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小说创作路向选择的文化意义

2020年第8期
第36卷 (总第476期）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JILIN PROVINCE
No.8,2020
Vol.36
Total No.476萧红小说创作路向选择的文化意义
刘爱华
(吉林省教育学院报刊社，吉林长春130022)
摘要：萧红创作伊始是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的，她以对阶级、民族压迫下北方人民“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的冷静叙述 成为左翼文坛的一颗耀眼新星，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不小的冲击。

全面抗战爆发后，萧红没有随主流作家群前往革命恨据地，而是选择去了香港，并在那里创作了《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后花园》等不同于以往的重要作品，无论是文化内蕴还是艺术风格都日臻成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创作品位和艺术风格，形成了独特的“萧红体”，而这与鲁迅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萧红；小说创作；鲁迅;路向选择；文化意义
doi： 10.16083/ki. 1671-1580.2020.08.002
中图分类号：1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1580(2020)08—0006—09
当年萧红没有随以丁玲为首的西北战地服务 团前往革命根据地延安让人匪夷所思，甚至人们认 为她之所以选择去香港是因为与萧军的分道扬镳 有关。

在人们眼里，她与萧军的分手不仅仅是作为 人生伴侣共同生活的结束，同时也是创作理念、文 学思考产生分歧的重要昭示。

自此，萧红与萧军走 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和文学创作之路。

萧红做 出这样的选择当然跟萧军有关，在情感上萧红对萧 军是难以割舍的，毕竟萧军在她人生最危困不堪之 际解救了她，说萧军是她的救命恩人丝毫不为过，而且也正是萧军带领她走向文学创作之路，让她找 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人生根基，从而也使得她在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留下绚丽一笔,其笔下独特的东北地 域特色和独特的表达方式更使其成为文坛不可忽 略的重要存在,甚至可以说她文学创作的独特风格 至今无人能够模仿，也当然无法被超越，因为这世 上只有一个萧红。

在我看来，萧红离开萧军，固然是 因为对萧军一次次情感背叛的失望，也是因为两人 在人生道路和信念选择上不同，在面对民族危亡时 刻萧军最想做的就是投笔从戎，亲赴前线参加抗 战，而萧红认为萧军这样做太鲁莽太英雄主义，她 认为萧军作为作家的作用比做一个游击队员的作 用更大，所以她劝阻萧军放弃去打游击的想法，而 萧军认为国难当头，七尺男儿理应走向战场。

看似 简单的留（打游击)与走（撤离），实际上说明了两人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

因此，两人的分手是一种必 然，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偏偏这时端木蕻良出现 在他们的生活里，填补了萧红情感上的缺失，使其 获得了自我认同，因此萧红情感的天平渐渐倾斜，终于在西安与相伴六年的萧军分手。

那时萧红也不 过27岁。

萧军行伍出身，性格粗犷豪爽仗义,深得朋 友信任，而端木蕻良文质彬彬，性格内向怪异，比较 自我，相比之下，大家在情感上更认同萧军。

因此，在周围朋友眼里，萧红离开萧军是一种错误选择。

萧红的这一选择其实并不突然。

她在少年阶段 求学时就读过鲁迅的作品，而且在从青岛逃往上海 之前便与鲁迅取得了联系，并将自己的作品寄给了 鲁迅，希望鲁迅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由于青岛局 势有变，萧红与萧军不得不逃离青岛，而他们要前 往的地方就是上海。

从此，他们的人生展开了另一 番景象。

在鲁迅的帮助下，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相继出版，“无疑地给上海文坛一 个不少的新奇与惊动”，因为是“那么雄厚和坚定，是血淋淋的现实缩影”。

[1]每逢和朋友谈起，鲁迅也 总是更加赞赏萧红，“认为在写作前途上看起来，萧 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

[1应该说，萧红创作的起点 是颇高的，《生死场》出版的时候，鲁迅为之作序，认 为《生死场》关于“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 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12]胡风也为之写 了“读后记”,称“这是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
收稿口期:2020~05—08
作者简介:刘爱华（1964—），女,黑龙江双城人，吉林省教育学院报刊社，编审，博士。

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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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颤响，飘着光带，在女性作家里面不能不说是创 见了”，[3]众星捧月般将萧红推向文坛。

