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的教育改革综述

二战后日本的教育改革综述
日本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面积狭小，资源匮乏，尤其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所挑起的侵略战争，使日本45%的国民财富毁于战火，死伤546万人左右，许多大城市几乎化为灰烬，经济陷入了瘫痪的境地。

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二战”后的日本国民思想也陷于极度混乱之中，用“武士道精神”建立起来的精神支柱解体了。

“被烧光的不仅仅是城市，人民的心也被烧光了。

”[1]109日本本土主要是由美国军队占领的。

美国以及盟国按照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方针，敦促并迫使日本进行了战后的民主改革。

占领时期与第二次教育改革。

[2]1战后日本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创造出如此惊人的经济奇迹？究其原因是日本教育的普及和发达，是日本长期高度重视教育的结果。

正如原日本文部大臣荒木万寿夫所说的那样：“明治至今，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特别是战后经济发展的速度惊人，为世界所注视，造成此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及与发达。

”[3]1战后日本教育改革的主导思想和内容，的确值得我们研究和深思。

一、占领时期与第二次教育改革
1、美军占领期间法制框架的移植
1945的10月与12月，盟军总司令部在强令铲除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的同时，连续发布整肃教育部门的一系列指令。

10月10日发布《关于日本教育制度的政策》的备忘录，“禁止普及军国主义的和极端的国家主义思想，废除军事教育学校和军事训练”。

1946年公布的日本新宪法中，教育被确认为国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义务教育实行免费的原则。

根据新宪法的基本精神，日本在美国派出教育使节团的主持与配合下，制定了《教育基本法》，作为进行教育改革的依据。

此后, 又相继推出《学校教育法》、《社会教育法》、《教育委员会法》、《文部省设置法》、《私立学校法》等一系列教育法规, 对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教育行政诸方面作了规定, 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法规。

2、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全面提高国民文化素质
改革后的日本以六、三、三、四( 即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单轨学校教学体制取代双轨教学体制,并且明确把教育重点放在九年制义
务教育上,要求国家和地方政府必须保证适龄儿童接受小学六年, 初中三年的义务教育,对那些因为经济困难不能上学者给予资助。

同时,加大国家和地方对教育的投入力度。

1955-1960年, 国民生产总值增加82.8%, 而教育经费的增加为68.7%, 1960-1970年, 国民生产总值增加3.5倍,教育经费增加达3.7倍,增幅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在增加的教育经费中,义务教育所占比例最大。

例如1971年到1980年的国民教育经费720亿日元中,学前教育占4. 6%,义务教育占53. 7%, 高中教育占16. 1%, 高等教育占25. 6%。

到1976年, 日本基本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

与此同时,初中升入高中与高中毕业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学生的比例也在不断攀升。

1968年初中毕业升入高中的学生为80%,1972年为90%。

70年代后期,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教育大国, 初中入高中的升学率达94%, 高中入大学的升学率达37%。

伴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国民受高中以上教育的人数比例也在逐年上升, 1970年64岁的人群中已有43%的人接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

受高等教育的女子的比例在战争结束时大约只占2%,到1970年提高到差不多占33%。

在战后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体制下,日本很快迈入了教育现代化的门槛, 这既保证了日本全体国民文化素质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为通过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培养大量经济建设急需的人才提供了保证。

[4]116-117
3、调整教育结构, 加速科技人才和技工的培养
20世纪60年代以来, 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增长,特别是池田内阁“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提出,社会对专业技术人才与技术工人的需求成倍增长,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不断增加。

适应社会的需求,从1962年起文部省决定放宽大学设置标准,简化审批手续,打破单一高等教育体制,增设初中起点的五年制专科院校,前三年教授高中课程,后两年学习中等职业技术课程。

此后,大专院校和招生人数迅速增加。

截至1988年5月,日本有488所大学，571所短期大学, 62个技术学院。

大学和各类大专的入学率达48%,如果将函授教育等计算在内, 则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高达48%以上。

