、生存手段、民族习俗、生态景观等都饱含着特定的民族文化内涵，成为民族文化形象外化的符号代表与历史衍变的重要表征。

同时，该电影展现的哈萨克族的生存状态和民族画境，也是哈萨克族千百年来从游牧文明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精神坚守与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