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研究雷家骕投管理学会修改稿

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的交互式分析①
雷家骕，张俊芳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4）
摘要：本文提出影响企业成长的二维影响因素分析模型，通过基于国内近200家企业的样本调查，采用因子分析法归纳出8个关键因子，作为影响企业成长的共性维度。

并采用方差分析在属性维度上对不同成长阶段、不同规模、不同行业、及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的成长性进行判别分析。

进一步采用多元方差分析探讨了两个维度的交互作用，得出企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及不同规模时期需要关注的决策重点，以期为我国企业的健康有序成长提供有价值的决策依据。

关键词：企业成长；因子分析；方差分析
中文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企业成长是企业内在素质逐步提升、外部价值网络逐步形成并优化、凭借合理的商业模式与竞争战略，在同行中逐步形成竞争优势的过程(雷家骕，2000>。

据统计，1970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到1983年已有1/3销声匿迹，1990——
2000年间超过1/2企业退出了500强的行列。

究竟是什么内在因素阻止了企业成长的脚步？企业成长模式是否有其共同特点？对不同企业而言又该如何抉择战略重点？这些问题不仅在企业界也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兴趣，早在1931年，法国经济学家Gibrat就在其代表作《非均衡经济学》中对企业成长与规模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1958年，Edith
Penrose出版的《企业成长理论》对企业成长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成为企业成长理论的基础性著作。

然而，正如Gibrat所认为，企业成长是一个随机过程，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过于复杂，无法对其准确预测和把握[1]。

为此，研究者们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研究，试图寻找影响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

本研究在对前人文献进行梳理的过程中，结合企业访谈，设计调查问卷，并取得了近两百家企业样本的调查研究。

与传统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试图构建出企业成长的二维影响因素模型，区分影响企业成长的共性因素与属性因素，并形成交互作用模型。

为此
①工程背景：2006年北京市软科学课题《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环境研究》；2007年国家公派留学基金工程<2007U02168）。

作者简介：雷家骕(1955->，男，陕西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创业研究中心副主任, Email:Leijs@。

张俊芳(1978->，女，湖南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Email:zhangjf.05@.
，本文首先对前人研究进行文献梳理，对影响企业成长的主要因素进行归纳；其次，提出我们的研究重点与研究假设，构建研究模型；第三部分是针对样本问卷的分析及统计，分三部分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得出本文的初步研究结论并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1 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的简要文献综述
企业成长理论一直是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企业成长本质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Adam
Smith的《国富论》(1776>中对企业成长的阐释。

而关于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晚，主要起于上世纪70年代。

通过对前人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我们发现由于强调的侧重点不同，迄今为止，关于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几类：
1.1企业战略与企业文化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自Schumpeter(1934>提出创新活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来，企业家在企业中的作用日渐突出，不少学者从企业家及企业战略层面考虑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

D.Storey(1994>从企业家、企业和战略3个方面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认为企业家的创业动机、行业背景及管理经验，企业的产业属性、地域位置及规模，以及企业的市场定位和出口导向等方面的因素共同影响企业成长[2]。

Cardozo(2000>通过文献梳理及对百余家企业的访谈，提出了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体系，认为企业缺乏战略愿景、创业团队的目标与风险偏好难以统
一、难以识别适中的经营规模等7个方面因素制约了企业成长[3]。

1.2融资、资本结构与信息披露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公司治理理论认为，不完备市场、以及信息和激励机制问题的出现会增加公司的外部融资成本，限制企业的融资能力，影响企业成长[4]。

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
Beck(2000>,
Levine(2000>以及Christopoulos和Tsionas(2004>的研究均显示，完善的金融系统能够促进投资的有效性和生产力，加速企业成长[5]。

进一步研究，Beck等人(2001>认为企业成长主要受到内部资金与短期负债影响，而外部融资影响较小[6]。

Ari Hyytinen和Mika Pajarinen(2005>在研究中指出，企业的过度成长必然会增加外部融资需求。

他们认为，有关企业信息的披露程度可以影响企业是否按照预期的速度成长，并为企业提供预期的、必要的融资市场选择[7]。

1.3技术、知识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从企业内部知识积累的角度探讨企业成长问题，将知识维度纳入到企业成长的因素当中。

