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_王朔现象_的原因

摘要：“王朔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本文从时代背景，创作观念，流行因素和影视传媒四个方面论述“王朔现象”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时代背景；创作观念；流行因素；影视传媒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文坛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王朔热”，甚至有人把王朔的“痞子文学”，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琼瑶的“言情小说”，并称“中国文坛三大现象”。

王朔小说的畅销，电影电视剧的热播，以及王朔的出言不逊，都使他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对此，我们又该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呢？
一、“王朔现象”与其文学创作观念有关
中国传统文学注重“文以载道”，作品典雅、经典、纯粹，蕴含较高的思想价值，在此创作观念下，创作者背负沉重的精神负担，文学的正统性绑架了文学的娱乐性，造成主题的单一和文学个性的泯灭。

而“王朔认为作家是普通人，作家创作并不是多么神圣的事情，他提出了作家创作只是一种职业，是编故事娱乐百姓的行当……，就像农民种地一样，只是一种赖以谋生的手段。

”[1]在王朔看来，文学创作仅是一种“娱乐”和“谋生手段”，这就背弃了“文以载道”的创作观念，正统文学的伦理、道德、崇高、理性被亵渎,文革后，受众的阅读题材大都沉浸在“伤痕”、“反思”、“改革”等沉痛的话题中，王朔作品一枝独秀，脱颖而出，如同吃惯了海参鲍鱼的人，偶尔吃顿小米咸菜，会有种别样的满足感。

二、“王朔现象”的内因：作品的流行因素
传统文学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而王朔作品却包含很强的流行因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故事情节的“中间状态”。

情节是按因果逻辑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把表面上沿着时间顺序出现的很偶然事件，用因果关系加以重组。

[2]王朔作品打破故事的逻辑关系，具有非常态性。

如《顽主》中：
马青端起电视机：“不过就不过！”
“别介”。

少妇尖叫着扑过来，“这个不能摔，你是来让我出气的还是来气我的？”
“你说过你丈夫急了逮什么摔什么。

”马青理直气壮地说。

“可我丈夫急了也不摔贵重物品，你这是随意发挥。

”[3]马青替少妇的丈夫受气，人物身份的替换造成情节背离正常逻辑，但王朔的成功在于：故事情节始终介于“荒唐”和“真实”的“中间状态”，既不完全根源现实，也不完全脱离现实，而在“荒唐”中折射着“现实”。

社会需要“阳春白雪”，也需要“下里巴人”，这种情节安排的“中间状态”，使受众茶余饭后读来饶有趣味，满足了消遣的需要。

其次，人物描写的“角色置换”。

“角色置换”就是用生活逻辑之外的人物身份代替逻辑之内的人物身份。

王朔作品的故事情节的“中间写作”和“角色置换”是相关的：“中间写作”为“角色置换”设置特定的语境，而“角色置换”为“中间写作”服务。

从此分析，王朔作品人物描写上采用“角色置换”是种讨巧的手法，但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如《你不是一个俗人》中，“三好公司”帮胖厨子实现将军梦，在“厨子”和“将军”之间进行角色置换，《我是你爸爸》中马林生与马锐之间的“父子关系”被置换成“哥们关系”，《顽主》中“顽主”替人赴约，替人受过，替人行孝，本质也是角色的置换。

现实中，人们总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中，王朔作品的人物角色被置换，固定的社会关系被打破，但这种“打破”不具有彻底性，生活逻辑变得“不伦不类”，充满滑稽和闹剧，从而带给受众异于正统文学的阅读乐趣。

再次，语言设计的“独特建构”。

当今社会，我们应承认：读者对小说的接受不只是求知，很多人为了“娱乐”。

王朔作品语言的幽默调侃和对话成分，正好满足读者的需求。

小说《千万别把我当人》中，中年大夫和唐元豹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是猴子的脸皮厚呢还是人的脸皮厚——
—请你回答。