从此，萧红一 发不可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小说和散文，也渐渐 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创作个性。

作为作家的萧红名气越来越大,本应春风得意 之时却陷人了与萧军的情感危机之中。

为摆脱痛 苦，萧红离开仅仅居住了一年半的上海，只身远赴 日本。

没想到就在她蛰居日本的半年中，鲁迅先生 逝世，对萧红来说，在精神上一如祖父的鲁迅的离 世对她的打击是巨大的，从此失去了人生和灵魂的 导师。

半年后萧红回到上海，可惜与萧军情感上的 裂痕却越来越大，她先是离家出走，之后北上北平，借以逃离痛苦的现实。

回到上海不久，“卢沟桥事 变”爆发，萧红情伤未愈便又踏上了颠沛流离的旅 途。

就是在这次旅途中，二萧分手，萧红辗转奔波 于武汉、重庆，最后飞抵香港，在那里度过了短暂人 生的最后两年。

也是在这次行程中萧红没有听从大家的建议 前往延安而是去了武汉让大家感到困惑甚至产生 质疑，一方面大家对萧红与萧军的分手感到遗憾和 惋惜，另一方面大家普遍对端木蕻良印象不佳，认 为萧红即便要与萧军分手也不该选择跟端木蕻良 在一起，因为萧红自己也曾对人抱怨端木蕻良是个 “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 势的”。

[4i也许萧红知道大家对端木蕻良颇有微词所 以也随声附和,也许萧红真的看到了端木蕻良的一 些弱点，但端木蕻良一定自有其魅力足够吸引萧红，否则萧红不会不顾大家的异样目光而飞蛾扑火 一意孤行，但对萧红来说，选择与端木蕻良在一起 确实是一种赌注般的冒险。

事实上，萧红与端木蕻 良在一起生活后陷入了另一种烦恼中，萧红不仅要 照顾端木蕻良的日常起居，还要处理他惹下的一些 人事纷争，同时在自己创作的同时还要替他抄写稿 件……显而易见，萧红的婚后生活并不像她期待的 那样温馨甜蜜，甚至将死之时端木也不在身边，因此大家更对萧红当初的选择感到痛惜。

事实上，萧 红是否选择跟端木生活在一起，与她不去延安的决 定并不相关，端木只是为萧红提供了一个契机，或 者说端木对彼时的萧红来说是一种借以离开的方 式或依托。

只是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于把所有的过 错归咎于端木，归咎于萧红的错误选择，但实际上，萧红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选择的，而决定了她的 选择的根本原因在于她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指向。

1938年4月29日下午，在胡风提议创办的刊物《七月》（胡风提议刊物的名称叫《抗战文艺》，萧红 觉得这个名字太一般，因为当时正是“七七事变”，因此提议叫《七月》）编辑部召开的“现时文艺活动 与《七月》”的座谈会上，当多数人争论作家是否应 该上战场的时候，萧红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 的。

现在或是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 类的愚昧。

”[5]而且针对当时非常流行的“战场高于 一切”的说法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想法：“胡风对于 他自己没有到战场上去的解释，是不是矛盾的？你 的《七月》编得很好，而且养育了曹白和东平这样的 作家,并且还希望再接着更多地养育下去。

那么，你 也丢下《七月》上战场，这样是不是说战场高于一 切？还是为着应付抗战以来所听惯了的普遍的口号，不得不说也要上战场呢？”[5]萧红认为在战时每 个人都各尽其能，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对抗 战最大的支持，并不一定无论什么人都一定要上战 场。

可见，即便在战时这一特殊时期，萧红也没有放 弃理性的独立思考。

而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显然 是不合时宜的，周围的人也当然不能理解此前一直 站在时代风口浪尖上以阶级民族革命斗争的需要 为创作宗旨的萧红，为什么突然改变了自己的创作 指向，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强调作家的“人类属 性”，主张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据好友髙原回忆,他从延安到武汉后找到了萧 红，当时萧红怀有身孕，但囊空如洗，生活窘迫，在 “文协”打着地铺，睡在楼梯边的地板上，高原见状 心情沉重，显然他也是对萧红与萧军分手而与端木 结婚是有看法的，他批评萧红在处理自己的生活问 题上太轻率，不考虑后果，不注意政治影响，犯了无 可挽回的严重错误，萧红对此很反感，说他从延安 回来学会了几句政治术语就训人。