[5]1158此外, 还采取多种措施扩大研究生招生人数和办学规模, 改进奖学金制度, 以便于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日本政府于1953年公布了《理科教育振兴法》, 要求：通过理科教育在传授科学知识, 培养技能的同时, 培养具有创造能力、能够合理安排日常生活、并能
为我国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国民, 谋求理科教育的振兴。

[6]429强调政府要从中学到大学有计划地培养科技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

4、大力推进产学合作的教育体制
日本自1955年经济调整增长以来，便积极倡导在国内推行产学合作教育制度。

1960年末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指出：“对教育训练来说，今后至为重要的是推进产学合作。

”这一计划标志着产学合作教育制度的最后确立，并加速普遍推行。

日本的产学合作包括高中和大学同产业界的合作，所采取的形式多种多样。

日本高中阶段的产学合作主要通过定时制和函授制与企业联系，其主要方式是：
（1）高中教育与技能教育机构的合作；
（2）职业训练机构、定时制高中、函授制高中三结合。

普通课主要采取函授教育，专业课采用定时制，一部分专业课和实习课通过职业训练机构学习；
（3）委托培养制。

企业为提高在职初中毕业生的水平，在聘请高中教师到企业授课的同时，也组织他们脱产进入全日制高中，学习有关基础课和专业课知识，并加强教员与企业技术人员的交流。

日本大学阶段的产学合作，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产业界提供财政资助。

大学接受产业界资助，作为设施、设备和经营管理的资金；
（2）委托研究。

即企业委托大学研究项目；
（3）人员的派遣与交流。

即企业聘请大学教师充当研究开发部门的顾问、特邀技术员或讲习会的讲师；大学聘请产业界的专家为讲师，招收企业的在业人员为学生；
（4）现场实习。

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场所，使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直接接触社会，培养责任感、协调人际关系及判断处理问题的能力。

（5）促进共同研究。

日本学术振兴会建立了由活跃在产学研究第一线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各种产学合作专题委员会，以推进教育界与产业界，基础科学研究与实用开发研究的相互协作。

[7]118
二、经济大国与教育统制
日本经济对教育政策与规划的干预始于50年代初。

当时的经济增长趋势与产业结构变化必然对人才需求结构和素质提出新的要求。

50年代后半期，日经联和经团联反复地以“意见”、“计划”和“声明”等形式对教育改革施加压力。

进入60年代以后，经济界对教育规划的建议又通过经济审议会喝中央教育议会的报告得以反映和实施。

1、经济起飞与教育统制
1956年11月，日经联提出了《关于能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技术教育的意见》；同年年底，日经联又发表了《关于振兴科学技术教育的意见》。

1957年，日经联在教育课程审议会提出的《关于改善小学和初中教育课程的报告》中，建议在初中的第三学年要拓宽学科指导，以保证能够按照毕业生的出路和特点充分地进行指导。

此后，日本经济界根据产业的发展要求不断对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划提出改革意见。

日本政府和文部省也迫于经济界的强大实力，听取、研究和采纳经济界的意见。

一直谋求经济起飞的日本不甘落后于苏联。

1957年12月，岸内介内阁（1957年2月-1960年7月）制定了《新长期经济计划》（1968-1962），首次将教育发展计划和教育政策编入国民经济计划。

为此日本实施增招理工科大学生8000名的计划，到1960年度基本完成。

在基础教育阶段，文部省于1958年提出《充实基础学力提高科学技术教育》的课程和教学改革法案。

2、经济的高速发展与能力主义教育
日本教育在规模扩展的同时，还必须进行结构调整，解决当时重文法、轻理工，重视普通高中、轻视职业高中的学技术教育、加强职业训练与就业指导、增设工业高中、扩充公共职业训练机构、增招理工科大学生等。