Keld
Laursen等人(1999>将企业成长视为企业雇用、培育、激励员工的能力得到增强的过程。

他们从人力资本、企业及其部门层面对知识结构和知识流进行了考察分析，并将知识结构纳入企业成长模型[8]。

Audretsch和Lehmann(2005>在Gibrat定律中引入外部知识获取因素，通过德国281家IPO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外部知识获取对企业成长具有正相关性[9]。

Michael A.Hitt等人(2000>的研究认为，技术学习在企业取得竞争胜利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因为技术学习与企业发展、维持和开拓动态核心竞争力的能力密切相关[10]。

这些学者普遍认为企业成长是内生性的，其内在条件(资源、能力和知识>是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真正基础。

1.4产业特征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产业的性质、进入和退出壁垒、产业容量以及供求关系都会对该产业内的企业成长产生重要影响，而基于动态视角的产业演化对企业成长的作用十分复杂。

Marten
Goos(2000>从产业组织视角研究了劳动需求与企业成长、产业演化的关系。

他在Gibrat定
律的基础上，构建了企业用人行为与企业或产业特征之间关系的模型，分析得出了企业规
模、企业年龄和产业类型的差别，会增加或减少劳动用工需求这一基本结论。

Francesca Lotti和Enrico
Santarelli(2001>通过运用选择机制对一些产业内的企业演化进行了分析，发现在产业成长初期企业规模大小的数量分布很不规则，但一段时间后，不同企业的规模会彼此接近[11]。

1.5环境因素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企业是一种契约组织，是在某种情形下相对于市场更能节约交易费用时所选择的资源配置方式，其功能的完善与发挥要受制于特定的环境因素。

Thorsten等人(2005>用45个国家企业层面的调查数据分析了融资、法律和腐败是否对企业成长率产生实质性影响。

实证分析表明：小企业最易受到其影响；企业成长在发展中国家比在发达国家更多地受融资、法律制度和高腐败率的影响[12]。

Besnik A. Krasniqi(2006>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中小企业成长障碍主要源于环境壁垒，包括税收负担、不公平竞争以及不适当的融资方式。

也有学者从地理位置的角度考察了地域环境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其主要发现在于，知识密集型的集群环境更有利于促进企业成长[13]。

1.6风险与不确定因素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风险与不确定因素往往对企业成长产生不可预期的影响，只有那些对外部环境变化反应快捷且应对能力较强的企业才能够生存和发展。

Robert Lensink和Paul van Steen(2005>运用荷兰1097家企业的相关数据考察了企业成长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销售不确定性对不同类型的投资决策都会产生消极影响，劳动用工环境的变动也会对销售产生消极影响[14]。

Hyun Han Shin等人(2000>用托宾值Q来表示企业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Q会随着企业股票的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的变化而变化。

研究发现，相对而言，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更容易进入资本市场和获取风险管理的规模经济[15]。

我国学者在企业成长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最早对企业成长做出专门论述的学者杨杜，他的《企业成长论》(1996>一书，以“经营资源”为核心概念，从经营资源的数量、性质、结构和支配主体特征四个侧面来考察企业成长。

强调分析了构成企业成长理论之核心的规模经济、成长经济和多样化经济，以及它们的结合状态——复合经济[16]。

张林格(1998>对上述企业成长模式进行了修正。

他认为，仅有规模经济和多样化经营两维是不够的，应当增加企业竞争能力这一因素，并据此提出了三维空间企业成长模式[17]。

陈劲等学者(2001>对小企业成功关键因素进行了国际比较，实证得出市场努力、竞争者分析、行业及发展趋势、资金需求、业主经历及知识、区域6个方面因素是影响我国小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18]。

李新春等学者(2002>重点考察了企业家协调因素，从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实践显示，企业间经济或生产的协调实质性地表现为企业家而非管理型协调，企业家个人的社会网络关系或社会资本是企业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因素[19]。