”
“人脸皮厚。

”
“回答错误——
—扣分！”
“没错。

”唐元豹看到刚得的分被扣光，有点急，“是人脸皮厚么，猴子的脸老是红的，而人几乎不红，明显厚于猴子。

”[4]
严肃的智力测验变成一场充满喜剧色彩的闹剧。

一般说，正统文学严肃有余但趣味不足，王朔作品幽默调侃的叙事风格，带给受众耳目一新的乐趣。

王朔创作以1984年发表小说《空中小姐》为标志，分前后两个时期，真正代表其创作特点的是后期作品。

其中一个
浅析“王朔现象”的原因□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梁凤武
不起才卖的。

虽然流苏说自己没念过两句书，但从文本中的一些细节来看，流苏应该是认得字的。

所以流苏比七巧和霓喜多点诗书礼仪家庭的“教养和阅历”，从大家庭内斗熏陶出来的心机和手腕更多了几分内敛、隐忍。

七巧追小叔子季泽露骨，欲望太盛；而流苏对范柳原的追求是以退为进，在合适的场合含蓄的诱惑，诱发范柳原的征服欲；霓喜简直就是在两性上随便了。

流苏的教养让她不会像七巧那样撒泼，不会像霓喜那样大打出手。

流苏懂人情世故，她并不相信范柳原，但并不多流露，而是虚与委蛇；七巧面对季泽的花招是破口大骂。

霓喜是很轻易地就相信人。

很有意思的是，今天人们评价上海女人是：聪明实际，不掩饰自己对金钱的追求，认为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爱情就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上海女人能“作”，但“作”的有分寸，上海女人太清醒，即使痛苦也不会歇斯底里，失去惯常的优雅；上海女人善于察言观色，天生是社交高手；上海女人精明、会算计，不做吃亏的买卖。

把这些用到白流苏身上似乎很恰当，可见白流苏时代上海女人的个性已经成型了。

和白流苏比较起来，不属于上海的七巧和霓喜就显得笨拙了。

流苏还是个“有决断的女人”，敢于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一去香港、二去香港都有些悲壮的色彩。

而七巧遇事就游移，瞻前顾后的，她想得到季泽，又舍不得她的钱，错过一次又一次机会。

霓喜的摇摆不定水性略显扬花。

然而，张爱玲评价“相当厉害的人”的白流苏却败在了男子范柳原的手下，不能不说这是男性社会的男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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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认为《女孩子的花》作为20世纪80年代“女性散文”的代表作品，今天依然可以引发我们对女性生存与发展的思考，唐敏对女性自身性别缺失的反思发人深省，但其给出的现实选择并不值得推崇。

关键词：女性体验；性别缺失；选择与超越
唐敏《女孩子的花》是一篇浸透了女性生命体验的美文，文章以诗化的笔墨，委婉曲折而又淋漓尽致地抒写了一位青年女性对自身性别角色的敏锐感受和紧张思考。

作为20世纪80年代“女性散文”的代表作品，此文今天不但依然能带给我们诸多美的享受，而且可以引发我们对女性生存与发展更深入的思考。

文章开篇是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水仙花是由一对夫妻变化而来的，丈夫名叫金盏，妻子名叫百叶。

故单瓣的“金盏”有男子干脆简单的热情，重瓣的“百叶”则单纯而又复杂，像闽南善于沉默的女子，悲也默默，喜也默默。

在唐敏笔下，水仙花是最能体现夫妻相互渗透的花朵，金盏和百叶共同散发出极其甜蜜的香味，那是人间夫妻和谐的芬芳。

宴尔新婚的“我”沉醉在亲密悠然的二人世界中，享受着如金盏与百叶般和谐的甜蜜，这种幸福感催生了“我”去孕育一个新生命的渴望，借花占卜的想法因之而生——
—“我”买回一个水仙花球，将之视为自己孩子的象征：如开金盏，“我”将有儿子；如开百叶，“我”将有女儿。

开篇金盏与百叶动人的传说与现实中“我”与夫君新婚时的形影相随交相辉映，传递着女性对现世幸福的沉醉与欢喜。

那随后用水仙花来占卜生儿生女的举动意味着什么呢？是纯粹的急不可待的好奇？还是暗含着某种不能自已的希求与隐忧？
占卜的过程是一个敏感的女性对性别差异和自身存在的深切省思过程。