为了配合经济发展的要求，文部省于1962年出版了《日本发展与教育》的教育白皮书，试图从理论上用经济发展的观点来探讨教育的发展方向问题。

白皮书认为，教育的发展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教育应该从属于经济。

当时，文部省极力迎合经济界的要求，把决定教育政策的最主要的因素看作是经济发展，甚至学生的个性、道德和未来等都被看作是构成劳动力素质的组成部分。

[8]253-256
二、政治大国与第三次教育改革
在七八十年代经济大国的地位业已确立之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向“自我
实现型”转变。

正是日本国民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为日本以个性化、终身化、国际化和信息化为其主要特征的第三次教育改革增添了巨大的民族支持力。

70年代初期提出的第三次教育改革，由于石油危机的影响，暂时被束之高阁。

改革的真正展开与实施，开始于80年代初。

当时，中曾根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把行政、财政和教育三个领域作为“第三次大规模改革运动”的中心课题。

1982 年2月，他在国会上指出，第三次教育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建议建立一个内阁首相的咨询机构来审议、调查和受理教育改革问题。

根据中曾根首相的建议，经国会的讨论，批准了《临时教育审议会设置法》。

该法于1984年8月生效，并正式组成“临时教育审议会”（简称“临教审”），这标志着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

1984年9月，“临教审”接受首相的咨询，咨询的题目是《为使教育适应我国社会变化和文化发展而进行的各项改革的基本方针》。

“临教审”用3年多时间研究探讨了日本面向21世纪教育的发展模式，各阶段的审议结果分别在1985年、1986年、1987年和1988年发表。

日本的第三次教育改革，基本上是以这四次咨询报告为依据的。

[9]45-46
二战后，日本奉行的是拿来主义的科技战略，采取了消化、吸收、改进的技术特色，并成为世界的经济强国。

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反之，美国则依靠雄厚的创新能力,在信息、生物、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率先建立了知识经济的战略平台，从而提升了美国经济的战略层次。

这些差距促使日本政府选择了科技立国战略，开始了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

1971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了《关于今后学校教育综合扩充、整顿的基本对策》，又推出了提高教师工资待遇政策；1980年推出了教师培训制度；1984年成立了临时教育审议会，专门讨论教育问题；1998年再次修订了中小学《学习指导纲要》，这一纲要的颁布，标志着日本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开始。

第三次教育改革的主要方面是：①建立终身教育体系；②采用国际视野把握和发展教育；③强调教育的本质就是促进人的个性全面发展；④提高教育的信息化程度。

跨入新世纪日本的教育改革把重点放在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改革上，而信息教育却是实现教育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教育改革的特征主要如下：
（1）注重学生个性和能力。

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实现每个人的自身价值，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现代的日本教育重视改变单一僵直的教育方法，尊重每一位学生的个体差异，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潜能，开展有效的基础教育活动，而大学开展多样化的教育和服务。

（2）重视内容的“社会化”和“国际化”。

日本通过开展多样的“社会化”和“国际化”的教育活动，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认识社会和了解世界，培养社会责任感，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拓宽社会性，以及世界性的视野。

（3）重视“选择”和多样性。

日本政府通过地方教育行政权限“分权”的改革，鼓励地方创办具有特色的学校，为当地的人提供多样化的教育选择和服务。

同时高等教育则通过创新性的研究，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

[10]20
四、冷战结束与世纪之交的教育改革
近几年来，日本教育的发展与规划举措就其本质而言仍然属于第三次教育改革的深化与延伸。

20世纪90 年代以来，尽管“泡沫经济”的崩溃使日本经济陷入了战后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低迷状态，但是频繁更迭的历届日本内阁都把教育改革列为社会整体规划的重要议题。

世纪之交，日本的教育改革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新举措和特征。

1、修宪运动与《教育基本法》。

目前日本实施的《日本国宪法》，是二战后在美国占领军的指导和监督下制定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对是否修改宪法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在日本宪法实施55周年之际，日本的《读卖新闻》于2002年对参众两院的全体议员进行的调查显示，有71%的议员赞成修宪。