张玉利(2001>认为克服企业成长的管理障碍需要从内外部两方面努力[20]。

其著作《小企业成长的管理障碍》结合天津市小企业成长的实证分析，对国内小企业成长的管理障碍进行了识别和归类。

2 研究问题提出与模型构建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到大部分学者主要从企业成长决定因素理论出发，归纳影响企业成长性的共性因素，这种做法往往忽视了不同类别企业间的差异；也有研究者将企业自身特征同时视为影响因素，而忽略了不同影响因素间的相互影响。

少数学者(N.C.Churchill 等人，1983[21]；邬爱其、贾生华，2003[22]>结合了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企业成长决定因素理论，指出企业成长的阶段性特征，这类研究已开始从二维的角度考虑企业成长影响因素问题，但研究中仅考虑到单一企业属性的影响，而忽视了不同属性间可能产生的交互影响。

本文进一步拓展了前人研究，构建出二维影响因素模型，从共性和属性两个维度分别考
察影响企业成长性因素，并且分析了两个维度间的交互作用，指出多种类型企业发展不同阶段的决策重点。

其中，关于共性维度的测度，我们采用大规模企业调查的形式，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其关键因素；而关于影响企业成长性的属性维度的划分，前人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2.1企业成长阶段
企业成长周期理论认为，可以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对企业成长性进行划分。

具有代表性的划分如，Steinmetz
L.L.(1969>在研究企业成长过程时，发现企业成长过程呈S形状，将其划分为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23]。

我国学者陈佳贵(1995>从企业规模变化的角度出发，将企业生命周期分为：孕育期、求生存期、高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和蜕变期[24]。

本文研究中，侧重于研究企业成长的过程性，尤其是能够在衰退期获得二次重生的企业是如何决策的，因此，我们重点考察企业创业期、快速发展期、成熟期与二次创业期四个阶段，并提出研究假设：
H1 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间成长性存在显著差异。

2.2企业规模
不少学者将企业规模视为影响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

对企业规模的影响目前尚没有定论，Gibrat认为，企业成长是一个随机过程，不同规模的企业成长率并不会因为规模不同而
有所差异。

Evans (1987a, 1987b>, Hall (1987>, Dunne and Hughes (1994>, Variyam和Kraybill (1992>,
Harhoff等人(1998>分别测度了不同国家企业规模与成长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成长性与企业规模间呈负相关关系[25-
30]。

另一些学者研究则认为，企业成长性与企业规模间存在正相关关系(Jovanovic, Boyan, 1982[31]。

Takehiko Yasuda, 2005[32]>。

在本文研究中，关于企业规模的划分与判别标准，我们分别选取了传统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划分方法，一是以企业年销售收入为代表的划分标准，二是以人员增长为代表的划分标准。

我们在研究中将两类标准分别作为考察对象，关注不同规模企业的成长性间存在的差异以及与影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效果。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 以年销售为判别的不同规模的企业间成长性存在显著差异；
H3 以企业职工人数为判别的不同规模企业间成长性存在显著差异；
2.3产业类型
不同产业类型的企业成长性可能存在差异，Audretsch等人(1997>比较了荷兰零售业与医药业，发现企业成长性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受到产业类型的影响[33]。

陶长琪(2003>认为高新技术产业成长性有别于传统产业，通过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分析，揭示了高新技术企业各成长阶段特点[34]。

本文研究中，我们重点考察信息业、制造业、服务业，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 不同产业的企业间成长性存在显著差异；
2.4所有制属性
尽管关于不同企业所有制属性的企业成长性的比较鲜有研究，但中国民营企业成长性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在本文中，我们重点考察三种所有制属性：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以及民营、私营企业，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5 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间成长性存在显著差异。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影响企业成长的二维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本文研究模型
Figure 1 Two-dimensional Model of Enterprise Growth
3 数据收集、实证分析及结果
本次调查研究历时5个月，分三阶段进行。

首先是样本企业访谈，共有十余家企业参与了深入细致的访谈活动；第二阶段是预调查研究；第三阶段为大规模调查活动，调查对象主要根据“随机兼均衡”原则选定，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198份，回收率为39.6%，其中有效问卷194份，总有效率达38.8%。