16]萧红在没有离 开武汉之前，舒群也曾经屡次劝说她到延安去，但 她不肯接受他的建议，两人甚至为此整整争吵了一 夜，舒群说萧红“一向愿意做一名无党无派的民主 人士”。

[7]由此可见，当初萧红没有选择去延安，也没 有选择去西安并不是因为萧军要去那里，而是她要 保持一个自由者的身份，或者说她要保持一个纯粹 作家的身份，以一个中立、客观的作家身份继续进 行创作，哪怕被误解，被孤立，被批评，被指责。

如果 说在“作家”名称之前加上“女性”这一性别身份是 萧红无力更改的现实,那么其他附加身份则是她可 以掌控的，甚至是可以拒绝的，她追求的就是作家 的这种“人类属性”，因为她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 “人类的愚昧”。

可惜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她一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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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大家的理解和认可，而这也应该都在她的意 料之中吧。

虽然萧红强调作家的“人类属性”，执着于自己 纯粹的自由作家身份,但她并没有忘记“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实际上，抗战爆发以来，萧红便先后写 作、发表了为民族抗战高呼呐喊的《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窗边》《小生命和战士》《火线外》等作 品，即使是在怀有身孕颠沛漂泊之际，她依旧完成 了几篇短篇小说:《汾河的圆月》讲述了战争导致平 凡人普通家庭分崩离析的忧伤故事，《旷野的呼喊》叙述了儿子瞒着父母借着给日本人修铁路的机会 而破坏日军铁路的故事，《朦胧的期待》细腻描摹了 佣人李妈送心上人金立之上前线抗战的心理活动，《莲花池》讲述了爷爷为了养活孙子去做盗墓贼甚 至去做汉奸但终不能得尝所愿的悲凉故事，而《孩 子的讲演》则讲述了抗战服务团中一个只有9岁的 小团员的故事，这几篇小说直接表现了侵略和反侵 略的题材和主题，另外两篇作品《山下》和《逃难》虽 然没有直接写抗战主题，但也是以抗战为背景展开 故事叙述的。

与此同时萧红还写了散文《放火者》《长安寺》《寄东北流亡者》，即便是到了香港之后，萧红以重病之躯还创作了小说《北中国》，讲述了耿 大先生和耿太太苦等抗日儿子而不得的悲凉故事，发表了《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以及《九一八致 弟弟书》。

其实，萧红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怀一刻也 没有从心中消失，她牢记着鲁迅的“不必问现在要 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

萧红始终在尽一己之 力为抗战高呼，为民族呐喊。

在1938年1月中旬胡 风于汉口主持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有些作家认为 只有直接上前线参与抗日活动才能写出真正的抗 战作品，当时萧红就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我 看，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

譬如躲警报，这也就是 战时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我们上前线 去被日本兵打死了，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

”[8i 萧红从来都是十分看重生活的，无论是现时生活还 是往昔生活，在她眼里，一切都可以成为创作的题 材。

同时萧红也认为“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 感熟习起了，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

但 这多少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把握的”。

[9]这是萧红 对自身创作经验的体会和总结，如果急功近利，为了紧随形势去写一些应景的东西，是不会写出打动 人心的作品的。

当初萧红和萧军向鲁迅先生请教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作品，而鲁迅当 时回答说:“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

”[1〜萧红最熟悉的题材当然是呼兰河的生活，而 且是童年记忆中的呼兰河的一切。

事实上，萧红最为精彩的作品正取自她熟悉而 又倾注心血创作出来的题材，也来自其最得心应手 酣畅淋漓地奔涌而出的生活。

后期创作的《后花园》《小城三月》《呼兰河传》《马伯乐》等作品完美地实 现了她的创作理念的呈现，她不仅剥去自己身上的 所有附加身份，同时也剥去笔下人物身上的各种外 在身份，将人物置于宏远的历史图景中，潜人到人 物最深层的文化历史心理渊源处，剖析和挖掘了民 族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特质。

集体无 意识作为一种典型的群体心理现象无处不在，并一 直在默默而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思想 和行为，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就是封建社会下所形成 的集体无意识的牺牲品。