宪法规定，修宪必须获得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尽管调查的回答率为64.8%，但是71%的议员同意改宪，却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值得注意的是，政界的鹰派和少壮派是主张修宪的中坚力量：赞成的比例中，39岁以下的为80%，40—49岁的议员为73%。

由于目前日本各党派正在逐步完善新老交替，因而赞成修宪的比例还会进一步上升，也许在近几年内修宪活动将进入具体的政治日程。

2、“规制缓和”计划与教育地方分权。

可以说，在中央集权制传统由来已久的日本，在其政治文化的遗产中，既缺乏民主观念的基础，又缺乏民主实践的经验。

从历史上看，在日本等级森严的封建道德伦理关系中，根本不存在不容剥夺的权利可言；日本政治遗产中最重要的
是高度的统一意识和民众对政府坚强的伦理基础。

3、深化第三次教育改革的新举措。

近几年来，日本在深化和完善第三次教育改革中的新举措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为了丰富学生的个性和提高教育质量，重新修订了中小学教学大纲，大幅度精简了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内容，加强了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基本能力的培养，增加了生活体验学习、综合课程和选修课程等内容。

其二，探讨并实行国立大学的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

实行法人化改革以后，国立大学可望获得更大的运营自主权，有利于增强大学的办学活力，同时也将承担更多的自律和竞争风险。

其三，积极推进终身教育，构建终身学习体系。

根据终身学习振兴法的有关规定，正规的学校系统，尤其是大学，要尽可能地开放门户以利于成人的学习。

政府、学校、社区和个人在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中，齐心协力，整个社会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终身学习网络。

4、《21世纪教育新生计划》。

20世纪90年代末，小渊担任首相期间，成立了首相私人的教育政策咨询机构——“教育改革国民会议”。

作为自“临教审”以来的第二个首相的个人教育咨询机构，“教育改革国民会议”在新世纪之初提出了一些较之“临教审”更为富有进取精神的改革设想。

[11]35
战后，日本继续奉行明治维新时期确定的以兴办教育为“立国之本”的国策，十分重视教育问题。

自1951年起，日本的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各种形式不断提出调整与发展教育的要求，使教育适合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适合日本的国情。

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日本政府在历次编制经济发展计划时，都相应地提出有关普及教育、改革课程、扩充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培养技术人才等方面的要求。

与此同时，随着60年代初日美缔结新的“安全保障”条约，日本进一步强化其武装力量，在教育上也日渐强调对青少年进行“国防意识”的教育问题。

战后日本的教育发展迅速，国民文化教育水平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居于前列。

但由于它植根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必然带有种种严重的弊端。

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的中国，只要把握机遇，借鉴战后日本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切实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视教育为兴国立业之本，在汲取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发扬光大中华民族文化精华，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
定会以更加光辉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优秀的炎黄子孙也一定能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埃德温·赖肖尔.日本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109.
[2]中国华夏教育网整理. 二战前日本的教育制度及战后的教育改革[EB/OL].http://www.chinaedc.hk/a/zhongwaijiaoyu/guowai/rb/2011/0628/8444.html，2011-06-28
[3] 冯昭奎.日本经济发展与教育[ M].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序言.
[4] 郭永胜. 浅析战后日本的第二次教育改革[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1):116-117.
[5] 吴廷谬.日本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1158.
[6] 张健，王金林.日本两次跨世纪的变革[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429.
[7] 汤晓黎.“二战”后日本的教育改革[J].前沿,2005,(10):118.
[8] 于洪波.日本教育的文化透视[M].河北：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253-256.
[9] 于洪波，刘智勇.“战后政治总决算”与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的提出及其特征[J].中国高教研究,2003,(5):45-46.
[10] 沈红梅.日本三次教育改革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J].考试周刊,2012,(90):20.
[11] 于洪波.新世纪日本国家与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 [J].比较教育研
究,2003,(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