本次问卷填答人主要为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占总样本72.16%，年龄集中在30－49岁间，占总体67.8%，本科(含大专>学历占45.88%，硕士及以上学历达到54.12%，由此可见，我国企业领导者有向高学历、年轻化发展的趋势。

在有效问卷中，样本企业主要分布在北京(31.12%>、福建(16.84%>、山东(11.22%>、广东(7.65%>四省，其他地区占33.16%。

按企业所有制性质划分为国有企业(43.81%>、外资企业(23.71%>、民营、私营企业(29.9%>及其他(2.58%>；按企业所属行业划分为信息业(26.29%>、制造业(36.6%>、服务业(29.9%>及其他(7.22%>；按企业成长阶段划分为创业阶段(9.33%>、快速发展阶段(41.45%>、相对稳定阶段(47.15%>、二次创业阶段(11.4%>；按以在岗职工人数划分规模的企业划分为100人以下(22.68%>、100-500人(27.32%>、500-2000人(20.1%>、2000-
5000人(10.82%>、5000人以上(19.07%>；按以年销售收入为标准的企业规模划分为1000万元以下(15.26%>、1000-5000万(17.89%>、5000万-3亿(26.84%>、3亿-
10亿(16.32%>、10亿以上(23.69%>。

总体上，不同类型企业分布较为均匀，回收问卷情况基本达到预期目标。

实证研究分为三部分：首先，在文献梳理和企业访谈的基础上设计问卷，通过样本调查，采用因子分析法得到影响企业成长的共性因子。

其次，构建企业属性维度，采用方差分析法判别企业成长性的内在属性影响因素。

第三部分考察两个维度间的交互作用，通过多元方差检验共性影响因子在不同类型企业中的作用差异。

3.1共性维度——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
根据现有文献研究及预调查研究，我们设计了49项与企业成长相关的影响因素，请参与调查的企业领导者根据企业自身实际情况对符合程度用7级量表打分，问卷分析由SAS 9.1及SPSS 13.0进行统计。

(1)因子分析适用条件检验及影响因子提取
SPSS软件提供了因子分析适用性的KMO和巴特莱特(Bartlett's>球体检验。

研究中的K MO检验结果为0.886，远高于0.5的最低判别标准；Bartlett检验通过，拒绝相关系数矩阵为
单位矩阵的零假设。

因此，估计样本组通过检验，并且因子分析效果良好。

进一步，我们采用SAS
9.1软件的因子分析和数据处理的过程，得到各项影响因子及其贡献率(略>，其中，特征值“>1”的因子共有8项，累计贡献率为84.09%。

因此，我们选取了8个因子替代原有的企业成长影响因素，解释了84.09%的信息量，解释力度较好。

(2> 因子分析结果及其经济学解释
为了更进一步解释因子意义，采用Varimax对其进行旋转并得出因子负载矩阵(略>。

通过因子负载矩阵，我们将评价指标按负载权重重新归类，归纳出影响企业成长的8类关键因素，并赋予经济学意义。

其主要包含指标及因子贡献度见表1。

表 1企业成长的关键影响因素指标
Table1 The key factors which affect business growth
根据各评价指标分类可以看出，第一类评价指标主要用于反映企业文化与战略能力，我们称之为企业文化与战略因子；第二类评价指标主要用于反映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学习能力，称为技术创新能力因子；其后的因子依次反映了企业市场把握与应变力、融资与资本结构、企业组织与风险管理、生产管理能力、产业结构与战略联盟以及环境与政策影响共8类因素。

根据每个因子贡献率，得出企业成长性评价的因子贡献函数模型：
①
3.2属性维度——不同类型企业成长性差异的方差检验
这部分研究用以验证模型中提出的5条假设，以判别影响企业成长性的企业内在特征。

我们以企业成长性评价的因子贡献函数模型①作为因变量，分别采用单因素与多因素方差检验判别方法进行检验。

(1>单因素方差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检验得出5类企业成长性差异的显著性分析结果(见表2>。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成长性存在显著差异，以销售收入划分的不同规模的企业成长性存在显著差异，而以职工人数划分的不同规模企业、不同产业类型企业、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成长性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对企业属性而言，企业成长阶段和企业规模(以销售收入划分>是影响企业成长性的更为本质的因素。