而萧红无疑承继了鲁迅的 思想精髓，只是在当时的抗日救亡主流意识形态下，她的这种超越自己所处时代的创作理念和创作 路向是不可能被同时代人所理解的，因此受到同时 代人的质疑甚至批评和谴责也就在情理之中。

但随 着历史长河的流逝，经过大浪淘沙，萧红作品的文 学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穿过历史迷雾，终于 跃然于世人眼前,闪射出耀眼的光芒。

如今，萧红的《呼兰河传》《小城三月》《桥》《后 花园》《家族以外的人》等都成为中小学生的必读书 目，而选人小学语文课本的《火烧云》《我和祖父的 园子》都节选于萧红的代表作—
—长篇小说《呼兰 河传》，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也被节选入初中语 文课本。

此外，《学诗》《小团圆媳妇》《饿》等也曾被 选入一些版本的中小学语文课本。

几乎所有接受中 小学教育的学生在语文课本上至少阅读了三篇萧 红的作品。

《呼兰河传》被教育部列入小学生110种 阅读指导目录。

这也从另一角度印证了萧红当年选 择的深远意义。

只是对萧红来说，这种认同来得太 迟了，就像她临终前对生命表达出的不舍和不甘，本来她还可以创作另半部《红楼》的，可惜“半生尽 遭白眼冷遇”，但假如她在天有灵，看到几十年后人 们对她的理解、认同和赞美，相信她也终会释怀的 吧。

当我们认真解读萧红的创作以及她明确表达 出来的创作理念，我们发现萧红创作的深层内蕴并 不是空穴来风。

其实，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就说他 的作品“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 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u]当时萧红和萧军 从青岛选择逃亡去上海也正是因为鲁迅在那里，因为鲁迅是一面大旗，可以指引他们走向充满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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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也许当时年轻的萧红并没有意识到她的创作 乃至她的人生都会与鲁迅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也 不会想到从此会与鲁迅结下不解之缘。

在鲁迅逝世 后人们所写的大部分纪念文字里，独有她的回忆文 章让人们看到了鲁迅平凡家常鲜活生动的一面。

聂 紺弩在很多年之后回忆：“对于鲁迅，她有很独到而 精辟的看法，出乎我的意料。

”[12]其实感到意外的应 该不仅仅是聂绀弩一个人吧。

但恰恰是萧红以其独 特的视角和独特的表达方式让人们看到了另一个 陌生而又熟悉的不一样的鲁迅。

萧红一定是细细研读了鲁迅的小说，否则她不 会写下这样的感悟：“鲁迅的小说的调子是很低沉 的。

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是动物性的，没有人 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而鲁迅却自觉 地和他们一起受罪。

如果鲁迅有过不想写小说的意 思，里面恐怕就包括这一点理由。

”[2]正因如此，萧红 在创作中有意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靠向鲁迅，她 曾经将自己的《生死场》与鲁迅的小说进行了对比，她说:“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的奴 隶，一切主子的奴隶。

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

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 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 于同辈之间。

我的人物比我高。

这似乎说明鲁迅真 有高处，而我没有或有的也很少。

一下就完了。

这是 我和鲁迅不同处。

”m鲁迅可以居于高处俯视他的人 物，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她自己可能仅仅是个旁 观者和记录者，她也心怀悲悯，但她忽然发觉自己 可能比她笔下的人物更值得悲悯，她发现自己似乎 没有资格俯视她的人物，因为她的命运已经与她笔 下的人物的命运纠缠交错在一起，无法高屋建瓴地 悲悯这些麻木愚钝的众生了 d旦这也从另一角度证 明了她的创作与鲁迅是一脉相承、血脉相通的，因此钱理群才断言“和现代文学的宗师鲁迅最为相知 的”是“最年轻的萧红”，他们“有着最亲密的文学血 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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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萧红的艺术才华很早就被鲁迅发现和 赏识，鲁迅曾不只一次地谈及于此。

读到萧红初到 上海创作的《小六》文稿时，鲁迅说:“做得好的—
—
不是客气话—
—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 作家的作品大两样。

”[14]在同朋友们谈起青年作家 时也认为“在写作前途上看起来，萧红先生是更有 希望的”。

m鲁迅在与斯诺谈话时也说萧红“是当今 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 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 时间早得多”。

