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背景下舆论和舆情的关系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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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背景下舆论和舆情的关系辨析
作者:金旭阳
来源:《传媒》 2017年第19期
摘要:舆论和舆情二者的关系一直以来都受到学界关注,二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在全媒体背景下,社会大众信息接触渠道增多,公众交流意见、分享情感的平台多元化等因素,都催促着舆论和舆情二者关系的改变和发展。
基于数字技术的进步,媒介环境和社会语境发生
突破性的改变,让舆论和舆情不再局限于“舆情是舆论的初始状态,而舆论是舆情的升华表现”的简单联系。
在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交织传播过程中,舆论和舆情在概念厘定、传播过程和
发展走向等方面,逐步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界线模糊、内容粘连状态。
关键词:舆论舆情信息传播
公众意见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数字技术创建出网络平台后,公众意见开始通
过舆论或舆情的形式表现出来。
舆论和舆情虽然在网络虚拟空间里产生,但最终却作用于社会
公众的现实生活。
而媒介技术将公众意见翻新为舆论和舆情的同时,也为二者在社会发展中的
变化和成长创造新的可能。
一、同源、牵连:舆论和舆情的概念厘定
“舆论”一词在中国有着较深的文字渊源,古时的“舆”字指车厢或轿,“舆人”则是推
车或抬轿的人,在随后的语意演化中,“舆人”逐渐取得了“众人”的含义。
但在现代社会,
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出发,舆论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
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
比较于舆论的词源,舆情则侧重于泛指公民社会中的公民意见,
即“在一定的公共社会系统中或空间内,民众主体围绕相关共同关注的客体事件产生的态度和
意见及这种态度和意见的发展和变化情况,尤其是指相关大多数人对社会管理层面及政治价值
取向的态度,是他们表现出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的总和”。
在西方,“舆论”被称为公众意见,它连同“舆情”“民意”会溯源到同一个英文单词,
即“Pu b l i cOpinion”,针对这一词源问题,已经有学者尝试从词汇学的角度出发对三者进行概念的厘定,以期能够获得更为全面的、有深度的理解与表述。
一般情况下,不少学者会将
舆论视为某种共同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公开表露,是实现社会调控的制约力量,而将舆
情看作是民意的一种综合反映。
但实际上,二者的定义范围要远远超过对民意本身或其形成规
律的概括,在现实应用中,它们的讨论焦点通常集中在描述民意作用于社会政治层面的规律。
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出发,结合数字技术丰富媒体形态、改变社会公众媒介习惯,媒介环境和
社会语境持续变化的现状可以看出,舆论和舆情正在逐步打破以往界线模糊问题,在全媒体背
景下产生新的特点和研究意义。
二、模糊、变化:舆论和舆情的界线浮动
从传播群体的角度而言,无论是舆论还是舆情都处于社会公众情感与态度不断变化的流动
状态中,但是二者的出现形式和群体性质稍有差异。
舆论通常来自于发出某种意见并导致在社
会形成广泛议论的社会组织或舆论人群体,这些社会活动的主体出于适应环境、实现目的和维
持生存价值的需要,不断制造舆论,从而成为社会的舆论源。
而舆情的出现点比较灵活,既可
以是在一定团体中工作、学习、活动的人,通过自由地、长期地集合在一起讨论自己的观点,
最终形成一致的意见;也可以是因为由突发事件引起的,让之前不认识的人无预期地相聚一起
持有相同观点。
根据话题的凝聚力和群体的集合力可以看出,舆论群一般会以固定形态为主,
其成员形成一定的友谊关系,具有强大的聚合力。
因舆情而聚集的群体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
群体成员作为当事人自愿发表完见解后又随即各自走开的“围观”现象比较常见。
德国女传播学家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在《沉默的螺旋》中,对社会公众和舆论的关系曾提到“个体生活在共同的基础之上,并从被周围的观察中解脱”。
鉴于移动媒体的广泛应用,
舆论的发源地逐步转移到以个体为单位的“公共领域”中,通过类似微信、微博这样的交流软
件将亲友、同学或生活在统一组织的人集结在一起,为舆论发生提供平台基础。
而舆情通常会
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并且容易被舆论吸收,于是持有相同意见和观点的独立个体,在各种
社会范围和场合中有意无意地聚集在一起,逐步形成共议的意识状态并成长为“舆论圈”,与
此同时,个体在各个区域中的交互活动,例如,通过自己的账号分享图片、新闻等行为,又会
推动各个舆论圈以辐射的方式互相连环、向外扩展。
舆论圈的出现标志着讨论的个人意见转变
为社会意见的态势雏形初现,并且正在形成整体的社会知觉,而这成为舆论主体在社会讨论中
逐步吸纳舆情主体成为舆论参与者的开端。
但是社会公众作为个体开始掌握信息传递主动权的
同时,网络信息的安全隐患和网络言语暴力现象升级等问题可能带来的舆论风波,应当得到更