表 2不同类型企业成长性的单因素方差检验
Table 2 Single-factor variance test of enterprise attribute
注：**为样本在5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样本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对不同成长阶段企业而言，企业在二次创业期的成长性最好(0.132>，其次是快速发展时期(0.063>，而在初创时期的成长性最差(-
0.239>。

对不同规模企业而言，企业的成长性随着规模的增大而递增，对年销售收入3-
10亿的大型企业而言，企业成长性达到0.098，而小型企业仅为-
0.237，但当企业年销售收入超过10亿以后，其成长性反而略有下降(0.091>。

这在某种程度表明，大企业更易获得发展的规模效应，但过于庞大的企业往往受到增长的限制。

(2>多因素方差分析
进一步，我们采用多因素方差检验企业成长阶段与企业规模(以销售收入划分>两者间是否存在共同作用。

分析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的总效应显著，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成长性存在显著差异，而不同企业规模的企业成长性以及两者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见表3>。

结果表明，在企业规模相同的情况下，不同成长阶段企业的成长性存在显著差异；而对于相同成长阶段的企业而言，不同规模的企业成长性并没有显著差异。

表 3企业成长性影响因素的双因素方差检验
Table 3 Multi-factor variance test of enterprise attribute
注：**为样本在5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样本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整体而言，企业成长性同时受到共同影响因素与企业自身特征两个维度影响。

进一步研究将考察两个维度间的交互作用，寻找造成企业成长性差异的内在原因及各阶段决策重点。

3.3交互作用——企业特征因子与共性因子间交互作用的多元方差分析
根据前文研究，这部分将重点考察企业成长阶段、及企业规模(以销售收入划分>这两类属性维度与共性维度间的交互作用，对其他情况下的交互作用仅做概括性分析。

(1> 企业成长阶段与企业成长共性因子间的交互作用
对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而言，无论是单因素还是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均表明，企业成长性存在显著差异。

我们进一步采用多元方差分析，以提取的8个关键因子作为因变量，统计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企业成长因子总效应影响显著。

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各因子的评价均值统计如下。

表 4不同企业发展阶段的各项影响因子均值统计
Table 4 The means of evaluation values for factors in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整体而言，各因子得分在企业的创业阶段出现显著差异，在成熟稳定阶段得分相对集中，且处于均值水平；而在快速成长与二次创业阶段，由于企业面临着快速成长与重要变革，各项分值均显著提高。

横向比较各因子发展趋势，融资与资本结构因子在企业初创时期的重要性最高，而随着企业走向成熟稳定重要性下降，但到了二次创业时期再次成为企业重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市场应变能力因子同融资与资本结构因子的趋势相同，但重要程度均有所减弱。

企业创新能力因子在初创时期的重要性非常低，但随着企业成长重要性呈上升趋势。

进一步分析，我们对各项影响因子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了比较(见表5>。

可以看出，在创业阶段，企业最为关注的因子为企业融资与资本结构，其次是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以及相关政策环境的影响，而很少考虑其他影响因素。

而对于快速发展阶段而言，各项影响因子的重要性均得到了显著提高，企业尤其关心其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与获取战略联盟的能力。

成熟与稳定阶段的企业，各项因子权重均有所下降，并且因子间差异不明显，企业主要关注自身生产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而其融资需求处于相对下降的地位。

最后，对于二次创业的企业而言，各因子权重明显提升，企业尤其关注环境与政策对企业的影响以及企业风险管理能力。

表 5不同企业发展阶段的各影响因素重要性比较
Table 5 The comparison of importance for factors in different enterprise stage
(2> 企业规模与企业成长共性因子间的交互作用
对不同规模的企业而言，我们采用了同样的检验方法。

研究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企业成长因子总效应影响显著。

其中，微型企业与大型企业及巨型企业间差异性显著，其不同规模企业的各因子的评价均值统计如下。

表6不同企业规模的各项影响因子均值统计
Table 6 The mean statistics for affecting factors of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