[161可以说，鲁迅对萧红的小说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对萧红的创作才华也毫不吝惜溢美 之词。

可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女 作家还没来得及写出更多的作品便在战争逃难的 颠沛流离中去世，年仅31岁。

高晓松曾经说，如果萧 红能活到老太太的年纪，文学成就一定会更高。

这 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不仅鲁迅盛赞萧红，另一位著 名批评家胡风也不止一次地对萧军说：“她在创作 才能上可比你高，她写出的都是生活，她的人物是 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活的。

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 我们产生共鸣，好像我们都很熟悉似的，而你可能 写得比她的深刻，但常常是没有她的动人。

你是以 用功和刻苦，达到艺术的高度，而她可是凭个人的 天才和感觉在创作……”[|7据说当时萧军听了这话 还很不服气，毕竟是他将萧红领进文学的大门，在 他眼里，萧红可能不过是他门下的一个学徒吧。

胡 风说萧红的人物都是“活的”，是“动人”的，而这正 是文学作品所应具备的能打动人心的最根本属性。

毫无疑问，鲁迅对萧红人生和创作所产生的影 响是巨大的，如果说是萧军引领萧红走上文学之路，那么鲁迅则是萧红人生和文学之路上的灯塔和 指南，并指引着萧红一■步步攀向文学高峰。

对鲁迅 来说，萧红也许只是他的众多后辈之一，而对于萧 红来说，鲁迅却是永不陨落的太阳，一直照耀着她 的生命。

萧红在这耀眼的光芒照射下一路向前，义 无反顾。

萧红不仅视鲁迅为长者，更将其视为智者。

看 似日常简单的叮嘱在萧红那里都成为行动指南，也 因此鲁迅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哪怕是与鲁迅相关 的一个小小的物件都映进萧红的眼里，刻在她的记
忆深处，她甚至认得出端木蕻良家里的拖鞋就是她 在鲁迅家曾经穿过的拖鞋……可以说，后来的萧红 能一直在寂寞、孤独、悲凉和痛苦的煎熬中笔耕不 辍，写了《呼兰河传》，写了《小城三月》，写了《后花 园》，写了《马伯乐》等等，正是因为鲁迅一直在她的 心里陪着她，支撑着她，让她面对苦难生活而不畏 惧，不退缩。

年轻的萧红虽然一直身体虚弱，被各种 病痛折磨，生活拮据清苦，但她的内心是顽强的，因为她的心里住着伟大的鲁迅，也正因此，萧红才最 终能“以自己年轻的女性之躯跋涉过漫长的道路，以自己女性的目光一次次透视历史，之后，终于同 鲁迅站在了同一地平线，达到了对历史、对文明、对 国民灵魂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大彻悟”。

M鲁迅在 萧红的生命中如此举足轻重，以至萧红生前留下这 样的遗愿:死后埋在鲁迅先生墓旁。

萧红是寂寞的，但也不是寂寞的，因为她的世界里有鲁迅先生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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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而《呼兰河传》正是萧红对鲁迅的最崇高的致敬。

谈到鲁迅对青年人的帮助，萧红曾问鲁迅：“您 对青年们的感情，是父性的呢？还是母性的呢？”当时鲁迅回道：“我想，我对青年的态度，是‘母性’的吧！”％也许人人晚境，心境也更趋平和宽厚吧，晚 年的鲁迅对青年们尤其是从东北沦陷区逃亡而来 的青年确实是像母亲一样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 和帮助。

后来罗烽、白朗、达秋、黄田等也都先后逃 到上海，与萧红萧军一起形成了一支颇有影响力的 东北作家群。

鲁迅不仅帮助萧红度过了生活上的难关，更重 要的是打开了萧红的视野，让她走进光怪陆离五彩 斑斓的文学世界。

应该说萧红是幸运的，文学创作 伊始，她就认识了鲁迅，并在鲁迅的介绍下认识了 茅盾、胡风、叶紫等作家和评论家，应该说萧红从创 作一开始就站在了比别人更高的起点上。

从这个角 度来说，出道即巅峰，用来形容萧红也许不算太过 夸张。

因为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萧红因此也会少走 很多弯路，从最短的路径直接站在了鲁迅这个“巨人”面前。

