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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土还是离乡？——劳动力地域流动和职业流动的关系分析英文标题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JEL Classification:ZZZZZ*摘要（200字左右）：本文利用农村调查数据，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两种出路：向城市迁移(地域流动)和从事本地非农业生产活动(职业流动)。

结果表明，与地域流动相比，在农村地区从事非农职业是一种更容易参与、成本较低的活动。

此外，两种流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生产活动的参与方面来看，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构成了乡城迁移的一种替代；从时间顺序上看，两种流动之间又存在着一种“互补”的关系。

关键词（2-3个）：劳动力流动迁移农村非农产业JEL分类号：2-3个。

一、引言(一级标题位置居中)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包括两个方面：地域流动(迁移)和职业流动(从事非农职业)。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的地域流动是先于职业流动的，或者两者同时完成。

然而在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职业流动却常常先于地域流动，这是因为中国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使得相当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脱离了农业生产活动，但却没有脱离农村地区，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种特有的现象：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城市化)与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并存，地域流动和职业流动并重。

由于沉重的人口压力和有限的耕地，中国农村的农业收入一直在很低的水平上徘*ZZZZZZ：ZZZZZ大学XXXX系/所/中心，电话：12345678900，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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徊，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土地的动机非常强烈。

但在改革过程中，大部分的城市企业都面临显性或隐性失业的压力，因此尽管农村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的劳动力，城市现代部门却无法吸收。

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农村推力巨大，但城市拉力不足。

这种情况下导致了农村非农产业的繁荣和发展(Fei，1989；Goldstein and Goldstein，1991；Yang，1996)。

这个产业对农村经济的主要贡献在于：(1)吸收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减轻了城市的压力；(2)提高了农村地区的收入。

这种劳动力流动的形式被一些学者概括为“离土不离乡”，在20世纪80年代为中国政府所采纳、推广，其主要思想是通过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非农产业，将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地区就地吸收(Banister and Taylor，1990；[引用两个作者的英文文献，用and将两个英文作者的姓连接起来，不要用汉字的“和”连接]Wan，1995)。

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农村非农产业视为在农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之外的第4个产业，可以说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流动是在一个4元经济展开的。

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两种出路，地域流动(“离乡”)和职业流动(“离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作用。

两种流动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它们的收益和成本上。

斯加斯塔(Sjaastad，1962)曾提出一种将流动决策视为一种能在时间上给劳动者同时带来收益和成本的投资战略。

收益可分为货币收益(如更高的收入)和非货币收益(如对新居住地的心理满足感等)。

同样，成本也包括货币成本(如交通费用)和非货币成本(如地域间在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心理压力等)。

斯加斯塔假设劳动者的目的是在他的职业生活中使其实际净收入极大化，也就是假设劳动者是在计算其现住地和所有可能目的地的收入流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迁移。

此外，按照托达罗(Todaro，1969；1997)的理论，迁移是劳动者对产业间收入差距的一种回应，然而这种差距并不是唯一决定迁移的因素，托达罗理论同时还强调迁移的成本，其中包括不稳定性成本，即就业概率。

收入差距和就业概率共同决定劳动力的预期收入。

以上这些迁移的模型同样也适用于劳动力的职业流动。

同乡城迁移一样，农村劳动力对非农业活动的参与也是受推力和拉力的作用，前者如土地的缺乏，后者如非农行业中相对较高的收益等。

然而，农村非农业活动的特殊性使得它的选择性又异于迁移行为。

有些研究(Ghatak et al.(引用作者超过两个的英文文献，用“et al.”，1996)表明，比较富裕的家庭由于具有更强的克服迁移障碍的能力，从而更多地选择向城市迁移；而较穷的家庭的成员则更倾向于在农村地区内部流动。

还有些研究(Zhao，1999)指出，一个外出劳动力对家庭收入的边际作用，即迁移的收益，远高于参与当地非农业活动的收益。

但是，如果将成本也考虑进来，迁移的净收益则不一定高于参与非农业活动的净收益，这是出于如下原因。

首先，对于参与本地的非农业活动来说，某些货币成本(如交通费、异地安家费)基本上可以忽略；而对于向城市的迁移者来说，除以上这些“自然”成本外，他们有时还必须支付一些额外的费用，如各种各样的管理费、各种证件的申办费等。

有学者(Zhao, 1999)指出，这些额外的成本有时可占到总成本的30%。

其次，对于参与本地的非农业活动来说，信息(特别是关于就业的信息)更加完备，这大大提高了获得职业的概率，从而增加了劳动力转移的预期收入。

再次，劳动力可以在参与农村非农业活动的同时兼顾家庭的农业经营，从而降低了转移的机会成本。

最后，向城市迁移通常面临较高的心理成本，这种心理成本来自于与家庭的分离、旅行的不安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等。

而对于参与本地非农业活动来说，这种心理成本几乎为零。

至于两种流动之间的相互作用，职业因素无疑在地域流动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迁移经常伴随着职业的变动，尤其对于从农村出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来说更是如此。

迁移的经历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或培训，可以增强农业劳动者适应陌生环境和各种职业的能力，拓展他们的眼界，而且来自迁移的收入也可为某些需要一定启动资金的非农业经营提供初始的资本积累，所有这些都能促进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