占卜之初“我”就亮出了自己的期待：“我
“女孩子的花”为何没能绽放
——
—唐敏《女孩子的花》解析
□河北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律学院；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何英
重要特点就是作品大量使用对话。

这有两大原因：其一，1988“王朔年”之后，为适应影视拍摄的需要，王朔有意识地使用对话，如在“顽主”系列小说中，都明显看到此特点。

其二，在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和工作压力下，由对话建构起来的文学作品，具有简单、快捷的特点，容易满足受众的“快餐式”阅读。

三、“王朔现象”的外因:影视传媒的推动
影视传媒的力量是巨大的，对此，王朔曾深有同感地说：“影视创作为我带来了远超出小说创作的收益，如果我没有适时地转入影视创作，十有八九我至今仍在黑暗中摸索，写吐了血也不为人所知……”
首先，广泛接触媒介。

王朔的“触电”是他的小说改编电影，1988年，他的四部小说分别被改拍成电影：《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改编自同名小说），《轮回》（改编自《浮出海面》），《大喘气》（改编自《橡皮人》），《顽主》（改编自同名小说），这一年在电影界被称为“王朔年”，尝到甜头的王朔开始了影视圈的闯荡：其一，成立海马工作室，强化组织力量。

其二，专门为影视写作，如《修改后发表》、《懵然无知》、《刘慧芳》、电视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

其三，重视“人”的因素，王朔尽力与各路导演搞好关系，黄建新、姜文、冯小刚等人都与王朔关系密切，王朔曾说“我在1988年以后的创作几乎无一不受到影视的影响，从某一天开始，我的多数朋友都是导演或演员……”[6]
其次，适应影视传播的需要。

影视传播的覆盖面是面向全社会，由于社会群体在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必然造成审美趣味的层次性。

一部作品或一类作品肯定不能满足众多受众的需要。

为此，王朔实践着多种创作题材：第一类是侦探小说，如：《人莫予毒》、《毒手》；第二类是纯情小说，如：《空中小姐》、《动物凶猛》；第三类是顽主小说，如：《顽主》、《玩的就是心跳》；第四类是世俗化小说，如：《刘慧芳》、《渴望》。

[7]王朔曾说：“《空中小姐》吸引的是纯情的少男少女，《顽主》冲城市青年去的，《永失我爱》奔大二女生去的……，《动物凶猛》是给同龄人写的，《编辑部的故事》跟《渴望》，就想让老百姓做个梦。

”众多创作题材覆盖了社会的众多群体，满足他们不同的审美需求。

再次，自我炒作。

如果拨去道德的外衣，“自我炒作”的性质无疑会成为一种廉价的自我宣传。

王朔经常在媒体露面，嬉笑怒骂，出言不逊，或贬低自己，或嘲讽他人。

王朔在文章《我看金庸》中，把金庸作品贬低的一无是处，他骂孔子：“搁今天就是一傻逼”，骂鲁迅：“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却看不到他像样的作品，”骂老舍：“文革不来，他活着，也只有开开会。

”一时间，媒体连篇累牍地追踪报道，网站、报纸炒得沸沸扬扬，但王朔大有“无知者无畏”的架势，接着挨骂的人还有张艺谋，白岩松，余秋雨，甚至他自己。

我们且不对王朔做道德上的评价，且就这种哗众取宠的个人行为在客观上所起的轰动效应来说，确实使他赚足众人的眼球。

“王朔现象”是众多因素组合共生的结果，但本质是：大众化的“俗文学”对正统文学的一次成功的解构和背弃，“王朔现象”只是一个“点”，通过这个“点”应对当代的文学创作进行多元化思考。

参考文献：
[1]于伟,《浅谈王朔现象产生的原因》,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第2-3期,1994年9月。

[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王朔，《王朔文集2》，华艺出版社，1992年。

[4]王朔，《王朔文集3》，华艺出版社，1992年。

[6]王朔，《王朔文集自序》，华艺出版社，1992年。

[7]徐峰，《商业写作的生存要素》，选自《时代文学》，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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