事实上，萧红也的确自觉地传承了鲁迅的 思想精髓并通过自己独特的文学表现方式呈现出 来。

但萧红不是一个盲目的追随者，她深刻挖掘了 鲁迅构建的文学图像世界并深度洞悉鲁迅的精神 内核，并用自己的生花妙笔让这种精神内核呈现出 “活的”“动人的”姿态。

萧红同鲁迅一样也写了一些 “自在性的”“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的”人物，描 摹了历史惰性下的乡村自然人文景态，同时萧红也 写了鲁迅作品所缺少的东西，“那是群众，那是集 体”。

[12]正因为描摹了群体众生相，萧红面对乡人的 愚昧无知、面对村夫村妇对生命的漠然无视也才更 加痛彻心扉吧。

事实上，萧红之所以执着于描写“人类的愚 昧”，其目的同样在于“揭示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 意”，而不同于鲁迅的是，萧红以活脱伶俐的笔法, 以“无意识无主名杀人团式的群体”n8]全面地展示 了我们民族普遍的生存现实和非正常心理，对历史 惰性的挖掘和思考使作品具有了历史深度和超时 代的文化意义。

鲁迅在谈到创作《阿Q正传》这一小说的初衷 时说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的”,是要“暴露国民的弱点的”。

二十年后，萧红也立下 豪言：“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而且至少在长 度上超过他！”萧红是执着的，也是倔强的。

后来她 果然写出了“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的“一篇叙事诗，一幅 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2°]般的《呼兰河 传》，“以平静、凄婉、细腻的笔调，真实而感人地再 现了作者的童年时代，东北农村黑暗、板滞、贫困、愚昧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家乡人民身心 痛苦的深切同情，对两千多年来因袭下来的封建势 力与习俗的控诉，并且对造成人们精神上沉重的负 累和可怕的惰性进行了无情挞伐”,[2|:显而易见，无 论是在思想内蕴上还是在艺术表达上,《呼兰河传》都与《阿Q正传》有神似之处。

萧红的创作选择其实从来都不是孤立无援的，在她之前已经有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鲁迅、老 舍、张天翼、沙汀等作家，而萧红延续了这一创作指 向，以更加摇曳多姿的独特表达方式使揭露国民性 这一主旨愈加丰满灵动。

从这个角度来说，萧红是 领悟并传承鲁迅小说风骨精髓的最得力作家，说她 是鲁迅麾下的一名忠实干将也毫不为过。

萧红在 《致许广平书》中说：“我们在这里一谈起话来就是 导师导师，不称周先生也不称鲁迅先生，你或者还 没有机会听到，这声音是到处响着的，好像街上的 车轮，好像檐前的滴水。

”[1°]萧红在早年艰难的求学 过程中读的最多的就是鲁迅的作品，之后投奔鲁 迅，并在鲁迅的帮助下在上海立足发展，因此说鲁 迅是萧红真正意义上的导师并不言过其实。

读过萧红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你找不到 其他小说中常见的男主或女主，也找不到贯穿始终 的性格鲜明的某个人物形象。

萧红在进行创作时总 是喜欢泼洒笔墨，信马由缰般漫不经心地掠写着一 个个牲畜般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男人女人。

从小说的 整体来看，这些男男女女都是一个个短小的插曲，虽然各有其自身的命运脉络，但并不能形成一个完 整的形象构建。

而当把这一个个男人女人的个体拼 合在一起时我们才恍然领悟萧红对民族惰性的整 体考量与深刻批判。

鲁迅通过截取乡村的一隅及其 中人物来画“沉默的国民的魂灵”，萧红的目的也同 样是为了揭露人的愚昧，但不同的是她把鲁迅作为 背景的乡村包括猪狗马牛跟生活在其中的乡民一 起置于镜头前，互为注脚。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用 广角镜头摄下了呼兰小城芸芸众生相的全景图。

《呼兰河传》没有一以贯之的中心形象，也没有一环 扣一环的故事情节，同样也找不到其他作品中常见 的贤夫良父和贤妻良母，萧红完全摒弃了小说中所 谓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相反，她笔下出现的大 多是在污泥秽土中苟活的人群，他们“看不见什么 是光明的，甚至于根本也不知道”，他们糊里糊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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