从相反的方向来看，职业的改变又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流动性，对非农业活动的参与能增加劳动者的收入，促进对新技术的学习，提高劳动力克服迁移障碍的能力，从而促进劳动力的地域流动。

总之，农村非农业活动在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由于农村非农产业吸收了相当一部分劳动力，缓解了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因此这种劳动力在农村地区的就地职业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跨地区流动的一种替代。

而另一方面，这两种流动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本文首先从参与各种生产活动的决定因素方面研究农村劳动力的地域流动和职业流动之间的差异，然后分析这两种流动之间的相互作用。

第二节介绍分析方法和数据；第三节讨论结果；最后为结论。

二、分析方法我们首先建立一个能鉴别迁移和农村非农业活动参与的决定因素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以研究两种活动的差异，然后介绍一个双变量非参数模型，以分析两种流动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不同活动参与概率的估计（二级标题的位置左对齐）设对于一个农业劳动者来说有3种生产活动可供选择：从事本地农业经营、从事本地的非农业活动和向社区外迁移，依次记为0，1，2，其中0代表当地的农业活动。

假设个人的参与决策由一个人效用函数决定：U (1) U(Y)（全文公式要统一编号）其中：Y 为收入，0>∂∂YU 。

假设j Y 为来自生产活动j (2,1,0=j )的收入，且劳动者参与生产活动的目标是使个人的效用极大化，则参与活动k 的概率可表示为： {}()2,1,0),(max )(===j Y U Y U prob P j k k (2) 设j Y 为一系列个人或家庭特征变量j X 的函数，即)(j j j X f Y =，则参与概率j P 可写为：)(Z P j Λ= (3) 其中：Z 为包括所有j X (2,1,0=j )的变量向量。

设3类活动的参与互不交叉，我们可采用多重定类Logit 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来估计个人i 对k 项生产活动的参与概率：,20k ij iZ k i Z j e P eββ==∑ 2,1,0=k (4) 将本地的农业活动取为参照组(即00β=)，我们可得到：,211k ij i Z k i Z j e P eββ==+∑ 2,1=k (5)其中：1，2分别表示本地的非农业活动和向社区外迁移①。

(二)两种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析两种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实质上就是研究两种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即一种事件的发生是否会显著地影响另一种事件发生的概率。

因为这两个事件可能发生于不同的时点，在时间顺序上有先后，所以不能用通常的计量模型来分析。

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的古诺和勒列弗(Courgeau 和Lelièvre ，1986；1989)从持续模型(duration model)的思想出发，提出了一种研究两个事件相互关系的分析方法：双变量的非参数分析。

我们考虑两个事件：迁移和从事非农职业，按这两个事件的发生情况，我们可定①参见Stark (1991)。

脚注每一页单独编号，用①②③④⑤等，不要全文编号。

义四个状态：(1)状态0为既未迁移，又未从事非农职业；(2)状态1为已迁移，但未从事非农职业；(3)状态2为已从事非农职业，但未迁移；(4)状态3为既发生了迁移，又从事了非农职业。

设在时刻t ，处于这4种状态的人数分别为：)(0t N 、)(1t N 、)(2t N 和)(3t N 。

设)(1,0t h 为在时刻t 由状态0过渡到状态1(即发生迁移)的瞬时概率；)(2,0t h 为在时刻t 由状态0过渡到状态2(即从事非农职业)的瞬时概率。

对于状态1中(即迁移已经发生了)的样本)(1t N ，我们可定义其过渡到状态3(即从事非农职业)的瞬时概率为)|(2,1u t h ，其中u 为迁移发生的时间。

同理，对于状态2中(即已经从事了非农职业)的样本)(2t N ，我们可定义其过渡到状态3(即发生迁移)的瞬时概率为)|(1,2u t h 。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4个瞬时概率。

图1描绘了样本在各状态之间的流动情况。

图1 迁移和从事非农职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图形标题在图形下方，图形外面不要边框在分析过程中，样本整体从状态0出发，随时间(或年龄)的推移，沿两条路径(即先迁移后从事非农职业，或先从事非农职业后迁移)流向状态3，直到调查的时点为止。

其中有些人可能停留在某个状态下，如已迁移，但未从事非农职业，则停留在状态1；既未迁移，又未从事非农职业，则停留在状态0。

在本文中，为简化问题，迁移和从事非农职业同时发生的情况被均匀地分布到4个变化方向上。

这个分析方法的基本思路为比较时刻t (或者说年龄t )的)(1,0t h 与)|(1,2u t h ，如果已从事非农职业的人的迁移瞬时概率)|(1,2u t h 与未从事非农职业的人的迁移瞬时概率)(1,0t h 相近，则说明迁移概率依赖于其年龄t ，而与其从事非农职业的经历u 无关，也就是说从事非农职业对迁移概率影响不大；反之，如果)(1,0t h 与)|(1,2u t h 的差异较未迁移 已迁移 未从事非农职业 )(1,0t h )(2,0t h )|(2,1u t h 已从事非农职业 )|(1,2u t h 2()N t 1()N t 0()N t大，则表明从事非农职业能显著地影响迁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