多的关注和适当的管理。
从传播内容的角度来看,舆论所表达的意见或态度是多数人趋于基本一致的意见或态度,
并且通常伴随着热点问题。
而舆情的意见、态度可以基本一致,也可以具有差异性,它既可能
涉及热点问题,也可能是一般问题。
在大众媒介为主要传播模式和网络媒介盛行的初始阶段,
舆情大多被应用其狭义内涵,即民众受中介性社会事项刺激而产生的社会政治态度;但是数字
技术的发展使得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体成为民众自由发表观点和看法的主要平台,使得舆情
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具备无差别、多层面的内涵和传递途径。
而舆论多属于浮动意识,舆论主体
的共同意志通常伴随着非理性和浅层化的特点,加之舆论的形成、发展以及对人的影响不容易
受到外界强力的破坏,这让舆论主体的态度在无形中强化了他们所发表的意见。
在不同的舆论圈内,参与者会把个人获得的事件和意见进行人际传播,不断纠合出新的舆
论圈,而舆论圈中意见和情感的相互交流、渗透以及彼此间的借鉴和补充,最终会形成意志合力,这就促成信息传递形成动态的信息流,即“舆论流”。
社会公众对于事物的议论和评价由
一地向另一地,经常产生“现在—过去”到“现在—明天”的流动状态。
例如,个人接受他人
的观点虽然受个人愿望支配,但是在众人集结的场合中却容易受大家意见的支配,在连续不断
地意见传递中,接受方会因为自身的主动性对舆论流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这也正是舆情
在人际传播中无法与舆论完全区分开的条件之一。
从传播效果的角度而言,舆情更多论及公众意见的可见或不可见的形成与流动,重在过程;而舆论则主要体现在显性的公众意见集合带来的结果和传播效果。
任何舆论和舆情的传播扩散
都离不开社会公众,而今的媒介条件更是凸显受众的主动性和主导力,社交媒体不仅是公众彼
此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和情感沟通的平台,也是众人发表意见的阵地,从而容易衍生出“群言堂”的舆论状态。
以往舆情区别于舆论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在于舆情包含不可见的公众意见,但是数
字媒介创造的交流平台使得舆论的表现形式得到完善和丰富,逐步延展传播过程和发展空间,
如出现潜伏于分散的、无组织的公众中的“潜在舆论”。
在此前提下,舆情或舆论形成的过程
中开始出现许多影响其发展的因素,例如,群体压力容易让群体成员在态度与行为上形成一致,从而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出现盲目的、无意识的从众现象,这就极易导致非理性舆情态势的发生。
在泛化的数字媒体平台中,无论是舆论还是舆情,都表现出一种流动意识的运动形态。
“人们的共同议论总是由隐到显、由弱到强、由近到远,呈现出人类浮动意识变化的环状波动
曲线”,这种生理上的理解能力和反应能力也促使社会公众了解舆论动态、把握舆情发展的行
为产生。
舆论通常体现在传播效果中,也会因为传播力度和关注度的不同而产生高潮和低谷。
虽然不同地区对同一种意见具有不同的时差和声势影响,但是信息渠道是否畅通和意见领袖活
跃程度也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此外,社会公众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接受意见的数量、距离,能力的差别和不同等级的反应程度,也会使意见在传播中出现不同的隐显、强弱程度。
三、吸收、转化:舆论和舆情的发展走向
舆情的整体包容性强过舆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渗透度和兼容性较强,但这也使得舆情在公众进行意见、情感交流时更容易被吸收。
在多元化的媒体平台中,舆论让一种意见在极短的时间内向周围更大的范围迅速而大量地传播。
移动媒体多向、快速的传播模式可以迅速扩大信息的流动空间,让社会公众在同一时间内就能接受同一种意见,逐步将它发展成有影响力甚至是破坏力的意见融合。
最初的舆论因为种类少、流量小、信息零散,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呈现出平稳状态;后期伴随着舆论流量的增多,不同的意见、情感和态度充斥着社会公众所接触的流动空间。
简单来说,某一信息在媒介平台中产生,在社会空间里成长运动,然后通过社会公众之间的意义交往和情感交流,最终实现“让意识流以舆论的形态在社会中流动”。
印象、情感、信念、态度、见解等因素既是影响舆论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舆情发展的基本因素。
在媒介平台中这些因素贯穿于整个信息传播的过程。
虽然个人是发表社会意见的行为主体,却不是发表个人意见的主体,蕴含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价值的个人意见,通过社会群体的信息交流构成社会共同体反映社会的一致意见。
在数字媒体平台中,舆论和舆情的产生和流动过程,从最初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到网络媒体点对点的爆发式网状联结,再到当下数字媒体的多元传播路径,二者相互吸收和相互转化的态势愈加明显。
四、结语
舆情的涉及范围比舆论更为广泛和全面,而舆情的爆发力和冲击性却不及舆论的影响力强势;虽然舆论和舆情之间的界限因媒介环境和社会语境的改变而逐渐模糊,但是仍存在着更深层次、更为复杂的影响因素有待观察。
虽然有关舆论和舆情关系的研究正在深化,但是仅限于理论研究的层面是不够的。
在实践应用方面,对于舆论的定量分析和舆情的量化统计,尤其是在政府对社会公众舆情的把握和引导方面,依然需要更多的数据分析来探讨适用于我国国情的应用方案。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文学院。